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烟

鄠邑闲人

• 踏入校园
  

　　1975年，我开始上学的时候，直接就是一年级。那时候，我们这农村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幼儿园，而且好像还是春季升学的。

我村的学校，在方圆也不算小，既有小学，也有初中，名字叫“父慈学校”，就不是父慈小学或父慈初中。

学校在当年村子西北角，学校和我家一墙之隔，只是当年学校门朝东开，我家房子门朝南，后墙与学校南侧墙共用。

班主任是杨彩兰老师，带我们的时候就好像已经三十左右的年龄了，眼睛不大，短发头（当时都叫剪发头），下巴处好像有个痣。人特别和蔼，但上课好像挺严厉的。

才上学，啥也不知道，看人家娃饭一吃背上书包往学校跑，自己也就去了。书包都是用块块碎片布拼起来的，还有点象现在所谓的工艺品一样。书是发的，可本子一般是用白细纸裁开订的，32开大小。没有什么好文具盒，随便什么盒子凑合的。才学算术，还要有一个特别学具，线线穿一串棒棒，挂在脖子上数数儿。

一天去学校就是完成任务一样，也搞不懂去学校干啥，一心一意就等放学的铃响，然后疯跑出学校，那才是我们真正快乐的开始，直到家长找到，撕着耳朵，拿鞋底抽，才知道回家吃饭的时候到了。

　　其实在1975年，国家也发生了许多大事，比如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可对我们这些碎娃来说，没人在乎这些。好像流行的话就是摇头晃脑的说“马尾巴的功能”（电影《决裂》里的），还有就是“（毛泽东语录）《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为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其实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根本就不知道，好像就觉得好玩。

那个年龄，在当年的农村，最高雅的文化娱乐活动就是看小人书了。

如果哪个小伙伴有一本新小人书，那大家伙就整天围着他转圈圈，他就成了这个朋友圈里这几天的红人了，谁有啥好吃的好耍的，都巴结他，有给爆米花的，有给炒包谷豆儿的，实在没啥给的，狠不得给掰半个打死也舍不得的巴巴馍，其实目的就只有一个，想方设法都想要来看看。

大家没事聚拢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谝谝这小人书故事那小人书故事的，最怕的就是人家几个家伙说这说那的，自己却没看过，根本就搭不茬子，就怕别的小伙伴说自己啥都不知道，太没面子了。

小伙伴之间，还相互比，看谁的小人书多，谁的小人书故事精彩。当年我们瓦子娃（男娃）的最爱就是打仗的，抓坏蛋的。想不起来女子娃爱看啥书了。

当年，瓦子娃（男娃）和女子娃很少在一起耍，并不是不好意思什么的，关键是怕其它伙伴笑话，说自己没出息。

• 伟人去世

进入1976年，凑（就）开始上二年级了。

这一年，其实是中国多事之年。1月8日，周总理阖然长逝； 7月6日，朱德与世长辞；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离开我们。

老百姓接二连三的从生产队的广播里听到一遍又一遍的哀乐，大家也一次又一次地扎着白花，心怀恐惧，很多人都有“天塌下来”的感觉。

其实对于我们这些小学生来说，只是感觉好奇怪，突然就要在操场集合，统一都带小白花（这些小白花是老师们连夜赶做出来的），相互站的位置比平时做操间距都大得多。

操场上，站在学生队伍后面的老师们，无论男女，个个都哭泣落泪，我们这些傻小子傻姑娘们，最终也没搞明白怎么回事，只是那种气氛，早吓得我们大气都不敢喘，都象做错事的碎娃，低着头，手扣着裤缝，眼睛都不敢胡瞄。

操场东边的主席台上，悬挂有横幅，两侧还有大型白纸黑字对联，学校广播里，一遍遍放着一听就能让人流泪的哀乐。

那种场合，如果一年遇上三次也是挺吓人的。

我们真的就遇上了三次。

• 地震中的恐慌

其实在1976年暑假时候，我和父亲在西安。

如果有机会，暑假一般还是爱去父亲上班的昆仑厂呆上一段时间，不是为别的，关键是他们单位食堂的伙食好，有白馍米饭吃，菜里还会有肉，感觉特别好吃。

平时在家，天天吃的是巴巴馍和两掺馍，喝的是包谷糁ZEN子，中午除了搅团就是汤面。搅团为主，偷偷摸摸瓦点嗞油（烂臊子时从肥肉中炼出来的大油）放到搅团心心儿，搅团都吃快完了，也舍不得把嗞油化了吃了。

吃汤面的机会都不多，主要是汤面，有时宽点，有时窄点，无论宽也罢，窄也罢，主要都是两掺子，麦面加上包谷面。下的菜也不多，更别说油烂菜了。

不管吃啥，总之，也都没个啥油水，就这吃馍吧，那怕是巴巴馍，也还要限量。平时的馍笼子，一般都挂得高高的，反正是娃们取不了的高度。

所以，每次到西安十几天，那简直就真成了神仙一样生活。

有一天晚上，和父亲及其它大叔大伯们一起，去黄河俱乐部的灯光球场看露天电影，具体是啥电影没印象了，回来后才洗梳毕，我坐在床上自己玩，父亲坐在床边洗脚。突然感到床不太稳，就看看是不是哪个床腿腿没垫好。垫来垫去，试来试去，都不行。

突然凑（就）听楼道有人喊“地震了”，我们才慌张出楼，下面已经站了许多人了，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半夜三更了，才回去，哈哈（吓）壳壳地睡了一夜，第二天就搭车回户县的村里了。

回来后才发现，村里人早就行动起来了，大家都在地里搭建各种各样的防震棚。

那些天，一直天降连阴雨，地里棚也不好搭，用细木头，竹竿，塑料纸和油粘（牛毛粘）。有的家改造猪圈，YI子棚等。

后来也确实感觉到了一次强烈地震，是在白天，好像生产队的社员正在饲养室开会，大家都倒向了同一侧。

后来才知道，那次是四川松潘炉霍的地震影响。

还是唐山大地震把大家吓怕了，风声鹤唳。

• 受伤的胳膊
  

　　更小的时候，我们整天玩的捉迷藏（也叫QIANGMER，藏没儿），大家分成两伙儿，猜吃猜，石头剪子布，决定哪一拨强（藏），哪一拨找人。

藏的那一伙，简直就是脑子都想破了，啥地方都能藏，啥地方也都敢藏，什么猪圈狗圈，什么麦煎窝窝树上萝卜窑，只要能藏QANG得住的地方都钻过。

后来觉得玩那玩意儿太没档次，就变成了玩打仗。

才开始，是同班同年龄伙伴们玩打仗，后来是不同生产队的娃们打，再后来就是自己村东头的和村西头的娃们玩打仗。无论咋玩，其实都是在玩儿。

最后可就变味了，演化成相邻村子之间的娃打起来了，这下就不是玩玩罢了。

也许是打仗电影看多了吧，只感觉打了才过瘾。当然，打仗的武器装备都是土块，有时也用小石块。既然是打仗，那总有挂彩的，虽然不严重，那回家也得让家长美美的锤一顿。就这，我们这帮子呀，一般都是记吃不记打，明天下午放学后还要继续战斗。

有一次，星期六下午吧，反正和邻村娃们玩打仗玩了一下午。

我们战败了，要紧急撤退。逃跑时，跳村西头一战壕。结果，我一时不慎失足，掉到沟底底了，右胳膊在河沟坎坎上垫了一下，咔嚓，痛得我直哭。

大家敢忙把我运回后方，围着一大圈，你一言，我一语，都不知道应该咋办了。在这危机关头，有人提议，战友××（YL）的婆婆，不是经常给脱臼人安胳膊嘛，YL一定见多识广，看都看会了，不如叫他试试。

那家伙胆也够大的了，围到我跟前，装模作样地就摇来摇去，左三圈右三圈地就治了起来。

天那，伙计，我不是脱臼，我是断了。可怜我这小胳膊了，本来还连着的，这一折腾，胳膊彻底成了三节子了。看着成了三截棍的胳膊，听着我杀猪般的哭声，这下把战友们都吓傻了，只能把我运回家，交给家长处理了。

母亲吓得也够呛，都顾不得收拾我，连夜晚，在邻村找了个会接肢的土大夫安上了，再用竹板夹好，纱布一缠后，回家了。

我养了一月多，右胳膊啥也纳（闹，就是干的意思）不成，整天脖子上吊个缨缨。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不上学，天天呆在家，干啥都用左手，练着练着，就成了今天这改不了的左撇子了。

后来，父亲回来了，带我去西安厂医院，做了个透视检查，结果一查，发现坏菜了，虽然长上了，但接茬处却位置没对正，骨头长了个斜斜的，医生说，需要重新打断后，在透视机下再重新接。

结果，又来了一次杀猪声，咔嚓，断了；咣，又接上。

整整在家又折腾了两三个月休养，慢慢才好。

这就是当年战争遗留给我的创伤啊，哈哈。

• 都是为了嘴
  

　　在那个时候（七十年代），农村最缺少的不是快乐，而是吃。

也许大人们感觉，生活艰辛，可孩子们除了饥饿以外，余下的就多是快乐的了。那会儿，学生娃们放学后，根本就没有什么课后作业，更没有什么辅导资料，不象现在这娃，不但作业多得让人发晕，还有什么这辅导班，那兴趣班的。那时的我们，只要一放学，书包一撩，那就是个耍，尽情地耍（我不知道城里娃们是个啥样子）。

经常在耍的时候，有一项特别的内容，就是爱偷东西，还不是单打独斗，而是三五成群。偷的对象也很独特：当地里的棉花蛋儿能吃了的时候，就偷棉花蛋儿吃；当地里的包谷棒子能吃了的时候，就在地里掏坑搭火，烧烤包谷JUE儿吃；还有偷豆角儿，偷洋柿子，偷黄瓜等等，只有是能吃的，有机会就偷，偷了就就地一吃，最好不要拿回家。要不然，想个好心带回了家，家长就得狠揍一顿。

　　那个年代，地里的苹果呀葡萄呀毛桃呀什么的基本没要，不象现在，到处都是经济林果。当年，以粮为纲，再多点苜蓿呀豆类什么的，每个生产队还有一个自己的菜园子，种的是少许的韮菜洋柿子（西红柿）黄瓜等常见的必需的蔬菜，所以这菜园子就成了我们袭击的目标之一了。

冬天来临时，只要不上学，最爱去的地方，就是生产队的饲养室（专门集中饲养牲口的大房子），饲养室那个炕啊，烧得热地呀，屁股蛋蛋都搭不住。

征得饲养员大伯大爷同意后，小伙伴一大堆挤在一起，有时打扑克，有时拉筋筋（树叶主脉），有时传看小人书，但大部分时间凑（就）是胡谝，反正东拉西扯，打打闹闹，能忙晃一天。

如果中午家长不叫回家吃饭也不怕，饲养室有的是油渣（喂牛用的），抓几把放嘴里JIAO（文化人叫咀嚼），感觉还挺好吃的，就是吃多了巴不出来，渴了就用大马瓢在饲养室水缸撸一瓢水喝。

• 拔草
  

　　那年代，年龄太小，整天个就是个耍，有时也被迫帮家人干些力所能及的活。

碎娃们嘛，能干个啥呢？干最多的可能就是拔草了。

当时，虽然还是生产队，但已经家家可以搞点养鸡养猪的副业了。那时就没有什么饲料啊什么的来喂养，也没有什么的剩饭剩菜来喂，人吃饭都依然特别紧张，只有洗锅涮碗没啥油星的恶水，每天往猪槽里倒了。

为了给猪呀鸡呀什么的补充些营养，那就只能是靠家里的娃们放学后去地里拔些草了。大人一般没这功夫，白天在地里凑活都累得要死要活的，回来还得赶快凑饭，收拾屋里的事情。

饿们这伙碎娃们，一般是放学后，书包往屋里炕上一料（扔或甩），提上担笼，三三两两，就出了村子，一头扎进地里去了。

那时候，拔草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只能喂鸡喂猪的草，另一种是拔回来收拾收拾可以给人吃的。

就是喂鸡喂猪的，也不是什么草都能行的，还要有选择地拔才行。什么鸡冠冠、麦皮儿、巴地草、刺筋、芨芨菜、单碗花，什么白蒿、苜蓿（现在实在想不起来了）等等等等，样子多的很（你现在还能想起来啥草，说说看）。

　　由于天天下午放学，这拔草的活都在固定的季节，成了固定的活了，所以关于村子东南西北哪块地的敌情一般也就了如指掌。

如果发现那块地里草又多又好，那个心情啊，就象发现宝藏一样，真不亚现在的娃们逛游乐场一样，同来的小伙伴还要相互约好，回去后不许告诉别人，咱们明儿放学再来。为了放心期间，都要发个毒誓。

其实那时候，小伙伴间的许诺呀赌咒发誓啊，都是不太可靠的，因为，第二天下午，同样的时间，一大帮碎娃早就去了，如果次（迟）一会，草就被扫光了。反正也没人追究，这道底是哪个叛徒告的密了。

担笼拔满了，如果时间还早（那时，对我们来说，只要天不黑，都算回家时间还早着），大家就围坐在地里耍，胡打胡闹，胡追胡跑。

来这宝地迟到的碎娃，也许草担笼根本就不得满，可看着别的娃耍，自己心里又痒痒，那咋办呢？相互之间赢草。

咋耍呢？一般是相互之间往地上扔铲子，相同远近，相同高度，如果自己的铲子扎在地上不倒算赢，倒了的就算输，输家就给赢了的一把草。

往往玩到最后，运气不好的，功夫不行的，就只能看着别人硬生生地把自己的草，一把一把抓进到人家的担笼子里了。

别人满满次次（实实）一担笼，自己只有一担笼底底了。

那也不用担心家长狠揍一顿，我们也有自己的绝招，一般的做法是，向担笼底搭一层树棍棍撑起来，再把仅有的几把草虚虚地放到上面，家长如果不留神，还以为是满满一担笼。

用这招，那就必须趁天黑时回家了，到家后，看没人太注意，急冲冲拿到后院，往猪圈一倒，这才长出一口气，万事大吉，（“平安无事哦～～～”《平原游击队》语。）

• 课本
  

那时候，新学年发课本往往是在年前。

1977年上学的娃们，都要把所正上的年级上一年半，因为，从这一年开始，全国要由春季升学改成秋季升学。

比如，拿我来说吧，1977年初，上小学三年级，总共上了三学期，到1978年夏，小学三年级才结束。

现在才知道，原来，国家1977年底，举行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考试，1978年要变成夏季高考。（后来查了一下，这一年，国家还有的大事是：提出”两个凡是”，批评”两个凡是”。还冒出来了个陈景润，”哥德巴赫猜想”听过，只是当年没搞明白，为啥要证明1+1=2，感觉好像太无聊，就是现在，自己也是一知半解）。

其实，每次新书一发，每个娃都爱惜的不得了，都要包一包。

一般用牛皮纸包，又硬又结实，就是有些黑，心里不美气。爱好的娃，用废旧画张画报什么的包，显得特别花狸狐骚的，挺好看，看得男娃都眼红，用现在新词，那真叫个羡慕嫉妒恨很。实在没有这些东西包，就用旧报纸包。最后还得在皮皮儿上，工工正正地写上语文呀算术呀自然呀什么的书名子。

还特羡慕那些家长会写毛笔字的，因为他们的皮皮上，一般都是漂漂亮亮的毛笔字。

想想包书也是白包，因为没有几天，包好的书皮皮又早就不见了，不是这开裂就是那让笔捅个大洞洞，实在看不过眼儿，就干脆撕了算了。

　　半学期过后，你再看看书包里的那些课本和本子，每本书和本子的角角卷得就象千层饼一样，从上到下，依次从卷卷多到卷卷少，简直就不敢看，家长一看，最爱骂的一句话就是，”字没认哈（下）几个，把书和本子都念成啥了，跟从牛沟子（屁股）拉出来的一样。（家长经常边帮我整理书边这样骂我，呵呵）。

我们那时的书包也简单，没有几个什么像样的文具，就两三本书，两三个本子，谁如果有个铁皮文具盒，那简直就是大款了，奢侈的很。里面放的，也就是一个铅笔，一个橡皮蛋儿，好点的加上个半透明的塑料尺子。

比比现在的娃们，可怜的，书包装得满登登的，光（就）课本凑一大堆，管有用没用的，用得上用不上的，再加上各种辅导资料，五花八门的各种文具，还有乱七八糟的作业本，身上一背，简直就是背了一座山似的。

看看看看，现在的娃们已经背不动了，改成用那种手拉的带轮轮的书包了。

你说，以后会不会娃们的书包，变成小汽车的那种，能装更多的书本文具了。

还是我们那年代书包好，虽然简陋了点。

那时，我们没有现在学生手里的什么计算器啥的，最常用的算术工具就是自带的十个手指头，既简便，又灵活。

后来学的数字大了，十个指头不够用了，就发明了一种自制学习用具。

　　它是用包谷成熟的天花杆杆做的，最好捡那些粗细均匀的天花杆，再截成大约七八十公分长，然后，再用合成几股子的结实细线，把它们串到一起，把线头儿两端再一弥上，绑成个圈圈，上学去的时候，挂在脖子上。

这就是我们当时的“计算器”了，一般娃们线上穿上三四十个棒棒，心狠的娃们还有穿上七八十个的，走起路来，胸前晃荡的都是包谷天花节节，就好象现在女子娃带的金项链一般神气。

再大点的时候，还要学算盘，珠算可不好学，工具也不好准备了。有些娃们家就有算盘，大部分娃们家就没有这玩意儿。那咋办？只能买了，有的大点，有的小点，五花八门的。

老师一般有一个特别大的教学算盘，上课的时候就挂在黑板上面，算盘的中间横梁上，用醒目的红漆自右向左写着“个十百千万”，我们的小算盘上，也学着老师用笔在小纸块上写着个十百千万，然后再把小纸块用浆糊贴在算盘上，还有个别厉害的娃，直接用小刀刀刻在算盘上了。

学珠算，用算盘，可比较麻烦的了，不但要求要经常练习，而且还要背许多口诀什么的，这可不是什么轻省活。

其实，在上课前，我们更喜欢用算盘耍一种叫“狼吃娃”的游戏了，看谁最后能把谁的珠子打完。

这算是比较文雅的游戏了，更有甚者，把几个算盘翻过来放在地上，人站在上面或爬在上面，当轮滑来玩，没几下，算盘就散架咧。回家后，难免又是一顿狠揍。

这就是我们的书，这就是我们的文具了。

• 骑驴
  

儿时，瓦子娃玩一种叫《骑驴》的团体游戏，玩法简单，低碳环保，有益健康。

大概是先把一大帮伙伴分成两队，每队人数相同。

这分队也是有规则的，不是随便瞎划拉的，有一定的要求，讲的就是个公平公正公开。一般由两个公认最厉害的伙伴彩吃彩选自己队友，石头剪子布，赢者优先选一人，输者后选一人，再由赢方选第二个人再由输方选第二个人，依次类推，直到全部选完为止。人数要相同，如果是奇数，那最后没人要的那一个，就只能自己歇菜了。

然后，双方再派一人当代表，彩吃彩，来决定哪队为骑方，哪队为驴方。

输的一方当驴，赢的一方骑驴。驴方还要再出一个人充当立柱。当柱子的人一般靠墙或靠树站着，当立柱这个人，一般身体状况差点，但玩石头剪子布的水平一定还要好，因为他还要和骑方人再比输赢。

　　驴方的人要排成一队，猫下腰，第一个人把头顶到当柱子的同伴胯下，第二个队友排在第一个队友后面，也低头弯腰，双手抱着前面队友的腰或扶着腿，把自己头插到第一个队友胯下，弯腰90度，其他队友依葫芦画瓢照样做，排成一长溜子。

　　这驴方排队也是有讲究的，一般是把个子高的队友放到后面，这样，对方骑的时候，也许有的队员就跳不上去，那对方就输了。还要把体质好的腰力好的，排列到中间部分，因为这部分是驮人最多的，承受压力最大的，如果让对方压散了队伍，就算自己方输了，骑方要重新开始的。

而骑驴的一方，站在驴方后面很远的地方，个个喜形于色，摩拳擦掌，一个挨一个的往上跳，骑上去就行，但必须每个人都能骑上去，且骑上后，不能再向前移动，一次性跳到啥位置，就是啥位置，如果有移动现象，那就是犯规，应该认输，后面的队员都要依次跳上去，如果有人跳不上去了，或因己方原因有掉下来的，则统统算骑方输。

　　所以呀，这骑方也要有方法，必须把能跳最远的骑手排到第一名，他只有一次性跳最远，才能给后面的队员留出更大的空间。然后依次类推，最弱的队员放到最后。

如果双方都没有犯规的话，骑方第一个骑上去的人跟对方充当立柱的人再进行彩吃彩，石头剪子布，用输赢来决定下次谁家是骑方和驴方，输了当驴，赢了骑驴。

如果运气不好，一方一次性能连续当七八次驴方，让别人骑，而另一方简直就乐疯了。

当年这游戏在男娃中特别火，尤其是在冬天比较冷的季节，就象现在的碎娃们玩什么《三国杀》什么《大话西游》等一样一样的。

只是我们当年玩的骑驴这游戏，它不限场地，不限人数，不需器械，省电省水，低碳环保，还锻炼身体，快乐无限，更关键的是，它是个集体性的活动，还增进伙伴们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好处多多。

现在没碎娃玩这游戏了，快失传了。

• 滚环
  

　　还有一种男女都能耍的游戏，就是滚铁环，当然瓦子娃耍的时候更多些。

当时的铁环，和现在的铁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娃们耍的铁环，大部分都是圈粗钢丝做成的，我们那时哪有这条件啊，一般都是谁家的木桶作废了，不用了，就把木桶上铁箍圈当成了铁环了。

推铁环的工具，一般是用铁丝做的，在七八十公分长的铁丝一端，窝一个U型的弯，再把这U型弯弯折成直角。如果再爱好的话，还可以在铁丝的另一端捅一段木手柄，这样握着也不摩手了，可大部分人都是在这一端随便弯个圈圈就不错了。

现在想想，滚铁环还真是个技术活，如果没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就起步这一下，一般人都玩不了，才开始学是必倒无疑。

双手协调，腿手协调，那可不容易的。才开始学的话，要找个比较开阔地方，还要相对平整些，坑坑洼洼的地方不利于初学者练习。

慢慢熟练以后，那就花样翻新了，不只是左右手随便玩，还专门捡那些不平的路段玩，来显示自己的技艺。有时推着环的后下侧，有时推着环的前下侧，有时随便拿个什么硬杆杆硬棍棍的，都能指挥自如。

经常玩的是滚铁环比赛，水平低一点的比赛是比谁的快还又不倒，在街道上或操场上疯跑；高水平的是在地面上画线，就象现在的跑道一样，两条线之间越窄，表示水平越高，比赛时就不仅仅是不能倒了，不但比速度，还不能跑出自己的线，甚至有时连砸线都算犯规。

也不赢啥也不输啥，竟能玩得忘乎所以，满头大汗。好处就是锻炼了身体，坏处就是回家吃饭的时候，愈外多浪费几个馍咧。

• 甩锅
  

　　甩锅（摔泥锅），摔泥锅，有些地方也叫摔大炮。

要玩好这款游戏，首先得有泥，咋能闹来又细又筋道的好泥呢？关键在于选土。

想娱乐的双方，先取粘土若干把，经加水，慢慢的不断的揉制（其实，急了没水的时候，偶尔就开启自动水泵--撒尿，呵呵），等深加工成柔韧的高档泥材时备用。

游戏双方，把刚才加工好的上等泥巴，各取相等数量，再根据自己的爱好和工艺水平，分别制作成各种各样的泥锅。

一般情况下，泥锅多呈凹形。做时，底部要尽量大且薄，锅边边要越深越厚越好。做好后，你再看双方，给手上吐口TUO沬，把锅里锅外抹的溜光溜光儿的。

由于双方泥料的数量相当，所以制作水平的高低成为取胜的关键。

玩这游戏，时间主要都消耗在做锅上了。边平壁厚底薄，这样才能保证摔下去后，泥锅烂时，整个锅底都炸开个大洞洞。

　　泥锅做好后，先由一方来摔，用力使锅圈同时落地，靠锅内空气的负压将锅底炸开个洞，破洞的大小，往往取决于泥料的好坏和锅制作工艺的水平高低，以及摔下时手法和摔法等诸多因素。有时都喊1.2.3同时摔，嘴里还要大叫一声“烂”！

　　要想自己的泥锅底炸烂的洞口大，一般要找个特别平的地方，手法适当，用力均匀。选址坑坑洼洼，如果不平整，一定漏气，压力就不大；端起翻手如果太慢，还没等你摔，泥锅就掉下来了，成一堆泥巴了；摔下时，如果泥锅有倾斜，不能平平落地，不但不能“啪”的一声响，而且又是泥巴一堆，没有洞洞出现。

双方摔破后，双方要仔细观察对方的破泥锅，但开始都不许用手碰，然后要用自己的备用泥来修补对方锅上的破洞。

　　对方的泥洞如果大了，那你修补人家泥锅就费自己的泥料，如果洞小了，那你就占便宜了，就省你的泥料。

大家都希望自己泥锅摔出的泥洞大，希望对方的洞小。这样，一摔一补后，双方手上泥的多少便产生了差距。

游戏的二人，你来我往，互相摔锅补洞，补洞摔锅。最后，一方因没有泥巴了而游戏结束。

最终，以得泥多者为胜，赢家的唯一战利品就是多得的泥巴，输方屁股一拍，两手空空，但精神上的胜利和满足，那真是无法用泥巴多少来衡量的。

呵呵，有点贫穷下的阿Q吧，却依然玩得开心快乐。

　　其实，这人的一生啊，就如同儿时玩的甩泥炮一样，如果不经历甩甩打打的，又何来的声响呢？只有不断地经历风雨，经历磨难，才会有更精彩的人生。

这样的生活哲理，哪会是当年甩泥炮的碎娃们所不能理解的。

• 打不噔（打扑嗵）
  

　　我估计，”打不噔”这词儿，是由”打扑嗵”、“打扑腾”这儿转音过来的吧，实际上就雪（说）的游泳咧。

那时候，咋能知道啥是个游泳嘛，反正凑是起（去）河里耍。特别是在夏天，一到中午，趁家长们在睡午觉，就邀三邀五地偷偷摸摸跑到河里打不噔去了。

当年的河，好象水比现在多的多，也特别清，不象现在这河，都一个比一个干，就是有那么一星星水，也是污七八糟的，日把能下水尼。

当年我们村的娃们，能去的河主要是从索村（孙姑村）流过来，经过绍庄（绍家庄）和撇寨（裴家寨），再流过南江村（南焦羊村）到南讨庄（南稻务村）向北的河了，我们都叫这条河为江村河，正式名字可能叫“沧浪河”。

这条河后来人为改道了，从孙姑村东边直向北，过绍庄东，经饿村西，到江村东，向北走了，我们都习惯上叫它”新河”，再改还是“沧浪河”。

这条河上，我们不敢去的地方是江村桥附近，怕野河道摸不来深浅，也不敢去南讨庄那段，因为是个水库，怕太深。

唯一敢下河的地方，就是集中在从绍庄到江村桥附近这一段新河上。

　　其实，这条新河平时水也是不大的，但是，到了夏秋时节，村里人要用河水灌溉农田，所以就把河水拦了起来，形成一个小水埧一样。

一般经常拦水的地方，要么在绍庄附近，要么在饿村西头儿附近，要么在江村附近。这都是我们暑假里经常耍水打不噔的好地方了。

家长一般也是怕我们这伙碎娃下河的，必竟是有些危险，特别是传言南讨庄水库去年把谁谁谁才淹死了，那儿那儿又把谁才淹了，这些小道消息让家长们更是提心吊胆的。

可谁也拦不住啊，也就认我们去了。

我们一般也不敢一个人去下河，都是耍得好的，三五成群，一帮一帮的，有大有小，都是穿的半截夫儿（裤），挂个框框担笼背心儿，穿个塑料凉鞋，有的还是透明的那种凉鞋，呵呵，当年这凉鞋已经特别洋气了。

还有一种装备，就是“游泳圈”。所谓的游泳圈，其实就是报废的汽车内胎，吹饱气罢了，更多的是用透明塑料袋，把气一吹，用绳绳一扎，就当成游泳圈了。够先进了吧，呵呵，已经不错了，有总比我们这些啥也没有的人强多了吧。

　　比较有印象的一次游泳的事，是出来在秋忙假前吧。

当年我们农村学校，不但有寒假和暑假，还有个秋忙假，专门为秋收而设的十天左右的假。

中午饭后，这时距离下午上课还有几乎两个小时时间，同班一大帮子瓦子娃，都跑到村西的新河打不噔去了。

因为顺河是一条生产路，怕都跳下河后，放在岸上的衣裳和鞋比路过的人偷走，所以还特有心计的都把衣裳鞋埋在了包谷地里的坑坑里，用草草都盖好，就是不能让路过的人看到。

埋好后，踢里花啦，就跟下饺子一样跳下河了，在河尽情的嘻戏打闹，玩得不亦乐乎，结果把下午上课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

老师下午上课在教室找不到这伙娃，班里一打听，有些没去成的没胆量的叛徒，就揭发了我们的去向。这下老师可就火了，骑上自行车去新河找我们来了。

你找就好好找呀，这老师却不是拉我们上河收拾，而是童心突起，大老远就下了自行车，悄悄地从包谷里摸过去。正巧看到了我们藏在地里的衣裳和鞋。你猜，他怎么办？真是个大神，竟然把我们的衣裳鞋偷偷摸摸一抱，又偷偷摸摸退回去，夹到他自行车后面衣架子上，一声不吭骑上车，带回学校了。

半后晌了，猛然有人提醒还要上课，我的个天呀，都没命地光着屁股爬上岸，冲进包谷地找自己衣裳鞋，哪还能找得到啊，东挖挖，西铲铲，啥也没有，急得有些人都哭咧。

　　估计都快课外活动的时候，老师才抱着一大堆衣裳鞋，到河边来慰问我们这伙光屁股蛋蛋了。

披挂好以后，排一长溜溜，跟在老师沟子后面，都象打了霜的茄子一般，晃回了学校。当天道也没怎么收拾，因为就要放学了，结果，第二天，我们几个整整儿让班主任老师摆掷（收拾）一天。

　　天气热到这个份上，也就只能下河打扑凳了。

儿时，只要是这时节，几乎天天中午都要三五成群地结伴下河。

虽然那时的河，比现在水要多些，但却不足以让我们打扑凳。可这个时候，正是农村进行包谷地浇地的时候，许多河都被筑坝截水，利于水泵抽水。这也就为我们这些精力旺盛的碎娃们中午饭后下河提供了可能。

　　一般都是在邵家庄东边的新河里玩为主的，几乎每年这个时候，这里都会截水的。

上午晒一上午，中午如果下水也一点都不冰，挺暖和的。趁大人们在家午睡的时候吧，就狐朋狗友一叫，一大波子娃们，都去了新河玩儿。

多伴都有人看守着，平时不让娃们下水，一是怕不安全，更重要的是怕娃们把人家的土坝给搞溃了。

总是有个好像叫猪娃儿的四十多岁的男人在看守着，有时他也午休不去，如果没人了那就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还没走到岸边，才看到也水，就边跑边哗哗地随便脱了起来，等走到河边时，个个早就一丝不挂了，抱着仅有筐筐背心和半截裤，冲向河里。

甩在岸边的衣裳，东一个，西一个，早就分不清谁是谁的了。

所谓的打扑凳，就是人家说的游泳了，我们更喜欢说成是打扑凳。游泳吧，讲究就多了，什么蛙泳蝶泳仰泳自由泳等乱七八糟的姿势，听着都搞不明白。

我们进了水里比较简单，要么就是狗爬式，要么就是来个冒眼，最多再来一个漂黄瓜路儿，除此就没有什么了。

　　狗抛式最多，两个手向肚子方向划水，两个脚在后面扑嗵，一慢两快，还挺有节奏感的，所以我们才叫游泳为打扑凳或打扑嗵吧。

有时还比赛看谁泳的距离长，就是个弄着玩玩而已。最厉害的是看谁一口气钻冒眼钻的远，有人二三十秒就上来，也有人一分钟才露头，一般都这样了。我们这些应该算是旱鸭子，能这样已经不错了。

可笑的是有人从岸上助跑冲进河里，一头就扎下去了，以为这样钻得深，能钻得远些。可有时运气不好，钻下去时自己的脸都贴到了河底的稀泥里了，甚至把脸擦伤的都有。

　　有时也去南焦羊村的石桥那儿玩，只是那儿是个老河道，水也比较深些，更怕的经常会出来一些异想不到的水生动物来，比如马黄什么的。当然如果是要捉蟹之类，在这里还是比较多的了。

当然水最深的地方，应该说是南稻务西边的那个水库了，我们去那的机率就特别少了。关键是水面大得让人不敢下水。

后来的这些地方，也是我们钓鱼的风水宝地了，没有什么渔具，就是个杆子，谁如果能有个好一点的竹竿子，那都让别人羡慕许多。更别说你再有一个三节组合式的人造竹竿了。

• 最早的火灾记忆
  

　　1979年秋季一开学，就上五年级了，这是小学的最后一年，这也就意味着快乐的童年马上就要结束了。

现在没事的时候，静心想想，之前的许多记忆已经模糊，留下的就只有一些串不起来的残片了。

尽力延伸自己的记忆，最早的事就是火烧场房了。

那时，饿村每个生产队，为了给自己队堆放和碾打小麦，专门要在地里找个地势比较高一点的地方，光（碾）一个场，每年在割麦前就要碾（做）好，秋收完不用了，再犁了，继续种小麦。

当时的娃们家，没事的时候，最爱在场里耍了，地方又大又光，跑着畅亮。有时还在麦尖纪子里掏窝打洞，做个迷藏（我们叫强谋儿）什么的。

有件事儿印象有点儿，只是记不起是哪年的事，反正当时还没念书上学。

有次好像是下午，应该是个冬天，印象里当时很冷，和几个伙伴儿去场里耍。

农村场角角一般都要盖一个不小的场房，专门放些碾好的麦子呀农具呀什么的，就是夏收完了，也只是把场一犁，种菜或者种其它作物，最多留一小块场不犁，因为还要晒秋天收回的棉花呀豆子呀什么的。但场房一般终年不拆，还可以放收回来的棉花尼，冬天一般放的都是干柴什么的，比如干棉花杆等等啥的。

　　我们在场房耍的时候，外面太冷，我们就只能在场房里耍了。也不知道是JX、YL、WW，还是我，还是其它人，反正经常在一起玩的就是我们西头的这几个。也不知道是谁出的主意，我们在里面想烤火取暖。记不清是谁当时带的洋火（火柴），总之，在场房里面点上了火，就开始取暖。

场房里，有的是干麦尖杆和干棉花杆，还有干豆儿杆杆呀啥的。

开始时，火势不太大，大家围在一起，说说笑笑的。你一把柴，我一把杆，搭（加）着搭（加）着火势就大咧，最后，竟然大到了我们几个碎娃无法控制的地步。

这一下子就日倒咧，场房堆放的柴禾都燃着了，加上外面呼呼的西北风吹进门来，烤得我们几个都逃了出来，眼看着火苗窜上了房顶顶，吓得都哭着喊着，却束手无策。

由于场房距离村子不是太远，特别是饿村学校就在村西边边上，也许是从场房窜出的浓烟和火苗太大，老师和学生呼啦啦都朝这个方向跑来，村子里的许多人也跑来了，手里拿的都是盆子呀桶呀啥的。

大家在七手八脚地泼水端水的时候，我们几个已经哈（吓）得手脚不能动摊咧，被各自家长撕耳朵的撕耳朵，拿鞋底抽的拿鞋底子抽，边锤边拉回自己家，接受再教育去了。

　　记得我回家后，好像躲在爷爷的土炕上，哭个不停。当时，爷爷坐在烧炕上，好像还插着针，许多针灸那种针。老人千方百计地护着我，不让我妈锤（打）我。

爷爷个子很高，特别清瘦幽黑，以前曾专门给生产队（我们七队）务（种）菜。当年我们七队的菜园子好像在七队饲养室东南角。再后来就没有记忆了。

长期以来，我自己总有一个疙瘩（心结），我爷爷当年的过世，是不是因为这事情，把爷爷吓得不在了，因为场房那是生产队的财产呀，会不会因为要赔偿，所以老人心里压力太大。

这么多年来，也从来没敢问父母，当年有没有人找他们麻烦。总之，这件事，好像是我脑海里最早的记忆了。

• 耙耙镂柴
  

　　还能记起来的就是小时候镂柴了。

主要是在夏天，当麦子收割完了，会在各自生产队的场里，沿着场边边，摞许多麦捆萁子，象盖房子一样。

等到几个大晴天，把麦捆捆摆得满场都是，一般是一大早就摆，晒上几天，等到干了的时候，从中午就碾场，男劳力抡班上，牛拉镂轴，骡驴也行，在场里转圈圈砸麦杆。

半下午的时候，再用插把砸扁的麦杆杆挑起来，堆放在场边上，最后用茨板把剩下的麦粒推到一起。晚饭后，当下山风来了的时候，男劳力就要到场里扬场去，再把麦粒与麦壳壳分开。现在想想那场景，依然十分美好。

出来的麦尖一部分给生产队留下，还要给牲口做饲料用，大部分按各家人口或按工分，搭成许多小堆堆，就分给各家了。

那时，就分的那点柴杆也不够各家用的，能用上烧炭的家家并不多，绝大部分就靠烧柴了。所以，当生产队往（向）回拉麦尖的时候，我们就跟在麦尖车后面镂柴。

　　生产队每次在往（向）回转运麦尖的时候，一般都要套上拉拉车（马车或牛车），先要在场里装好。

这活男劳力干的多，装车时，地上的人先用杈（CA）往（向）上挑，车上的人负责装车，开始的时候，上面的人必须摊宽点，这样才能又稳当，又能装高些。

车上面站的人，必须要会装车，我当年总感觉这是个技术活。不会装的

不但装不高，还容易反车。最后，就是再撒（抛）上两道绳子，后面绑在车一巴（尾巴）上，前面缠在车辕上，上面的人吆喝着一提一放，下面的人借机一拉一拉，反复几次，绳子就把麦尖搂（绑）紧在车上了。

　　在往回拉麦尖的路上，总有往（向）下掉的零星麦尖，特别是在路边边，拉的趟数多了，就会形成两条铁路似的麦尖溜溜。

家里缺柴的碎娃们，这个时候，就拿着竹耙耙铁耙耙什么的，跟在麦尖车后面镂柴。

由于耙耙比较小，没镂多长路，耙耙就装不下了，这样，就在路边边卸成个小堆堆，做个记斯（标记）后，然后再继续向前镂。

如果你不做个特别的没记斯（标记），最后收柴的时候，就很有可能让其实娃揽走了，所以不但记斯好，记斯要特别，还要边镂边留神自己已经放好的柴堆堆，防止其它娃偷柴。

为争柴吵架打锤那是经常的事，成绩不错的话，一下午也能镂上小半架子车呢。

　　最高兴的就是，在镂柴的时候，紧紧跟在麦尖车后面，边镂边偷偷在车后面往（向）下扯，扯的越多，镂的越多，但一定不能让驾（赶）车的和上面压车的大人发现。

　　跟车的时候，装做一心一意镂柴的样子，其实拿眼睛不停地瞄着前后左右，伺机而动偷柴。

现在想起来也可笑，人家坐在上面，啥都看得一清二楚的，只是假装瞌睡，眯着眼睛装睡，专门给我们这伙碎娃们留偷柴的机会呢。

当镂柴结束的时侯，收集自己的小麦尖堆堆，再攒成个大堆堆。端着耙耙，抹着满头的大汗，看着自己的劳动胜利果实，那个心里美啊，就别提有多高兴了。

心里知道，正因为这样，今天晚饭时，就愈外能得到家长奖励的一个大两掺子（麦面和包谷面）馍了，最不行（至少）也让优先挑一块巴巴馍吃。

　　回想这生活的时候，感觉心里有快乐，也有心酸。

当年的人们，还是艰苦啊。

• 听评书
  

　　对我来说，听半导体收音机的年代，好像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事情了。

开始什么王刚说的《牛虻》呀《夜幕下的哈尔滨》呀等等，还不太吸引碎娃们。后来到了《岳飞传》、《水浒传》、《杨家将》、《隋唐演义》等播出的时候，我的个婶啊，简直大家都听疯了。

我们这伙当碎学生的，每天上午最后一节课时，无论你是上啥课，也无论是谁在上，那怕是天王老子上，也没心思听下去。

　　这会老师在课堂上道底都讲了个啥，谁也不关心了，个个满脑子都是夜儿个ER（昨天）中午讲到哪了，那个岳云的道底咋样了嘛，杨七郎让那个哈种害死了没有呀，罗成破没破那个一字长蛇阵啊？全是这些。

就盼望着学校打铃的老大爷，赶快打铃下课放学。

咋还不打放学铃啊，是不是敲铃的门房大爷瞌睡了？要不就是学校的铃镜儿（今日）烂了？满脑子胡想。

　　这时，我们瞄着老师眉飞色舞地讲着课，小手却早就偷偷地开始收拾自己桌面的东西，准备随时撤离。

终于，”咣咣咣咣”的铃声传来了，还不等老师前脚出去，我们的后脚就冲到他前面去了，有时把老师会堆（撞）了个咧切。

看这情形，老师会痛骂一句，“急着吃屎起呀你”。就是听到了后面的骂声，我们没一个人理会，大家早就窜到学校大门外头去了。

平时放学，我们还要各班排好队，点好人数，再由文艺委员起个什么歌呀的，大家边唱边走。可现在呢？那个放学排队唱歌的事早就没有了。

　　才开始听评书那会儿，自己家没有半导体收音机，只能在村里个别有这玩意儿的人家去听。

全村就这几个有收音机的，大家全都知道，不由分说，跑的方向都差不多，找距离自己家最近的收音机处，一个一个都咋贼念（追）似的。

如果起（去）得早些，就有可能占上有利位置，说不定还能坐上主儿家仅有的那几个板凳儿尼，可如果起（去）次（迟）咧，就只能把书包垫股子（屁股）底哈听了。

　　大家围在收音机周围，谁都不雪（说）话，都全神贯注，眼都不带眨的，总怕错过了最关键的下一句。

包雪（别说）是我们碎娃们了，就是大人们，在中午十二点整到十二点半这段时间，基本上也屁事不干了，许多都听广播尼，甚至有的听完了才揍晌午饭。

如果遇上哪家两口子正吵架的，只要十二点以到，双方不用商量，自动马上休战，都安安静静听上半小时评书。半小时过后，吵架继续，呵呵，这比今天的联合国安理会作用都大，休战都不带几方会谈的。

　　有的听完评书后，吵架的双方把刚才吵架的事情都忘了，老婆擀上一碗两掺子面，让男人一咥，全家平安了，没事儿了。

你说这评书的作用够大了吧。

　　有时在别人家听评书，父母看放学这么久了，还不见自己娃回来吃饭，也不用乱寻，就直接找自己家最近的收音机家就行了，一般不由分说，不是撕耳朵往回拉，就是父母自己干脆也坐下来听上一段，听完和娃一搭儿回去再咥饭。

那个年代的半导体收音机，真是重要的文化娱乐之一了。

当年，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甚至王刚的名字，那简直就是家喻户晓，绝对的大腕了，比今天的什么周杰伦呀这个组合那个组合的要火得多，因为那是全国人民，无论男女老少都熟知的偶像了。

• 露天电影
  

　　那个年代，我们农村的文化生活相对比较贫乏，秦腔戏文革时期也禁唱。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才看到了开放的影影儿时，农村最高大上的文化娱乐之一，就是看露天电影了。

在农村放露天电影，对放电影的村子来说，简直就象是过年过节赶大集一样热闹。不管放映地点是哪个村，消息自然传播很快，用不到半下午，周围几个村，甚至十几个村子人就都知道了。男女老幼，只要没有特别急事，就早早吃了晚饭，溜溜达达，三五成群，说说笑笑，都集中到放电影的村子去了。

露天电影放映，一般是在这个村子比较靠近中心的位置，或是有开阔场地的地方，有的也在晒麦场。如遇到下雨天，一般都是提前散场或改期。

放映员一般半下午早早就来了，先要和村子电工联系好接电的事宜，然后就是找好地方，在村子安排的劳力帮忙下，预先在放映场地埋上两个高杆，有时方便的话，就直接找两个距离适中的大树，或是电杆。

挂上乳白色的银幕和高音喇叭，等放映员在安排的人家吃过晚饭后，就开箱架机，准备调试机器了。

　　最先集中到银幕和放映机周围的永远的孩子们，早早就搬着凳子，在银幕前给自己和家里人占个最佳位置。

随着夜色降临，放映机周围的灯光和白色的银幕更加显眼。这时，村子的村长，或是文书，总要用放映员的麦克风喊：村民注意了，村民注意了，今儿黒咱村子放电影儿，电影是《地道战》和《鸡毛信》，电影马上要开始，请大家关好门窗，赶快来看。

已经到的大人碎娃，听得都不耐烦了，喊着让快放快放。

在乱哄哄的喜庆场面中，一束强光，从放映机射向银幕，不少手臂高举，摆着各种各样的指法，银幕上出现了五花八门的动物或其它物品。在后面人们的吼声中，手臂才慢慢放下，喊声才逐渐平息，大人碎娃才一点一点进入电影的情节中了。

每换一盘胶片，中间就是观众议论的时候，也是大家长出一口气，心情跳出电影情节的时候，也是碎娃们撒尿放松的时候。

当最后，银幕上出现“剧终”或“再见”的时候，人们才一下子又乱了许多，向东向南向北向西散去，娃喊他妈他爸的，他妈他爸喊娃的，杂声不绝。

很多时候，看露天电影也成了当时不同村男女，互相相个面或是谈对象的好场所与好借口。

影片以革命战斗故事片居多，如《鸡毛信》、《地雷战》、《三进山城》、《难忘的战斗》、《地道战》、《英雄儿女》、《今天我休息、《林海雪原》、《海鹰》、《平原游击队》、《平原作战》、《一江春水向东流》、《洪湖赤卫队》等。

　　记得有一次夏天，在邻村邵庄儿看电影。去的路上，和伙伴们热情还很高，可开演以后，感觉却没啥意思，不是打仗片，不带劲，好像是《艳阳天》或是《朝阳沟》什么的，我们几个孩子都不喜欢这类电影，就搭帮结派地准备回自己村子。

中途路过一晒麦场（为了生产队晒麦专门碾子碾的），发现场中间有个大石辘轴，一时大家玩心便起。一大帮碎娃，一起把人家生产队的辘轴滚到一里外的河里了。

不光这样，还嘻嘻哈哈地钻进人家村的菜籽地里，专门折人家菜籽尖尖。那时生吃这嫩嫩的菜籽尖尖，也算一首绿色食品呢。胆大的娃折了一大捆，准备拿回家，给家里当菜吃，胆小的干脆就地一吃了事，免得拿回家家长拾掇自己。我就是那个胆小的之一。

回家后，倒在炕头就睡了，一夜无事。

第二天一大早，迷迷糊糊起床，书包往脖子上一挂到学校了。按理说，早晨头脑最清醒，人家娃呜哩哇啦早读念书不停，而我却爬在桌子上昏昏沉沉，脑子发晕，一觉不起。

班主任杨老师发现后，撕着我耳朵，把我叫醒。看我脸色不对劲儿，就赶忙叫我回家，找家长看大夫去。

　　我稀里糊涂地向家走去，可没敢回家。那有胆回家呀，于是就来到隔壁五婆家。她老人家也看我不对劲，就过来摸摸我额头，看看我舌头，然后生气地问道：

“夜黑是不是和WW一伙哈怂，偷吃人家菜籽杆了？”

我吃了一惊，正纳闷她是怎么知道昨晚的事。老人指了指她家墙拐角处的一捆嫩菜籽尖尖。

“这就是WW夜黑拿回来的”。

没办法，我只好承认了昨晚犯罪的经过。

老人说，“你们也不闻闻，上面的药王气气这么重。如果不是前两天下了些雨，我看呀，你们几个碎怂的命都没有了”。

骂完后，就让我强行喝了两大碗浆水，再吃了些我也不清楚的药（因为我五爷当年是方圆有名的医生），然后睡在她们家烧炕上，一直等大劲过了后，才让我回了自己家。

如果直接回家，怕家长锤死我；如果不处理，小命就没有了。太感激俺五婆五爷了。

看来，便宜不能随便占。偷吃人家的，迟早都得吐出来。

• 赶场看电视
  

　　说起电视来，那也已经有些年头了。

记得最早的，不是电视了，而好像是幻灯片片。

当时，我们学校在办公室的东南方向吧，找了一个房子，用深色布把窗子一挂，阳光全遮住，里面黑不拉吉的，然后一个班一个班的娃们轮流着进去，里面都是小板凳，娃们挤成一疙瘩堆。后面架了机子，咣当咣当地响，每响一下前面幕帐上的内容就变一下。现在想想，片片上放的是啥内容，已经实在是记不清了。

至于看电视的时期，好像是审判”王张江姚四人帮”的时候吧。各村各学校，好像要求大家都要看一样。

　　那时候，我们村子好像穷很（现在好像也没怎么富起来），还没有电视机，可隔壁村子草敏（草庙）有一台，在戏台那儿放。

第一次去草庙看电视，好像是在个白天，当时还下着雨。是由我们学校组织的，各班娃们排着队，一拉溜，进军草敏（草庙）。再加上人家堡子（村子）人也要看电视，人多得乌央乌央的，我们学生娃，去的好像也迟了些，站的位置那就只能特别靠后了。

大老远望前看着，别说是有大个子挡着，就是前面那些打油纸伞的一挡，我们在后面的碎娃们能看个毛毛虫呀，呵呵，就是从伞缝缝人缝缝冷不盯能瞄上一眼，那屏幕小得就象自己家屋里的镜儿一样，只有小人人儿象毛毛虫似的在动，根本就不知道那人人儿有没有眼睛了，更不清楚电视上的人在干啥。

后来，雨也下大了，没办法，老师只能组织大家，又BIA里BIA达地回来了。

从此以后，我们大家就知道了草敏（草庙）有个电视机了，虽然是黑白的。

　　那时，我们这些碎娃，一般也没有什么课外作业呀啥的，到了晚上，就没啥事儿了。一般就提前约好，各自给自己家长找个理由，撒各种各样的谎，然后，几个关系好的小伙伴，就成群结队地去草敏（草庙）看电视去了。

至于今晚，到底看的是什么内容，那就狗屁也没记下了，关键是享受在去和回来的这个过程上。

有时候，晚上天气冷很，特别是在大冬天，那风呀，刮得呼呼呼地，我们这伙娃，个个冻得跟屁一样，可去草庙看电视却依然照去不误。

在人家堡子（村子）看电视，总感觉是那么低人家一等似的，首先，没有啥好位置不说，更没有个坐的地方。如果晴天在室外场场上，你看饿们这伙，见墙爬墙，见树爬树。如果哪天饿们运气好，去得早，才找个好位置站着，你看人家村来迟的人，在后面的就骂就喊，说是闲我们把人家视线挡住了。没办法，饿们就只能后退了，谁让是在人家地盘上看人家电视呢。

　　在回来的半路上，为了防寒取暖，我们在野地里，烧人家草庙的包谷杆，烧人家草庙的麦尖堆堆和棉花杆杆，只要能烧的都烧。

　　饿们一伙碎娃们，在火堆周围，围成一圈，嘻嘻哈哈，打打闹闹地，有时还唱喝摆逮地。

当时，我们的生活中，也没啥流行歌曲，人人吼几声秦腔总行吧，特别是CF和LW，他大就是我们村唱戏的，经常听他俩唱，我们也就都会几句了。

“祖籍陕西韩城县，杏花村庄有家园，姐弟姻缘生了变，堂上滴血蒙屈冤”，一个刚喊完，又一个再喊起来：“五台县官太懵懂，滴血认亲害百姓”，当时，我们也不懂这戏词是个啥意思，呜里哇啦啦，就是图个热闹，那声音呀，都能把狼招来似的。

等回到家里，大人们早就睡了。一般知道我们还没回来，门是留着的，用客儿察棍（喂炕时的家具）顶着，一推就开。

然后，我们偷偷摸摸进去，溜进热吐吐被儿窝，美美儿撸上一觉。

能有印象的当年电视剧，应该有《敌营十八年》，那个时候，人家草庙的电视机，已经换成彩色的了，当年看这电视剧，一集都不拉，全部看完了，只是感觉美很，因为打仗的，虽然后来才知道这电视剧的时代背景。

　　后来，我们村子也有了电视，先是黑白的，后来也变成了彩色的。当时好像是在大队办公室前面放，电视机放得特别高，门上面二层楼墙上掏了个大洞洞，镶进了个木箱箱，里面放着电视机。专人保管，专人放映。

那时候，最羡慕嫉妒恨的人，就是那个专门放电视的人了。大家看迟看早，甚至能不能今晚上看到电视，全凭他说了算数，太牛了。

有时也想，如果我是管钥匙的，我天天看电视，想咋看就咋看。

在自己村看电视，总比在别人村看电视更爽了。在别人村子看电视，首先要理由吧，虽然总能找到去的理由，但毕竟要给家长撒谎，这总是不爽。

在自己村看，那就不一样了，家长基本不阻挡，而且还可以早早去，占个有利的位置。开始时，没经验，占位子总爱抢最前面的，结果，我村电视机放得特别高，整晚上，头都仰仰着，脖子都能断了。后来才明白，原来最前面，却不是最佳位置。向后放点，中间，正好。

　　那时，看电视，好像就是个中央台，四频道和八频道，节目也少，也固定，看电视的人也没啥可选的余地。从晚饭后开机看，一直看到三个台都出来再见为止，才不乐意地离开回家。那时候的电视，一般十二点左右就结束了，不象现在的电视台，随时打开，随时有节目。

后来，每次放寒假暑假，总要连哭带闹地要去西安父亲那，主要因为，除了能吃好吃饱外，就是可以不受限制地天天看电视了。

他们的宿舍区12345个楼，开始，电视机在2号楼那边（123和45楼虽然一起，但中间隔着），后来4楼也有，就近多了。

这里的电视放得特别早，晚饭后，早早就开了，天还大亮着，但电视机在树荫下，也不热。如果下雨，还有室内的。搬着小板凳，人又不挤人，看着也舒服。

这阶段，印象深的电视有《加里森敢死队》、《大西洋海底来的人》、《排球女将》、《井冈翠竹》、《雪山草地》、《卖花姑娘》、《追捕》、《血凝》等。

其实，就是上了高中，在县上，有时也晚上偷偷地翻学校门出去看电视，主要是《射雕英雄传》、《万水千山总是情》、《再向虎山行》、《情义无价》等。虽然偶尔，但也发生。

• 儿时过年
  

　　在记不起具体年干的回忆中，最快乐的事莫过于过年了。

那时候的冬天，好像下雪，特别是下大雪天要，比现在经常的多。过年时白雪一片那是常有的事。

儿时过年，感觉要比现在热闹得多，有意思得多。

首先，过年前好几天，大家都能穿上新藏藏衣裳，尤其是碎娃们。

其实早在深冬时候，田里的农活少了，妇女们就三五成群的，不是在这家烧炕上就是集中在那家烧炕上，边谝着闲话，边各自给各自家的娃们做着过年的衣裳。

有些家长手巧，会裁衣裳绞（剪）衣裳，大家都愿意让她给自己娃把织好的布提前裁好，然后边自己学着缝边让会做衣裳的人给指点指点，所以这个时候，女人们最容易集中在一起了。

手巧的人，早就做好了衣裳样子或是鞋样子，多是用牛皮纸剪的，这比较耐用些，最不行也是用废报纸做的，这些玩意平时都是用夹在什么地方，还得一层层包好。等到需要的时候，就取出来，依葫芦画瓢，用粉条在布上画条条道道地。

一般家长都会提前个两三天，揍（就）给我们娃们家个个换上新藏藏（崭新）衣裳，一般我们弟兄俩都是一身黑粗大布做的，样子好像今天的中山装，布锤得亮的呀都能闪光，而且，还是四个兜儿（衣服口袋）的，（那时候，听说干部越级别越高，衣裳上的兜儿就越多，哈哈哈哈，也不知道这都是从哪传出来的说法）。脚上再整个新棉窝窝，套个棉花新黑套筒（双手插里面防冷，叫筒袖），迫不及待地溜下炕，使劲儿地跺跺脚，那个美啊。

　　新衣裳一直可以穿到十五都过了，然后再脱下，等到（如果）遇上什么重要日子再换（穿）上。家境宽（富裕）的，凑（就）让娃们年一过一直穿下去了。

　　到了年三十的时候，上午基本就是在家不出去，专等吃包子。

一般都是一大早，家长们就开始忙着蒸包子了。其实面都是先一天窝好了。

当蒸包子的时候，娃们一般就在旁边等着，就是玩耍也离家门不太远，就等家长喊叫吃包子。

第一境毕（笼）才出锅，除了给灶爷灶婆和先人贡桌上，一定优先贡上热腾腾的包子外，其余的，不用家长叫，就三下五除二，都给自己家的娃瞬间吃光了。

才出锅的包子烧（烫）得狠，就不停地在自己两个小手上，左右倒来倒去，碎嘴吹得呼呼地，即使再烫嘴，就是舍不得丢手，还是硬往（向）嘴里塞。

平时生活再艰难，日子再苦，但往往在这天，家长绝不嫌娃们吃的多，只要不憋日它了，一般都不管。

有时，隔壁对门的，还相互送几个自己的包子去比比，你家是地万（地软）馅的，我家是萝卜馅的，他家是粉条儿的。所以不但吃得多，而且还样子五花八门，娃们个个都吃美咧。

　　那时三十黑里，没有现在的什么春晚呀什么的，一般都是一大家人，做几个看得过去的菜，围坐在一起，吃吃喝喝，唠着家常守夜。更多的是一大家族人，集中在贡着同一先人灵位的那家，拥挤在一起，说说笑笑，扯东拉西。娃们们都屁股象长刺一样坐不住，在大人们中间穿来穿去的，没玩几下，就累得早早睡觉了。

　　对娃们来说，初一早晨一定要起的特别早，当然也有的娃三十晚上，根本就一夜不睡，竖起耳朵，专门等着谁家炮先响了，马上就飞跑到响炮的那家门口，等着人家鞭炮才结束，就急着抢着去拾地上没有响过的炮尼。

黎明的村子街道上，简直就是娃们的天下，家境好的，打个手电，还有的娃没手电筒了提着马灯的，啥都没有的，就跟着有手电筒或马灯的，搭伴儿胡跑。

大家只要一听是堡子东头有炮响，碎娃们呼啦啦就向东头跑，听到是村子西边炮声噼里啪啦，又一窝蜂似地向村西头跑。跑到以后，等人家放完了，赶快（马上）在燃过的炮霍堆里，拾那些没有响过的炮。

那时农村人放炮，不象现在都在十二点时最集中，放炮都同时放，那时放炮，好像多半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桘的，这样最好，我们才能一起跑到东，一起跑到西，既有跑，又有的拾。

等到天亮以后，碎娃们凑在一起，人人比自己的战果。那么拾这有啥用呢，一般是把带炮念子的，就点火一放听响声；把没法点响的炮，剥开，倒里面的火药。火药平时装在一个小铁盒盒子里，为下一步打自制的链子枪做准备。

　　天亮以后，还有一件大事，那就是磕头挣压岁钱了。

一般是先向自己父母要，总觉得是自己父母，反正都要给的，所以有时不但硬要，而且有时头也不磕一个。

然后，一般就是自己村里的亲戚家，自己同宗家优先，一进门就先叫人家“爷爷好，婆婆好”，那嘴甜得呀，七大姑八大姨的，逮住谁叫谁，有的甚至都叫乱了辈分。

　　大人们也都知道，这一大早的，能叫自己的，都是来挣压岁钱的，所以，也都早准备好了。娃们一般是拿到压岁钱后，连个过渡都没有，扭头就向第二家跑，直到跑完八杆子都打不上亲戚后，然后就试着跑和自己父母关系好的家，有的给压岁钱，有的就给娃些吃合（食品）。

整个早起（早晨）的心情好坏，不停地随意压岁钱的多少，上下起伏着。

其实，那时的压岁钱，每到一家，多了就是一毛，一般五分，还有一二分。

一年的压岁钱，一般都给父母保管，那时候，自己处理压岁钱的事情，基本是不可能的。

　　到了正月十三，就吵着家长要打灯笼了。舅家提前都要给外甥家拧灯笼，还要拿麻糖（麻花），当然外甥要提前给舅家拜年。

十五打灯笼也挺有意思，不但大家比谁的灯笼好看，谁的灯笼样子新颖，什么八角灯、罐罐灯、各种动物灯，关键是还要俩娃灯笼碰灯笼，比比看谁的灯笼碰不灭，而且还要把对方的碰却（着）火。

那就得蜡板板要大要稳，把蜡要焊牢靠（结实），蜡碾子也不能太长，蜡也得切短点，要不然自己还没和别人碰，先自己把自己的灯笼烧却（着）咧。

最后，碰的呀，有人笑有人哭有人怒，不服气的，回家重取个灯笼来继续碰。

就在这快快乐乐、打打闹闹、热热闹闹中度过了愉快的新年，就是现在回想起来，也太让人回忆了。

• 我的小学老师
  

　　1978年秋，饿揍开始上四年级了。

班主任老师是李正乐老师，是饿村的，家在东头儿。他教的是数学，人既认真又好学，还特别喜欢文学。

当年，饿班上的娃娃，主要是自己村里的，人也不少。上课时，基本不好好听讲的多，关键是年龄小，不知道学。

那时候，班级上课纪律的好坏，不看大家的自觉性高低，全看上课老师手段硬不硬。李老师上课时特别凶，但是大家却喜欢他，主要原因就是他书教的也特别好，娃们就佩服很。

也许是为了安慰大家，也许是他有一套方法，每次讲课前都说：

“大家开始要好好听课，咱们早早讲完，然后我给大家讲故事”。

这下大家立马就来精神了，包括平时根本就不认真听讲的那些娃，就是为了后面的故事，也得强打精神，撕开昏昏欲睡的眼皮，拉竖长了毛的耳朵，都装模作样地听起课来。

　　数学课那是天天都有了，所以嘛，故事也就自然天天能听咧。

李老师讲故事，揍咋收音机里讲评书一样。只要讲故事的时候一到，他就合上讲桌上的教科书和教案，咳咳几声，清清嗓子，然后，把擦黑板的板擦在讲桌上“啪”的一拍：

“昨天咱们说到，张飞骑马挺枪，虎目圆睁，站在当阳桥……”。

揍李老师这派头，揍李老师这语气，都把人吸引日它咧，每次到最后关头，还留有个悬念，弄得大家都下课了，心里还痒痒地，盼望着第二天的数学课，那首先还得好好听讲了，否则，怕搞得老师心情不爽，故事就接不上了。

　　如果谁哪堂数学惹老师不讲故事了，我看啊，其它娃们都能把捣乱的娃，吃了的光景。

今天当然知道了，其实当年讲的都是《三国演义》的故事了。

可那小时候不知道啊，听着曹操杀董卓、袁绍战曹操、三请诸葛亮、三英战吕布、吼断当阳桥、周瑜戏蒋干、孔明借东风、草船借箭、周瑜打黄盖、白帝城托孤等等等等，而且故事还一个接一个，前后还连在一起，感觉李老师的脑子简直太厉害了，怎么能记下这么多故事啊，而且还不乱。

如果穿上长褂，拿个醒木，简直就是个说书人了。我们这伙碎娃呀，那个佩服呀，别提有多那个了（都不知道用啥词形容的好了）。

　　语文老师叫朱新婷，饿村子的，家在东头，一个大姑娘，宽脸型，两个粗但短的辫子，齐刷刷达肩。

朱老师特别认真，也特别严肃，就记得教我们写作文的一点点的情境了。

开始时，好像是在黑板上写上五六个相关的词语，让我们造句联句说段话，后来就是她在黑板上写段话，让我们填当中的空空。也许是经常形式比较固定吧，所以后来就养成我们在写作文的时候，开头几句，都是我们当年在黑板上填空时的样子了：

“当前，全国形势一片大好，我们紧密围绕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一举粉碎了王张江姚四人帮，…………”。

无论写啥作文，开头基本都是这些话，没有啥区别。神奇的是，最后都能拐到一件小事上，拐到我的同桌或我的老师上面来。

　　还有印象深的，是个音乐老师了，叫纪德新老师，他也是我们村里的，个子不高，眉重腮宽，走路总感觉有弹跳感，眨眼快了些，有时向下猛挤。

　　他不象其他音乐老师那样，天天教唱新歌什么的，他虽然也教，可更多的是讲乐理知识，什么四分音符、八分音符、每小节几拍、休止符、降什么调、什么符号表示反复唱，什么叫渐强，什么叫渐弱等等等等，怎么比划打拍子呀什么的也教。

特别神奇的，是我们那时的音乐考试，纪老师经常黑板上，写上一首熟悉歌曲的一句完整乐谱音符，然后让每组每个人唱，一个一个来，再根据大家唱出的调调打分，滥竽充数可不行。

偶尔，他也写上一半句大家都熟知的秦腔曲谱来，当然，我们学生不知道是秦腔啊，等到老师唱出以后，才惊得我们大家人人心都叭叭叭的。

虽然大部分人不喜欢这样，我当时也不喜欢，但多年后，每当组织学生合唱比赛时，我都喜欢写上简谱，一笔一画，工工整整，教领学生学唱，那就是纪老师当年的功德了。

今天，虽然他因种种原因，离开了教育这行，但我依然觉得，他是个了不起的农村小学音乐老师呀，我至今，特别尊敬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