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人”于建嵘 原创 2017-03-11 燕云 苍烟空

心静小米

于建嵘常年住在宋庄小堡艺术村，以东书房为根据地，旁边设有超级社区办公室，东书房大讲堂，更远一点的马路边上有他创设的公益捐助站；原本他是要建一座楼，里面放满各种信访材料、这些年的大案要案，以及他这些年来的夜色山河系列黑白画，但这个资料库至今没有建成，骗钱的、索贿的，都盯着这个“臭公鸡”，反正让你建不成，于建嵘倒也心宽，不建就不建，想让我行贿？让你逮着“臭公鸡”的把柄整治我？没门！这楼，一荒弃就是三四年，里面长满了一人高的杂草，住满了一群瘦不拉几的流浪狗。

于建嵘那里每天都人来人往，到他那儿去的大多是全国各地的访民，随着超级社区业务扩展，现在也有一些谈生意搭平台的，剩下不多去窜门子的便是他的狐朋狗友，诸如我这样的，偶尔去蹭一顿辣椒拌面。有一天去，正好碰到一个访民，困顿而愤怒地说：我要杀了他，那些欺压我的坏人。于建嵘赶紧摆手：你不来找我，杀了变杀了，你来找了我，便不能杀人。这让我想起很多年前一个要自杀的女孩，我说你跳了便跳了，但你告诉了我，便不能再跳。



这两年，东书房添了一个男管家，在家做做卫生，给客人泡泡茶什么的，老于每个月给他两三千块钱工资。男管家其貌不扬，一眼看上去就是个长期营养不良的农民，我们都叫他老班，于建嵘的女儿唤他叫班叔。近两月，老班气质发生了很大变化，说话也变得口齿伶俐，不时还透出些幽默，用于建嵘的话说，自从他当了超级社区社长后，挣了些从来没有挣到过的数字，腰板挺直了不少，尊严感倍增。我昨天说，公号后台一群人来骂我是有文化的汉奸卖国贼，我很惆怅我自己有什么权力，能卖些什么。老班冷不丁地来了一句：你可以卖茶树油野生茶籽油。看来生意渐渐做得精明了，脑子也活络精明许多，知道从于建嵘的身边发展下线卖产品了。





说起老班，便不能不说起于建嵘的母亲去世，2015年12月，我乘火车经湖南永州回京，那时于建嵘正匆匆赶回湖南老家永州。永州这地方我们从书本上知道的，苛政猛于虎，不说这个，跑题了。回京后便得知于母去世的消息，又过了几日，是个周末，我去东书房看他。那天的北京依然很冷，东书房的暖气热度也不太够，一抹懒洋洋的阳光从木格窗户洒进来，我看见于建嵘孤独地坐在画室壁炉前，与他平时会见各路拜访者的精神奕奕反差极大。经历过丧父之痛的我，是懂得心中那份落寞与哀伤的。

我们聊了些家事，关于家人，关于父母兄弟，以及这么多年，他对母亲的深情。于建嵘说，从他大学毕业后就没有与母亲分开过，直到她母亲自觉身体状况不是很好，提出回湖南老家定居，我们这代人还能理解叶落归根的传统思想，他把母亲送回湖南姐姐家，也是在心底理解了母亲内心没有说出口的遗愿——落叶归根。与自己相伴一生的母亲终于撒手人寰，于建嵘说：忽然感到自己内心空了。

我们再说回到老班。老班是于建嵘从一个工地上捡回来的孤人。为了给母亲治病，家徒四壁的老班卖掉了自己惟一可以栖身的小木屋，那不值几个钱，很快母亲就不治而逝。穷得没有娶过媳妇儿的老班无家无妈，开始四处流浪打工谋生糊口。在于建嵘看来，一个为母亲可以舍弃仅有的一切的人，是值得帮助和同情的，他把他领回了东书房。



中国人的现代家庭观念中，儿子都是给别人家养的，结了婚娶了媳妇儿，人和心都是丈母娘家的。顾家顾父母的多是女儿。像于建嵘这种几十年与母亲不离不弃感情深厚的母子，不能说没有，但一定是非常少。这就要回到于建嵘的童年。

于建嵘曾经说过一句话：在他五十多年的生命历程中，“黑人”生涯是最刻骨铭心的记忆。这个“黑人”，不是指皮肤的颜色，而是政府给某类人的一种标识。准确地说，在很长时间里，在中国，黑人是指那些没有户口的人。



于建嵘出生时，是有户口的，而且是让人引以为傲的“城市户口”。失去户口成为黑人，是在文革时期的1968年，当时他只有六岁。他父亲因参加过共产党的游击队而被打成土匪和当权派，造反派逼迫他母亲带着几个孩子离开城市下放农村，被强制取消了城市户口。而被指定接收的农村又采取各种手段欺负“土匪家属”，不给农村户口登记，不给土地田产，甚至在寒冬腊月将家里的棉被偷走。于母带着孩子在城乡之间流浪，成为了没有户口的黑人。

计划经济时期，一切都要凭票证。买粮要粮票，买油要油票，买布要布票，买肉要肉票，甚至理发都要票。而这些票证发放的依据就是户口。于家是没有户口的黑人，当然也就失去了获得这些票证的资格。这是一个关系到基本生存的问题。今天的人很难想象，当时那些黑人是如何生存下来的。在于建嵘的记忆里，除了亲戚朋友送一些票证外，主要靠从黑市里买些红薯和杂粮充饥。有一个时期，于母守在粮站，义务帮助人家扫地，从垃圾中收集撒漏的粮食供孩子生活。

黑人没有资格上学。于建嵘七岁多还没有学可上，于父不得不改变他从不求人的品性，想方设法在一小学找到了一个旁听的机会。上学第一天就遭遇了女班长站在课桌上愤怒高喊：“他是黑人！他是黑人！不准他进我们的教室！”在女班长的号召和指挥下，十多个学生强行将于建嵘拖出教室，丢在学校外的马路边，新衣服被撕成了布条。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于建嵘对上学这件事都怀有恐惧，宁愿在街头流浪，也不愿意再走进教室。

不上学，并不等于可以自由自在地玩耍。年龄稍大一点，就要想办法找些事做，为父母分忧。搬砖，卖冰棍，还不能用自己的名字去做，因为黑人没有资格。一般是有户口的人从冰厂将冰棍领出来，找一个偏僻的地方分给黑人到离城区很远的农村去卖。因为要跑很远的农村去卖，又没有钱买车票，就去爬火车。有一次，为不让铁路工人抓住，火车还没有停稳，于建嵘就抱着冰棍箱从货车的交接处往下跳。没有站稳，摔倒在地，双腿都在铁轨上。还好，车轮在离腿几公分的地方停了下来。于建嵘当时却想，如果双腿没有了，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在街道乞讨，就可以养活自己了。这就是为什么于建嵘至今看到街头乞讨的流浪汉，有一种本能的亲近感，因为他自己也经常在街头坐地乞讨。

1977年初于建嵘父亲平反后，重新在城里落户的。他也才再一次有了户口，告别了黑人身份。但几十年来，他时刻提醒自己不能忘记曾经的黑人生涯。而他后来上大学、念硕士、包括读博士，都来自于自己的童年经历：一定要搞清楚，一个国家，一个政权，为什么要将无辜的孩子变成黑人？如何才能防止这种事情不再发生？即使个人可以原谅曾经遭受的巨大伤害，但执政者是否有勇气反省将人变黑的罪恶。



于建嵘说，一个人幼年时候的境遇会决定他后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同样，一个国家幼年的经历也会决定他后来的命运。正是基于对于建嵘早期经历的了解，我才能更深刻地去理解他为什么会对上访访民、乞讨儿童投入非常多的关注和帮助，正是基于他和母亲的相依为命，才能理解他为什么会接纳和帮助老班，而把跟父亲动手的一个年轻人从此拒之门外，至于于建嵘收留抚养多个孤儿弃儿的事例就不在此一一述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