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郏县5.3枪击事件始末

大盛

1974年4月2号，我们脱下学生装以知青的身份下乡到郏县的薜店公社，由郑州八中四年级的一，二，三班在公社以西六里地的地方组建了一个青年队。到了四月底，从未离开过家这么长时间的少男少女们再也耐不住了，一群一群的急不可待的奔向郑州，目的只有一个一一回家。 在家住了几天，过了“五一”，聊补了思家的心愿，5月2号晚上，几个班的一，二十个同学汇集到了郑州火车站，准备乘坐郑州一一襄樊的火车去临汝（现在叫汝州市），再从临汝拦车一路向东回到队里。那天，从一上火车开始一路上遇到了很多不顺的事情，后来想想，这也许就是在预示着要出什么大事了。我们一群人刚挤上车，就因争抢座位把一个旅客给打了。旅客哭着把乘警叫来，乘警先是查票，我们当然没有买票，乘警就让我们补票，一群人就你一句我一句的给他“讲理”，其实就一个意思：我们是刚下乡的知青，没有钱买票。送我们的刘刚等人也在车下大声的呼应说：“问他们要工分不要”。乘警看我们是知青，也拿我们没有办法，只好说，老老实实在这里坐着，不要再找事了。列车在急驶，钻山洞的时候，我想探出头去看看山洞是什么样的，刚把头伸出窗外，一股强劲的气流呼的一下就把我的军帽给掀飞了，这让我心里十分窝火。列车到达临汝站是5月3号凌晨两点多，停车两分钟。列车到站时，大家都在睡觉，听到列车员在喊叫，临汝到了，我们都慌忙着叫醒大家，慌忙着在行李架上拿东西，又慌忙着赶紧下车，因为下车人多，还没有下完人，发车的时间就到了，列车员要关车门，这个时候，还有几个同学没有下来呢。下了车的同学一边阻止不让关门，没有下车的同学又挤又推的总算都下来了。在清点人数和清理所带东西的时候，人倒是没有少，但所带的东西却少了一些，林班长的一个书包和几个同学的东西都落在车上了。 出站后，我们来到候车室，打算在那里休息几个小时，等天亮了再去拦车回队（那个时候路上的车少的很，不像现在车水马龙的）。这时有同学说饿了，想找地方买点东西吃。于是，我和樊小民，阿龙还有三班的苏伟四个人扛了两根“白蜡扞”棍往县城去了。转了大半个县城也没有找到吃的，只好饿着肚子回火车站去找大部队。可我们在候车室及周边找了半天也不见他们（后来知道，我们刚走他们就碰巧拦到了一辆车，先走了）。这时，天也快亮了，我们四人又穿过县城，到县城东出口去等着拦车。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四班的一群同学，四个男同学，四，五个女同学，我们就汇合到了一起等着拦车。 七，八点钟的时候吧，终于等来了一辆车，我们把它拦了下来。一看，这是一辆很特别的客运汽车，车头和卡车头一样，车身却是一个像大厢子一样的东西，黑呼呼的，两侧各有一个小窗户，车门是在后面的，有两扇门。售票员打开车门，我看到，车厢里的前面和两侧都是长条椅，还有一些低矮的小马扎。车厢前面有一扇玻璃，透过它能看到前面的驾驶室。像这样老掉牙的厢式客车我真还是第一次见到。等了半天才来了一辆车，大家都急匆匆的上了车。售票员问我们去哪里，我们说去郏县，他说这是临汝的车，不去郏县。我们就说那你就往前开吧，你啥时候不往前走了或者拐弯了我们就下来了。这时候我注意到售票员已经不高兴了，恼火的说到，哪有你们这样坐车的，来找事的吧，买票！我们当然还是那一套，俺是知青，没有钱买票。售票员是一个30多岁的壮汉，看着就像是一个历害的主儿。他是不愿意“输”给在他眼里是一群毛孩子的城里娃的，于是，他扯着嗓子叫喊着，我才不管你知青不知青的，赶快买票，不买票就滾下去。他的叫喊声把司机也吸引了过来。司机也是一个30多岁的人，身体壮壮的，穿的衣服油油的。“下去，下去，不买票就下去，这不是你们猖狂的地方。”司机也跟着叫喊。这时候同学中有人小声说，别理他，车一开就没事了。司机和售票员见我们不理他们，气呼呼的说：“真他妈是一群土匪，走，把他们拉到公安局去”。然后就看到他们关了车门，锁车门时还骂骂咧咧的。听到要把我们拉到公安局，心里都有些慌，因为我们身上都有刀子呢。我们几个男同学赶紧把刀子拿出来，都交到四班一个女同学手里，这个女同学（后来知道她叫王小芸）用手娟把刀子包了起来放到书包里。停了一会儿车才开动，但并没有掉头往县城的方向走，仍然是向东，往郏县的方向开去。但是，这个举动并没有让我们放心，因为，从刚才司机，售票员对我们的态度上，语气上，表情上，我们可以读出他们是不可能心甘情愿的就这么算了的。车行进了一段时间后，缓缓的停在了路边，从小窗户望过去，车停在了一条土路旁边，公路两边都有村庄，路边也站了一些干农活的村民，从车厢前的玻璃望去，司机和售票员都下了车，在和路边的村民们说着什么，还不时的指点着我们坐的车箱。他们经常在这条路上跑车，可以看出，他们认识这些村民。又过了一会儿，听到迎面的路上有停车的声音，透过车厢前的玻璃看到，停下来的是一辆大卡车，从车上下来几个人和售票员，司机在交谈着什么，也往我们这里指指点点的。从这个架势上来看，他们是在召集人，然后一定要来找事的。车门锁着，也下不了车，我们几个急促的商议着应对办法，我说，打一架看来是避免不了啦。苏伟说，快把刀拿出来，我们几个男同学也都伸手向王小芸要刀。王小芸紧抱着书包，一脸害怕的样子：“不能拿刀，不能拿刀，会出事的”。也就在这个时候，车门被打开了，我看到车下面站了一大群人，司机和售票员一人拽一个，把坐在最靠车门处的两个男同学拉下了车，嘴里在叫骂着，看到有同学被拉下车，我们都纷纷跳下车去。开始是互相推搡着，你拽住我的胸襟，我揪住你的衣领，但很快的就演变成了拳打脚踢，一场群殴开始了。从场面上看，对方打的历害的只有那么几个人，其他人就像拉偏架一样，或抱住我们某个同学，或纠缠住一个人。在混乱的打斗中，我看到了那个售票员，在我眼里，就数他最坏。他正在路边和一个男同学打斗。我奋力挣脱了纠缠着我的村民，向他跑去，快到他跟前时我跳了起来，一脚踹到他的侧后背上，那个售票员一下子骨碌到路边的沟里。我大声喊叫着，快把棍子拿出来。应该是苏伟和阿龙吧，跑到车厢里把我们带的两根“白蜡杆”棍子抽了出来。他们看到我去追赶那个售票员，也都跟着追了过去。售票员从沟里爬起来，看到我们在追他，吓的跑进路边的麦田里，我们就在后面追。跑了有个几十米吧，迎面碰到了一片坟地，他正好摔倒在一座坟的旁边，我们也都追了上来，看到这个情况，那个售票员也怂了，再也不威风了，跪在地上，两只手握在一起高举着，嘴里大声叫着，饶了我吧，饶了我吧。我看见旁边有一个用来烧纸的瓦盆，拿起来往他头上砸去，瓦盆在他两只高举的手上摔碎了。其他同学也跟着你一棍子我一脚的打了他一顿。然后我们就往公路上走去。我看到，人越来越多了，把公路堵的严严实实的，有一辆往郏县方向的大卡车也被堵在了人群外。上了公路，我们攥着棍子想找那个司机和刚才打我们的人，但已经看不到了，一定是隐藏在人群里了。我们当时正在气头上，找不到要打的人，就把气都撒在了那两辆车上。拿着棍子一阵乱打，两辆车上的所有玻璃都被砸烂。我记得很清楚，樊小民从一个村民手里夺过一把“三齿耙”，把我们坐的那辆厢式客车的汽车大灯一个一个的砸碎，又用三齿耙使劲的砸向车头，三个大铁齿深深的嵌在车头的铁皮里，拔都没有拔出来。发泄完后，我们爬上了开往郏县方向的那辆大卡车，司机按着的车喇叭发出刺耳的响声，人群也都主动的让开一条路。车向着青年队的方向奔驰。我们都瘫坐在车箱里，没有人说话。一会儿，苏伟用手摸了摸头，一看手上全是血，衣服上也看到了血，这时候他才感到了疼痛。问他怎么回事，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是怎样受伤的。我想，一定是在混战中被打伤的吧。四班的几个女生不住的在说，吓死我了，吓死我了。车到“前塚王”，四班的同学都下了车，回他们下乡的队里了（四班是单独一个班为青年队，在我们队西边十几里处）。又剩下我们四个人了，我们商量着，先不回队里，到公社卫生院给苏伟的头包扎一下。车路过青年队我们没有下车，直奔六里地外的公社卫生院去了。

给苏伟包扎好头上的伤口，我们四人出了卫生院，想去街上的小卖部买包烟。这时我们看到，在小卖部附近的路边上停了两辆大卡车，车上站满了背着枪的像是民兵的人。我心里还想呢，这是干什么的，这么多民兵，还背着枪，有啥事吧。我们从两辆车的旁边走过，在小卖部里买了烟，出来后就往公社西边走，准备边走边等着过来的车辆，然后拦车回队。走到离站满人的那两辆卡车约百十米的地方，就听到后面有异样的骚动，回头看去，卡车上的民兵正呼呼啦啦的往车下跳，还指着我们喊叫着，就是他们，抓住他。街边商铺的人说，他们是来抓你们的吧，快跑吧。我脑子里立刻出现了刚才打架，砸车的情景，这一定是来追赶我们的人，我想，他们三个也应该想到了吧。来不及多想，更来不及商量，不知谁喊了一声，快跑，我们四人飞也似的跑了起来。不能沿着公路跑，那样能看到我们。于是，我从街边一所房子旁边的小过道穿了过去，出现在眼前的是大片的麦田和几条宽窄不一的乡间小道，在前方约两公里处有一个较大的村庄。我疾速地奔跑在田边不宽的土路上，不一会儿，身后就传来阵阵的叫喊声：“站住，站住，再不站住就开枪啦”。我回过头，看到有一大群民兵拿着枪急速的追赶过来，我也加快了脚步。片刻，枪响了，能听出来是很多支枪的声音，子弹头磨擦空气发出嗖嗖的悦耳的声音，在离我头顶约十几米的地方掠过，一阵接着一阵。我没有理会，继续奔跑。离前面的村庄已经不远了，忽然，从村庄里传来急促的长时间敲钟的声音，我想，这一定是村里的队长，民兵们听到了枪声，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是在紧急集合吧。我边跑边观察了一下四周，追赶我们的民兵也就只有几十米的距离了，我的前面只有阿龙一个人，樊小民和苏伟已经和我们跑散了。我定了定神，对阿龙说：“阿龙，别跑了”。我们停下了脚步，我气喘吁吁的说，不跑了，看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了。因为从刚才的枪声可以判断出，他们开枪也是有顾忌的，不敢对人打。很快，一群民兵就冲了过来，一窝蜂的扑到我们跟前，几个人冲向阿龙，用绳子把他五花大绑了起来，正准备绑我的时候，跑过来一个手持驳壳枪的人（他应该是这伙民兵的一个头了），冲到我面前，枪口对地，说了一句让我终生难忘的话：“我代表人民”。接着，枪响了，感觉声音很大，先是感到脚上猛地震了一下，接着是一阵酥麻，我低头一看，一股鲜血向上喷射着，星星点点的血液散落在干燥的土地上。我的怒火也随即被点燃了，奋力的想挣脱他们，嘴里也高声叫骂着。这伙民兵也许被眼前的情景给惊着了，迟疑了一下，才推着我们俩往公社走去。也许是我受伤了吧，他们并没有捆绑我。我边走边想，这一定是从临汝追过来的民兵，他们有可能把我们带到临汝去，那样就麻烦了。当我一瘸一拐的来到公社街里，并没有看到那两辆卡车，这伙民兵也在张望着找车。这时过来两个人，他们耳语了一番，然后带我们往公社大院走去。进了大院，我看到院里已经站了很多人，两辆卡车也停在院里，这时，我提着的心也安稳了下来。他们把我推到卡车的侧面，下面两个人托着我，车上两个人抓着我的肩膀，一下把我拽到了车上，摁坐在车箱里。我一看，樊小民和苏伟被五花大绑的就坐在我对面。我看他们一个个神情凝重，表情严峻的样子，就对着他们笑了笑，说：“没事，别怕”。他们看到我还在流血的脚，问道：“这是咋回事？”我说：“他妈的，让那个混蛋给打了一枪‘’。“疼不疼？”“不疼”。这时候我才注意到，我的鞋已经被血染红了，裤腿上也布满了斑斑血渍，鞋上有一个洞，血还在流着。~~车的周围站满了人，都在纷纷议论着刚才发生的事。有一个人说的话让我记忆犹新。他说：“呀！，你们是没有看见，我可是都看见了。那一帮子人拿着枪追那俩学生（当地人对知青的称呼），就像当年小日本追游击队一样。”我们几个听到后相视一笑。我的心里也莫名的涌起了一股自豪和正义的感觉。

在车上待了很长时间，原来在车上的一群临汝民兵也不知了去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到了晚上，青年队的王全喜队长告诉了我事情的经过，我才知道。原来，在两辆载满临汝民兵的卡车停到公社街里，打听我们去向的时候，因为太扎眼，就有人给公社领导通风报信了。不久又听到了密集的枪声，公社的人都跑了出来。当看到先期被抓住的苏伟和樊小民时，一问是咱公社的知青，随后又得知一个知青被枪打伤了，公社的领导就不干了，找到他们带队的头头，不准他们把知青带走，并让他们把车先开到公社大院里。公社还立即电话通知了青年队的书记，队长，让他们立刻到公社来。临汝一方说，这几个人在临汝境内打人砸车，他们是来抓坏人的。公社的领导说，他们是我们公社的知青，不管出了什么事，都应该由我们去解决和处理。双方又各自请示了自己的领导，等待指示，这才耽误了不少时间。这是在咱的地盘上，他们只能同意咱的意见。 随后，青年队的书记和队长都上了车，把绑在他们三个人身上的绳子解开，同时上来的还有两个医生，简单的问了我几句后，脱下了我的鞋，剪开了袜子，查看了一下伤口后做了简单的包扎。然后阿龙和樊小民回青年队，我和头部受伤的苏伟还有书记，队长换乘一辆车，直接把我们拉到了县委大院。 书记和队长去开会了，我和苏伟在楼下等。看到墙边有几棵伐好的粗大树干，苏伟搀扶着我坐了上去。我把受伤的脚跷到另一棵树干上，以防止更多的流血。不知道消息是怎么传出去的，一会儿功夫，我们身边就围上来了数不清的人。对着我们指指点点的，小声嘀咕着。有一个人说的话我记得很清楚，他说：“你看，他们多像当年13军的人。”后来经询问才知道，13军是国民党在解放战争时期驻扎在郏县的一支部队，军部就设在县城，当地的百姓对他们印象深刻。我和苏伟当时都穿着一身军装，身上又都有伤，所以才把我们比做是13军的人。 时间不长，就把我和苏伟送到了县医院，由队长王全喜陪护。他把我搀扶到二楼去处理伤口。说实话，从子弹打到我一直到县医院处理伤口前，我都没有感到太疼，但在处理伤口时却让我疼痛难忍。我是伤在了右脚内侧，子弹从踝骨下侧斜着射入，从脚底穿出，留下了一个弹道洞。医生先是在伤口周边按了又按，确定没有伤到骨头，然后用一根牙签粗细的铜丝，上面穿着一条带药水的窄窄的纱布条，试探着将铜丝穿过子弹留下的弹道洞，然后把铜丝抽出，留下那根带药水的纱布条，拉着纱布的两端来回摩擦，疼的我满头大汗，紧咬牙关，这样的方法反复了几次，直到医生认为已经消毒彻底才用纱布一缠一绕的包了起来。那一刻，真让我体会了一把战场上伤兵的痛苦。医院按照县委的指示，妥善的安置了我们，给我们仨专门开了一个单间。队长说，放心住下吧，县里说了，吃的，住的，治疗伤的费用都由县里拿。 第二天早上吃完饭，队长扶着我去换药，刚走到院子里，就碰到了咱们二班的少男少女一大群同学来看望我。见到同学们，我像是受了多么大的委屈似的，眼泪差点掉了下来。在这远离家乡的地方，又刚刚经受了一次大的遭遇，见到同学们，真像是见到亲人一样，让我内心激动不已。见到我，同学们都围了上来，问这问那的，特别是第一次面对一群女同学，还真让我有点不好意思了。想想在八中的时候，男女同学都不说话，现在下乡了，大家的心自觉不自觉得都靠拢在一起，心贴的更近了。这一次温暖的看望，让我终生难以忘怀。

到医院看望我以后，林班长带领同学们来到县委，在大门的柱子上张贴了一张昨晚赶写出来的“告全县人民书”，然后又跑到县知青办，好好地跟他们“理论”了一番。接着又在县城买了排笔，墨汁，纸张等，在县里最热闹，人最多的地方刷写了很多标语，其中一条我印象最深刻。这是林班长亲手写的“严惩5.3惨案凶手‘’。这条标语是写在县城十字街旁边供销社的一幢房子的墙壁上的，房子的窗子以下是用水泥，大沙砌的墙裙，用稠黑的墨汁刷写上去，不但醒目，显眼，还长年不褪色。1994年4月2号，班委召集同学们聚会，庆祝毕业，下乡20周年，第二天又专程回访了郏县青年队。在县城，在供销社的那面墙壁上，事隔20年了，那条标语仍然清晰可见。林班长因为在“5.3”枪击知青事件中的“突出”表现，还被县里记录到“黑名单”里了（被监控人员名单），差一点因为此事而影响林班长参军。 在医院住了有七，八天吧，开始的两天很是热闹，各方领导一拨接一拨的来探望，慰问。有县里的一个付县长，有县知青办，有许昌地区知青办（当时郏县归属许昌地区），有洛阳地区知青办（当时临汝归属洛阳地区）。记忆较深的是洛阳地区知青办一行人，其中有一位付主任，态度还算诚恳，交谈的也顺畅。我又讲了一遍事情的原委，又着重强调了此次事件发生不怨我们，做为知青，我们只是坐车没有买票（当时，知青坐车不买票在社会上逐渐成了规矩），挑起打架事端的是临汝的那个客车售票员和司机，先动手的也是他们。付主任说，你们在临汝境内打架，砸车后，县民兵指挥部就接到报告，说是有人拦路截车，手持凶器，打伤了多人，还把车辆给砸了，现正往郏县方向逃窜，说的很严重，民兵指挥部才派人追赶的。你说的情况郏县知青办已给我讲了，看来事情不像他们说的那样，他们也是有责任的。这次事件的情况，我会如实报告给省里的。不管怎么说，临汝民兵开枪打人总是不对的，何况你们也不是什么坏人，是知青嘛。我说，最可气的是他开枪打我的时候竟然说“为了人民”。他算老几啊，他有什么资格代表人民啊！他们一行人都哈哈笑了起来，付主任说，还有这事，他们没有告诉我。你也别再计较了，再怎么说也是人民内部矛盾嘛。他们来时，还把一串在打架时弄丢的钥匙送还给了我。 在县医院的几天里，行动很不方便，到哪都是一只脚着地，另一只受伤的脚蜷起，一蹦一跳的。有时扶着墙蹦，有时跳几步就要找棵树或什么的扶一扶。队长说：“行军，别乱跑了，你那天流血太多，需要好好调理，好好休养”。好吧，在屋里好好待着吧。躺在床上，“5.3”那天发生的事反复在我脑海里出现。说实话，当几十个拿着枪的人在追赶的时候，当子弹哼着小曲似的从头顶滑过的时候，当看到喷射的鲜血染红土地的时候，那一刻，我真的没有感觉到害怕，也没有慌张，回想起来，还有些别样的自得，像是在我的人生中画了一个优美的，别人不曾有过的特殊符号。想起那一刻，头脑中总盘桓着一个词一一枪林弹雨；想起那一刻，真觉得有惊心动魄的样子，再想起那一刻，倒让我有些担心了，此事会影响我以后的人生吗？我不敢去想，也不愿去想，管它呢，反正也不怨我。就这样，一颗年轻的心哪，总是荡漾着熳妙的稚幻，新鲜，刺激的感觉在血液里舞荡，非非遐想…… 在县医院，除了每天一次的换药，没事的时候就躺在床上唱歌，大声的，随心所欲的唱。唱的都是当时在知青中流行的歌和一些“禁歌”。一天，队长从外面回来，说：“咱行军唱的歌还怪吸引人嘞”。我说，“咋啦”。队长：“你看外面，可多人在听你唱歌嘞”。苏伟一骨碌爬起来，跑到窗户前掀开窗帘，说，“就是，就是，人不少嘞”。我颇有些得意的哈哈大笑。 队长问我：“行军，会唱戏不会”？ “啥戏” ，“豫剧” ，“不会。不好听，“咦，好听，咋不好听啊” 。从县医院出院后，又回家休养了个把月就痊愈了，又可以活蹦乱跳了。 1974年郏县“5.3枪击事件”的经过就是这样了，在写它之前，我犹豫过，写这些有什么意义吗？有什么作用吗？这的确让我纠结了一段时间。后来我想，这毕竟是真实存在的一次历史事件，这不仅是我人生历程中的一个章节，也是我们青年队历史的一个片段。其他省的情况我不甚了解，单就河南省而言，枪击知青事件我是唯一的。此次事件在当时影响较大，涉及到两个县，两个地区，我想，在郏县，在许昌地区，在洛阳地区，乃至在河南省的知青下乡历史上，“1974郏县5.3枪击知青事件”都会留有痕迹的吧。这样想了，我才决定把它写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