有关国民性若干问题的探讨

小傲娇

国民性

中国

劣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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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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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

旁观

有关国民性这一问题，从近代以来，就在文学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对于国民性这一问题就有了各种批判。从严复、梁启超开始，中国知识分子就开始逐步认可了西方国家对中国国民性的各种批评，到胡适、陈独秀、鲁迅等，对于这一问题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更激烈的批判，随后又有李大钊、钱玄同、林语堂等人竞相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毫不留情的批评中国人的弱点。那么国民性这一问题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呢？提出这一问题的时代背景和动机又是什么呢？

所谓国民性，是指国民共有与反复出现的精神特质、性格特点、情感内蕴、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等的总和，是一种较为稳定的心理—行为结构。国民性是一国大多数人的文化心理特征，即在价值体系基础上形成的稳定的性格特征，梁启超在1923年《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说：“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件件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是不可能的，件件要求全人格的觉醒。”他们认识到，革命需要民众，需要具有德、智、学的广大国民的支持。故而陈旭麓先生说：“历史的惰性寄生于多数人之中，所以，只有多数人观念的改变才能战胜历史的惰性。”只有大多数人的思想觉醒了，中国才能真正改变。

第二：时局的紧迫。二十世纪的中国在列强的瓜分下已面目全非，而清政府却一直屈辱求和，慈禧的一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更是表达了清政府奴颜和谀态，而这却不是一种个人现象。随着义和团被镇压，不论是革命派还是改良派，热忱爱国者，无不为之痛心疾首，促进了新的民族觉醒。秋瑾在《宝刀歌》里说：“北上联军八国众，把我江山又赠送，白鬼西来做警钟，汉人惊破奴才梦。”显然，亡国灭种的压迫感使他们批判的奴性与旁观，促使他们去唤醒新民新国魂。

第三:西方文化的影响与刺激。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侵华，中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沉重的耻辱一步步摧毁着他们的心理防线和自尊心，从此中国再也抵挡不住西方的入侵，西风东渐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启蒙主义思潮在中国开始风行。改良和革命两派的文章，几乎全发表于日本或由留日归来者所撰：有关改造国民性的文章，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启蒙思想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我想这也许是因为日本与中国的历史非常相近，历史情感让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心灵上有了共鸣。

二十世纪改造国民性这一思潮的根本原因在于历史的影响，八国联军的入侵，半殖民地的深化，使得中国有志之士不得不另寻救亡图存的道路，他们强烈感受到民族的孱弱和劣根性对社会变革的阻碍，迫使他们不得不从思想文化、艺术等诸多方面进行启蒙，这种峻急的心态使他们有种“化大众”的意识。

鲁迅在与好友许寿裳探讨时就提出了三个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而在《呐喊·自序》中又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壮，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随后，他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说：“说到‘‘为什么‘‘做起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此外林语堂也说过：“为国与为人一样，当就往坏处想，勿专谈己长，才能振作，有人要谈民族文学也可以，但是夸张轻狂，不自检省，终必灭亡，最要紧的是研究我们的弱点何在，以及弱点之来源。”所以要想改造国民性，必先梳理中国人身上的种种劣根性。

那么中国国民性中都有哪些弱点呢？1894年，亨·史密斯在《中国人的气质》一书中列举了中国人爱面子、勤俭、保守、孝顺、慈善等26种性格特点，虽然有些不免偏颇，却也点中了要害。

在中国，梁启超是最早从事这一工作的，他在《中国积弱溯源论》道出了的“奴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等。随后又在《新民说》中进一步对其进行了阐释，抨击了“奴性与旁观”，所谓奴性，即奴隶性格，包括无权利和自由思想、无国家意识、盲从古人、迷信天命，是国家积弱之源。至于旁观，也是中国人的性格，是“国虽大而必亡”的原因。

而作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的鲁迅，在他的一系列作品中，更是对病态的中国社会的人的种种缺陷、弱点进行了入目三分的刻画。他细数了中国人的民族劣根性，在《灯下漫笔》中批判了中国人的“奴性”，他说：“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中国的历史其实是在“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二者中更替，对于老百姓来说，只希望能在“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生活。而在《再论雷锋塔的倒掉》批判了“自私自利、无公德心”等缺点，他说：“岂但乡下人之与雷锋塔，日日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的奴才们，现在正不知有多少！”而“奴才式破坏者”的眼中只有自己，所以他的所作所为只能利自己，而不能利人民。而在《论睁了眼看》提出了“怯弱”“懒惰”“巧滑”“自欺”，而方法就是“瞒和欺”。在《阿Q正传》中指出了另一民族劣根性：“精神胜利法”，批判了中国人自我安慰、自欺欺人的缺点。在《呐喊·自序》和《示众》等一系列作品中批判了“看客心态”等等。随后，叶圣陶在《潘先生在难中》刻画了一个是事事忌前怕后的知识分子形象；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批判了典妻制度；老舍的《二马》、《猫城记》《离婚》等作品中也刻画了一群保守愚昧、得过且过的老派市民形象。在《骆驼祥子》中揭示了祥子在肮脏龌龊的城市环境中逐步堕落的过程，批判了他不敢正视现实、自欺欺人等劣根性。改革开放后，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中塑造了陈奂生在自认吃亏后慢慢觉得比别人强，因而得意起来，以此得到精神上的满足。 王小波在杂文集《沉默的大多数》中，审视了国民性，更加理性的揭示出了中国人身上所存在的种种了劣根性。在《救世情结与白日梦》中，作者回敬了那些怀有“救世情结”的“国学家”的蛊惑宣传，他拿老百姓常说的“罐子里养王八，养也养不大”作比喻，尖锐地指出:“儒学的罐子里”同样“长不出现代国家”;又说“四书五经再好，也不能几千年地念;正如口香糖再好吃，也不能换着人地嚼。这项事业需要走的路还很远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