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日本侵华期间,“天津大和日本国民学校”在天津特三区即现河东区的十一经路成立。
1941年10月,大和学校西侧新建了一栋三层楼(两端为四层,见下图),与北面、东面原址的楼形成U型,后被称马蹄楼。图为1941年这座新楼落成时相关日本人在这里的合影。

日本投降后,原日本大和学校成为美军兵营驻地。从这张图可以看到上图这个三层楼的外侧,两端为四层。这个楼与对面的旧楼和北面的东西走向的三层楼衔接成U字型马蹄楼。院内半圆型屋顶的是当做公共食堂的铁皮房,共两所。靠街的平房为前后不同阶段不同学校的传达室。
这是1945-1946年期间来华服役的美国陆军第1战斗工兵大队士兵查尔斯·马顿拍摄。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不久,在政务院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下,由吕骥同志负责,接受天津文化局长阿英(钱杏邨)的建议,在天津此地此院,由原设在南京的国立音乐院及其幼年班、东北鲁迅文艺学校音工团、华北大学文艺学校音乐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以及分设于上海、香港两地的中华音乐院等音乐教育机构合并,组建音乐学院,年底正式定名为中央音乐学院。1950年6月17日补行成立典礼。在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燕京大学音乐系并入。这个楼成为中央音乐学院行政办公和专业教学的中心场所。
1958年中央音乐学院从这里迁至北京西城区鲍家街。
我1957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虽然附中另在不远处的七纬路,但是三天两头要到这里来——到礼堂听音乐会、看电影和开“周会”、到图书馆借书、到唱片室听唱片。还有一项在当时“反右”期间的特殊活动——到音乐学院院子里“看大字报”。
图为中央音乐学院成立初期,师生为学校建设义务劳动。

1952年,中央音乐学院分批到安徽治淮工地参加劳动。音乐学院门口的标语即是欢迎参加劳动的“工作队”回校。
下图是这座楼的外侧近景。四楼靠外侧把角那间屋,1958年前是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段平泰家,1958年后是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姜夔家,1973-1987年是我住了十四年的家。
大约1951年,江定仙教授、江夫人肖叔芳女士和他们的儿子江自生、女儿江复生在这座楼前。江先生身后即是这座楼的大门。从照片可以看到楼上楼下的所有玻璃窗上都贴上了防震米字线——这是刚刚过去的惨烈的平津战役的战争痕迹。
在楼门和南面拐角处之间,是一个宽约三米的大型布告栏。这个布告栏是当时中央音乐学院的信息中心。有意思的是,在1958年后的天津音乐学院时期,直到这座楼被拆除前,这里也一直是天津音乐学院的官方布告中心。
江定仙先生在这栋楼前留影。约1955年。
下图是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和阿拉波夫专家班学员1956年在天津校址这座楼前的合影。我在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时的各科专业课教师大部分在这张照片里。
   前排右五,江定仙,1963我大学二、三年级的作曲主课老师。
   前排右四,许勇三,我到天津音乐学院工作以后,1979到1981年研究生课程班导师。
   前排右三,陈培勋,1964-1966大学配器课老师。
   二排右五,王震亚,1965-1966音乐学院北京西郊太舟坞农村分部时期我的作曲课代课教师。
   二排左一,杨儒怀,1962-1965,我的和声、音乐作品分析两门课的老师。
   最后一排正当中(左右均为第五),苏夏,我在附中六年级到大学一年级1961-1963的作曲主课老师。
   二排左六,王澍。王澍老师是配器教研室的教授,他和陈培勋教授的课程按照年级轮替。我这个年级是陈培勋教授任课。王澍老师担任我们班的课程是“民族音乐”课中他非常熟悉和擅长的川剧课。
   还有一些和我没有直接的课堂师生关系,但他们以不同方式给予了我无形的引导:
   前排左五,肖淑娴。二排右二,刘烈武。三排右一,赵宋光。二排左二,盛礼洪。三排左二,陈恩光。二排右四,曾慧灵。三排中(左右均是六),廖胜京。

1958年中央音乐学院迁出后,1958年至1959年,在中央音乐学院原址,以该校留津部分师生为基础,一方面招收新生,同时将原河北艺术师范学院音乐系并入(称师范系),建立了天津音乐学院。由于天津市在1958年划归河北省,因此天津音乐学院当时亦称河北音乐学院。
下图是如今的天津音乐学院北院校园。那座靠马路的三层楼已经拆除。照片中树荫遮挡的部分即是那座楼对面的老楼,即“马蹄楼”的东楼。

东楼与北楼衔接部分是原大和学校的礼堂,两个音乐学院均以此当做音乐厅,前后经过三次大的改造。1958年以前,奥伊斯特拉赫、里赫特尔、库克琳娜、契尔沃夫曾经在这里开过音乐会。
1973年10月,我从已经迁京的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到天津音乐学院报到。报到当天,就住进了这座楼的四楼。从此,我备课创作、接待朋友、结婚生子……都在这里。直到1988年迁居。最值得回味的是,由于居室外的楼道足够大,我曾在这里养过十七只漂亮可爱的波斯猫(因为没有暖气,冬天要用电热器给猫取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