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中有关父亲的那些记忆

林纳

谨以此篇纪念那个疼我爱我，离我远去了的父亲。

父亲是在2015年立春后的第10天走的，距离春节只差5天，记得立春的早上我还对他说: 严冬过去了，您会慢慢儿好起来的。但他还是在2月14日的中午走了。不是说女儿是父亲的小情人儿吗，那么每年的情人节就注定成了我思念他的日子！

父亲留给我最早的记忆，是在我和妹妹很小的时候（小到我刚刚记事，妹妹还不太记事），一天家里学着北方邻居做饺子，爸爸笨拙地和好一块面，然后把我和妹妹叫过去，像捏橡皮泥一样在面盆儿里玩起来，爸爸当时给我们捏了只鸭子，长长的鸭脖顶着个扁嘴儿脑袋，无力地搭在面盆的边上，那个画面我至今都记得很清晰……

还有一次，爸爸带我到护国寺巷子口的药铺买药，我惊奇地发现，柜台里摆着一瓶蜂蜜，心说“蜂蜜也算药吗”？回来的路上，坐在自行车横梁上的我问爸爸：您猜我最爱吃什么药？他猜山楂丸，我说还有比山楂丸更甜的药呢，蜂蜜呀！这件事爸爸一直当作笑料，生动地讲给别人听，我都成人了还会时常提起，全然不顾及人家的脸面……

大概五、六岁时，有一回我被院子里的几个小伙伴儿叫着，跟她们去新街口百货商场买扎小辫用的玻璃丝，忘了告诉家里人。那可是犯的一次大错误，回来的时候刚拐进胡同，就远远儿看见爸爸板着铁青的脸站在大门口，我走到跟前被他一把拽着气哼哼地进了屋，旁边的小伙伴儿们都吓傻了，以为我免不了要挨顿揍。我第一次见他这么生气，很害怕，吓得只知道哭。他没有打我，也不记得他都说了些什么，只记得当那些小伙伴儿扒着我家窗户往里窥探的时候，爸爸已经在哄着我下军棋了……。从那时起，我这个乖乖女便记住了: 去哪儿要和家里说，要征得家长的同意。

那时候，爸爸偶尔也会带我们到他任教的十三中学去玩，记得有一次我被他的学生们围在教室的讲台上，背诵毛主席诗词“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我一边背诵一边透过人群的缝隙找他，只见他微笑着站在外围，那表情很是得意……

我8岁时，“文革”开始了，街道上按阶级成份统一分配全胡同人家的住房，因为奶奶的成份问题，我们被迫与奶奶“划清界限”，由原来的两间北房换成了奶奶单独住胡同西边的一间小土房，而我们也因为父母是“臭老九”，搬到了胡同东边的一间14平米的小东房。房子是平顶，低矮到垫个小板凳就能够到纸糊的顶棚，那时候每家的顶棚上都留有一个四方形的活口，爸爸就经常利用这个活口领着我们玩，先把我们爱吃的萨琪玛或蜜三刀什么的放进去，让我们闭上眼睛，再变戏法般地将东西取出来高举在我们面前，惹得我们欢呼雀跃……

父亲爱我们，爱这个家，即便在那样的环境里，也照旧带我们去看奶奶，后来索性让我们跟奶奶住在一起生活。他跟学校的红卫兵到南方大串联，也不忘给家里写信，我只记得有一封信里说，他在上海给我们每人都买了漂亮的尼龙袜子，于是就天天盼着他快点回来。果真，上海的尼龙袜子要比当时北京的好看许多，穿在脚上跟胡同里的小伙伴们一起跳皮筋儿，总要时不时地故意露出来显摆一下……

1968年，我们的小弟弟出生了，父亲中年得子，心满意足。接妈妈母子出院那天，爸爸小心翼翼地抱着弟弟（确切地说是双手平端着）走进院子，跟出来祝福的邻居们打着招呼，那欢喜的样子至今记忆犹新……

我和妹妹都是奶奶一手带大的，弟弟出生后自然也交给奶奶带，奶奶当时虽年已六旬，但为自己的独子养育独孙，辛劳的同时也享受着天伦之乐。不幸的是，在弟弟三岁那年，老人家因突发脑溢血离开了我们。父亲在悲痛中和母亲一起求北京的一位回民老奶奶帮忙，将奶奶按照穆斯林的习俗方式葬于北京西北旺回民公墓。现在想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父亲能做到这样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这棵苹果树下，葬着父亲的母亲（享年63岁）。

有了弟弟后的第一张全家福。

奶奶去世不久，姑姑带女儿来北京，姐弟俩离别20年后第一次重逢。

70年代后期，父亲开始了他向往已久的古兰经翻译工作，那是他儿时的梦想，少年的壮志。当时家里的居住条件异常艰苦，弟弟都已经10岁了，大儿大女实在挤不下，母亲便请人帮忙把院子角落的一个废门洞改成了一间小屋，我们母子四人睡大屋的通铺，父亲晚上独自工作常常到后半夜。可是到了夏天，夕晒的小屋酷热难耐，母亲只好又想办法四处求援。父亲去过祖父在北外的单身宿舍，去过临时家里无人住的邻居家，甚至他的学生得知我家的困难，都曾主动腾出自己的住所让父亲过去工作。翻译工程一经铺开便一发不可收拾，年近五旬的父亲真正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工作状态，常常伏案到凌晨四点。从试译《亥听文选》到《古兰经》全经的韵译初稿告成，其中的多半工程都是在那段条件极为简陋和艰苦的日子里完成的。直至1984年，我们搬进了中央民族大学的家属院，又随之我和妹妹相继结婚成家，住房条件才彻底得到改善。

一家人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留影。

父亲向来是一个对生活标准要求极低的人，吃、穿、住、行都很能将就，每次问他想吃什么、这样或那样行不行？他总是操着沙甸口音回答：“高低点了！”（意思是凑合着吧）。他一生懒得走路，说又累又费功夫，总爱骑着辆破旧的自行车到处跑。从我记事起，父亲大半生都是骑着他那辆最钟爱的德国28男车，虽旧但很轻巧。家里有张老照片，是父亲推着那辆自行车在北京展览馆（过去叫苏联展览馆）的广场上照的，相片上印着的日期为1958年5月，那时我出生刚两个月，一定是他买了新车不久，高兴地跑去留影。我长到十来岁时就是偷着用它学会了骑车。以后父亲再也没给自己买过新的自行车。但是，父亲在学术研究上，却始终保持着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那较真儿的程度也是我们亲眼目睹的。为了完成好《古兰经》韵译，父亲收集了所有中国音韵学的书籍，遇到犹豫难决的地方，常常苦思苦想，费很长的时间思考琢磨，直到找到最合适贴切的押韵词汇。

虽说当教书匠不是父亲少年立下的志向，但他却兢兢业业地在校园里耕耘了几十年。我印象深的，并不是他在大学里任古典文学教授的那段经历，而是之前的二十多年在十三中当他的语文教师。他的语文教学水平“文革”前在区里乃至市里就已经小有名气了，教育局局长曾亲自率队去听他的课，有几年高考前，父亲还曾被抽调去参与语文试卷的出题工作。他教过的学生后来在给自己的孩子辅导课文中鲁迅的作品时，孩子惊讶道：“妈妈，你讲得比我们老师好多了！”，妈妈告诉儿子：“妈妈的老师当年就是这么教妈妈的”。这件事引得我们好生嫉妒，我们的父亲真滴没有那么上心地教过我们呦！

在中学，他与一届又一届学生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缘，最令他伤痛的，是那年到北京火车站送那些十几岁的初中生去东北建设兵团，还记得那天父亲回到家的表情，欲哭无泪，沉默了许久才给我们讲述，当列车徐徐启动的那一刻，站台上、车厢内哭成一片的情景……。若干年后（1977年），虽然上山下乡运动已接近尾声，插队的条件也大大改善，但父亲送我去顺义插队的那天，透过大轿车的玻璃窗，我突然又看到了父亲当年的那种表情，我不敢与他对视，我会哭，他会更加难受。于是我扭过头，故意和同学说笑，再也不去看他！后来是妈妈说给我听：你爸回来说你没心没肺，光和同学说话不理他……

父亲在十三中教学楼前。

父亲在十三中曾担任过“文革”后首届试办高中班的班主任，并担任两个班的语文老师，那也是他印象最深、最钟爱的一届学生。毕业三十周年之际，师生们欢聚一堂，父亲写了一首诗，将班上同学们的名字都嵌入诗中，融入了他对学子们的浓浓爱意。他的那些有才华的得意门生很多成为了社会的栋梁，可谓桃李满天下。父亲和母亲晚年的就医、治疗等方面也都受到了师哥师姐们的关心和照料。直至父亲病重，大家纷纷前往医院探望，在父亲生命的最后日子里，给了老人家极大的慰籍。

父亲当年与“文革”后首届试办高中一班学生合影。

与高中二班学生合影。

…………

不知为什么，父亲去世后的两年里，每次在梦中见到他都很短暂，都是他年轻时的模样，而每次打开记忆的闸门，蹦出来的也都是这些他年轻时和我们在一起的琐碎片段，虽非常久远，却异常清晰。或许，老人家只愿意将年轻时的形象永远留在他疼爱的女儿心中吧？殊不知，爱他的女儿已将这些美好的记忆完全融化在自己的血液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