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南人王升

罗璘

　　（欢迎各位看官批评指正，尤其欢迎从事档案管理、地方史研究以及龙南县熟悉相关情况的同志们补充资料，也欢迎转发。窃以为，研究赣南历史及其人物，很有意义。强调一下，本人写作纯属自娱自乐，不求发表，不为结集成册出版。）

一直想写写王升，但是一直无从下笔，因为思路很乱。

我一直想去龙南县寻找王升的痕迹，但是由于离开了记者岗位，采访有诸多不便，加上工作繁忙，几次去龙南下乡也未能付诸实施。

1996年11月，王升回龙南省亲，媒体好像没有接到派记者的通知，当时我任赣南日报社政文部主任，失去这样一个采访历史人物的机会，真是遗憾。报社不少离退休老同志对王升在赣南的情况应该是比较了解的，比如在解放前就在国民党《赣州日报》、《正气日报》工作过的王敏先生、本身就是龙南人且参与修宗谱的王显桃先生等。老社长肖仲燕也是龙南人，报社老党委书记邱全校还担任过龙南县委书记。我从他们的闲聊中，听说过王升。

看了电视连续剧《北平无战事》后，写王升的念头更加强烈，因为剧中人物曾可达的原型就是王升，不过，剧中人曾可达在最后在机场自杀了，而王升却是跟着“建丰同志”（蒋经国）去了台湾，并成为台湾蒋氏政权的特务头子。

这些年，我阅读了很多有关王升、蒋经国的资料和书籍，有些是文史部门整理的当年在蒋经国王升身边工作过的见证人的回忆录，网上也搜到了不少写他的文章，但是读后总觉得缺少点什么，历史人物并不是简单几个文字就能写清楚，毕竟历史的天空、历史的人物是多维的。纸上得来终觉浅，为了写他，我找了在市档案局任局长的同学谢芳桂求助，希望能从市县两级档案馆寻找王升的相关资料。他遗憾的告诉我，目前赣州有关王升的档案资料几乎空白，如果需要，肯定要到台湾档案部门去。由于谢局长的热心，龙南档案馆的同志专门从网上购买了一本龙南县档案馆原馆长、档案专家刘文房老先生的著作《蒋经国的谋士王升》送来。另外，我又从淘宝上买了几本有关蒋经国在赣南等相关书籍，用来佐证、对比有关说法。长时间的积累与思考，以一个赣南人的视角看王升的思路日渐明晰，“赣南人王升”、“特务王升”、“爱国者王升”的轮廓在脑海已经成型。

从政治立场来看，王升极其反共，他血债累累，他是我们的敌人。

从民族利益来看，王升极其反台独，他在暮年奔走两岸，他是国家统一的维护者。

如果研究蒋经国在赣南的历史，一定离不开王升。如果研究蒋经国在台湾的历史，也一样离不开王升。王升从江西龙南走出，与蒋经国如影随形，他成为蒋经国的亲信、谋士和助手，他成就了蒋经国，一直被蒋经国重用、信任，权倾一时。在蒋经国晚年，王升又被蒋经国抛弃。王升，他是蒋经国特务系统的创始人，他也是蒋经国接任蒋介石总统位置后台湾军队政战系统教父，他是蒋经国国民党政权和军队的一个政治符号。

抛开政治，在赣南人的眼中，王升就是一个优秀的同乡，他是赣南杰出的历史人物。

但是，王升的一生太多疑云，他就像他所经历的历史一样，迷雾重重！

（一）王升是怎样结识蒋经国的？

我们先来看看王升的简历。

王升(1917年10月28日－2006年10月5日)，男，原名建（荐）楷（锴），又名修阶，字化行，江西省龙南县人。1931年小学毕业后，学习裁缝。后与人合伙经营石印印刷店，又在私塾读书两年，从军任县大队文书。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16期毕业，中央干校研究部第1期结业。曾任江西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视导员、赣县政府军事科科长、青年军第208师政工处上校科长、蒋经国秘书、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督察、“戡建”大队大队长、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总队长、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书记长。1949年到台湾后，历任台湾“国防部”政工干部学校校长、总政治作战部主任、联合作战训练部主任、台湾驻巴拉圭“大使”，1991年任台湾“总统府”战略顾问，是国民党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常委，第十四届中央评议委员，2000年被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就百度上搜到的这么几百字的简历，研究者就有几处疑问。

中国黄埔军校网（www.hoplite.cn）熊曙光撰文说，“关于王升的出生年月，学界多有争论。根据刘国铭主编的《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下），团结出版社，第103页，王升出生于1917年；在中国黄埔军校网站上也明确认定是1917年；传记作家江南亦认为是1917年。陈予欢则认为王升是1916年出生，参见陈予欢编著的《黄埔军校将帅录》，广州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可是根据台湾权威报刊于 2006年10月6日 所刊发王升去世的报道说王升生于1915年，去世时正好是92岁高龄。本文遵从后者。”也就是说，王升出生应该是1915年。

还有就是他对王升毕业于黄埔军校16期的质疑，他说：“目前国内对黄埔军校之研究，大多限于黄埔早期师生的研究，特别是黄埔前六期。黄埔军校校名后来多有变化，历经南京本校、成都本校、凤山本校，各本校又有多家分校。黄埔六期以后的毕业生名气虽然低于前期生，可是他们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以后发挥了重要作用。王升是中央军校三分校第十六期毕业，后来进入蒋经国创办的青干班受训，可谓既是蒋介石的学生，又是蒋经国的门生。事实也证明王升正是由于黄埔军校毕业生身份才被保送到青干班的的，结识蒋经国，成为他一生中转折点。 ”“关于王升的黄埔军校学籍问题，有少许争论。在档案出版社《黄埔军校史稿》中关于黄埔军校学员的入学统计中，并未见到王升的记录，同样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六期的黄仁宇则赫然在目。实际上，王于1938年底考取的是“军事委员会战时干部训练第三团第二期”（即“军委会战干第三团”），该校次年迁到江西瑞金，改组为“中央军校三分校”，结业时被列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三分校第十六期政训总队，这样就顺利成章地成为黄埔军校的一员了。 ”

　　王升结识蒋经国也是扑朔迷离的，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蒋经国早期留苏，接受了一定的共产主义教育，被认为他是“带国民党本质的共产党”。回到国内，他成具有共产党气质的国民党员，他认可斯大林“干部决定一切”的方针，他自己认为“干部应当是黑暗中的明灯，狂流中的砥柱，负有转变社会风气的责任”，想在江西施展一下他从苏联学到的一套本事，作为今后政治活动的资本，培养自己的黄埔嫡系。因此回国后特别注重对干部的培养训练，1939年在南昌成立了“三青团江西支团部干部训练班”（简称江西青干班）。 当时，蒋经国刚刚接任江西四区专员兼三青团江西支团筹备处主任，急需干部。他请中央军校三分校的政治部主任胡轨帮忙物色干部，胡轨就在三分校抽调了一批学员去赣南，第一名就是王升。王升就这样被保送到蒋经国在赣州城外数里的赤硃岭新成立的“三青团干部训练班”（全称“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团部干部训练班”）受训。

第二种说法是：1939年9月间，蒋经国欲在赣州筹备江西省三青团支团，急需人才。中统头子陈果夫 陈立夫想在赣州安插亲信，没等二陈开口，小蒋主动“请缨”，请求中央团部提供有才能的干部。二陈高兴至极，送来了包括王升在内的10多名精兵强将。这些人在青干班接受训练后，绝大数成了小蒋的死党。这是二陈未成想到，没想到机关算尽，反给自己一耳光，小蒋在苏联总算学到了克格勃的“决计”。王升投靠蒋经国之后，特别买力，他在龙南这个小地方干的很“出色”。

这两种说法都是外面派来之说，我觉得不太准确、不符合事实。我觉得刘文房老先生的《蒋经国的谋士王升》的说法更加详细、可信、丰富。一是刘文房是龙南本地人，他又担任过县档案局长，采访了大量的有关人物，尤其是王升的女儿、侄子、侄女、同学等知情人；二是刘文房出生在1936年，他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他的经历、阅历、学历本身就有当地历史的积累。他笔下的王升历史脉络应该是对的，遗憾的是作品太文学化了，太多的对话、描写冲淡了历史感、真实感。

刘文房笔下的青年王升，我感觉到他应该是一个不安于现状，一直在等待机会并且善于抓住机会的、智慧的、充满朝气而又忠诚的人。

　　王升的父亲是弹棉花的，也就是手艺人，有一技之长，家里也就有一定的收入，应该说当时不算穷人。在龙南的时候，王升原名叫做王荐锴（百度词条是楷）。王荐锴8岁入学，14岁小学毕业。毕业后，父亲并没有让儿子子承父业弹棉花，而是让他学裁缝。1933年，王荐锴学徒结束，一家人满心欢喜，为他办了谢师酒并在县城租了店面，让他开业。但他心思却在另谋出路，他看见整个县城没有一家印刷店，课本、练习本、练字本等等都要去广东买，于是与同学商议开一家印刷店，也就是石印厂。父亲为此气的火冒三丈、满脑青筋。王荐锴去全南县找开中药铺的大哥借钱的时候，大哥说：“一个人干事不能光凭兴趣，我有兴趣当官，能当官吗？”王荐锴的回答是：“说不定以后我能当官。”1935年，王荐锴又放弃石印厂去读私塾，拜廖姓先生为师学《四书五经》和书法。

机遇总是给有准备的人。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龙南是江西南大门，大后方，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等驻扎在此，很多祠堂都是军队的弹药库，这里成为日军轰炸重点。龙南成立了保安团，番号为江西保安团第十三团，邹进为团长。邹进苦于保安团尽是文盲，便找私塾廖先生推荐一位能抄抄写写的人到身边工作，廖先生便推荐了王荐锴。王荐锴穿上军装非常高兴，便改名王升，为此父亲很生气，坚持要用“荐”字辈，并说“锴”是皆大欢喜之意，但是王升回答说“我改名王升，是日后有升迁”。

王升是有心计的，而且，一直在等待机会。王升的同学廖玄是信丰县壮丁常备大队长，把王升要到了身边担任中尉副官。廖玄告诉王升，壮丁常备大队负责新兵训练，受江西新兵督练处领导，主管是“太子”小蒋。由于日军攻陷九江、德安，南昌告急，江西新兵督练处迁到了赣州附近的南康唐江。廖玄还告诉王升：“小蒋会不知不觉到处走走，说不定哪天就会来到龙南。”王升听在耳里，记在心里。有一天，蒋经国在龙南召开龙南、定南、全南、安远、寻乌、信丰六个县壮丁常备大队会议。会议这天，倾盆大雨，王升冒雨来到了龙南，他脱下斗笠，迈着军人步伐走进会场并一人在后排坐下。会场上仅有蒋经国和王升两人，蒋经国便招呼王升往前坐，并好奇问：“怎么大雨还赶来开会呢？”王升回答：“服从命令是军人天职，别说是瓢泼大雨，就是枪林弹雨也要赶来呀”。这次聊天，王升给小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真正改变王升命运的，是蒋经国第二次来龙南。

　　1939年的赣南，虽然是抗战的大后方，但是一派乱象。蒋经国也从新兵督练处调任江西省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任保安司令，开始主政赣南。一次下乡龙南检查督导新兵工作和三青团情况，听闻龙南师范有一秘密组织“兴民会”，当他得知该组织已孙中山“兴中会”为榜样，便要求三青团组织好好支持利用“兴民会”。他在调查中发现，这个“兴民会”的负责人姓廖，是王升老师的儿子，这样，又把王升找出来了。这次，蒋经国就开始培养王升了，当即写条子推荐王升去设在南昌的“战地干部训练团”学习。王升也借此邀了三个同学一起前行，并分配到设在吉安的“军事委员会战地干部训练团第三分校”。这所学校后来迁到瑞金。1939年底，王升毕业，这期毕业生按照军校战干团毕业期数为36期，因为校名改为“中央军校第三分校”，所以毕业生比照黄埔军校，定位黄埔16期。此后，王升被蒋经国选送赣州水西赤硃岭“三青团干训班”，开始了辅佐蒋经国的谋士和特务生涯……

　　这里顺便说一下，王升在22岁也就是参军前按照父母要求与龙南女子廖光美结婚，并与她生下一个女儿叫做王华。1942年，王升女儿出生，他与妻子离婚，丢下妻女跟随小蒋“干事业”去了。王升在赣州与胡香棣结婚，1943年生下儿子王公天。女儿王华当过老师，后来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吉安市政协副秘书长。

（二）章亚若的死是否与王升相关？

章亚若怀孕后，为避人耳目，蒋经国托王升送其离开赣州，1942年9月下旬到广西桂林隐居待产，她生下一对双胞胎男孩。1943年8月14日，章亚若外出晚餐后上吐下泻，次日上午进广西省医院住院。医生在她左手血管注射一针，几分钟后，章突然大叫一声：“哎呀，不好了，我眼前一片漆黑。”很快就昏过去，抢救无效离奇去世。

章亚若的死，至今扑朔迷离，说法种种。王升是蒋经国和章亚若的牵线人，也是他们所谓的“赣南新时代的伟大恋情”的见证者，章亚若暴毙如果说王升不知情，有点说不过去。

关于她的死因有种种说法。有的说是因病死亡，有的说是老蒋为小蒋政治前途和家族正统暗示军统杀了她，有的说是小蒋自己杀的，更多的说法是小蒋身边的亲信为了主子的前途杀了她。正如章亚若的儿子、原国民党副主席蒋孝严先生说：“外界对母亲的死有不少穿凿附会的推测，不外将元凶的关联指向四方面：一是祖父;二是父亲;三是军统局特务;四是父亲的死忠干部。”

《政治杀手陈立夫》(汪幸福著，花山文艺出版社2006年4月出版)一书详尽介绍了蒋经国情人章亚若被陈立夫下令毒死的前因后果。书中说，陈立夫在政治上虽然歪门邪道，心狠手毒，在男女关系方面却又相当规矩。他的妻子孙禄卿在这方面也似乎很干净。他对国民党高官中操守不好、道德败坏者十分痛恨。当年，徐恩曾、戴笠在外寻花问柳，他极痛恨，并对他俩进行过严厉的批评。所以，他听到蒋经国在赣南闹出婚外情的事来，十分不悦。后来，他听说蒋经国不避嫌在赣南公开把情人带着参加公务活动，又听说章亚若已向蒋经国提出要求，要名正言顺地娶她为妻，感到事态严重了，他害怕共产党知道了利用此事攻击、丑化国民党和蒋介石。一天，他利用向蒋介石汇报工作的机会，将蒋经国与章亚若的事向老蒋作了汇报，并谈了自己的想法。蒋介石听了，也颇为不快。他当即告诉陈立夫，他准备好好跟蒋经国谈谈，要蒋经国果断地与章亚若一刀两断。蒋介石还特嘱陈立夫，此事一定不能让蒋方良知道。2004年，逃往台湾的国民党老特工、保密局退役少将谷正文在接受《华声》周刊记者访问时，才公开向社会说出:“蒋经国的情人章亚若，是蒋介石陈立夫下令中统谋杀的。”

但是蒋孝严先生在《蒋家门外的孩子》一书中说：“王升曾多次刻意向我和孝慈强调，母亲是在酷暑感染急性痢疾，抢救不及而终，但我和孝慈从未采信。”“整个赣州故事的过程和内容，知道最清楚的只有一个人——王升。他曾以长辈身份代替父亲照顾过我们，对于六十年前的往事，他是分次向我们断断续续的叙述。在若干关键点上却又刻意保持模糊。在他1993年出版由别人代笔的回忆录《王升与国民党》强调他如何受到经国先生的感召……他追忆了无数在赣州的工作细节，但令我不解的是，却只字未提及生母。他们不仅是青干同班同学，且颇有私谊，坊间甚至盛传，生父和生母相识，他扮演了主要角色。” 王升后来还找来一位自称当年在那间医院任职的医生写了一份记录报告。蒋孝严说：“我们心中的疑云不仅未消，反而为之加深加重。”按照王升的说法，章亚若就是病死的。但是，我感觉王升是在说谎。他为什么要说谎？

说王升，还得从蒋经国和章亚若说起。

　　章亚若会成为蒋的情人，除了美女爱英雄因素外，主要还是由于王升的有心促成。

　　1939年初，日军逼近南昌，章亚若一家逃到赣州，章亚若在赣州公署抗日动员会任文书。她美貌出众，又很努力工作，尤其是不惧敌机轰炸也上街开动员会、宣慰会，很是引人关注。而蒋经国作为“皇太子”，他在赣南推进“新赣南”建设深受百姓爱戴，又让章亚若倾慕。章亚若发现以前南昌的好友、同学桂昌德在赤珠岭三青团青干班，便找蒋经国要求参加，蒋经国欣然同意，章亚若成为赤珠岭青干班第一期学员。

蒋经国雷厉风行地烧起了“三把火”，提出“除暴安良”的口号，打击地方恶霸、流氓、地痞的气焰，恢复地方秩序；强调严惩贪污，整饬吏治，提倡“公仆”精神，厉行禁烟、禁赌、禁娼，改良社会风气。他提出“建设新赣南”的口号，要在赣南树立一个“三民主义模范区”，“开创赣南新时代”，“建设‘五有’（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读）的新天地”。 为整饬贪污，蒋经国在赣南办了三件比较著名的大案：一是1940年，在赣县枪毙了敌（日）货检查队长任锡章；二是1944年夏天，枪毙了贪赃枉法的大庾县池江乡长黄某某；三是在他的建议下，江西省政府将大庾县长廖声涛撤职，因廖声涛在上一任崇义县长任内贪污不法。蒋经国在赣南的大力改革，得到老百姓的拥护。赣南地区出现了新气象，蒋经国本人的声誉也渐长。他将“新赣南”和革命圣地陕甘宁相比，向外界宣传说：“共产党有陕北，国民党有赣南，谁成功，谁失败，以后看。”但是那些富豪劣绅却对此极为不满，他们纷纷向国民党中央密告蒋经国在赣南“搞赤化”。为此，蒋经国1940年4月1日特在《正气日报》发表了一篇“是非辩”专文，列举查禁后社会经济秩序得到改善及百姓所得实惠的事实，对造谣者给予批驳，最后结论是：“是非自有公论”，要当地人民来评理。事实上，由于他敢于采取严厉手段对付一切与他作对的人，赣州的恶霸流氓一时有所收敛，政令基本上得以通行，从而他在赣南博得了“蒋青天”的称号。但是蒋经国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国民党高层的担忧，担心他“赤化”，军统、中统以及老蒋派来“工作”的等等特务人员也加强了对小蒋的监督。为了培养自己的干部，发展自己的力量，蒋经国的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团干部训练班”由此产生，他自己当班主任。他把从苏联学来的一套群众运动的形式，与青洪帮江湖义气的精神糅合起来，在生活和训练中强调“效忠团长（指蒋介石）”，“做团长耳目”，“彼此要建立兄弟般的团结”，“同心同德，患难与共”，不分男女，都以“大哥”、“小弟”相称，造成一种“兄弟热”的气氛。这就是他大肆宣传的“赤殊岭精神”。蒋经国特别重视青年工作，我研读了《蒋经国赣南文存》（中国文史出版社)他的一百多篇演讲、训示和文章，发现涉及青年工作居多，这或许就是王升、章亚若能被重视、重用的原因吧！

由于章亚若热情、豪爽，她当上了“大哥”，与王升等打得火热。王升观颜察色，感觉到了章亚若喜欢蒋经国。有一次，王升对蒋经国说，“主任，您要管全区工作，又要管青干班，实在太忙，我建议您找个助手，帮助您处理一些事务。”得到蒋经国同意，他就推荐了章亚若。从此，章亚若不仅帮助蒋经国备课、找资料，还照顾蒋经国生活。据说，青干班第一期举办了毕业宴，宴会后，王升找章亚若说“主任喝醉了，你赶紧去照顾他吧。”章亚若一听就急了，立马赶去蒋经国住处。就这个晚上，蒋经国和章亚若开始结合了，两人开始以“慧风”“慧云”互为爱称。章亚若毕业分配在赣州米汁巷的专员公署担任秘书，王升也留在赣州工作，任赣州保甲指导员，相当于赣州市区的区长。

章亚若的肚子日渐长大。王升提出，把章亚若送去桂林，那里是大后方，同时又有蒋经国的医生朋友，蒋经国同意了，并让王升操办。１９４2年一个初秋的夜晚，在赣州张万顺饭馆里，蒋经国以他一贯略带沙哑的低沉嗓音，招呼眼前的宾客用菜，坐在一旁的章亚若也笑意盎然，以女主人的姿态殷勤地款待身边的朋友。他们是章亚若干训班的结拜弟兄王升、倪豪，专员公署的周姓同事和桂昌宗，当然还有昌宗的妹妹、章亚若的结拜姐姐桂辉。大家知道，章亚若怀了蒋经国的孩子已三四个月了。为避免招人议论，她与蒋经国商量妥当，在身材变形前，启程赴广西桂林，在那儿找一处安静的住所待产。那天的晚宴，是由蒋经国出面为章亚若饯行。蒋经国的这个举动，是很大胆的。当时，刚在政界初出茅庐的蒋经国，已经有些流言，对他攻击。为掩人耳目，蒋经国在章亚若离开赣州数月后，曾拿出一张章亚若与一女扮男装人士的合影照片，装作若无其事地指着那位“男士”说：“章亚若结婚了，这就是她的丈夫。”实际上，人们哪里知道，章亚若在桂林隐姓埋名、深居藏身了。当时，就是王升、桂昌德等5人把章亚若送到桂林的，王升送到桂林火车站就立即返回赣州了。他为什么立即返回？这里是不是有什么猫腻呢？

我们不妨把章亚若生前死后一些脉络疏理一下：

　 1、王升送章亚若和桂昌德到桂林火车站即返回赣南。

2、章亚若在桂林安身后，广西民政厅长邱昌渭等地方官员鞍前马后关怀备至，尊称章亚若“二夫人”，慢慢的“二”字也省了，章亚若找到了“感觉”，除了有桂昌德相陪，还请了保姆，不久，又把妹妹章亚梅从江西接了过来。

3、1942年春节，蒋经国专程从赣州去桂林看望章亚若。不久，双胞胎出生，因住丽狮路，章亚若给两个儿子取名丽儿、狮儿。蒋经国接报去赶去桂林。

4、蒋经国在桂林住了两天，即去重庆给父亲蒋介石报告，但父亲一言不发。当时蒋经国心情不是很畅。

5、时隔半个月，蒋经国再赴重庆。蒋介石提出，两个孙子名字按蒋家字辈取，分别叫孝严、孝慈，但不姓蒋，姓章。

6、几个月后，章亚若、章亚梅、桂昌德都发现有人跟踪，而且家里还被盗，感到很恐惧。

7，章亚若死前与桂昌德及兄、章亚梅等一起在外面餐馆吃饭，饭后不适送医院，送医以后，医生为她打针，章亚若不久暴毙，草草葬在市郊风山脚下。

8、蒋经国得悉，给章亚梅写信“慧云不幸，暴病死亡，离我而去，悲哉悲哉！”注意，这里写暴病身亡，蒋经国是否有未调查先下结论的意思？

9、章亚梅等将两个孩子带回江西不敢在赣州呆，而是去了万安外婆家。她们怕什么？

10，王升为什么要刻意说章亚若是急性痢疾，还去弄医生证明？

　　2004年，孝严夫妇到桂林替生母换立墓碑。当晚他和夫人谈到母亲的死因：“我确定母亲是被谋害的，主谋就是父亲身边的人，且深受器重和绝对的信任。他们自认为是站在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上，必须趁早除去经国先生政治发展的遗患——手无寸铁的弱女子章亚若。”

蒋孝严在书中不同章节透露了三个重要情节：

一个是在桂林照顾双胞胎的章亚若的妹妹亚梅，曾告诉外婆：“三姐(指亚若)是被害死的。”还偷偷地跟外婆讲：“桂氏兄妹和三姐的死亡有关。”蒋孝严写道：“因为章亚若最后一晚是由桂昌德陪同出去吃晚饭，饭后即感不适;第二天上午仍然是由她陪伴就医，随后其兄桂昌宗赶到医院陪伴。未几，即告出事。这四、五个小时中，只有桂氏兄妹全程参与，后来所谓王姓医生打针的经过，也都是桂氏兄妹片面描述。”“(负责照顾我们的)王升曾多次刻意强调，母亲是在酷暑感染急性痢疾，抢救不及而终，但我和孝慈从未采信。”王升后来还找来一位自称当年在那间医院任职的医生写了一份记录报告。蒋孝严说：“我们心中的疑云不仅未消，反而为之加深加重。”

当时正处在抗日战争时期，有关章亚若的死，就好像上演一场谍战大戏！这里有必要说说由章亚若之死牵出的“黄中美案”。

　　最早传出章亚若为黄中美所杀的说法是漆高儒，他当年在赣州任蒋经国专员的秘书，后任台湾“军闻社”社长等职。1989年5月，漆高儒在台湾《传记文学》发表《我所知道蒋经国与章亚若的爱情故事》，其后又在该刊1990年4月号发表《章亚若死因大白》。漆高儒说：“黄中美在我们三人（黄中美、徐季元、漆高儒三人均是蒋经国的秘书）密谈时说：章亚若在桂林太招摇了，本来该在桂林隐藏的，不可对外，如今她参加很多社交应酬，完全以蒋太太自居，这样将妨碍经国兄的政治前途，委员长知道了，也是不得了的事，我为专员的政治前途着想，只有把她干掉。经国之前途比一条女人的性命重要。”文中又说：“是我亲自听到的黄中美要除掉章亚若的一段话”；“我是唯一知道黄中美起意除章的人”；“黄中美有杀章之动机以至采取行动，约两个月之时间”。漆高儒称：“到底黄中美秘书如何置章亚若于死地，我是不知道的。”漆高儒猜想：黄中美采取了先斩后奏的方式，事后报告了蒋经国，蒋对黄中美很不满意，此后黄即下落不明，没有再来过专员公署。

国军退役军官张振国看到台湾一些报刊上刊登的有关章亚若被毒死的文章后，于1989年圣诞节期间写信给章孝严说，他曾奉陈诚之命将毒死章亚若的军统人员黄中美拘捕。他说：“章亚若不明不白地死后，我报告陈诚，他特别重视，命我彻查。我随率干员数名赶到桂林，除襄办丧事外，追查结果。发现是赣南专署，有一挂名的秘书名黄中美者，是戴笠派往担任保防工作的，为了蒋经国的前途及蒋府的清誉，竟敢胆大妄为，自作主张，用毒针害死章亚若。我将黄中美拘捕后，带往恩施，经严加拷问，最好的证据是毒针，这是戴笠帮专门杀人用的，以铁证如山无法狡赖。我将黄中美以杀人供后移转第六战区军法执行监冯庸处理。”

2004年，台湾“保密局退役少将”谷正文，在接受《华声》周刊记者访问时，公开向社会说出：“蒋经国的情人章亚若，是蒋介石、陈立夫下令中统谋杀的。”他还声称黄中美被枪毙了。

　　真实的情况是怎样呢？

黄中美，1903年生，浙江临安人。1922年作为浙江省的代表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后来参与组建共产主义青年团杭州支部，任委员长。1923年，经俞秀松、宣中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国共合作”后，加入国民党，并担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负责人。1925年吴佩孚占领浙江，与沈玄庐、俞秀松、宣中华等4人调到上海。1925年五卅惨案后，代表上海总工会出席由上海总商会、总工会、学生会等各界联合成立的临时济安会（专管给20多万罢工工人发放救济费等事宜），并代表总工会担任济安会副主任委员，“负总务责任”。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派遣黄中美等13名浙江党组织成员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去往苏联的船上与蒋经国相识，后来两人成为好友。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黄中美与蒋经国、左权、乌兰夫、徐君虎等同班。后来，由于王明捏造的“浙江同乡会”、“肃托”等事件的牵连，他与蒋经国各奔东西，但一直有着书信往来。

黄中美在苏期间，曾担任过海参崴国家政治保卫局翻译。1935年回国，在浙江宁波从事盐务缉私工作。1939年，担任赣州专署专员的蒋经国，邀请黄中美出任主任秘书。1941年，黄中美与蒋经国同为江西盐务处（1941年成立）副处长。由于“上面”害怕赣南被“赤化”，黄中美、高理文、周百皆、徐季元等蒋经国的核心智囊受到排挤，多被调离，黄中美自1941年底返回浙江临安老家闲住，直至1943年初。其问，即1942年8月，章亚若在桂林去世。1943年，蒋经国邀黄中美赴赣州，任浙、皖、闽、赣四省盐务督运专员办事处的主任秘书（实际上是负责人）。1945年，财政部任命黄中美为吉林省盐务局局长。1947年，宋子文组建中国食盐收运处（即中国盐业公司），派黄中美担任业务专员。后来，蒋经国撤离大陆，力邀黄中美随同赴台，但黄选择留在大陆。可见，黄中美不是张振国等人所说的“挂名秘书”，更非“特务”。章亚若被害前后，黄中美在浙江，徐季元在福建，漆高儒在赣南，三人不可能在一起“密谈”。即便三人同在一市，漆高儒当年仅是机要秘书，与黄中美、徐季元身份地位相差悬殊，黄、徐二人不可能冒失地去和既非“同谋”、又非直接下属的漆高儒“密谈”。漆高儒说：“蒋对黄很不满意，此后黄即下落不明，没有再来过专员公署”云云，都是信口雌黄。还有，如果黄中美杀掉了蒋经国的心上人，蒋经国怎么可能在章亚若死后重用黄中美主管盐务?要知道，当时的盐务是要害。这一点无需多说，懂历史和经济的人都知道盐务的重要性。

张振国斩钉截铁地说自己亲手逮捕了黄中美，不久后黄中美被枪毙了，这个弥天大谎让人目瞪口呆。实际上，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黄中美选择留在大陆，后担任上海杨思中学教师，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逝世。有关方面组织了隆重的追悼仪式。当年蒋经国在赣南工作时的旧属、章亚若的同辈亲戚徐浩然回忆说：“许多原赣州专署的老同事如高理文、吴善梁、喻诚然等先生都说，黄中美为人厚道，决不会瞒着蒋经国做出损害其隐私、谋杀其爱侣的事来。”蒋孝严在2006年也表示他的母亲并非黄中美所杀，并指出凶手“还活着”。蒋孝严指的凶手是谁呢？

　 曾经与章亚若王升同学、与蒋经国有“师生之情”的康定源在他的回忆录《“青干班”锁忆》（江西省政协文史委编《蒋经国在赣南》）一文中说到蒋经国章亚若恋情时:“那时，青干班快结束了，当时因双方碍于声誉，不敢公开表露，很多同学都不知道，仅有‘十兄弟’中王升、刘晓凤、肖昌乐、王蕴、肖春溥以及较接近的少数同学倪豪、杨汗瑛、曹云霞（蔡省三之妻）、余洁红（美籍华人宇航员王赣骏之母）、陈亚米等知悉内情而心照不宣，从而亦就给王升可乘之机，利用章的内线圈子策划结拜了‘十兄弟’。待蒋经国的俄国夫人蒋方良获悉蒋经国与章亚若的关系后，妒火万丈，一面杀气腾腾，欲置章于死地，一面名正言顺地向公公告状请求作主。蒋介石得悉此事遂大发雷霆，又未见过章，认为章是个来历不明，心术不正，有意勾搭，拖蒋经国下水的坏女人，一怒之下，便下达了断然处置的决定，指派特务跟踪追杀。这时章怀孕在身，原准备在赣州分娩，但怕蒋方良迫害，而蒋经国又被召往重庆，王升等人只好电告蒋经国，昼夜把章送往重庆，并派刘晓凤护送。”途至桂林，生下孩子，后来遇害。这一说法虽然出自章亚若王升的同学，但是与章亚若同学桂昌德以及章亚若妹妹章亚梅的说法有点差距太大。

章亚若之死，确实扑朔迷离。

蒋孝严在分析母亲死因之后写了一段很有深意的话，他写道：“我已没有年轻时复仇的怒火。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悲剧性的故事并不足取，冤冤相报只会造成仇恨的扩大和衍生。让我藉这本书把母亲的不幸和悲苦化成宽恕的爱。相信会是母亲所乐见的。”

种种分析表明，章亚若的死因，王升和蒋经国都应该是知情的！这些惊天秘密，都随他们的离去而灰飞烟灭了。

　　章亚若的死，确实扑朔迷离，这与她的复杂的人生有一定的关系，或许，她在南昌生活期间复杂的“三角恋”，就为她的暴死埋下了伏笔。《三湘都市报》刊发的文章《蒋经国与郭礼伯：到底谁是亲生父亲？》（作者迭戈）可以参考：

”......蒋经国原来不是蒋孝严与蒋孝慈的亲生父亲？这对双胞胎兄弟的身世背后，竟埋藏着蒋经国与生死恋人章亚若，还有被蒋经国称为“兄”的郭礼伯之间的三角恋？随着郭礼伯之子郭贻熹撰写的回忆录《我的父亲郭礼伯》出版，江西才女章亚若与蒋经国、郭礼伯之间这段尘封的三角恋故事，首次浮出水面。

相识、频繁交往、英雄救美……郭礼伯与章亚若的缘分，得从当时南昌城掀起的一股游泳“风暴”说起。

1934年7月，民国当时知名游泳少将——广东少女杨秀琼，到南昌表演引起轰动。南昌城迅速掀起了一股游泳热潮。时任军委会南昌行营中将参议、年方29岁的郭礼伯，心血来潮，就在南昌寮洲头“励志社”后面的江边游泳池里学习游泳，还经常参加“励志社”的跳舞、看戏等活动。正是在“励志社”，郭礼伯结识了刚满21岁，善于表演京剧的章亚若。

章亚若出身江西书香人家，在中学时就被称为才女。她不属于那种明媚动人、艳惊四座的女子，但她的聪慧、多才以及善解人意的性格，引起了郭礼伯的极大兴趣，两人开始频繁交往，感情越来越亲密。

1935年，因为感情不合，章亚若的丈夫唐英江满怀失望自绝而去，留下了两个儿子（唐远波、唐远辉）。唐英江死后，唐家人指责章亚若不守妇道，逼死了丈夫。唐家家族的长尊，直指章亚若谋杀亲夫，将其扭送到治安机关进行法办。郭礼伯得知情况后，迅速赶往拘留所看望章亚若，章亚若说：“他（唐英江）是自己赌气投井死的，我这么个弱小女子，如何推得动他？”

当时的郭礼伯身兼“复兴社”江西干事会总干事，治安机关属于他的下属。听了章亚若的陈述之后，郭礼伯亲自出面，很快帮助章亚若恢复了自由之身。

为了报答郭礼伯的救命之恩，章亚若主动担任郭礼伯的秘书，成为他的红粉知己。章亚若虽然是新寡，但他们之间有许多的共同语言，感情迅速发展。但30岁的郭礼伯却是有妇之夫，为了遮人耳目，郭礼伯在南昌的东湖，找了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百花洲小岛，租了一间房子，作为与章亚若约会与同居之地。章亚若也将自己的孩子交给母亲照料，并要求唐远波兄弟俩把她叫做“三姨”。

1937年秋，在“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举荐下，蒋经国带着蒋方良与蒋孝文一家三口从浙江奉化来到江西南昌。郭礼伯受蒋介石之托，指导和协助蒋经国的工作。此后数年间，从南昌到赣南，他们俩相处密切，蒋经国一直称郭礼伯为“兄”，当然也很明了郭、章之间的事，期间也结识了章亚若。

1937年8月，日军轰炸南昌，南昌局势十分紧张。郭礼伯将家人安排到南康老家。郭礼伯所领导的预六师驻扎在赣州，同年底，郭礼伯将章亚若的家人和亲属，二十多口人安排在赣州的乡下，自己常来往于南康与赣州之间。

纸包不住火，郭、章之恋终于被郭夫人发现。郭夫人大闹，宁死也不愿接受章亚若入门。此时，郭礼伯接到“军政部”通知，要求带家属速去重庆报到，接受新的职务。而章亚若是没有名分的，这就意味着与章必须长期分离。

为了让章亚若一家生活有靠，郭礼伯只好找蒋经国帮忙。蒋经国很快答应，并要求章亚若写一份求职信，找个可靠的人（李以劻，时任团长）转交给他，以便在场面上有个交代。1939年秋，郭礼伯挥泪离开了章亚若，带着家人前往重庆。

郭礼伯离开后，章亚若很快参加了工作。1940年初，她参加了蒋经国在赣州市郊赤珠岭举办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干部训练班”，不久与蒋经国相恋，租房同居。直到1941年4月，时任“政治大学”的军训总教官郭礼伯，在“政大”三个月的暑假期，决定回南康老家一趟，顺便与章亚若相聚了一段日子。

去年9月，郭礼伯的儿子郭贻熹通过整理其父回忆录出版的图书《我的父亲郭礼伯》有这样一段描述：

在赣州与章亚若的一次告别会面中，章首先向父亲透露了她怀孕的消息，父亲问她是谁的孩子，她说：“还有谁的？当然是你的！”父亲又问：“怀了多久了？”她说：“不确定，可能一两个月了。”父亲算算日子，应该是五月初父亲刚从重庆回来的日子，现在是一九四一年七月，不就是一两个月了吗？又问章：“你还告诉了谁？”她说：“谁都没讲，只有你知道。”郭早已听说蒋经国对章动了真情，于是建议章晚两个月告诉蒋经国。明年三月生下孩子后，就说是早产。因为孩子出生后姓蒋比姓郭好，对她们母子将来的幸福更有保障。

郭贻熹《我的父亲郭礼伯》此说，乃一方之言，无法考证。

一九四二年三月，章亚若在桂林早产，生下孝严、孝慈一对双胞胎。1942年8月14日，章亚若应约参加别人的晚宴，深夜回来时上吐下泻，次日送至广西省立医院。该院的王医师将一针剂注射进章亚若的左手血管，几分钟后章亚若突然大声尖叫：“哎呀!不好了，我眼前一片漆黑……”然后昏迷过去，不久，抢救无效死亡。2004年，台湾“保密局退役少将”谷正文，在接受媒体记者访问时曾公开说，章亚若是蒋介石、陈立夫下令中统谋杀的。章亚若到底是他杀？还是病死？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据蒋经国同学、时任赣南行政专员蒋经国的主任秘书徐君虎（ 原湖南省政协副主席） 说，章亚若写给蒋经国的求职信中，以泣血的痛楚心情，陈述她遭人强纳为妾，旋即被遗弃的遭遇，要求青年人导师蒋经国给她一个出来工作的机会。

在信中，章亚若指明那个抛弃她的人，就是时任“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中将参议的郭礼伯。当时这封求职信是蒋经国亲自交给他处理的。徐君虎再三强调：章与郭的关系，他没查证过，可能是流言，但信中的确说到了做郭礼伯妾时的哀怨经历。

曾为蒋经国的学生与部属的徐浩然在回忆录《青年蒋经国》里，再次证实了这封信是由徐君虎先生处理的，但徐浩然绝字未提章、郭之事。 章亚若第一次婚姻所生的儿子唐远波，曾接受相关媒体采访时称， 在当时民风保守的时代，母亲开朗活泼的社交生活，难免引来色彩斑斓的闲言闲语。当时他才十一二岁，相信母亲与郭礼伯只是时有往返的友朋之交，做妾之说不是事实。

......”

处在乱世，作为一个弱女子、一个知识女性，章亚若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或许，她这样的选择，就是为了自己活得更好，但是，命运只是给她开了一个玩笑。

　　（三）特务王升是怎样辅佐蒋经国的？

说起国民党特务糸统，很多人都知道军统戴笠、毛人凤，也知道中统陈果夫、陈立夫，或许是电影、电视的功劳吧！当然，这是老蒋的特务糸统。小蒋的特务糸统，始于赣州，发展壮大于王升，他自始至终是服务、辅佐蒋经国，历经赣州初创、上海打虎、广州重建、成渝屠杀，以至到台湾后壮大发展权倾一时。

二十多年前，为写《蒋经国传》（国内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新华书店发行）遭暗杀的留美作家江南（刘宜良）在书中写到蒋经国在赣南培养干部与“中央派”康泽系的较量，写到了这样一段：“1943年江西支部（三青团）召开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代表已全是青干班为核心的太子嫡系。其中一些干部如胡轨、詹纯鉴、王升、许素玉等，始终追随经国，由江西而台湾。”写到1983年以后蒋经国推进“改革”的部分，“----向极端分子开刀。前政治部主任王升，四十年追随经国，受宠信之专，环顾左右，不着第二人想，他自己亦俨然以接班人自许，公开场合，表示‘共匪最痛恨的是经国和我’,可见其狂妄之一斑”，“王升利用刘少康小组名义，结党营私，专横跋扈，成为国民党的‘中央文革小组’，经国因病，未予觉察，了解实情后，一直命令，将其铲除”。江南笔下对王升笔墨不多，但是可以看出王升对蒋经国之重要。

1989年8月， 江西省政协和赣州市政协文史委也编辑出版了《蒋经国在赣南》一书，该书收集了71篇历史见证人写的蒋经国在赣南的历史，其中有数篇文章涉及王升、章亚若等。把王升的历史写的比较齐全的，我觉得还是刘文房先生的《蒋经国的谋士王升》一书。

　　蒋经国“建设新赣南”被不少赣南人、研究者津津乐道，当时蒋经国也喜欢被人称“青天”。实事求是说，刚从苏联回来且风华正茂的他，确实想干一番事业，他提出的“建设新赣南三年计划“和“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工做，人人有书读“以及禁娼、禁赌、禁烟、耕者有其田等口号，还是深入人心的，连国民党高层都担心小蒋“赤化“。其实，很多人不知情的是，作为“太子“的蒋经国，他有任何地方官员所没有的生杀大权、军权、税权等，这为他打开工作局面奠定了基础。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他也大搞面子工程、政绩工程，也为父亲蒋介石设立“太阳节“，让全体人民为蒋介石祝寿。他也擅长宣传包装，把“新赣南“粉成太平盛世。而他实行特务政治，在抗战国共合作其间率先抓捕共产党的事，似乎更没人关注，而参谋并执行者，就是王升。一句话，蒋经国“建设新赣南”的成就，与王升分不开。

　　在赣州，受到蒋经国高度信任的王升在青干班毕业以后，就担任了赣县县政府保甲指导员。那时候赣县府衙和现在的赣州市区是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他相当于现在的赣州市区的区长。1941年，王升任赣县县政府兵役科长，不久，又调回蒋经国身边。蒋经国为了摆脱中统、军统的控制，他建立了自己的情报室（后改为特务室），把王升等情报室人员职务命名“视察”，此后，情报室逐渐强大，中统、军统被挤出赣南。王升也领会到蒋经国的信任和用意，他发誓对小蒋尽忠尽职、至诚至信。1942年，三青团江西支部成立，蒋经国任干事长，王升任组训组组长，成为蒋的贴身助手。其实，“三青团”也是小蒋的特务组织，一直积极反共。

　　王升任保甲员期间，他一是重组人事，把赣州所属乡镇长全部撤换成青干班的人马，二是重新登记户口，确定辖区人口数目，三是突袭清查，凡是可疑之人全部抓壮丁充军。调任赣县政府兵役科长后，曾任赣县区长的徐浩然在回忆录中说：一时间赣县人“人人自危，个个不安，青壮年个个外逃”。王升被任命为“视察”，后又任三青团组训组长，也就成为蒋经国特务系统的核心人员了。在王升的建议下，蒋经国“建设新赣南”在龙南、大余、南康建设“模范县”，也就是试点，蒋经国同意了王升的建议，并觉得“首先要把专署机关治理好”，他从赣州米汁巷搬到了新赣南路一号办公。在王升的家乡，发生了这样一件事。王升把中学以“中正”命名，县长郭培师积极推进全民背诵蒋经国《新赣南家训》，中正中学的学生把蒋经国的《新赣南家训》改了：“颠倒黑白，醉饱卧床；舞爪张牙，入户穿房……甘心卖国当汉奸，丧权辱国臭名扬；压迫工农商学兵，太子自命逞霸强；大家一条心，打到蒋介石，赶走日本鬼，万税万税万万税。”王升立即把学生抓了，没有想到，引发了学潮，接着，学校罢课、商人罢市，农民也进城游行。没有想到家乡人这样不给面子，后来，王升不得不地把学生放了。

　　

　 蒋经国在赣南期间，正是抗战国共合作时期。我查询了蒋经国在赣南大事年表，其中记载有:1940年2月，三青团捣毁赣州青年书店，逮捕书店负责人中共党员吴越；6月，国民党武装逮捕中共粵赣区特委青年部长朱平，朱平叛变，率数百国民党武装袭击中共特委机关，国共合作公开分裂。12月，国民党保安团进剿中共三南县委。1941年5月，蒋经国在《青年日报》发表《国父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罪人》等文章，开始高调反共，王升及“三青团“也开始积极行动。王升所在的“专署情报室”和“三青团”就是反共的骨干，而设在赣县的“梅林特训班“就是迫害共产党人的场所。从历史记载资料来看，他们是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的急先锋。

　　王升在蒋经国这棵大树下平步青云。1943年，他到重庆中央干部学校研究部学习，从此离开赣南。1947年，王升从青年军团政治督导员调南京“中央青年部”任副处长，蒋经国任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中将局长后，又让王升任嘉兴中学训导主任，负责十万青年军退伍事宜。1948年，蒋经国上海“打虎“，他以王升的第六戡建大队为基础，调青岛三、四、五戡建大队甴王升统一指挥，又成立“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让王升任大队长。“打虎“虽然最终失败，但这是蒋经国在嫡系中首次突出王升。

1949年夏，解放战争势如破竹。解放军渡江战役打响后，蒋经国的“青年救国团”被冲散，王升从杭州逃到了广州，国防部任命王升为政工局政工总队少将总队长，要求他收容原“青年救国团“残部继续特工工作。1949年9月，他率300多队员辗转重庆，为苟延残喘的国民党政权开展特务工作，抓捕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他曾经得意地与同事方庆延说:“上海共产党报纸说我是大特务头子哩“，“大特务头子就是大特务头子么！“他甚至告诉方庆延自已亲自活埋了一名江西籍的中共地下党，在他手中，仅重庆就抓捕中共和进步分子百余，杀死十余（见方庆延《赴台以前的王升》）。每次审讯拷打地下党的时候，王升都有一句习惯语:“老子叫你到鬼门关等我”，从这可以看出王升的凶残。1949年12月，蒋经国特批一张机票，让王升随国民党残部飞到了台湾。

　　1950年3月，蒋经国正式受命为总政治部主任，此后立即着手创办政工干校，任命王升为训导处处长。蒋经国对干校十分关注，几乎每周都要到干校训话。同时，蒋经国还让王升在干校内为他设立“总政治部主任”办公室，后来，王升又升为干校教育长。校长王永树木纳寡言，王升能言善道，自然干校就成为王升的天下。干校学生只知道有教育长，而不知有校长其人。1955年校长王永树调任兵团司令，王升升为校长。王升要求学生将来要“无条件地服从领袖”，“为领袖生，为领袖死”，甚至说：“领袖给你官做，你要服从，不给你官做，也要服从”。且以白崇喜为反面教材，说得义愤填膺。1960年底，由王升任团长的7人军官团赴南越，协助南越军方建立政战制度，即“奎山军官团”，与北越共产党军队作战。台军“顾问团”和“军援团”驻越期间，台湾军官团协助南越军方成立政治作战研究班等班队、代训干部、帮助南越军方成立政战总局、建立各级政战组织、开办政战教官班、创建政战大学等。第一批于1962年1月5日 完成任务返国。此后还有几批驻越军援团，一直到1973年越南南北双方签署《巴黎和平协定》，并达成《停火协议》，之后才回国。

王升对蒋经国的忠诚是有回报的，1960年5月，王升调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不久晋升中将执行官。王升利用蒋经国的权势与地位，控制了特务、政工实权，人称“毛人凤第二”。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台湾向大陆空投宣传单和物资，就是王升的“心战”杰作。1975年4月5日 蒋介石去世，4月7日蒋经国调整军队高层人事，任命王升为总政战部主任，又晋升王升为二级上将军衔。王升在蒋介石去世后仅两天即获提拔，足见蒋经国对其倚重之深，此后便开始了台湾的“王升时代”。

　　1979年国民党召开十一届四中全会，王升跻身于国民党中常委行列，参与权力核心的决策。中国政府于1979年元旦发布的《告台湾同胞书》，遭到蒋经国强烈反对。国民党提出了“不妥协、不谈判、不接触”的所谓三不政策，并针对反统战需要，成立固国小组。但是蒋经国不满固国小组的成果，于1980年1月召见王升，决定成立党政军联合作战反统战组织，让他负责“展开全面的对敌斗争”。王升于是建立刘少康办公室（刘少康为其化名），特别卖力地进行反统战。该机构被外界称为国民党中央新的权力核心，也有人称为国民党的“小中常会”。

王升权倾一时，把持的政战系统势力过分膨胀，政工系在党、政、军等系统日益嚣张无忌，不仅使元老派感到讨厌，而且引起了蒋经国的戒心。趁王升访美时，黄少谷，马纪壮向蒋经国直谏。蒋经国心中有数，采取“削藩”策略。蒋经国对刚刚访美归来的王升说：“刘少康似已形成双线领导，有两位中常委对我谈及此事。我一向对党内重视团结，不许有派系，我以为刘少康再发展下去，势将另成一个派系。”“我认为刘少康结束对你是有益的。”

　　1983年初，在美国政府“关注台湾人权问题”的压力下，加上中国改革开放，晚年并重病在身的蒋经国试图实行“西式民主”。诸如开放党禁、结束戒严、充实“中央民意机构”、地方自治法治和开放老兵大陆探亲等。在对“台独”问题上，他却犯了一个决策性错误。1983年三月间的一天上午，蒋经国在“总统府”约见王升，并对其说：“我要把军队政工的人事权全部划归部队长，……今后，政工不再掌握部队人事权。”王升反对把由自己主管的人事权交出去，因为这样一来，政战部和“刘少康办公室”如同虚设，政工工作也无从谈起。他不假辞色，以近代历史上的教训与蒋经国抗颜，并说：“现在‘台独’那么厉害，哪能削弱政工力量？你就不怕大陆失败的历史在台湾重演吗？” 两个人在“总统”办公室相持不下，最后王升气不过，一手拍打沙发椅的扶手，一手拿起军帽往茶几上重重一扔：“你不听我的意见，我宁可辞官不干！拿掉政工的人事权，你杀了我都不干！”说完这二句重话，王升气呼呼地拿起军帽，径直走出蒋经国的办公室。这下子，把蒋经国搞得极不爽。尽管事后王升向蒋经国道了歉，但从此二人的关系大不如前。1983年5月，王升由政战部平调到“三军联合作战训练部”，不久“刘少康办公室”关门大吉。

　　我在网上看过这样一个资料，蒋经国拖着病躯参加他生命中最后一次大型庆会，台独分子向他高呼口号示威，他受到很大刺激。他回去后就交待“叫化行（王升）回来，我要用他”。可是，没几天蒋经国离世，李登辉下令各使馆人员坚守岗位，不得回台。远在乌拉圭当大使的王升只能隔海遥拜，再也没有机会重返政坛。

蒋经国去世后，王升多次向台湾当局表达了回台的想法。1992年王升回台后，就任总统府国策顾问，同年5月筹组促进中国学术研究基金会任董事长。1993年8月被聘为中国国民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评议委员。1996年10月11—16日，王升率领台湾代表团参加在上海召开的“海峡两岸中国现代化学术研讨会”，出席会议的台湾学者共25人，这是他自1949年抵台后首次返回大陆。会后，他回江西省龙南县探亲。2004年6月13日王升参加黄埔军校建校80周年纪念会，到会的都是黄埔毕业生，有乌钺、郝柏村、陈守山、黄幸强、陈廷宠、黄仲源等人。黄埔校友们高唱《中国一定强》、《四海中国人》等歌曲，高喊“振兴黄埔精神”、“祝愿两岸和平”、“中华民族万岁”等口号，表达他们希望中国统一、反对“台独”的心声。2005年12月24日 ，前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逝世，王升等台湾各界人士分别致电悼念汪老。王升写道：“道公德高望重，素所钦敬，多年来致力于两岸融和，谋炎黄子孙之永久和平，贡献之大，用心之苦，必将永留青史，万年不朽，”

2006年10月5日日凌晨，王升因多重器官衰竭去世，结束了他饱受争议的一生。

王升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