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界 • 我的家乡将永沉水底

小美

今天，美聊的话题是关于故乡。当代中国的快速发展，造就了这个时代挥之不去的乡愁。小美再向大家推荐一篇首届“乡土中国”纪实摄影展典藏作品《我的家乡将永沉水底》，让我们跟着摄影师王小红的镜头，了解一下胡卜村的前世今生。

作者自述：

四年前，我因为一次采风走进了浙江新昌的一个千年古村：胡卜村，并感叹这个村庄的古韵与民风。它位于新昌的七星峰下，梅溪河畔，村里曾以保存完好的一庙、一祠堂、一牌坊、二十几座古民居、古街古巷古井、十六株巨大的香樟树而著称。四年后听闻该村因为修建水库要拆迁移民，不久的将来，这个村子将永沉水底，成为一段永恒的记忆。于是作为摄影师的我，毅然拿起了相机，坚持拍摄一年多时间，终于把即将消失的古村做了一次忠实的记录。

我从2014年7月到2015年6月份这段时间，进行跟踪拍摄，不仅拍摄他们丈量房子、签订协议、二次搬迁、拆迁等整个进程，还走进了他们的家里，见证了他们的喜怒哀乐。

通过这些影像，我们能够窥见这个村子逝去时光里的那些美好和伤感，那些远去的物是人非，欢笑忧伤。对于我来说，这并不仅仅是用影像在留住一份乡愁而已，故土随着拆迁和改造，终究会被时光的洪流所湮没，我所要做的或许只有诚实地记录下来，用大量的图像来给这些曾经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们一些回忆和思念。

社会的发展，总是伴随着一个兴起、一个消失的过程。时代让一个个瞬间成为历史。对以后客居他乡的他们来说，曾经的家园将永沉水底，那种乡愁，只有在记忆中寻找，在梦中回味。我们只能让影像来留存故土的历史与现实，让影像来记住乡愁，让影像来留存一份乡村记忆，让影像来记录那一个个鲜活而又丰富的人们。祝愿他们在他乡，生活依然美好。

正文： 胡卜村位于浙江省新昌县东北部双林乡境内，始建于五代时期，有一千多年历史。 65岁的村民宋庆生居住清风堂内，村里有20多座明清时期的古建筑，并保存完好。 胡卜村有一条长500米的老街，是村民从家里出门到外面去的主要通道。 老街上有好多店铺，其中有一间理发店，村民胡叶章在此理发30余年了。 村口有座乡主庙，供着祖先卜曾公神像，现在却成了村民娱乐的地方。 养蚕是村民的主要经济收入，一年可以养四次。 为解决水资源不足而修建的钦寸水库，将淹没土地10630亩，房屋66.64万平方米，胡卜村与周围18个村庄一起，将进行搬迁。 2014年8月31日，拆迁办在胡卜村与村民胡永峰签订搬迁补偿协议。 2014年8月31日，胡卜村干部与拆迁办人员一起丈量房屋，进行估价。 2014年8月份，胡卜村搬迁工作正式启动，首批村民搬迁的家具、农具从老街经过。 家住俞家台门的俞绍海老人（86岁），与其妻许喜凤（80岁）把父母的遗像摘下来，准备搬家。 村民张玉珍（72岁）在北面的山上迁祖坟，不久这片山林也将沉入水底。 65岁村民胡美芬最难舍的是一对红皮箱，它曾经是一百多年前她外婆的嫁妆。 2014年12月19日，挖土机的轰轰声在寂静的村里响起，胡卜村拆迁正式开始。 古建工程队把源昌头台门的砖瓦小心地掀下来，进行异地重建 。 乡中学搬迁后，各种荣誉证书、锦旗、教学用品丢得满地都是。 2015年1月22日，胡卜村乡主庙的卜曾公被搬到新林乡的大平台村安身，继续供奉起来。 久居村里的胡老师，带着子子孙孙一行20多人在飞黄牌坊前留影。 77岁的吴坦芬在拆迁现场与儿子通电话，她是村里的乡土医生，治瘫高手，将搬到铁顶山居住。 59岁的朱美芳，在自家窗口揪心地看着推土机把一间一间的房子推倒。 村里的一个标志性建筑——飞黄牌坊被拆了下来。它是为纪念金榜题名者所立，是明代的杰作，要被拆到外地重建。 村民胡梅琴（81岁），搬迁时在自己结婚的花床上坐着，恋恋不舍。 村里的回乡大三学生章荣回味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梁小刚与新娘徐小燕在村里结婚。二人在废墟中望着生活这么多年的地方，久久不愿离开。 胡卜村的乡主庙虽然拆了，但在村民中的地位依旧不可替代。村民俞烈娟带着女儿从新家赶过来求神拜佛。 大坝所在地村民赵德奎（53岁），是该村最后一户被强拆的人，现一人在山边搭棚过日子。 库区75岁独身老人王生产不愿意离开故土，拆迁后在原址边上搭棚子生活，等待一年后分配房子的建成。 胡卜村拆迁后。几千人的村庄，顷刻间夷为平地，成了一片废墟。 75岁老人高大妈在高处看水库全景，曾经的家园已成水库库区，故土已无处可寻。 作品评语：

摄影师王小红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和当地人的视角编制了一套现代化进程中的家乡叙事。该作品通过长达一年的定点跟踪，介入到中国现代化语境中似乎司空见惯的拆迁事件，在视觉关系的经纬钩织中言说出隐匿在“拆迁”事件背后的不同情愫。值得指出的是，王小红在捕捉拆迁过程中地方人的情感状态方面发挥了女性主体特有的敏感。她善于捕捉日常生活中的生动情节，或是说善于从中构建自身的家乡感受。这种理想感受得以在拆迁前的古村日常生活图片中得到充分表达。纵横交错的叙事方式，既呈现出拆迁前后的生活图景，又共时地抛出不同音质的生动个案，定点多声部的拍摄方法能较为忠实地给观者呈现拆迁过程中地方主体的复杂情愫和饱含各种诉求的行为实践。

颇有意味的是，此种建立在“消逝”必然性上的家乡情愫，含有对现代化的反思成分。这种反思的立场来自自觉的现代性主体，同时又受控于一套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技术。它常常先入为主地将“家乡”放置到现代化的对面，或是将“家乡”等同于精英理想中的传统社会。于是，对“家乡”意象的建构就容易步入到古老、自足、宁静与安详等简单的叙事套路之中，从而忽视了古老村庄无时不在的当下性，包括“古”村自身的当下意涵。而所有对“当下性”的传达似乎都集中到“拆迁”这一外部性事件，其未被言明的态度似乎是：正是“拆迁”的介入才开启了古村现代化的灾难史。这类叙事方式无意中忽视，或是说有意遮蔽了古村在拆迁之前的现代化处境。这类叙事背后的思维习惯，与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冲击-回应”模式有异曲同工之处。他们都依赖一个不变的内部传统和能动的外部力量之间的关系结构，或是说依赖一种类似“处女与开拓者”的喻象，从中赋予外来力量（不论赞同还是贬斥）以不可动摇的权力优势和历史价值。

不可否认的是，摄影师对视觉图像的捕捉带有敏感的社会直觉和问题意识。集中体现摄影师问题意识的照片是那张从“飞黄”木牌坊中突然闯入的清一色“黑衣人”，与他们相对的是一位坐在牌坊台阶上休息的老者。她上半身大幅度地回看这群来势汹汹的陌生人，那缩蜷的体态与“黑衣人”队伍整齐一致的直线构成了内与外、低与高、弱与强的关系。接下来，图像的叙事线将“拆迁”展示为一个具有辩证过程的社会仪式，其间的“阈限”过程分别由不同主体在拆迁过程中的反常性文化行为得以传达。81岁的村民胡梅琴只身一人，坐在空荡荡的婚床上，面对徒墙四壁以及房外惨不忍睹的废墟残垣，沉陷在比老伴逝去还更为孤独的氛围当中。而“婚床”这一承载着生命与美好的物象，又与“拆迁”这一颇具进攻性的强制力量格格不入。就像情感与机器较量，弱势与强势的抗衡关系一般，胡梅琴在告别过程中对情爱场景的流恋姿势，及这样的姿势在拆迁事件中的图像式在场，无疑传达出拆迁与人性相悖，以及微弱的个体在面对此行为时的无奈。但反过来说，拆迁过程又在胡美琴告别仪式中的真爱信念中暴露得极为无情、残酷与不合情理。此外，与婚床的视觉表现相似又相异的是那张大三学生背对镜头面向窗户坐在床头旁，微垂着头沉默不语的画面，其与前景放置的一堆被拆碎的水泥碎末一起，传达出一种暧昧和惆怅的视觉态度。

另外，这组作品还在拆迁过程中泄露出不同代际对拆迁的态度，它集中体现在搬迁过程中人们行为方式中的价值选择。例如：老年人在拆迁中最为重视和担忧的是对自我与祖灵关系的维护。所以在搬迁过程中老人们首先要确保祖宗灵魂的安顿，尽力保护好先人遗物的完整。而与这种慎终追远的态度形成差异的是，中青年人在搬迁中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现实生活中的实物上。就像那张以抢救姿势来背放“电冰箱”的照片，几个壮年围着这个承载着富足、美好以及新生活意味的高科技产物。它透视出乡村中青年生活的务实态度与科技崇拜的心态，当然还有现实生活施加在他们身上的重量。而与搬移家电用具的照片传达出的形而下压力不同的是废墟前的婚礼摆拍。新郎与新娘在成片的废墟面前，以仰首期盼的姿态表述出对拆迁之后美好新生活的向往。当然，这张照片还可以成全另一种解释，就是两性的结合作为生的意象是对“废墟”这一死亡意象的野性抗衡，似乎是用“不毁的性”消解掉“拆迁”行为的必胜神话。也就是说，在拆迁的过程中当地人似乎存有两种建立在代际差异上的不同态度。“重土安迁”与“落叶归根”的观念似乎集中体现在前辈身上，而中青年人群的态度则较为暧昧和多样，他们对待未来生活有着更多的可能性，就像阈限过后他们更容易交融到新的结构和挑战之中。也就是说，如果“现代性”部分意味着革传统的老命，那么现代化进程中老年人付出的代价无疑是无法估算的。但发生在胡卜村里头的拆迁故事并未因此完结，我们看到胡卜村的老者对拆迁的带着隐痛的对抗，也许这些老者们的孤身抵抗注定要失败，但摄影师还在败局中捕捉到爱与信仰的不朽力量。这种力量体现在当地人对主神庙的守护以及行为上。也就是说，拆迁只能拆毁的是物质性的空间（spaces），而心灵中的信仰与记忆空间（places）将会随着胡卜人的绵延而化为不死的神话。

笔者想指出的是，《我的家乡将永沉水底》的整体结构和叙事节奏较为严密清晰，这与作者对时间与事件关系的现代性认知有关。就像摄影师在文本解释中表露的态度那样，似乎历史真的就是一个辞旧更新与后浪推前浪的怀旧式递进。于是，作品的叙事逻辑就呈现为1.从似乎从来没有遭受过外部力量介入和干扰的宁静的古村到——2.1突然遭遇现代性“拆迁”的介入，2.2及随之而来的传统世界的现代性阵痛，2.3并由此导致一系列由哀愁、苦痛、怀念、追思所构成的现代样式的精神后遗症，2.4同时，还有现代样式的个体抵抗。——3.最后呈现的古村从地平线彻底消失的景象，一种拆迁之后的行为结局，或是诗学意义上的消极宁静。也就是说，这类视觉言说的结构具有清晰的逻辑，但其历史的动态性和开放性呈现得不够。比如：前部分的叙事过度理想化了拆迁之前村落的生活样貌，或是说叙事方式缺少辩证性，它遮蔽了宁静背后村落生活中起伏跌宕的生动性。还有拆迁过程中签订协议部分的表达过于保守，压抑了协议签订和估价等过程中的跌宕起伏的纷争，以及作为不同主体之间歧义纷呈的诉求。

最后，笔者想补充的是，与摄影师在文本中对纪实摄影意义的表述稍有差异，笔者认为纪实摄影的意义不止于对消失的瞬间做出抢救性记录。同样，纪实摄影的功能也并非只是对逝去过程和怀旧情结做出补偿性安抚。相反，纪实摄影的价值是用纪实的方式提出质问，更明确的表述是，纪实摄影师的作品就是自己的良知。（渠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