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丰碑——红色记忆之古木督（上金村）

红土之子范伟河

作者简介

范伟河：红色革命后代，福建省永定区金砂古木督（上金村）新楼下（馀庆楼）人，1975年10月1日出生，自由职业者，爱好文学历史，热心公益事业。

龙岩市永定区益众公益服务中心创始人、常务理事、理事长，轻松筹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志愿者服务总队负责人，龙岩市永定区施善公益服务中心监事长，入围2016年度龙岩市“十佳社工暨优秀社工”候选人。连续多年被评为福建省施善公益服务中心年度“四星级义工”、“五星级义工”。2020年被金砂乡政府推选为福建省“五星级志愿者”和“最美志愿者”。2020年被评为永定区首届“最美志愿者”。永定区客家讲古会成员，2023年被评选为永定区“最美讲古人”。

前 言

古木督（上金村）是一个充满传奇而又光荣的红色土地，她历经七百多年风雨沧桑和发展，勤劳质朴勇敢智慧的古木督（上金村）人艰苦奋斗，不畏艰险，奋发图强，励精图治。古木督（上金村）的历史是一部充满艰辛的奋斗史和革命史。

在革命战争年代，古木督（上金村）因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环境，成为革命活动的重要根据地，中央红色交通大站（内陆唯一交通大站）就设在古木督永昌楼并且存在和运行了长达四年之久，这里涌现了众多英雄，涌现了众多革命事迹。古木督（上金村）人民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的牺牲和巨大的贡献，这些必将载入永久史册。

小时候经常听老一辈讲古木督的红色故事，那时还小，没有意识到作一些记录，长大后，对古木督的历史有了逐步的了解，也看了一些关于古木督（上金村）的历史，但都不完整，于是就产生了写一本关于古木督（上金村）历史的书的念想，书名为《永远的丰碑——红色记忆之古木督（上金村）》。经过近四年的走访收集、整理及编写，得以完稿，但还有许多不足之处，敬请谅解！

身为古木督（上金村）人，我们有底气、有理由、有责任把古木督的历史（红色革命）去铭记、去传承、去发扬光大。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贡献的古木督（上金村）人民和为中国革命事业牺牲的先烈们！同时也献给所有为家乡古木督（上金村）的建设发展默默无闻作出贡献的勤劳质朴勇敢智慧的古木督（上金村）人民！

此致！

范伟河

写于二0二0年七月五日

导 读

1.青山绿水，红土缅怀，历经沧桑，铭记历史——我的家乡金砂古木督（上金村）

2.永远的丰碑

3.古木督（上金村）红色故事

（1） 周恩来在古木督的三天三夜

（2）范元辉支持革命事业的故事

4.永昌楼鲜为人知的故事

5.无名英雄——红色挑夫

6.中央红色交通大站——永昌楼

7.开国将军——大山之子范阳春

8.坎坷一生的范世英

9.高风垂范——范元辉

10.闽西妇女的杰出领袖——范乐春

11.坚贞不屈 视死如归的范炳元

12.永不褪色的馀庆楼——将军楼

13.闽西红军十九师

14.列宁劳动学校

15.永恒的血脉——中央红色交通线

16.红色精神 永放光芒

17.附古木督（上金村）人物

18.古木督（上金村）主要红色旧址群

19.古木督（上金村）人文风光

青山绿水，红土缅怀，历经沧桑，铭记历史——我的家乡金砂古木督（上金村）

金 砂 上 金 原 曰 古 木

村 路 弯 蜿 田 高 过 屋

溪 有 蛟 龙 山 中 有 虎

唯 一 古 木 第 一 古 木

　　我的家乡是座落在马石山下，金砂河畔，青山环抱、绿水常流的金砂古木督（上金村），早名双坑源，后改名古木督村，自明成化十四年（公元1478年），永定设县建城，金砂村落相继形成，时值争相风行建立“神坛社庙”及“家庙宗祠”，金砂划分为“廿十三坊”，古木督为双溪坊，民国叫双樟保，解放后改称上金村，习惯用名是“古木督”。“金砂古木督”因革命史迹和梯田层叠而闻名省内外(在我还是少年时期，记忆中我们整个村两旁层层梯田从村头一直延伸到村尾，每到夏收和秋收季节，金灿灿的穗稻犹如黄金般盖满了梯田，颇为壮观，可惜现在再也看不到如此壮观亮丽的风景了！)。她位于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西北角，距永定城区十余公里，与上杭连四和本区合溪、西溪接壤，国道357线、古武高速公路穿境而过，方圆十四平方公里，包含高南竹、大塘尾、接敬铺自然村，四面崇山峻岭，最高山峰海拔720米，整个村落有许多奇峰异巅。它们是天然的别有景致的山形——如“蝴蝶过岗”、“蜘蛛结网”、“迥翔凤形”、“猛虎下山”、“龟蛇望月”、“狮象把水口”、“螃蟹游湖”等等，不胜枚举，村里古木参天，山巅和谷底到处都蕴藏着碧水清泉，居住着范、王、余、郑、周、赵、罗、谌等八姓人家。

古木督依山傍水、风景迷人。一进山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条弯弯曲曲的村道（这条村道在一九九八年以前是沙石泥土路，每逢下雨，整条路基本都是泥泞不堪，给村民的出行带来极不方便，一九九八年，在相关政府部门和村民自发筹集资金下完成了村道硬化，古木督村道成为永定比较早硬化的乡村道路，古木督的村容村貌也逐渐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像一条蜿蜒曲折的羊肠，从村头向村尾一直延伸。村道的两边是一座座错落有致的房子，有土房、有木头房、也有砖房。如果登上村后的小山放眼远眺，只见小村被一座座连绵起伏的青山环绕，青山被薄薄的烟雾笼罩，青山变得一半儿青，一半儿白，若隐若现。山脚下是一条奔流不止、清澈见底的小溪，它唱着欢快的歌儿似腾龙向远处流去。如果近看小村，四周围长满一棵棵茂密的大树，郁郁葱葱，给小村带来了勃勃生机。

全长五华里的古木督村，主要是姓范，从头到尾都有范姓房屋，中间插有余、王、郑、谌等姓氏。古木督开基范氏始祖三一郎公，字梅岗，原系上杭范姓太始祖宁壁公之第三子，又号百三郎，十三世纪后期（宋朝末年），北方金兵南侵，兵荒马乱，遂率家人由上杭安乡迁居古木督，先在中村半山窠的塘腹里，披荆斩棘，搭寮落脚，而后开山造田，若干年后，陆续建起土木房屋，再经数代的繁衍生息，直到第六代念一郎（字永元）、念二郎（字永福）兄弟，才落村定居，念一郎在中村建“华萼楼”，念二郎于上村建“福兴居”，随后各代相继建有祖祠四座，房屋四十余幢。范姓是古木督最早定居姓氏，三一郎是同宗在永定最早开基的一大支系。

古木督范姓开基至今七百多年，历传二十七代四百余户一千三百余人。随着人口增加，还有不少祖辈外迁谋生，如三世伯祖百三郎公随带一子四孙移居广东等地，五世伯祖万六郎公移居广东惠州府长乐县南门，九世叔祖贤公迁居台湾省竹林县，十六世伯祖翘杭公移居江西某地，十七世伯祖开恩、钟清、钟俊公三兄弟移居本省平和芦溪，十八世希彭公于1804年携五子迁永安定居，二十一世伯祖维怀公迁居印尼苏门答腊，还有二十二代晴云、宏昌公迁居新加坡，这些外迁宗亲或耕读持家或漂洋经商，多数家族人丁兴旺，兰桂腾芳。

古木督范氏人口经济兴旺发达，是在十五代后，即清康熙中期，至19世纪人口已达千人，经济也有较大发展，如十七世叠峰公，勤耕苦种兼开矿业，成为当时一大富豪，封为“万金家门”，其妻赖氏亦封为六品安人，其第六子朱题于19岁（1801年）考中嘉庆辛酉科第十八名武举，获赏赐匾额“武魁”后提任某府正堂，其妻马、赖氏均封为五品宜人，当时盛传叠峰父子是：“父万金、子举人、婆安人、媳宜人”，一时名扬永定，荣耀范祖。古木督崇文重教，人才辈出，据记载：岐山祠前耸立的八对石桅杆，顶端有尖、有狮、有圆，尖为文、狮为武、圆为富，这是古木督范姓历史上人才辈出，文经武纬的佐证，可惜史料失传，石桅已毁。

至清朝末年，古木督范氏及其它姓氏已经历了600多年的努力拼搏，勤俭创业，在九岗、十八排及窠、坑、塘、岽等地共开发耕地2200多亩，山林数万亩，还筑有石砌路六条，约30华里，架造石板桥12座。

明朝末年，古木督水口建有雄伟壮观的太子楼式阴桥一座，桥名“龙源桥”，桥上安奉龙源公王，以保一方平安是也。龙源桥历经数百年风风雨雨，她目睹了古木督村民辛勤创业，艰苦奋斗，山乡变化；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谭振林、张鼎丞、邓子恢等及本村数百位志士仁人为了人民翻身解放，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龙源桥后不慎毁于火灾，于二零零九年重建。

古木督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清朝嘉庆年间，永定县城的地主来到古木督收租，时值欠收，地主却横暴地宣称当年租谷必须一次交清，否则就抓人。一位秀才立即写状子告到县里，状词引用民谣并采用民谣体式，中云：“金砂古木督，田坎高过屋。丈二田坎，尺二田腹；牵牛唔（不）过，手耙脚碌。是唵样（这样）个田，就打（长）唵样个毛须谷。野猪唔食，鸟雀唔啄。如此收成，何来租谷？敬禀县太爷：今年交不够，明年来补足。”县官见所述合乎事实民情，当堂判道：“金砂乡民所禀，事实如此，也很合情理，又不是抗租，怎么能抓人呢？所欠租谷，明年再还吧！”地主听了，只好灰溜溜地走了。因为状词易读易记，朗朗上口，很快在闽粤赣地区流传开来，成为了当地流传至今成为佳话的民谣，偏僻的山村古木督从此驰名省内外。同时这首民谣也被收编在《闽西文学》。

古木督(上金村)是福建著名的革命基点村——闽西暴动的策源地（闽西暴动委员会成立旧址所在地），（中共闽西临时特委成立旧址，红色交通大站（闽西工农通讯社），永定列宁劳动学校，闽西南军政指挥部和永定县委旧址，闽西红军成立旧址）所在地，革命母亲（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鼎丞母亲）范达春、原闽西妇女杰出领袖&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土地部长范乐春的娘家，（永定暴动副总指挥范炳元、绝命后卫师红三十四师100团政委兼师收容总队队长范世英）的家乡，（开国将军范阳春、原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纵队闽西南联合司令部政委、龙岩地委书记兼永定县委书记、三明市委副书记范元辉）的故乡。

编写于2017年3月15日晚

永 远 的 丰 碑

　　古木督（上金村）于一九二七年九月成立中共党支部，创立平民夜校。一九二八年七月，张鼎丞、范炳元等革命先驱在本村建立了福建省第一支红军部队——农民武装铁血团，一九二八年春，古木督率先开展了“平仓借粮度荒”和“分粮大吃户”的斗争，后来这一斗争波及全永定。一九二八年七月一日，张鼎丞、范炳元等组织了震惊全国的“永定暴动”，全村有百分之九十的男女青壮年参加了攻打县城的战斗。随后成立了村苏维埃政权，组织赤卫队，开展土地革命。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五日，福建临时省委派宣传部长王海萍到永定，在金砂古木督崇德楼主持召开了上杭、永定、平和、龙岩四县委负责人会议，宣布成立中共闽西临时特委。郭慕亮任书记，张鼎丞任组织部长，邓子恢任宣传部长。同时，成立了闽西暴动委员会，王海萍任总指挥，张鼎丞、邓子恢、傅柏翠为副总指挥，并把杭、永、岩的暴动武装整编为闽西红军第七军十九师，下辖第55、56、57共三个团。中共闽西临时特委的成立，标志着闽西地方党组织领导核心在革命斗争中初步形成。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国民党反动派分三路包围古木督，因事先得到情报，闽西特委机关已安全转移，而乡苏维埃主席范应祥因埋藏文件来不及撤离被抓，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一九三零年十月，在万昌楼创办了列宁学校，范世英为校长，（范世英为古木督馀庆楼人，开国将军范阳春的叔叔，红军时期优秀的指挥员，1927年在当乡村教师时就投身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6月参与永定暴动，暴动后，协助张鼎丞、邓子恢建立红军营和溪南区、乡苏维埃政权，开展土改分田。1929年4月奉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之命，与张大鹏一起送特委专函到江西瑞金迎接红四军朱德、毛泽东入闽。1930年3月参加红军，任红四军政治部行政科科长，历任红十二军一零零团政委，“钢铁之师”独立第七师政委，红三十四师一零零、一零二团政委等职，参加了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战斗和湘江战役，并为永定的和平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共六期培训了一百六十多个地方和军队干部，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十一人，参加新四军四人，以后成为军级的九人，一九五五年授予少将军衔的两人，授予大校的一人，本村的范阳春学员就是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一九五二年又投身到抗美援朝，一九五五年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二级独立自由、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他历任解放军师、军、大军区，中央军委总参谋部通讯部副政委等职，他是优秀的共产党员，是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人民解放军的优秀政治工作者。

一九二九年六月，因敌人“清乡”，永定县兵工厂被迫从邹公庙搬迁到古木督桃子树窠，有工人30多人，制造大刀、梭镖、枪支、弹药等，一九三二年因叛徒告密遭敌人破坏。一九二九年冬，溪南区消费合作社设在古木督，以群众自愿入股集资的方法，筹集股金80元，经营油、盐、布匹、肥料等生产生活日用品。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后，永定县苏维埃政府机关设在古木督保缮楼，政治保卫局设在福兴居，邮电局设在白楼下，交通局设在福寿楼，监狱在东角子对面楼下，县苏维埃政府机关后转移到高南竹。一九三0年在背头窠永昌楼设立了闽西工农通讯社，1931年冬闽西交通大站迁到古木督永昌楼（中央红色交通线上除了香港站外的内陆唯一交通大站，有红色交通员二十多个，管辖着中央红色交通线上二十多个中小站），主要负责武装运送物资（食盐、通讯器材、武器等）和干部到瑞金，参加红色交通线运送队伍的古木督人有我的曾祖母赖育才（馀庆楼人）范凤初（永昌楼楼主），周恩来，张闻天等二百多位中央领导曾居住在背头窠永昌楼，然后护送到瑞金。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同志也常在古木督组织开展革命工作，住在永昌楼或崇德楼。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古木督人民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一九三五年四月，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张鼎丞任主席）和中共永定县委机关设在古木督衰坑窠。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国共合作抗日。王振先任古木督党支部书记，党员十二人，高南竹、接敬铺相继成立了党支部。王振先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出席了在瑞金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会后调任福建省少先队总队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永定县首届农协会主席。一九三九年春，范乐春等在古木督范宜兴店召开各种会议，教妇女儿童唱革命歌曲（教的革命歌曲有《救穷歌》等），成立抗日后援会，发动群众献草鞋、棉衣和捐钱支援前线。范乐春是本村人，是闽西革命妇女的杰出代表，曾任中共永定县委书记、永定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土地部部长，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出席了在瑞金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古木督人民坚持武装斗争，早在一九四四年十月，中共闽粤赣边委决定成立王涛支队，范元辉任政委。范元辉是古木督人，解放战争时期担任中共闽粤赣边工作委员会常委，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纵队闽西南联合司令部政委。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福建省第八地委、龙岩地委书记、福建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永定县委书记、三明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监委书记等职。参加王涛支队的古木督人有王振先、王振全、郑凤书、范茂达、余佩仁、余镜仁、范富如等。最终迎来了人民的翻身解放，一九四九年七月，上金村人民政府成立。

自一九二八年永定暴动到一九四九年永定解放，古木督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长期坚持武装斗争，参加红军游击队有二百一十三人，成为接头户（冒着生命危险为游击队送情报和粮食）的就有几十户，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付出了巨大牺牲。国民党反动派对古木督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强迫高南竹、大塘尾、接敬铺、下村等自然村移民并村，仅高南竹就先后移民并村达十八次之多，二百六十多人的村庄最后只剩下二十五人。全村被烧毁房屋一千零四十八间，全村人口在永定暴动前有三百七十五户一千四百三十一人，到解放时下降到二百二十六户八百六十二人，数百名村民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无名烈士），其中被认定为烈士的有七十八人。同时涌现出范阳春少将、范元辉等省、市、县级领导多人，为新中国成立作出了重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古木督（上金村）人民继承和发扬革命优良传统，社会各项事业得到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古木督（上金）人转变思路，与时俱进，农业已奏响“绿色旋律” ，既坚持生产优质大米（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永定城虚天卖米的基本都是古木督人），还发展各业。古木督米蕉曾经是享誉省内外的“绿色食品” 。古木督（上金）人崇文重教，先后培养了近二百名大中专毕业生，他们有的成了博士、硕士，近百人成了中高级专业技术骨干，还有许多人在各级党政军部门担任领导职务，年轻一代也不失时机走出山门，有的成了能工巧匠，有的成了商企奇才，涌现出了范平（2017年科学中国人年度人物、新型材料领域研究专家、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任深圳大学物理与能源学院院长、深圳市先进薄膜与应用重点实验室主任、深圳大学薄膜物理与应用研究所所长），范全春（现役大校军衔，中国航空航天医药学营养保健专家），范永荣（香港圣炜集团董事长）等。古木督（上金村）在永定城区建房者就有一百余家，还有上千人在台湾、新加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福州、厦门、龙岩等地安家落户。村门对联“古木缝春枝繁叶茂千秋盛，双溪源长地灵人杰万象新”正是古木督（上金村）沧桑峥嵘和人文底蕴的写照。

革命的历史不能遗忘，先辈的功绩不能遗忘。

让我们向伟大的，英雄的，革命先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并且。。。深切的缅怀。。。为中国革命为新中国的成立捐躯的烈士们！

编写于2020年6月12日

古木督红色故事

周恩来在古木督的革命事迹

（一）考察选址交通大站

闽西交通大站原设在龙岩；后迁入虎岗。一九三一年八月，虎岗沦陷，闽西交通大站遭到破坏。1931年冬，闽西交通大站迁到金砂古木督背头窠永昌楼。为什么会迁到金砂古木督背头窠呢？原来周恩来同志在张鼎丞、范世英（时任红四军行政科科长）等的推荐下来到古木督进行了三天三夜的实地考察并指导了古木督的革命活动。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的下旬，古木督来了一位自称是画像的，他满脸胡子，手里拿着画像工具，他白天一边给村民画像，一边查看古木督的地形地势，和一些楼房的地理位置，还跟村民了解古木督可以通往的方向并亲自探寻，同时晚上还参加古木督的革命会议并指导古木督的革命活动。他在这一住就是三天三夜，并详细地了解了这里的社会情况和地理环境，认为金砂是闽西革命的摇篮，古木督的群众基础好，隐蔽安全，进退自如，交通方便；同时距离大埔青溪交通站有七八十里，便于休整。后来他带着神秘离开了古木督到汀州。直到一九三一年冬，根据他的指示，将虎岗的闽西交通大站迁到金砂古木督背头窠永昌楼，并任命李沛群为闽西交通大站站长，李沛群辞去闽粤赣省委秘书长职务。

（二）指导交通大站工作

1932春，古木督交通大站成立不久，神秘的大胡子先生再次来到古木督交通大站永昌楼，一住就是一个星期，据我的曾祖母回忆，大胡子先生白天深入古木督革命群众家里 ，了解生活生产情况，有时还拿着红樱枪和村里儿童团一起站岗放哨，秘密批发了大量革命来往文件，晚上在餘庆楼（将军楼）的官厅里主持召开革命工作会议指导古木督的革命工作。后来他带着神秘离开了古木督。古木督人民后来才知道大胡子先生就是周恩来同志。

（根据永昌楼楼主后人回忆录，我的曾祖母回忆所编写，如有不足之处敬请谅解）

范元辉支持革命事业的故事

范元辉，又名富煌，1908年11月出生于永定县金砂乡古木督村。1921年开始，他先后在县城高级小学和初级中学读书。1927年7月，他初中毕业回村里担任小学教员，正值张鼎丞刚从广东大埔县回到家乡溪南从事革命活动。在张鼎丞的直接培养教育下，他于同年先后加入了共青团和秘密的农民武装组织铁血团。为了做好武装暴动的准备，他毫不犹豫地从家里拿出20块银元交给党组织购买了一支单响步枪。1928年2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6月，他率领本村青年参加了震撼八闽的永定农民武装暴动。

永定暴动后，驻永定县城的敌江湘部队矛头直指农民运动的策源地金砂，对金砂地区进行残酷的报复性的“清乡”，妄图把已经点燃的革命烈火扑灭。

1928年7月7日清晨，江湘网罗金砂捐棍丘乾凤和古木督团总范寅等匪部400余人扰犯金砂，纵火焚烧西湖寨、洋田、赤凹等一带的民房和庙宇及溪南区委张鼎丞、罗秋天、赖文舫等经常活动的“承启楼”，设立过县委和兵工厂的金砂公学及邹公庙，连枫山的大多数店铺也全被烧毁。敌人的残酷摧残，激起金砂群众的极大愤慨。江湘部一撤回县城，范元辉等就号召群众组织起来，以牙还牙，把捐棍丘乾凤和土劣范兰金的房屋放火烧掉。

7月12日，江湘部闻听赤卫队敢于“以牙还牙”，于是变本加厉，纠集丰市的陈荣光、仙师大院的刘大福、下湖雷的张遁民、下洋中坑的胡道南、堂堡的石伯公、仙师窑上的王石甫等各地团总率民团500余人，分别从湖雷、仙师、县城三路出发，再次大规模扫荡金砂。这次敌人加倍残酷，竟然见房就烧、见人开枪、见物就抢，捉到妇女就掳掠奸淫，无恶不作。金砂大地火光冲天，浓烟滚滚，一片火海，金砂地区遭到空前浩劫。

金砂地区遭到敌人疯狂摧残后，党组织分析了形势，认为今后敌人绝不会放过金砂，一定还会再次前来“清乡”。党组织一边鼓励群众“大敌当前，不能退缩，要坚决斗争”，一边认真研究对策，决定从工农武装的特务营中挑选200余人成立一个红军营。但是深受军阀、地主劣绅压迫的金砂人民，又遭敌“清乡”劫难，经济上已十分贫乏，成立红军营首先要有经费才能解决武器装备，才能更有效地投入反“清乡”斗争。此时，任平民夜校教员，共青团列宁学校支部书记的范元辉正为筹款担忧不已。

正当溪南党组织为解决成立红军营所需的武器装备问题一筹莫展之际，范元辉的父亲范永兴在家里重修灶室时，偶然在灶室下挖得一坛银元，数一数足足五百光洋，喜出望外。父亲知道范元辉一贯老实忠厚，又谨慎老成，就把挖到银元的事告诉了他。范元辉听到这大好消息，眼睛一亮，暗自高兴，于是深情地对父亲说：“阿爸，挖到银元是我们家的财气，但眼前江湘常带兵来金砂骚扰，全金砂人都在受苦受难，如果不想办法对付他们，我们金砂人还会更惨。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党组织想组织红军，筹集武器装备来保卫家乡。我想跟你商量，虽然我们家也有困难，但毕竟物资需求不多，随便周转一下问题不大，还是大局重要，救金砂人民重要，我们把银元献给党组织，帮助党组织解决一些经费，也算我们家为革命出了一把力。”

父亲范永兴听了儿子的一席话，也觉得有理，就对范元辉说：“既然要救全金砂人，那你就把银元送去吧，作为我们家的一点心意！”当天，范元辉就高兴地把五百银元献给了中共溪南支部。

不久，红军营便在金砂金谷寺宣告成立，这是闽西最早建立的一支农村红军部队，这支部队与溪南区由范元辉领导的常备赤卫队一起，大大加强了反“清乡”的力量。

皖南事变后，闽西形势急剧逆转，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反共，革命又一度处于低潮。为开展反顽自卫斗争，中共闽西特委在永定南溪老吴子村恢复建立了中共永和靖县委，范元辉同志任书记。他认真执行中共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斗争方针，与县委机关的其他同志一起转入偏僻山村，一边通过生产自救，战胜困难，一边宣传团结群众，不断挫败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凶焰。就在这种敌强我弱，军需给养还处在极端困难时期,1945年，部队有好几次断粮断款，在敌情严重的情况下，范元辉冒险回家取出粮食、蔬菜供给部队。1945年秋的一天，范元辉同志回家看望老父，从妹妹（我的奶奶）那里欣悉家里又在灶室下挖到一坛银元，计有300多大洋。为了解决永和靖县委机关和反顽游击队的军需给养问题，第二天，范元辉又说服父亲，将银元如数交给了党组织，加上南溪地区老吴子、关山、水尾楼等地革命基点村的支持，使县委机关和游击队安全度过了最为艰难的时期。不久，他的妻子被敌人杀害，他秘密地回去，忍着失去妻子的悲痛将妻子省吃俭用留下来的33块银元全部交给闽粤边临委。

范元辉同志一心为革命，在党组织最困难时刻，再次献出家中数百银元，解决了燃眉之急，在闽粤边区一时传为佳话，深受人民的敬重。

（备注：范元辉是我奶奶的哥哥，我叫大舅公，在他的影响下我的奶奶成为老接头户（经常冒着生命危险给游击队送粮食、情报等）。）

编写于2020年6月16日

永昌楼鲜为人知的故事

1930年10月，党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和毛泽东建议，决定开辟上海经香港、汕头、大埔、永定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人民政府所在地一一瑞金的一条秘密交通线。随后，这条交通线上的交通站相继建立。交通站主要任务是沟通中央与苏区的联系，传送文件、书信，护送中央机关和白区工作的各地领导干部，采办运输军需、民用物资等。

1931年8月，永定虎岗失守。原设在虎岗的闽西交通大站(对外称“闽西工农通讯社”)迁到古木督“永昌楼”。这个大站有20多人，,由中央交通局直接管辖。从1930年底到红军主力长征前，经这条红色交通线进入中央苏区的领导干部有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张闻天、博古、叶剑英、任弼时、邓颖超、陆定一、李德等200多人；传送了许多重要文件；采购运输了6000多担物资。闽西交通大站的建立和运行，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为中央红军的发展壮大，为中央苏区的繁荣稳定作出了重大贡献。

由于历史久远，关于永昌楼的故事，许多上了一定年纪的老人也只知道传说中的一个大概，或是碎片式的东西，具体故事鲜为人知。

　　 据了解永昌楼的楼主是范凤初，当年专门接应湖雷的赖义斋等带来的人，但具体什么人不清楚，来的人有的说是画像的，有的说是看相的……比较特殊的是，有一个人只爱吃馒头，不爱吃米饭，他身上有从汕头带来的馒头，发绿了也不肯丢掉，叫人拿去洗后蒸了再吃（后来古木督人民才知道这个人就是周恩来）。据以前很多老人说，周恩来曾在这里住过三个晚上。据了解永昌楼楼主范凤初为了永昌楼便于来往客人更容易避险逃生，把永昌楼一楼的一些窗户改成活动式，永昌楼当年写了很多革命标语，有的写在墙壁上，有的写在门板后面，永昌楼是在1964年倒塌的，在拆下来的门板靠里头的一面用毛笔写了很多标语，包括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内容等。同时永昌楼楼主范凤初还是个红色挑夫，把合溪的草纸挑到汕头，回来时，上层以洋火、洋油、红糖作掩护，底层就藏着食盐、药品等。”

范凤初的儿子范志全于1928年离开古木督到虎岗彭杨学校参加军训，后因在反‘围剿’中受伤到长汀四都疗伤，伤愈后留在医院药房工作。当时按规定医护人员不能和病人谈病情以外的事，但赖义斋在四都住院时，得知范志全是古木督人，并得知范凤初是其父时，便说与范凤初很熟，并在他们家吃了很多次饭。

据介绍，1932年，永昌楼楼主范凤初的儿子范志全在四都医院被捕后守口如瓶，只承认当兵，其他什么事也不懂，后被国民党遣返，新中国成立后被认定为失散老红军。金砂暴动前，古木督全村有四房人，但被抓的被抓、被杀的被杀，改嫁的改嫁、逃命的逃命，后来只剩一房人。被评为烈士的有78人。

据以前老一辈讲，永昌楼位置比较偏僻，也较隐蔽，当年深夜时经常有人在这里开会，也有很多人送草鞋到永昌楼。

（编写于2020年6月24日，本文是根据永昌楼后人及一些老前辈所述编写，如有不足之处敬请谅解！）

无名英雄——红色挑夫

1931年冬，中央红色交通大站闽西交通大站由虎岗迁到古木督永昌楼，李沛群任交通站站长。闽西交通大站在李沛群的领导下，不仅要接待大量来往的干部和其他人员，还要组织可靠群众到广东大埔青溪站运送大量的物资。选派交通员护送中央来往书信、文件，护送中央领导干部和其他重要人物。

交通大站对运送物资的群众（当时称挑夫）的挑选是十分严格的，要具备思想作风过硬，机智、勇敢、灵活、果断，良好的身体素质，适合长途跋涉，有一定的文化，记忆力好，不会说梦话，严格保守秘密等条件。

我的曾祖母赖育才（馀庆楼人）和永昌楼楼主范凤初等古木督人就经过严格的筛选成为“红色挑夫”，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查和追踪，他们经常在夜里冒着生命危险，打赤脚（光着脚），走在崇山峻岭之间，为交通大站抢运物资，从合溪挑草纸到青溪，又从青溪挑回盐、药品等苏区紧缺物资。他们要突破敌人的重重关卡，要穿越赤白交界地区的层层封锁线，要闯过国民党反动派军警的盘查和暗探的追踪，避开反动民团的袭击，要严防叛徒的出卖和破坏，所有这些，都考验着他们的智慧。他们忠诚于党，听党指挥，他们不辱使命，出色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物资抢运。他们为红色交通线和红色交通大站的运转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甚至很多红色挑夫牺牲在红色交通线上。

由于交通线上特殊使命和任务，很多像我曾祖母一样参加红色交通线运送队伍的革命群众和英雄事迹都不为人知（我以前也不知道我的曾祖母是红色挑夫，只是听爷爷讲她经常深夜从合溪挑草纸到青溪等地后又挑东西回来，后来才知道她挑的是中央苏区的紧缺物资）。他们和很多红色交通员一样成为了无名英雄。他们的英勇无畏的精神和英雄事迹永远值得我们后人去铭记！

编写于二0二0年七月五日

中央红色交通大站——永昌楼

　　在古木督上村的背头窠，有一座建于清末，土木结构，二层的民居，她于1978年倒塌，于2018年在原址上按原貌重建，她就是永昌楼。在交通大站永昌楼左边设立一个瞭望哨，一旦发现外面有敌情就会立即发出信号，住在永昌楼的人员听到信号后就会迅速向后山转移。”

1930年秋，中共闽西特委派蔡义昌在龙岩组建了中央红色交通大站闽西交通大站；1931年该站迁入闽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永定县虎岗乡；1932年春，闽西交通大站又从虎岗迁入金砂古木督背头窠永昌楼，一直到红军长征前。闽西交通大站为加强党中央与中央苏区的联系，为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为创建和保卫革命根据地，立下了不朽功勋。

　　打破封锁 建立中央红色交通线

　　1929年以来，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四军二次入闽及转战赣南，创建了以闽西和赣南为中心的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但是，国民党军不仅在军事上对中央苏区实行“围剿”，还在经济上对中央苏区加紧实行封锁。

为了加强党中央与中央苏区的联系，打破国民党的封锁，中央交通局决定组建华南交通总站。主要任务是打通从上海到中央苏区的交通线，布置严密的交通网、情报网，秘密建立地下交通线。1930年冬，卢肇西（永定人，红二十军军长、闽南特委军委书记）受红一军团政委毛泽东的派遣，赴上海与党中央机关联络，筹建开辟上海与中央苏区的地下交通线。他与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书记周恩来一起研究制定了工农通讯社的具体方案。

中央交通局派肖桂昌（广东中山县人，誉为四大交通之一。解放后，任化工部副部长）到香港建立华南交通总站，南方局秘书长饶卫华任总站站长。饶卫华在香港铜锣湾建立秘密机关和招待所，抽调多位可靠、觉悟高、熟悉地方情况、懂外语、精明干练的同志当专职交通员。与此同时，中央交通局副局长陈刚到汕头镇邦街7号建立中法西药房分号，作为中央交通局直属交通站。1931年，为防止意外，做两手准备，中央交通局又派陈彭年、顾玉良、罗贵昆等汕头筹建备用交通站。他们以上海客商身份，于1931年1至2月间来汕头，并在海平路98号租了房子，选择便于中央苏区筹措电器材料的行业作掩护，开起华富电料行。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汕头中法药房交通站停用，正式启用华富电料行这个秘密交通中转站。中央交通局还派人到大埔各地建立中小交通站。

卢肇西回到闽西后，首先在金砂古木督建立闽西交通大站，并在各地建立分支机构。

就这样，中央交通局从上海、香港、汕头、大埔到中央苏区开辟了两条的红色交通线：主要一条是从上海、香港、汕头、潮安、大埔青溪、永定（县城）、古木督、合溪、上杭白砂、旧县、南阳、长汀、古城到瑞金，这条中央苏区红色交通线一直沿用到红军长征。闽西南三年游击战争时期，从大埔青溪、潮安、汕头、香港、上海的这条红色交通线一直沿用。另一条从上海、香港、厦门、漳州、适中、永定、上杭、长汀、古城、瑞金的这条中央苏区红色交通线于1932年5月1日遭敌人破坏而停用。

1931年，熊志华（永定县湖雷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湖雷区农民协会财政委员、乡苏维埃政府土地委员、肃反委员）奉调到上海党中央机关任秘密交通员，中央秘书发行科总收发。到任后，中央交通局局长吴雪峰亲自到他的住所交接关系。他首先询问熊志华在路上的情况，介绍了上海地下交通工作特点，约好今后接头的时间、地点，并留给他一些钱，安排他租亭子间住下来。吴德峰交给他的任务，就是携带文件和护送中央干部来往于上海和中央苏区之间。

红色交通线的交通员的选配条件，大多数是必须通过红军军官学校训练、班长以上的干部，必备条件（一）政治可靠、立场坚定；（二）能独立完成任务，机智、灵活、勇敢、果断；（三）严格保守秘密。

古木督红色交通大站的历史贡献

　　闽西交通大站原设在龙岩；后迁入虎岗。虎岗沦陷后，1932年1月3日，闽西交通大站迁到金砂古木督背头窠永昌楼。为什么会迁到金砂古木督背头窠呢？原来，1931年12月下旬，周恩来从永定县城前往瑞金的红色交通线途中，路过金砂古木督交通站，并详细地了解了这里社会情况和地理环境，认为金砂是闽西革命的摇篮，古木督的群众基础好，隐蔽安全，进退自如，交通方便；同时距离大埔青溪交通站有七八十里，便于休整。周恩来到汀州后，根据他的指示，将虎岗的闽西交通大站迁到金砂古木督背头窠永昌楼，并任命李沛群为闽西交通大站站长，辞去闽粤赣省委秘书长职务。从1932年1月至1933年3月，李沛群任闽西交通大站站长；1933年4月至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蔡翼清任闽西交通大站站长。特别是在李沛群站长的领道下，闽西交通大站在铸造中央苏区大动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因而李沛群被誉为中央交通局四大交通之一。

李沛群担任闽西交通大站站长以后，得到永定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的全力支持。1931年冬，永定县委在古木督成立了永定县游击队，马发贤任县游击队队长。此时，古木督设立闽西交通大站，来往干部很多，特别这一时期，上海党中央派往中央苏区的领道干部不少，不仅要担任保卫任务外，还要解决生活供给问题。马发贤便经常带领游击队筹款筹粮。

闽西交通大站在李沛群的领道下，不仅要接待大量来往的干部和其他人员，还要组织可靠群众到广东大埔青溪站运送大量的物资，选派交通员护送中央来往书信、文件，护送中央领道干部和其他重要人物。

输送军需民用的物资。

1931年，中央交通局在大埔青溪建立交通站。这个红色交通站，隶属于中央交通局直接领道，设在青溪镇汀江河畔的余氏宗祠。为了便于联系，在汀江东岸开了一间“永丰”杂货店，作为过往行人的落脚点。专门购置了几条大木船，固定几个可靠船工，如货物多时，还雇用几条木船协助，组织十几个妇女组成的搬运队，随叫随到。中央苏区每年需要价值900多万元的盐和660多万元的布匹以及大量药品、电池、电缆、电器、军械等物资，均从国民党统治区进口，再经由中央地下交通线沿途的香港、汕头、潮州到大埔青溪站，再由闽西交通大站组织运输队，将这些物资运送到中央苏区去。当时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封锁十分严密，也有的交通员在护送工作中英勇献身。1931年底，吴雪峰派熊志华护送一批无线电主要零件到中央苏区。在桃坑交通站，由于叛徒出卖，遭到敌人的突袭，熊志华和交通站负责人及闽西交通站前来接应的武装交通员边打边走，最后突出了包围，将电台器件安全送到了中央苏区，但当地的交通员却为掩护他们突围而壮烈牺牲。

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以后，陈云分管秘密交通工作。陈云和福建省委负责人商讨加强秘密交通工作。福建省委派曾昌明（海南琼山县人，誉为四大交通之一。解放后，任广东省监委副书记）等一批干部加强大埔青溪交通站的工作，曾昌明任青溪交通站站长。在陈云的领道下，闽西交通大站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到十个月，就先后共输送食盐、布匹、药品、以及电器、军械等物资300多吨到中央苏区。

护送中央领导干部

中央红色交通线为中央苏区护送了200多位领道干部和其他重要人士。从1930年冬至1931年1月，红色交通线上的交通员护送了叶剑英、项英、王稼祥、任弼时等100余人；从1931年2月1932年底，交通员们护送了周恩来、聂荣臻、刘少奇、邓小平、博古、刘伯承、陈云等100多人；从1933年1月至1934年10月，交通员们护送了李德、张闻天、陈潭秋、瞿秋白等40多人。在这条中央红色交通线上的交通员们，在护送中央领道干部的过程中，表现出他们不怕牺牲和不畏艰险，在危急关头果敢机智、化险为夷，出色完成任务。被誉为“四大交通”之一的永定人熊志华，仅1931年至1933年底的三年中，他就先后护送了刘晓、罗明、任弼时、项英及他们的爱人共达几十人。闽西交通大站在护送中央领导和重要人士中也起了重要作用。

在护送中央领导的许多事迹中，择録几则。

护送周恩来。1931年11月，周恩来在肖桂昌等交通员的护送下，从上海、香港、汕头、潮安、大埔青溪一直到中央苏维埃首府瑞金路程中，历险三次：第一次，周恩来到达汕头交通站，原想安排在絶密站“金陵旅馆”住下，交通员却在下楼的拐角处发现有一块玻璃镜框，框内镶有一张1925年“汕头市各界欢迎黄埔学生军大会”的照片，周恩来影像赫然在上。交通员担心怕被人认出来，赶快拉下周恩来的帽沿，带他住在棉安街的另一个小旅馆。这个小旅馆是当时镇守潮汕的国民党军队独立第二师师长秘密开设的，警察、地痞、流氓都不敢去骚扰，就连伪公安局每天“查夜”也不敢去。周恩来安全渡过了“危险”的一夜。第二次是在1931年12月，周恩来在肖桂昌的护送下，从汕头坐火车到潮安，原来买的火车票是二等车厢的车票，没想到上了车之后，才发现二等车厢里只有我们同行的三人，显然太招人注意了，周恩来一看不对头，连忙走进乘客更多的第三等车厢，周恩来从报童那里买来一份报纸正看着，验票员过来验票，周恩来大吃一惊，原来验票员是1925年东征时到东江行政公署请示过工作的一位军人，周恩来担心他认出自己，赶忙扭头朝窗外望去。肖桂昌敏鋭地观察到这种情况，赶紧站起来把周恩来挡住，顺手把车票递给那个验票员。又惊险地度过了这一关。第三次是1931年12月中旬，周恩来来到青溪交通站棣萼楼，交通员端来一盆热水，正在给周恩来烫脚，突然，放风的交通员来报，国民党民团前来查房，肖桂昌匆忙拉起周恩来从后窗跳出，消失在大山深处。后经闽西交通大站派交通员接应和护送，周恩来安全到达瑞金。

护送邓颖超。1932年，李沛群任闽西交通大站站长之时，接到中央的通知，说有一些比较重要的领道干部要进入中央苏区，要他到汕头去接送。原来是邓颖超和项英的妹妹项德芬及其丈夫余长生。当时，邓颖超穿着普通老百姓的衣服，按城市平民客商内人的装束打扮。李沛群也是生意人的打扮，认邓颖超为表姐。他们到了潮安后，即搭民间的电船到大埔。到大埔后，由于水势较大，大埔青溪中站站长杨现领来接邓颖超的小舢板停在河边，这时，有一个警察过来问话，幸好汕头站的交通员用客家话应付过去。到大埔中站后，由闽西交通大站派来十个交通员组成的手枪班前来接应，并护送邓颖超一行进入苏区，最后到达瑞金。

护送博古、陈云。1933年1月下旬，卓雄去广东大埔青溪接送博古、陈云差点出大事。卓雄接送他们到闽西永定县境内，夜里，卓雄安排博古、陈云住在一个炭窑里。不知消息怎么走漏的？遭到近千个敌人的包围，而卓雄手下只十几个小青年。在这一危急关头，卓雄急中生智，带领两名队员绕到西山打了几枪，一下子把敌人吸引过来。另一批队员趁着夜色带着博古、陈云突围，化险为夷，终于安全到达瑞金。

护送李德。1933年9月，瑞金热得像蒸笼，终日坐着的报务员更是汗流浃背。忽地，从中共上海局传来一份密电，报告了重要消息。正在机要科担任译电的项英妻子张亮译毕电报送到博古手中。博古一看电报，马上召来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告诉他有一重要人物由上海前来中央苏区，务必做好接待工作，做到万无一失。

来者一男一女，男的是共产国际派出的军事顾问李德，女的是博古夫人何群先。博古从上海来瑞金时，何群先正怀孕，无法通行。此时，何群先在上海已生了孩子。她把孩子寄养在无锡老家，便陪同李德一起动身，一路上既可照料李德，也可以当他的翻译。邓发知道来者非同寻常，岂敢怠慢，当即着手严密布置保卫工作。邓发手下有一位能干的中央保卫局执行大队长兼执行科科长卓雄，奉命带领一支精干的队伍，到广东大埔去接应从上海来的李德。李德是德国人，为第三国际秘密派往中国，并无所在国签发的护照。为避免海关检查，从上海上船时，地下党的码头工人将他装在一个大木箱里，箱面刷上“小心轻放”的字样，吊上船。大木箱一上船，海员工人就告诉护送交通员：李德由箱底出来，秘密转到预定的床位去，锁上房门。两天两夜的航程后，李德到了汕头。李德一行乘车到了附近的县城潮安。他们步行离开县城，向韩江河畔走去，还未到河畔，突然被一个国民党哨兵截住。一名军官检查李德的证件，检查了很久；护送李德的汕头交通员王某机智地对军官说，他（李德）是考古学家，想参观附近的一座古代寺庙。最后这个军官还是让他们走了。事先得到上海站的通知，大埔青溪站提前派两只小船到潮安码头迎接李德。李德换乘小船后，两只小船一前一后。因李德不懂中国话，交通站的同志又不懂外语。因此，两只小船上的人员都预先安排了应付意外事故的手势和暗语，密切注视沿江两岸的动静。李德会游泳，交通站的同志做好了准备，必要时就告诉他跳进江里游泳，以躲避检查。当前面的船驶近敌人征收船只税款的关卡时，远远看见许多武装士兵与船上商人争吵，以为发生什么事故。交通员立马暗示李德跳入江中，当交通员发出平安无事的暗号时，才游回船。李德乘小船达到青溪站后，他们在那里见到了卓雄带领的十几个红军战士和闽西交通大站派来接应的交通员。

李德穿上紫色的红色长袍，胸前挂起十字章。何群先也换上长袍，用黑围巾包着头。他们装扮成神甫和修女。沿途，遇上盘查，就说到汀州天主堂传教。卓雄他们带着李德，翻山越岭时，用绑脚的带子扎在李德的腰间，小青年们上拉下推，这才把他推上去。夜里行军，白天就躲在“马架子”下。所谓马架子，就是“人”行形的木棚、竹棚，上面用树枝伪装，挤在里面睡觉。各交通站供应红米、山芋、南瓜、苦菜。一连走了六七个夜晚，才算把神甫带到才溪。邓发和谭震林带了一个机干团，专程前来迎接李德。这个机干团，由支部书记以上的干部组成。李德骑上了马。在机干团的护送下，李德胜利到达了瑞金。

红军长征后，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陈潭秋到闽西南开展游击战争。因陈潭秋在永定大阜因遭敌袭击而受伤，赤寨会议后，陈潭秋就要离开苏区到上海治伤。张鼎丞把护送陈潭秋的任务交给陈茂辉，陈茂辉向大埔一家华侨借到一套西装、礼帽、皮鞋、皮箱、阳伞等，将陈潭秋打扮成华侨模样，利用中央苏区建立的“工农通讯社”这条地下交通线，在大埔青溪送他安全登上南下汕头的小汽船，然后转赴上海。

传递和护送中央来往的书信文件

交通站的交通员，一般由部队优秀骨干分子来担任，也可委任可靠的群众当交通员。他们在执行任务时，化装成商人、探亲赶集的人，多是两人结伴同行，一前一后，相隔一、二里，前者空手，主要看风；后者身带文件。前面有情况，后面的马上转移，保护文件的安全。在敌人迫近、有危险时，交通员立即把文件吞到肚子里，人可牺牲，文件也不能失落。交通站的甲、乙站与丙站不发生关系，交接文件，事前指定放在某处，约时交接，双方有联络暗号。有时文件塞在牙膏里，有时放在热水瓶胆的夹层里和鞋底。遇有特别机密文件，交通员把文件指示默记心中，到达时口头传达。在通过敌人封锁线时，利用当地可靠的妇女、儿童当交通员，以避免敌人怀疑。他们一般走十几里交下一站，文件收好后，再由交通线上的交通员往下传递。闽西交通大站为党中央和闽粤赣党组织及中央红军输送了大量的情报信息，成为党中央和中央苏区的“千里眼”和“顺风耳”，确保了党中央和中央苏区的联络畅通。

闽西交通大站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担负着党内交通、机要通信，为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和军事斗争不断取得胜利起到了直接而又重要的作用。因此，闽西交通大站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历史贡献。

（编写于二0二0年七月五日，本文是根据史料《闽西交通大站》所编写）。

开国将军——大山之子范阳春

　　小时候在老家，常常听爷爷说我们新楼下（馀庆楼是我们的老楼，又叫新楼下）有个叫阳古公公的将军在北京，那时就感到神秘而由衷的敬意；长大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对阳古公公有所了解，但都只是听说的，大人们说阳古公公很少回来，在我的印象中只是在1993年回来过，也没有见过他本人，关于他的一些事只能通过一些史料来了解。

苍莽的金丰大山，绵长百余里，横亘于闽西粤东，主体就在素有“土楼之乡”的永定县。清代道光年间出版的《永定县志》说：“地居闽粤边境，由闽入粤之要冲”。金丰大山地势险要，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历史上，这里的人民经常发动起义，特别是在明朝成化13年（1477年），金丰大山的钟三、黎仲端等继著名的“白眉”起义被镇压14年后率众起义，屡败明军，震动朝廷。由此，在残酷镇压了这次起义后，明朝统治者将这一块地方从上杭县单独析出来，另置一县，起名“永定县”，寓意为“永远安定”的意思。然而，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不会放弃振臂高呼揭竿而起的壮举。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一个金丰大山深处年轻人，通过自己的奋斗，在众多“叛逆者”中脱颖而出，最终成为新中国的开国少将，他，就是范阳春。

　　1913年10月的一天，在一个名叫“古木督”小村庄的馀庆楼（我们的老楼，又叫新楼下）里，一个瘦小的婴儿呱呱坠地了。他的出世，对家徒四壁的范家来说，在增添了一丝喜悦的同时，心情更加沉重，毕竟，多一个孩子添一张吃饭的嘴。永定有一首民谣唱道：“金砂古木督，田坎高过屋，丈二田坎，尺二田腹，牵牛唔（客家方言，不能、没有的意思。）过，手耙脚碌。”田小土瘦，收成极差，地租极高——“业七佃三”，常年缺粮，这就是古木督农民生活的写照。就这样，在有一顿没一顿中，小范阳春像金丰大山里常见的桃金娘，尽管营养不良，尽管终日忙于生计，还是艰难地成长。

　　在金砂，有一所著名的新式学校，叫金砂公学，由张鼎丞等创建于大革命时期。金砂公学经常宣传革命道理，组织群众学习文化知识，在永定县影响极大，被群众誉为革命学校。进步的知识青年如张鼎丞、赖文舫等以此为依托，传播马列主义，开展革命活动。范阳春在这里读了2年书，授课的是被他们一帮山里娃亲切地称为“鼎丞哥”的张鼎丞。2年的学习，给他打下了基本的国文底子，为他以后的革命生涯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转眼间，范阳春已经是13岁的小少年了。这年年底，孙中山的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大埔顺利攻克永定县城，一时间，永定成为沸腾的海洋。革命传单到处张贴，许多新的名词从真假“革命者”、从永定人一张张吐着客家土语的嘴里冒出来，让小范阳春感到既新鲜又困惑。然而，这里的金丰大山还是相对平静的，毕竟，革命只发生在县城和几个较大的乡镇。

　　时局风云变幻。次年5月，闽西的国民党右派和反动驻军以及地方封建势力互相勾结，在龙岩和上杭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和“清党事件”，波及到永定县。国民党永定县左派和共产党人被通缉，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遭到了残酷的镇压而陷入低潮。小范阳春看不懂了——好热闹的场景变成了人头落地，血水横流。他跑去问大山里他最信任最佩服的“鼎丞哥”。张鼎丞沉重地说：“春牯子，你还小，以后你会明白的。”

　　自那以后，范阳春基本上看不到张鼎丞的影子了。他也辍学了。他回到了大山里，心也慢慢平静下来，在纸寮里磨浆造土纸，再拿到峰市墟去卖，交完租税后所剩无几。

　　1928年的夏天，酷热难当。金砂的金谷寺云集着一群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农民，他们在“鼎丞哥”的带领下暴动了!接着是连续的战斗。金丰大山沸腾了！

　　范阳春听了，惊喜交集。喜的是终于听到“鼎丞哥”的消息了，惊的是“鼎丞哥”竟然带头造反!接着，金砂作为一个“试点”，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分田地运动。范阳春家也分到了几块，有肥的，也有瘦的。初次品尝到革命果实，范阳春高兴极了，他想去找“鼎丞哥”，但是，因为他家的生活重担已经落在了他稚嫩的肩上，他只能在望眼欲穿中苦苦蛰伏在金丰大山里。然而，令他难堪的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客嬷居然也敢取笑他，说他是金丰大山里的“山鸡”——飞不起!不过范阳春不能把她怎么样，首先这是实情，更为主要的是，她是范阳春最敬佩的“鼎丞哥”的胞妹、金丰大山里最有名气的女山歌手、人称“红色小歌仙”的张锦辉。“总有一天，我会飞起来的”，范阳春暗暗发誓，而且这个誓言就像大山里的常青藤，随着范阳春的成长，越长越高。

“毛委员的好学生”

不知不觉间，范阳春已经16岁了。这年的盛夏，一位身着短褂、操着湘音的瘦高个来到了邻村的牛牯扑。他被张鼎丞等人称作“杨先生”。范阳春经常去那里收竹麻。时间久了，次数多了，他和“杨先生”也就熟悉了。“杨先生”知识渊博，讲的革命道理深入浅出，范阳春觉得“杨先生”说的比他最敬佩的“鼎丞哥”和最头疼的小客嬷张锦辉说的大道理都要好，因此，范阳春怎么看也不觉得他是个普通人。用村里的老学究的话说，“决非池中之物”。在“杨先生”走后，范阳春终于知道，这个曾经给他讲过革命道理的瘦高个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毛泽东毛委员，“朱毛红军”的创始人之一。

　　“哈，我是毛委员的学生了小范阳春睡梦中都在重复着这句话。他感到无比的骄傲。

　　不久，令范阳春最头疼的小客嬷张锦辉为了掩护同伴撤退，不幸被捕，受尽折磨，最后在峰市惨遭杀害。噩耗传来，范阳春顿时呆若木鸡。活生生的一个人，怎么说没了就没了?范阳春好几天茶饭不思。没有了她的唠叨，范阳春反而不习惯了。他深深地意识到，这个红色小歌仙对他的影响实在太大了。

　　唔怕死来唔怕生，天大事情妹承担。

　　一心革命为穷人，阿妹敢去上刀山。

　　打起红旗呼呼响，工农红军有力量，共产党万年坐天下，反动派总是不久长。

　　穷苦工农并士兵，希望大家一条心，打倒军阀国民党，何愁天下唔太平。

　　小歌仙清脆悦耳的山歌还回响在耳际，范阳春就带着对反动派刻骨的仇恨，带着为小歌仙“报仇”的心愿，带着“我是毛委员的学生”的感觉，在他17岁那一年，终于走出了大山，参加了革命。一开始，范阳春想参加工会，但是因为他的年纪不大，经过组织上的安排，他参加了青年的工作，并在1930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万里征途

      在艰苦的成长中，范阳春认识到“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为了切实保障农民在土地革命中得到的胜利果实，他与其他同志油印了许多标语，张贴在各个村落。标语内容是：收回土地者杀!反攻倒算土地者杀!这种方法在苏区周围附近的村庄，起了很大的作用，地主豪绅不敢轻易收回农民的土地。

      粮食是生命，有粮食才能活命，有粮食才能坚持游击战争。由于广东和闽南军阀对闽西苏区的经济封锁，这期间，范阳春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筹款筹粮，支援红军和地方游击队。粮食十分缺少时，范阳春等就把大山里常见的嫩竹梢摘来放上盐巴煮来吃。

      革命是锻造人才的熔炉。很快，范阳春成熟了。他深深地认识到，为小歌仙“报仇”是一种多么幼稚、多么狭隘的小农意识。只有继承小歌仙的遗志，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才是对革命的先行者最好的怀念。

      1931年，闽西特委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扩红运动”。范阳春作为共青团员，带头参加了红军，被编入左权任军长的闽西红军第十二军并参加了永定列宁劳动的培训学习。由于各地红军番号不一致，经常引起混乱，因此，1931年10月，福建军区决定整编各地红军。这样，范阳春所在的闽西新红军十二军与红一军团的十二军在长汀会师后，合编为红军十二军，兼称福建军区总指挥部，军长罗炳辉，政委谭震林，政治部主任谭政。十二军下设三十四、三十五两个师，范阳春编入三十四师。

      在一次反“围剿”的战斗中，三十四师缴获了敌人的一部电台和发报机。刚好这个时候，范阳春写了一份言辞恳切的入党申请书。由于范阳春战斗勇敢，表现出色，他早就被上级确定为党的发展对象。这样，顺理成章地，范阳春在1932年，也就是他19岁的时候，被吸收为共.产.党员。又由于范阳春有一定的文化，于是被调到师部任文书兼译电员。范阳春刚刚到师部的时候，师首长就语重心长地对他说：“通信兵是军队的神经，首长的耳目，电台和发报机则是通信兵的耳朵和嘴巴。你要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它们。”范阳春牢牢记住首长的教诲，兢兢业业，一干就是3个春秋。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工农红军被迫长征。长征前夕，红军十二军三十四师的一部分被编入红一方面军第一师，范阳春仍然在一师师部担任译电员。

      1934年10月，范阳春跟随大部队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征途漫漫，范阳春参加了许湾、革台岗、南雄水和突破乌江的战斗。一路上，范阳春认真保护好电台和发报机——也就是他的“命根子”。特别是在突破乌江的战斗中，前有阻敌，后有追兵。在渡江时，国民党军的一发炮弹落在船侧，掀起冲天大浪，船也翻了。电台和发报机不能进水!范阳春落水后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个。情急之下，范阳春不顾江面上的枪林弹雨，双手高高举起装着这些“命根子”的帆布包，用仰泳的姿势，双脚拼命蹬水，往对岸游去。又一发炮弹在附近爆炸，一阵阵的水浪把范阳春呛得眼冒金星，鼻子发酸，但是，他仍然不敢改变姿势，奋力向对岸游去。终于，到岸了!范阳春手一松，包落在岸上，人已经虚脱了!范阳春的突出表现受到了师首长的表扬。

      经过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工农红军终于胜利到达陕北。范阳春在长征中的突出表现，使得他在平凡的岗位上进入首长的视野。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范阳春被编入林彪担任师长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师部担任政治指导员，不久到师卫生部担任政治教导员。在此期间，范阳春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役。

抗日御侮

       1938年9月，范阳春从一一五师卫生部政治教导员一职调任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不久升任运河支队政治处副主任。经过广大指战员的艰苦努力，挺进纵队最终在山东站稳了脚，开创了鲁西根据地，建立了鲁西军区。范阳春因为政治工作出色，调任鲁西军区政治部组织科科长。1941年7月7日，鲁西军区与冀鲁豫军区合并，统称冀鲁豫军区，鲁西军区改名为冀鲁豫军区第二军分区。范阳春担任了冀鲁豫军区第二军分区后勤处政委、分区政治部主任。年底，范阳春到太行北方局党校学习，毕业时以优秀的成绩被安排到第八军分区担任副政委。 有句军事格言说：战争的一半，在于后勤。由此，说明了后勤工作的重要性。范阳春既分管后勤，又从事政治工作。八路军在战斗中俘虏了大量伪军，又有许多各种各样的兵源。为了改造这些新兵，范阳春花了巨大的时间和精力搞整训、搞练兵、抓军工生产。 到1945年夏，冀鲁豫军区先后共扩编9个团，参加抗日大反攻作战，从日伪军手中夺取东平、阳谷、金乡等10余座县城。范阳春他们的后勤可谓是功不可没。9月22日，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和晋冀鲁豫军区的命令，冀鲁豫军区机关和一部主力，在河北省清丰县（今属河南省）柳格集地区，组成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由杨得志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治委员。一纵下辖第一、第二、第三旅。范阳春由军区机关调到一旅担任政治委员。 到了一旅后，范阳春发现指战员来自各地，知识水平和领导能力参差不齐，工作中有时出现不够协调甚至是抵迕的现象。于是，他立即召开干部民主生活会，他首先作自我批评，并指出存在不团结的因素及其危害，然后发动大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他的带动下，大家都开诚布公，积极开展诚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团结的现象很快得到消除。此后，部队每到一个地方，范阳春就及时召开军民联欢会、军民座谈会等，密切与当地政府和群众的联系，从而取得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 10月20日至11月2日，范阳春等率领一旅参加平汉战役。这是范阳春第一次亲自指挥作战。他积极配合齐丁根旅长，制定详细的作战计划，歼灭了大量伪军，打开了解放热河的门户。随后，范阳春率部进军热河，建立热河根据地，归冀热辽边区建制。 1946年3月18日，范阳春等指挥一旅，马不停蹄，接连进行了热东战役、绥东战役和张怀战役。通过一系列外围战役，范阳春的军事才能得到了充分的锻炼和施展，同时也巩固了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北部防线，为以后林彪等顺利进军东北做好了铺垫。 1946年12月，范阳春回师冀鲁豫军区，一旅仍归晋冀鲁豫军区建制。1947年3月，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第七纵队合编为第一纵队，以原一纵队机关为基础，组成新的纵队机关，司令员为杨勇、政治委员还是苏振华，下辖第一、第二、第十九、第二十旅，范阳春仍然担任一旅政委。 1947年夏，范阳春所在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奉命在鲁西南地区强渡黄河，于7月2日至8日强攻郓城。齐丁根、范阳春带领一旅指战员英勇冲锋，率先攻进城内。此役，一纵全歼守敌1个师部和两个旅，共1．3万余人。这是一次巨大的胜利，军区给一纵及其所在旅各记大功一次。正如刘（伯承）、邓（小平）首长给第一纵队的嘉奖令指出：收复郓城，创造了一个纵队单独攻坚和歼敌两个旅的先例，夺取了大反攻中第一个光荣的胜利。7月12日至15日，范阳春一旅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在六集地区又歼敌2个师部、3个半旅，共1．3万余人。一纵在半月内，连打两次恶仗，共歼敌3个师部、5个半旅，共2．6万余人。鲁西南战役由此走上了全胜的快车道。此后，范阳春所在一旅在刘邓首长的正确指挥下，千里跃进大别山，参加高山铺战役，12月，在圆满地完成了战略任务以后，范阳春指挥一旅和兄弟部队一起，犹如猛虎下山、蛟龙出海，杀出大别山，参加宛西战役、睢杞战役，后转兵北进，解放郑州。

        1938年9月，范阳春从一一五师卫生部政治教导员一职调任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不久升任运河支队政治处副主任。经过广大指战员的艰苦努力，挺进纵队最终在山东站稳了脚，开创了鲁西根据地，建立了鲁西军区。范阳春因为政治工作出色，调任鲁西军区政治部组织科科长。1941年7月7日，鲁西军区与冀鲁豫军区合并，统称冀鲁豫军区，鲁西军区改名为冀鲁豫军区第二军分区。范阳春担任了冀鲁豫军区第二军分区后勤处政委、分区政治部主任。年底，范阳春到太行北方局党校学习，毕业时以优秀的成绩被安排到第八军分区担任副政委。

       有句军事格言说：战争的一半，在于后勤。由此，说明了后勤工作的重要性。范阳春既分管后勤，又从事政治工作。八路军在战斗中俘虏了大量伪军，又有许多各种各样的兵源。为了改造这些新兵，范阳春花了巨大的时间和精力搞整训、搞练兵、抓军工生产。

        到1945年夏，冀鲁豫军区先后共扩编9个团，参加抗日大反攻作战，从日伪军手中夺取东平、阳谷、金乡等10余座县城。范阳春他们的后勤可谓是功不可没。9月22日，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和晋冀鲁豫军区的命令，冀鲁豫军区机关和一部主力，在河北省清丰县（今属河南省）柳格集地区，组成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由杨得志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治委员。一纵下辖第一、第二、第三旅。范阳春由军区机关调到一旅担任政治委员。

        到了一旅后，范阳春发现指战员来自各地，知识水平和领导能力参差不齐，工作中有时出现不够协调甚至是抵迕的现象。于是，他立即召开干部民主生活会，他首先作自我批评，并指出存在不团结的因素及其危害，然后发动大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他的带动下，大家都开诚布公，积极开展诚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团结的现象很快得到消除。此后，部队每到一个地方，范阳春就及时召开军民联欢会、军民座谈会等，密切与当地政府和群众的联系，从而取得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

        10月20日至11月2日，范阳春等率领一旅参加平汉战役。这是范阳春第一次亲自指挥作战。他积极配合齐丁根旅长，制定详细的作战计划，歼灭了大量伪军，打开了解放热河的门户。随后，范阳春率部进军热河，建立热河根据地，归冀热辽边区建制。

        1946年3月18日，范阳春等指挥一旅，马不停蹄，接连进行了热东战役、绥东战役和张怀战役。通过一系列外围战役，范阳春的军事才能得到了充分的锻炼和施展，同时也巩固了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北部防线，为以后林彪等顺利进军东北做好了铺垫。

        1946年12月，范阳春回师冀鲁豫军区，一旅仍归晋冀鲁豫军区建制。1947年3月，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第七纵队合编为第一纵队，以原一纵队机关为基础，组成新的纵队机关，司令员为杨勇、政治委员还是苏振华，下辖第一、第二、第十九、第二十旅，范阳春仍然担任一旅政委。

        1947年夏，范阳春所在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奉命在鲁西南地区强渡黄河，于7月2日至8日强攻郓城。齐丁根、范阳春带领一旅指战员英勇冲锋，率先攻进城内。此役，一纵全歼守敌1个师部和两个旅，共1．3万余人。这是一次巨大的胜利，军区给一纵及其所在旅各记大功一次。正如刘（伯承）、邓（小平）首长给第一纵队的嘉奖令指出：“……收复郓城，创造了一个纵队单独攻坚和歼敌两个旅的先例，夺取了大反攻中第一个光荣的胜利”。7月12日至15日，范阳春一旅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在六集地区又歼敌2个师部、3个半旅，共1．3万余人。一纵在半月内，连打两次恶仗，共歼敌3个师部、5个半旅，共2．6万余人。鲁西南战役由此走上了全胜的快车道。此后，范阳春所在一旅在刘邓首长的正确指挥下，千里跃进大别山，参加高山铺战役，12月，在圆满地完成了战略任务以后，范阳春指挥一旅和兄弟部队一起，犹如猛虎下山、蛟龙出海，杀出大别山，参加宛西战役、睢杞战役，后转兵北进，解放郑州。1948年冬，范阳春所在一旅和一纵的其他部队参加了淮海战役，歼敌1．6万余人，俘敌第十二兵团中将副司令官吴绍周以下将官9名。

        1949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和部队番号的命令，第一纵队及豫皖苏军区部队一部合编组成第十六军，隶属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尹先炳任军长，王辉球任政治委员。原第一旅改编为第四十六师，齐丁根任师长，范阳春任师政治委员。不久，范阳春升任十六军政治部主任。

   

     1949年4月21日至23日，范阳春等率领十六军在第五兵团主要突击方向上突破长江天堑，打到长江南岸，一路势如破竹，至5月6日，攻占衢州、江山，截断浙赣线。

        江山是浙西的交通中心，浙赣线横穿而过，是浙江的西大门，是浙江出闽赣两省的重要通道。向西，沿浙赣线很快可达国民党的上饶集中营和省会南昌；向南，经枫岭关可以进入闽北、南平，然后顺江而下，直达省会福州。江山县隶属衡州地区，但是由于江山特殊的地位，国民党浙江省第三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却设在江山。国民党在此部署了3个加强旅和一个保安团的兵力。

        1949年5月6日，范阳春指挥十六军四十六师在江山游击大队配合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克江山县城。与此同时，十七军四十九师从江西省玉山县进攻江山的新塘边、贺村、清湖等地。江山于是全境解放。7日，江山县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由于地方干部尚未到达，范阳春挑起了军管会主任的重担，直到5月24日南下工作队江山中队干部80余人的到来。战后的江山，土匪横行，满目疮痍，百废待兴。范阳春率部在极短的时间内稳定了社会秩序，恢复了工农业生产。26日，中共江山县委员会成立，苏明任县委书记。临走时，范阳春对县委书记苏明说：“江山是我军南下的通道，剿匪工作一定要做好。”英雄所见略同。7月中旬，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副政委张鼎丞途经江山，指示江山县委应以剿匪反霸、保护人民安全为首要任务；并写信给浙江省委书记谭震林，建议加强江山剿匪工作。

        1949年8月中旬，范阳春接受了进军大西南的艰巨任务。他和其他指战员一起马不停蹄，趁胜追击，于11月初突破敌人黔东防线，14日解放贵阳。站立在滚滚北上的乌江边，范阳春思潮澎湃，感慨万千。他对随从人员说：“15年前的今天，强渡乌江一战，我的许多战友，其中有好些是闽西老乡，都已经长眠在乌江之畔。而我，为了保护电台，也差点葬身江底。我们由昔日的被迫长征，到今天的千里追歼，来之不易呀……”

        11月28日至12月27日，范阳春率部参加了成都战役，在沙坪俘虏国民党川湘鄂绥靖公署中将主任宋希濂，并夺占东山、峨眉、夹江、洪雅等县城，彻底截断了胡宗南集团逃往西康、云南的退路。最后，十六军在成都西南地区协同友军全歼了胡宗南集团。

        1950年1月，除第四十八师调归川南军区留守泸州以外，其余部队回师贵州，成立了贵州军区，下辖遵义、铜仁、毕节等3个军分区。范阳春兼任贵州军区铜仁军分区政治委员，指挥部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大西南剿匪战争。

渡江战役

1949年4月21日17时25分，在16军的炮兵阵地上，120余门大炮发出震天动地的轰鸣，炮弹疾风骤雨般飞向江东岸敌阵地。它向全中国、全世界人民宣告：“中国人民解放军西集团伟大的渡江作战开始了。”

这时，200余只渡船早已驶出港湾，沿大江西岸，摆开了前进的战斗队形，船上坐满了威武雄壮，摩拳擦掌的两个突击团的官兵。　　

在左翼突击团一三六团的指挥船和火力船里，分别坐着团长赵阳和政委王猛。王猛是军里出色的政治工作干部，他政治上强，以善于做深入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而著称，全团官兵都爱听他讲话，每次战斗动员，他短短几句话就能把战士们的劲鼓起来，斗志昂扬地投入战斗。右翼突击船一三九团的船上，团长徐仲禹、政委邹文泗正在进一步检查部队临战前的准备工作。团长徐仲禹是一个作战勇敢、指挥果断的指挥员，淮海战役双堆集决战时，他带领的团只剩三个多连，主动向突围之敌出击，俘敌1400余人，使伤亡较大的团队，战后立即成为齐装满员的一等主力团队。

在犹如箭在弦上是紧张时刻里，突然，指挥所接到毛泽东和朱德的命令：命令全军立即向江南挺进。所有的将士都非常兴奋“坚决执行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命令，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打过长江去，争取立头功”的 口号响成一片。

军参谋长杨俊生指挥的各炮兵群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对岸山头和岸滩上的地堡，在剧烈的爆炸声里一个紧接一个地纷纷坍塌下来，升起一阵阵浓密的烟尘，很快结成一片浓厚的烟幕，把对面山头遮得严严实实。江边不时冲其一个个10余米高的水柱。

敌人在我军猛烈的炮火压制下，连头都抬不起来，打无法打，跑又跑不掉。战后，被俘的蒋军四二三团排长杨青云承认：“你们的炮火实在太厉害了，我们的多数地堡被你们摧毁了，机枪够不着，打炮吧，又暴露了阵地，连人带炮一起给敲掉了！我们只好闭着眼睛钻在盖沟和地堡里，让你们的船大摇大摆地划过来”。

指战员们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17时55分，指挥所一声令下，江面上两个突击团的大小船只一齐摇动，排山倒海，风起云涌，200余只战船，摆着无数的三角队形，迎着硝烟，破浪竞渡。冲在最前面的是两个英雄连队，一三六团红九连和一三九团红八连。八连连长邓克文，以打仗勇敢和对敌凶悍闻名全团，都叫他“邓老虎”，连队的船只已经在前面他还不满足，不断大声疾呼和以哨音命令部队：“加速前进，争当渡江第一船！”战士们奋力用圆锹、钢盔协力划水，木船像箭一样向前冲去。

18时25分，右翼突击团一三九团６只船首先靠岸；32分，一三六团４只船靠岸。战士们冒着敌火的阻击，未等船只停稳，即纷纷跃入水中，扑向敌岸。

一三六团三营登岸后，一举攻占了大王庙北侧高地，红九连冲在最前面，五班长高如意，行至江心时左臂被敌火击穿，鲜血顺着胳膊直流。他带伤突击，首先跳水登陆，向敌阵地勇猛冲击。当他冲到敌阵地时，一个敌兵正在架设机枪，他飞速扑去，一把从敌兵手里夺过机枪，挂在自己的左肩上，右手握着冲锋枪向敌人另一阵地冲去，一举打垮守敌，还活捉8名俘虏。战后，他被军里评为渡江特等战斗英雄，并参加了全国第一届英模代表大会。副连长马德庆带领一排冲上无名高地，缴获敌一门82迫击炮，当即严令俘虏调转炮口，向敌团部开炮射击。

一三九团三营登岸后，直扑吉阳北山，红八连以勇猛的动作冲向敌连。二班遭敌火猛烈射击，伤亡过半。但他们毫不畏缩，在连长“邓老虎”的指挥下，以更加勇猛和机智的动作，炸毁了前进路上敌数个火力点，并迅速向纵深猛插，配合一营二连将红旗插上了吉阳北山。战后，八连和九连均被军里授予“渡江英雄连”光荣称号。

前后只用50分钟和一小时，一三六团、一三九团即全部登上敌岸，两个突击团并肩形成合力，重拳出击砸向敌防御阵地要害，相继攻占了大王庙北山，阜康圩南端、吉阳北山、军陈等敌阵地。21时50分，军一梯队师前指及二梯队一三八团、一四一团全部过江。四十六师师长齐丁根、政委范阳春命令一三八团迅速向过路滩发展进攻；四十七师令一四一团向沙湾塘方向进攻，截断安庆至景德镇公路。我二梯队团进入战斗后，进展顺利，敌一四一师防御立即解体，残敌纷纷沿安景公路南逃。

22日拂晓，军主力过江。一三七团在军张村歼敌300余人，一三六团迫使复生洲之敌一个营投降，一三九团、一四一团在阮子湾东南，俘南逃之敌250余人，毙伤和迫敌逃入升金湖内溺水毙命达800余人。一四一团乘胜解放了东流。

军长尹先炳由于连续7天7夜没得到休息，过江不久就昏厥过去了。只得用担架抬着他前进，整整抬了一天，到了东流才苏醒过来，他听了司令部的情况报告后，立即指挥部队向东至县城方向冲去。

4月17日，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首长，在作战部署命令中明确指出：“21日18时开始火力准备，随即正式突击过江，争取各先头军当夜各渡过三个团以上兵力，以能控制要点”。

而十六军的渡江作战实际情况是：两个突击团一小时内全部登陆，三小时内渡过四个团，第二天拂晓前，军12个团，4万余人，没翻一条船全部过江，以仅40余人的伤亡歼敌2000余人，并攻占了敌江防阵地。以3～4倍的速度完成了野战军提出的要求。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是智慧和勇敢的竞赛，是力量和意志的较量。它反映了这支部队的战斗力，反映了军领导成员的决心、指挥的正确和指战员们的英雄气概。

血浓于水中朝情

1950年6月，美国政府出兵干涉朝鲜内战，朝鲜战争爆发。战火燃烧到中朝边境。为了保障新生的共和国的安全，同时应朝鲜劳动党的请求，10月，中共中央、毛泽东决定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志愿军采取了轮番作战的战术。1951年2月，第十六军作为第二轮的战斗主力，离黔北上，准备入朝作战。由于战事的需要，十六军进行了临时建制，第六十二军一八六师、第十一军第三十二师也并入十六军，范阳春仍然担任军政治部主任。

当时，美军装备先进，志愿军的装备根本不能与他们相比，也缺乏与美军作战的经验，后方运输也供应不上，各种困难很多。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干部战士产生了畏难情绪。对此，范阳春不断深入到基层到连队，找干部战士促膝谈心，一方面说明情况，解释问题，使大家认清困难，正视困难，另一方面鼓励大家战胜暂时困难，勇敢地迎接一个又一个的战斗任务。在朝鲜，有一个关于范阳春重视中朝友谊的故事至今仍在流传。

1952年11月9日，在上甘岭战役的一次激烈战斗中，十六军的一名战士身负重伤，被迫抬下火线。此时，敌机的又一轮轰炸开始了。抬担架的是朝鲜的当地百姓朴在根等人。他当机立断，扑在伤员身上，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挡住了敌人罪恶的炸弹。他牺牲了!他的鲜血和志愿军伤员的鲜血汇集在一起，分不清你我，更象征着中朝人民血浓于水的世代友情。

范阳春听到这个消息，沉痛地说：“这是朝鲜人民的罗盛教呀！”他指示十六军，给烈士家里送去慰问信、奖旗和鲜花，同时要尽可能地解决烈士家庭的困难。根据烈士的家庭情况，十六军决定给烈士家里盖一座新房子。很快，得救战士所在排的副排长李财章带着18个战士，带着工具来了。经过紧张的劳动，不到两个星期，一座长12公尺宽5公尺多的房子就盖好了。房子共分三间，左边是灶房，右边是客室，中间是卧室，卧室里修的是朝鲜式的通炕。门前用木板铺起了走廊，房前还用篱笆围了个长方形的院子。他们不会做朝鲜式的门窗，村里的两位木匠金奎星和李泽烈就放下自己手头的活，赶着做了5个门3个窗。新房子朴素大方，比起烈士家原来那间直不起腰的破旧房子，简直是天壤之别。

房子建好以后，范阳春决定搞一个捐房仪式，顺便以此作为一个绝好的政治工作教材。于是，11月24日，在百忙之中，十六军政治部主任范阳春来了。他手捧写着“朴在根烈士之家”的金字红匾，向朴在根烈士的遗孀、一个勤劳朴实的朝鲜妇女李玉善敬了个标准的军礼，然后作了一番热情洋溢的讲话。最后，范阳春指挥战士们恭恭敬敬地把金字红匾挂在门楣上。

战争结束以后，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来到了朝鲜。慰问团第四总分团副团长张志一代表中国人民向朴在根烈士家属敬献了鲜花和礼物。

为了表扬烈士的伟大精神，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特地授予朴在根烈士“一级国旗勋章”。烈士所在里的人民委员会经常派人到他家去看望，解决烈士家属的困难，村里的人也非常关心他家的生活。烈士所在的洗浦郡的人民委员会为了永久纪念朴在根烈士，成立了“朴在根生产班”，一共13个人，选出“三级国旗勋章”获得者金智九为班长，因为他生前和朴在根共抬那个志愿军伤员的担架，而且也同时负伤。金智九曾经对范阳春说：“我亲眼看到朴在根同志为了抢救中国人民志愿军伤员而牺牲，这种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使我非常感动。我一定要向他学习，把生产班领导好，保证今后在国家的恢复和建设工作中起带头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朴在根同志。”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刚刚从朝鲜战场浴血奋战归来的第十六军政治部主任范阳春被授予少将军衔，同时被授予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后来还获得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56年，范阳春参加了解放军政治学院举办的第一期政治理论学习班。1956年9月，军委总政治部任命范阳春为新组建的通信兵司令部政治部主任。

通信兵是一个崭新的兵种，对领导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范阳春总是既严格又高标准要求自己，边工作边学习，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范阳春对中国军事上的通讯史深有研究，勤于钻研外军先进的通讯技术，他曾经说：“守着老古董，依靠老祖宗的烽火和孔明灯是会打败仗的。一定要学习国外先进的通讯技术，研制、发展我们自己的通讯设备……”

正是由于范阳春平时能认真学习，刻苦钻研，他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才达到了很高的水准。他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仅能深刻领会，而且贯彻执行得很坚决、迅速、果断、不折不扣；对党的政策界限，也能很好掌握、注意分寸。他所作的报告，虽然讲稿都是秘书起草，但事先对所讲的主要内容都有共同研究，秘书起草以后，他逐字逐句亲自审阅修改，在讲话中既能联系实际又讲得具体生动，讲到点子上，而且深入浅出，很能吸引大家，使人佩服；要上报的书面材料，他审查得特别认真细致。凡经他审查过的材料，几乎都没有出过差错；经他所批的文件，批文准确，文句通畅，办法可行，措施得力。

1963年，范阳春担任军委通信兵副政治委员，为部队、院校的政治思想工作不遗余力。他非常重视通信干部队伍建设和基层建设，经常深入部队调查研究，对基层干部进行传、帮、带，关心基层官兵的成长和进步，为通信部队、院校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为我军通信事业的发展和壮大呕心沥血，忘我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坚持原则，不畏强权，与林彪和“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文化大革命”结束，范阳春也因此得到了新生，他重新出山，就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部副政治委员（正兵团职）一职。1981年6月，范阳春离职休养，后被总参谋部聘为青年顾问。

1994年2月24日，范阳春将军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范阳春同志生平》中说：范阳春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这，无疑是对“毛委员的好学生”、大山之子——范阳春将军最好也是最中肯的评价。

个人荣誉

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将军晚年参阅资料👇

将军遗愿

据了解，范阳春将军临终前主要有两大遗愿。一是将自己革命遗物捐献给故乡的革命历史博物馆，二是希望自己的骨灰安葬在生他养他的故乡（古木督）。

2014年10月6日，范阳春将军子女范苏胜、范苏英、范苏平一行来到中央苏区革命历史博物馆参观并捐赠文物。

        此次范苏胜等为中央苏区革命历史博物馆捐赠了16件文物及资料。这批文物及资料有：1968年范阳春使用过的笔记本，1986年范阳春保存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登记表，1988年范阳春授一级红星勋章请柬，范阳春将军手稿三份，范阳春在解放战争时期使用过的皮箱，1990年9月20日范阳春参加集团军纪念晋冀鲁豫军区纵队45周年的老首长与四十六师首批机关的同志合影照片，1978年3月30日范阳春与党和国家领导人革命老前辈接见闽赣“中央苏区”县团干部代表的合影照片，1992年7月29日范阳春参加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诞生六十五周年的合影照片，及范阳春各个时期的照片等。（将军的第一个遗愿已实现）👇

本文根据《大山之子范阳春》编写于2020年6月25日，如有不足之处，敬请谅解！

坎坷一生的范世英

范世英是我老楼下人（金砂古木督新楼下），是红军时期优秀的指挥员，是开国将军范阳春的叔叔，是开国中将韩伟（绝命后卫师一00团团长）的老搭档，按辈分是我爷爷的叔辈我们都叫他豪古公太（又名宜豪）。他是1985年在老家逝世的，那时候我还小，关于他的一些事都是听老一辈和爷爷讲述的。记得爷爷说他（范世英）是很有才华的人、智勇双全的人。爷爷也听他讲过如何通过敌人的封锁迎接朱毛红军入闽的经历，讲过带兵解救张鼎丞的故事，讲过原国家主席杨尚昆看他指挥作战及在闽北（宁化、明溪、建宁等地）指挥作战连战连捷的故事，讲过长征中湘江战役及突围的一些事，他是在相江战役突围中被俘的，后遣送回老家的，后来在解放战争时期为和平解放永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率部起义）。

投身革命 初露锋芒

范世英，1901年3月出生,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溪南支部成员，同年到西溪公学任教，并发展党员建立中共西溪支部。1928年6月参与永定暴动。暴动后，协助张鼎丞、邓子恢建立红军营和溪南区、乡苏维埃政权，开展土改分田。1929年春回金砂公学（溪南区委）工作，4月15日反动军队深夜包围金砂公学，六位同志被捕（因当日为星期六，世英回家了）。第二天接邓子恢、张鼎丞通知，与张大鹏一起去江西接红四军入闽，后随军回永定，1930年任红四军政治部行政科长，1930年10月任县委列宁劳动学校校长。

1931年军阀张贞部下吴秘书写信给林梅汀，由于林被“肃社党”杀害了，信转到林的弟弟手上，其弟再交范世英。后范世英得知肃反主席林一株要杀害张鼎丞，随及带二个保卫员去见张鼎丞，并带赖拔群等四人迅速到林一株的房间把他捆绑了，揭开皮箱一看，名单上面写着张鼎丞是第一个要杀的对象。在虎岗闽西政府整顿了三天，张鼎丞叫范世英带一团人回永定。范世英看见肃反主席郑醒亚在审讯一个十七八岁青年（湖雷人），逼打成招，满身是血。范世英愤怒地把郑醒亚抓起来，平息了闽西肃社党事件，扭转了闽西革命的危机。

英勇无敌 所向披靡

后来，范世英任百团政委、汀南支队政委、独五团、独七师政委时，他骑着一匹白马牯英勇无敌、所向披靡，参加了第一次至第五次反围剿战斗。 1932年3月，曹坊红色警卫营和各地游击队、赤卫队编入曹坊整训的独立5团，龚连基任团长兼参谋长，范世英任政委，带三个连，共500余人。独立5团组建一支10多人的突击队，队长曹富生，专外出游击。这支突击队神出鬼没，时常给敌人一个突然袭击，让匪徒防不慎防。独立5团主要游击于宁化城关、安乐、曹坊、馆前、里田等地。1932年消灭了在闽西、闽北匪军周志群旅长和闽、浙、赣边区的大刀会，建立了宁化、清流、归化三县人民民主政府。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来到长汀，派专人送信，要范世英前去接见、谈话、并参加会议。范世英此后在闽西、闽北、江西转战十几个县，连战连捷。 1933年3月16日，福建省独立第7师在宁化县城正式宣告成立。师长陈树湘，副师长张瑞标，政委范世英，参谋长朱元金，下辖二个团（见《红色中华》第64期1933。3。27题为“红军独立第7师成立盛况”的新闻报道）。1933年独七师配合红3军团主力，在连城消灭了十九路军区寿年部四个团。后来，独七师编为19军55师后，范世英任政委，周志昆任19军军长、谭震林任19军政委。在泰宁地区与匪军83师、第10师、新编20师战斗了一个多月，消灭匪军二个团。1934年，在反第五次围剿水狮渡战役中，军长和政委命令范世英指挥，当时河排大雾濛濛，范世英调动三个连兵力分三路进攻，先假装左、中翼强攻，右翼却一枪不发向敌军靠拢，到了连敌军说话声都听得清清楚楚了，大家这才高声喊“杀”，三路一直强攻，敌军节节败退，被迫跳河，此战共消灭敌军模范第三师的一个旅。在高虎脑战役中，消灭敌军主力，缴获轻重机枪六七十挺。1934年9月在兴国战役后任收容队队长，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前夕，独立第七师整师被改编为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范世英被编入三十四师兼一 00团政委，团长是韩伟。

血战香江 不幸被捕

绝命后卫师红三十四师在长征前期奉命断后，一路阻击敌人，与敌人浴血奋战，一直赶到广西金州县，范世英建议大家继续前进，但由于疲劳过度，战士坐下就睡，部队只能停止前进休整。几天后，李宗仁、白崇禧部队插了上来，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太大，部队寡不敌众，不久几乎全军覆灭。范世英他们被包围在高山上，突围出去后，他便换上伙夫的衣服，但还是不幸被桂军捕获，坐了9个月的牢。1935年桂系反蒋，把范世英他们遣回原籍。范世英联系不上大部队，又担心遭反动派追杀，便绕道去江西谋生。1937年范世英乔装打扮成算命先生，历尽艰辛才回到老家，为了活计，在村里教书度日，期间与地下党员范乐春、马永昌、郑子仲，陈仲平等经常来往。

历经坎坷 率部起义

1940年谢树贤与伪县长徐元龙、伪县书记长钟日兴勾结起来密谋捕杀范世英，范世英匆匆出走。1941年在邵武找到一份工作，先在南平碾米厂，后廖伦贤邀他做生意到潮、梅购货贩卖，后收手返乡。1942年，筹建金砂中心小学并任校长，1944年筹建金砂街道，1946年，谢树贤、赖作粱、吴志高（伪保安团营长）把范世英关押在古木督（上金村）炮楼里，派一连兵看守，要他叫当游击队的人限期回来，否则押他出去枪毙，范世英宁死不屈，性命危在旦夕，家里人十分紧张，后经林汉琴（县参议长）、范汉平老师保释，范世英才得以重新回学校工作。1947年下半年范世英出任金胜乡乡长，期间他利用乡长的身份，把被国民党反动派移民并村的革命群众安排回原居住地居住，还解散了各保的壮丁，还为革命志士传送情报等。

1948下半年范世英看报章获悉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于是邀大院乡乡长郑良坤、伪县自卫中队长赖维庚、廖文廷、罗现桂和乡公所职员座谈了个晚上，讨论怎么迎接大军，谋求解放。1949年1月10日，新任龙岩专员李汉冲在伪县府召开乡、镇、科长会议，李汉冲说：“国民党大势已去，我们应以一变应万变，实行耕者有其田，保存仓库粮食，以供军用，发起闽西起义，成立闽西义勇军，由练惕生、傅柏翠负责，赖作粱任参谋长，永定支队由范世英负责。”接着召开县直机关、乡镇长会议，部署起义工作，强调把全县秩序维持好，实行减租减息、分田等事项。会后，范世英回金砂贯彻。同年2月，范世英和罗现桂、王振怀去大埔石市与汀江支队联系，没有碰上，由罗现桂、王振怀去大埔县找范元辉也没找到，便托人带信给范元辉，几天后范元辉回信说：“要把地方维持好，待部队来后再行计划。”范世英即刻召集伪自卫中队长赖维庚、廖文迁和部分乡镇长会议，把武装集中起来，维持地方治安。同年5月13日清晨，赖维庚来电说：“驻永定伪保妥四连企图逃走。”范世英布置职员、乡丁负责外围接应，自己带短枪班1 2人到赖维庚家商议，电话通知驻丰市的廖文廷中队迅速赶到东门把守大桥。伪警察局维持治安，赖维庚监视四连动向。范世英带1 2名乡丁直入伪县府，叫秘书陈希贤电话通知有关单位负责人到县府开会，陈不理睬。范世英下令把陈绑起来，陈被迫通知。等人员到齐了，范世英宣布纪律、会议目的、放下武器和军用物品，每人发给路费回家，保安四连连长拒绝签字交枪，他命令把连长绑起来，带到西门坝子里处决，刚出城门看到“锅子岽”还有起义武装，连长这才答应回去签字交枪。范世英叫人通知各排交枪，分头把接兵连、保四连、警察局等全部收缴清楚，接着驻各地的常备中队集中整理。经过一个多月，因仓库缺少粮食，无费使用，边纵进驻湖雷，派张永添、罗冠群去湖雷找永定县委，决定第二天移交，计交步枪270多支，机枪5挺，驳壳47支，还有弹药和军需物品等，伪县档案由助理秘书张崇斋代行移交给中共县委王振先。

1949年9月14月，范世英去福州面见张鼎丞，安排公安厅郑永祥、廖耀贤三人去长汀、永安招抚自封师长的卢新铭、自封旅长的易啟居、戴中宣、高凯（永安伪专员），不久全部到福州干部班学习。范世英后调劳管处生产科工作，再调福安周宁县合作总社计划股工作。直到1981年办理退休，1982年改办离休。

范世英在长征途中，是绝命后卫师红三十四师一零零团的政委兼师收容总队队长，在湘江战役中浴血奋战、喋血湘江，他是一位“活着的烈士”。范世英的一生很坎坷曲折，他的功绩不可抹杀。他是福建红军乃至中国红军历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的确是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的。

编写于2020年6月18日

高风垂范——范元辉

长征前参加工作的老革命

 范元辉，1908年11月出生于永定县金砂乡古木督村。1921年开始，他先后在县城高级小学和初级中学读书。1927年7月，他初中毕业回村里担任小学教员，正值张鼎丞刚从广东大埔县回到家乡溪南从事革命活动。在张鼎丞的直接培养教育下，他于同年先后加入了共青团和秘密的农民武装组织铁血团。为了做好武装暴动的准备，他毫不犹豫地从家里拿出20块银元交给党组织购买了一支单响步枪。1928年2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6月，他率领本村青年参加了震撼八闽的永定农民武装暴动。1929年夏，红四军二次入闽时，他参加红军主力部队，历任股长、苏区常备队党代表、县苏维埃政府文书等职。

      1931年，闽西发生了错误的"肃清社会民主党"严重事件，许多红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惨遭杀害。此时，范元辉被无辜关押了一个多月，在受到多次严刑拷打后原定某晚处决。正要行刑时，突遇狂风大作，暴雨滂沱，执行者说，干脆明天再杀。第二天ー早，张鼎丞恰好从瑞金回到溪南，传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主席的指示，立即释放了全部被关押的所谓"社党分子"，范元辉才幸免于难。他险些丧命！1935年主力红军长征后，他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文书，跟随张鼎丞等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1938年新四军二支队北上抗日，他被留下坚持斗争，先后担任中共闽粤赣边省委文书，永定县委副特派员、特派员等职。永定县委宣传部长、闽西南经济工作总队政委、王涛支队政委。

      1945年，部队有好几次断粮断款，在敌情严重的情况下，范元辉冒险回家取出粮食、蔬菜供给部队，又挖出他父亲埋藏在地下的银元330元，作为部队经费。不久，他的妻子被敌人杀害，他秘密地回去，发现妻子私藏银元33元，便把这些银元全部交给闽粤边临委。当时，只是个别领导知道，他也不张扬。1946年，他担任中共闽粤边临委副特派员，在机关工作。1948年8月，范元辉同志担任闽西地委书记。闽西解放前后，他任第八地委（后改为龙岩地委）书记兼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纵闽西南联合司令部政委，第八军分区司令部政委。解放后，他曾任龙岩地委书记、龙岩军分区政委、龙岩地委第三书记、书记兼永定县县委书记。1958年，范元辉调到三明重工业建设委员会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监委书记、政法党组书记。

艰苦朴素　廉洁奉公

在三明的领导岗位上，范元辉勤勤恳恳，廉洁奉公，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他实事求是，深入实际，联系群众，坚持原则，讲正气，有着与人为善的崇高品格，充分地体现了高风亮节。

 范元辉保持本色，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始终讲奉献，不求享受；讲朴素节约，不搞铺张浪费；密切联系群众，没有高高在上的官僚作风。在建三明重工业城当中，范元辉同志率先垂范，处处表现出"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高尚品德。

 三明基地建设初期，由于缺少城市依托，数月之内近十万建设大军先后来到三明，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范元辉来三明后，起初安排在办公室暂住。几个月后，他的家属迁来，就安排在老县委边的重叠式的老平房内，阳光很少照到，地板很潮湿，一家包括保姆六七个人就挤在二间共二十多平米的地方，厕所离住房也很远，这一住就是十几年。其间，下属曾多次想给他翻修一下，他都不肯。直到"文革"中，地委搬到列东，他才住到列东老法院的二间石头房，门窗等还是他自己掏钱修理的。他当时已是地区常委、副主任，但他也不允许自己稍微有一点特殊。

范元辉平时有喝茶抽烟的习惯。但不管在办公室、会议室，还是出差在外，都是自备烟茶，从没见过他抽过一次"公烟"（当时机关除非有特殊贵宾才放点烟外，内部会议和上下级之间的接待从不放烟茶，这个制度一直沿用下去）。偶然碰到有"公烟"的机会，他总是说，"我又不是客人"，仍然抽他那自备的烟。他平时很爱读书看报，每月都要自费订二三十元的书报，连他办公室的报纸也是自费订阅的（当时只有阅览室和市委办オ有几份公家订的报纸）。

夏天一到，范元辉的办公室很热。他很想买架电风扇，又考虑到自己子女多，经济一时安排不过来。工作人员知道他这个心思后，想到行政科商量能否照顾一下老同志，配架小的电风扇。此事被他知道后，他批评了这个办事员。后来，他自费买了一架用粗铁丝做支架的小电风扇，一直用了好多年。办公室里的钢笔水，他也常常自己掏钱买，写私人信件，都是自己买信封信纸。有一次，他上厕所看到纸篓里有公家的信笺纸。他便一个个办公室去问。从此，再也没人敢私用公家信笺了。

 范元辉下基层，为了不给下面添麻烦，如无特定任务，一般不通知。能不在基层用餐的，他尽量不在下面吃饭，那怕超过一个多小时。真的必须在下面用餐时，也十分简单，一菜一汤或二菜一汤。如有四五个菜，他非要主人当面端走不可，否则就是不吃，更没有烟酒和大碗鱼肉，而且饭后要付钱给粮票，从不马虎。甚至节日慰问解放军战士，路途较近的，他都拒绝宴请，有时弄得大家都不好意思。他这种"呆板"做法，看来有些"过火"，但确实有效地倡导了机关的廉政建设。

      范元辉对自己家属、子女要求非常严格，不许有半点特殊。三明建市初期，市里一些较大型的会议、活动，都安排在列东招待所大食堂举行，而市委机关却在城关。当时他的妻子是市妇联主任，常要一起到列东开会，范元辉却不让他妻子跟车同行。但他的吉普车经过公共汽车站时，他总要看看有没有部门领导在等车。如有，他非带上不可。幸好这是一部面对面坐的大屁股吉普车，多上几个也能挤一挤。他晚年得子，对孩子疼爱有加，但不宠他。小男孩很爱汽车，常要到车旁、车上玩一下。但老范从不准自己孩子跟车，甚至在车内跳一下也不许。有一次他儿子不懂事，在车内座位上跳了几下，还被元辉打了屁股，说会睬坏。当时，他大女儿已到了就业年龄，做父亲的就是"不帮忙"，后来他女儿只得到农场养猪，直到退休还是工人待遇。他的儿女中有4人走上知青插队的行列。随后几个子女就业，也都跟当时的招工招干一视同仁。

范元辉对工作要求很严，很认真，对干部的要求也很高。他分管的工作很多，凡来向他汇报工作的，他认真听，认真记，还备有一支红蓝钢笔，不时划上几下。对些重要的关键问题，他问得很详细，生怕有什么疏漏特别是对政法的侦察案子，定性、定案、量刑，他都极其慎重。他经常教育下属，人命关天，来不得半点闪失。对案子的结论，他常要问是集体意见，还是你们几个的意见，你们内部还有什么不同意见以及基层意见是什么等。对一些特别重要的，他还要亲自看看材料。他对工业基地建设项目的保卫工作很关心，常督促下属要到基层做好群防群治的工作。困难时期，中央对基本建设，特别是楼堂馆所控制很严，他下去工作时，发现一些地方没有完全刹住，他就毫不客气地提出批评，并要他们向市委写出书面报告，认真检查。

 范元辉身居市委副书记，但对参加机关支部活动非常认真。当时每周安排一个晚上过组织生活，除非特殊情况，他都准时参加。如遇到开常委会，他事先都主动向机关支书或党小组长请假。参加活动时，他也像其他党员样发言，有时还做些笔录。有一次，他下基层回机关已近天黑了，当晚刚好党小组活动，没有通知他。第二天他知道后，就责问为什么不通知他。中央发出"党内互称同志"的通知传达后，有个机关同志习惯地呼了声"范书记"，他马上扳起脸来问："你没有听过传达吗？"从此，机关干部，不论老少，都亲切地叫他"老范"。

实事求是　火炼真金

范元辉一贯坚持实事求是，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极为反感。当时在他工作的地区，"移苗并丘"的做法便没有全面推开。

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表现在工业方面，不切实际地提出了"全民办工业"和"大炼钢铁"，"大办土高炉"等口号。在农业方面提出了"三土化"（土化肥、土农药、土农机具），采取"少种多收"，"移苗并丘"、"放卫星"等违背自然规律的措施。首先是钢产量指标不断提高。在全民办钢铁、建小高炉中，因为要制风箱、烧木炭，造"车子"，引起森林被乱砍滥伐，矿产大量耗费和水土流失。另外，对农作物产量的估计严重浮夸，生产发展上的高指标和浮夸风，推动着在生产关系方面急于向所谓更高级的形式过渡，主观地认为农业合作社的规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生产。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这次会议还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这次会议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推向高潮，使以高指标、瞎指挥、强迫命令、浮夸风和"一平二调"（平均主义和乱调劳力、财力）的"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把正常的社会秩序给搞乱了，把人的思想搞乱了，最终给经济工作造成严重损害。会后，为了在余下的四个月时间里完成钢产量当年翻番的任务，在全国城乡掀起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与此同时，人民公社在全国普遍建立，没有经过认真试验，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基本实现公社化。

  大办人民公社的过程，实际上是大刮以"一平二调"为主要特点的"共产风"的过程，使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1959年上半年发现的间题，正要着手解决，但下半年又以捍卫总路线为题，开展了"反右倾、拔白旗、插红旗"的运动，使"五风"刮得更为严重。当时三明县移苗并丘，把快成熟的稻子连根挖起，并到一起，看起来全是稻穗，近郊并了四千多亩，作为县试验田，把27亩稻子并到1．2亩中，结果只能收稻草当牛饲料。虚报数字，由于大家都要"力争上游"，各种上报数字越报越多，明知人人不信，但人都虚报，美名日"不要挫伤积极性"。当时到处均积万担肥"千斤稻万斤薯"（亩产），已成为落后者，凡是上报的数字无一不虚报（进度、植树、出工），就是不敢报有多户快断炊，群众意见如何。加上自然灾害，造成连续两年农业歉收，工业减产，人民生活极端困难。被迫实行"低标准、瓜菜代"不少地方还出现了饥民外流和营养性浮肿病，有非正常死亡。

问题出现后，市委分管农业的主要领导往往不首先承担责任，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解决，而是推给下面，又造成了新的伤害。1960年上半年，组织工作组到农村调查浮夸风、高征购、饿死人、坏人当道等问题。市里有关领导到中村顶泰大队，认定这个大队是坏人当道，将这个大队干部捆绑吊打关押。张振福和纪委副书记鲍希贤到中村松阳大队，对这大队的干部状况和社员生活进行详细调查研究后，认为这个大队的干部基本上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没有发现坏人掌权。张振福对鲍希贤说，你是纪委副书记，我是公安局长、纪委委员，我们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人家批评我们是右倾，我们要坚持，农民没有饭吃，俄死人，关键是上面刮下来的浮夸风、高征购，粮食产量大队报到公社通不过，公社报县又通不过，一个晚上粮食就"增加"好几倍，"高产量"导致高征购，国家把粮食运走了，农民没有粮食吃。问题出在农村，责任在上头。市委分管农业的主要领导打电话给张振福，问："你去的那个大队什么坏人都没有吗？"随后，批评了他和鲍。他和鲍认识一致，坚持原则，并表示即使丢了乌纱帽也要说真话。于是他们在该队开展生产自救，种速长蔬菜，上山挖野菜，靠近沙县、大田的村庄向亲友借一点根食，也向上级要一些回销粮，勉强度过了生活难关。

 "20世纪60年代初的这场大灾难，干部群众吃足了苦头，许多家庭还因我们上面的瞎指挥，造成缺少粮食而饿死了亲人。历史的沉痛教训，告诚我们什么时候都要坚持实事求是，都不能脱离群众，不能脱离实际。"在新世纪初，张振福这么总结道。尽管他当时曾因实事求是而和范元辉一起成为被"反右倾"的对象，付出了很大代价。

在1959年的所谓"反右倾"和"反地方主义"补课时，省委主要领导到三明，亲自要将范元辉和余明等同志送厦门和龙岩作为江、魏集团的骨干开展批判，范元辉就这样被送回龙岩、永定检査批判，进行所谓"消毒"。

范元辉跟张振福一样随后又回三明，后来历任福建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福建省委第一届委员会候补委员、委员，三明市委书记处书记，三明地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政法党组书记，分管组织人事、纪委、政法工作。"文革"中受到严重迫害，后任三明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地委常委。1982年9月离休，1986年7月病逝于三明。

（网载）

        

闽西妇女的杰出领袖——范乐春

范乐春，女，1903年8月出生于永定县金砂乡古木督村的一户贫农家庭里。1927年开始参加革命斗争，192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在党的培养教育下，逐步锻炼成长为中央苏区革命妇女运动的杰出代表。

1928年6月，中共永定县委领导了震撼八闽大地的“永定暴动”，范乐春参加了暴动的系列斗争。1929年5月，红四军入闽解放永定，同年10月，她参加了永定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并被选为第一届苏维埃政府执委。同年冬，担任永定县妇女委员会主任。1930年2月至10月，她先后参加了永定县第二、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并被选为执委、常委。9月，出席闽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被选为闽西苏维埃政府执委、常委、土地部长。10月，她被派回溪南区任赤卫大队党代表。她积极学习军事知识，参加军事训练，很快提高军事技术。

1931年5月中旬，永定县第五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合溪召开，由于纠正了李立三“左”倾错误路线，组织上对范乐春的不公正待遇给予纠正，她又被选为执委、常委。8月，范乐春临危受命，接任县苏主席职务。同年11月7日至20日，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她出席了大会，会上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是年，由于党中央不断从上海等地派送主要负责干部到中央苏区工作，永定成为中央苏区的重要门户之一和中央红色交通线的重要站点。范乐春主持这项工作，经她接送的干部有聂荣臻、李富春等百人之多。因此，她为保证护送干部的安全和中央苏区军需民用物资的供给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2年2月，范乐春接任永定县委代理书记。3月，任永定县委书记，同月，参加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当选为省苏维埃政府执委。此后，历任省改善妇女委员会主席、省工农检察委员会主席和省苏维埃政府土地部长。在担任土地部长期间，还跟随毛泽东到上杭才溪乡进行调查，领导过查田查阶级运动。1933年秋，她调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优待红军局局长。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她与张鼎丞、刘永生、陈茂辉等人一起经艰难曲折的斗争后回到永定开展游击战争。

1935年3月陈潭秋、邓子恢、谭震林等同志率部回到永定与张鼎丞同志会合。4月在西溪赤寨村召开主力红军长征后闽西地区党、政、军领导干部联席会议。会议确定了闽西游击战争的方针和任务，建立了领导机构，编制了部队。她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当选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妇女部长，此后，她协助做部队的政治工作。范乐春还积极协助张鼎丞同志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奉命协助指挥永定、永埔等县红军游击队开展反敌“清剿”斗争，粉碎敌人的多次“清剿”阴谋，稳定了游击战争的形势，为取得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8年3月，新四军二支队开赴皖南抗日前线，范乐春同志经中共闽粤赣省委决定，跟方方、魏金水、刘永生、伍洪祥等同志留下继续领导闽西人民的革命斗争，后担任中共闽西南潮梅特委常委兼任妇女部长，并兼永定县委组织部长和二支队永定“留守处”负责人，对外是永定县委的谈判代表。此后，她按党组织的部署，积极领导永定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

1940年春，她终因辛劳过度，肺病发作，但仍抱病工作。同年春夏，国民党顽固派进一步破坏合作抗日。3月在金砂杀害永定县委政治交通赖义斋同志后，5月21日，又在仙师相继杀害永定县委常委、丰稔中心区委书记马永昌等四位同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马永昌事件”。7月15日，她亲自扶笔，以中共闽西南特委常委兼妇女部长名义，写下了为“马永昌事件”《致国民党永定县政府的公开信》，公开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假抗日真反共的卑鄙行为，进一步阐明了我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严正立场。同时呼吁各界，共同起来，严惩反共顽固分子，立即停止破坏抗日活动，以巩固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

1940年冬，经特委同意将她送往广东梅县黄塘医院治疗。当时，因“皖南事变”前夕，形势严重，怕引起敌人注意。不久，又将她送回西溪赤寨山上休养治疗。1941年5月初，范乐春同志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不日，病逝在西溪赤寨山上。她与世长辞时年仅三十九岁。建国后，她被评为烈士。

（网载）

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范炳元

范炳元原名张福义，又名张德，别名细古。1900年出生于永定县金砂乡西湖寨一户贫苦农民的家庭。父张来洪，母范六姑。范炳元排行第二，长兄张鼎丞，下有两个弟弟。他在哺乳期间即过继给住在古木督的母舅为嗣，改名范炳元。

“五四”运动后，新思想逐步传到农村，张鼎丞中学毕业从教后，在节假日回家期间总得去古木督看望范炳元，常常跟他谈论农民身受地主豪绅剥削之苦，从而使他提高了阶级觉悟。

1927年7月，张鼎丞回到金砂开展革命活动，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同时，也在农民中发展党员。于是，范炳元同张福桂一起由张鼎丞、赖文舫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溪南支部委员，是永定最早的农民党员之一。从此，他走上了革命道路。

入党后，范炳元在古木督开展工作。他团结进步青年范森昌、郑灿林等人，首先开办平民夜校，以平民夜校为阵地，宣传和发动群众。随后发展农协会员，组建上金农民协会，同时在农协会员中挑选可靠的骨干发展为“铁血团”，并以铁血团员为核心建立农军连。同年10月，他参加了在金砂公学召开的中共永定县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8年6月2日夜，驻城军阀江湘带100余人包围溪南区委驻地金砂公学，抓捕了区委书记赖文舫和委员丘礼荣等6人。随后，县委在陈东岭头湖塘小学召开党员代表紧急会议，研究部署永定暴动。范炳元担任金砂暴动队总指挥，负责攻取永定西门，掩护破监队营救被捕同志及活捉城内“五虎”。

1928年11月，福建临时省委书记罗明在莫斯科参加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后来到闽西传达贯彻党的“六大”决议精神。范炳元出席了会议，听取“六大”精神的传达，并参与制订《永定当前的斗争形势和开展今后工作的计划》。

合溪会议结束后，除留下部分人员在溪南坚持工作外，范炳元与罗明、特委书记兼永定县委书记郭慕亮、特委组织部长张鼎丞、宣传部长邓子恢和永定县委常委李西亭、曾格、卢冠卿等，随特委、县委机关一起到坎市文馆村的老虎坑继续开会。会后，罗明、邓子恢等于11月17日赴龙岩，张鼎丞回合溪，范炳元与其他常委留在当地计划开展太平里的工作。当时郭慕亮和曾格住在老虎坑，范炳元与李西亭、卢冠卿等住在邻村大坪头的罗屋。

11月30日上午，文馆村大塘的团总卢清晃兄弟到大坪头收租，得知有外人住在此地，还有讲普通话的，尤其是听说卢冠卿也在这里。于是，当天下午便秘密差人前往坎市向敌军和民团告密。大坪头离坎市仅有六七华里，往返方便，当晚9时许，坎市民团与驻军共200余人，分二路向文馆村扑来。

由于机关刚刚迁到这里，警惕性不高，县委的同志们集中在坟地开会，会场周围没有布设岗哨，也没有武装保卫人员，当大家发现大路上有人打手电时，敌人已经封锁了主要路口，占据了有利地形，并朝开会地点猛烈开枪射击。在此情况下，具有战斗经验的范炳元和李西亭、曾格、卢冠卿等立即开枪还击。终因弹尽援绝，寡不敌众，经过一阵战斗，除郭慕亮逃到罗屋的稻草房中得以幸免于难外，李西亭、卢冠卿、曾格人中弹牺牲，被敌人取下首级，范炳元在转移至罗屋时被俘。

他自供是“伙伕”，当晚即被押往坎市。进城后不久，敌人便将“伙伕”释放。不料，他在街上碰见金砂恶霸丘乾凤，即被扭回团部。丘向敌团长报告：“他是张鼎丞的弟弟，不可放虎归山。”于是他被复捕入狱。

在狱中，范炳元坚贞不屈，视死如归。1929年1月，范炳元在永定县城东门坝被杀害。（杨易凌整理）

　　永不褪色的馀庆楼——将军楼

　　在古木督上村，绿水青山环抱下映忖着熠熠生辉的具有二百多年历史的老楼，她历经风雨沧桑，见证了古木督人祖辈们勤劳耕作、艰苦创业，见证了古木督人民为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和牺牲。她就是永不褪色的馀庆楼——将军楼。

馀庆楼是我们的老楼也就是祖屋，在古木督，人们习惯称她为新楼下。她建于清朝嘉庆十三年，听祖辈们说是我们的十八世公太范掌题和范芳题两兄弟建的。

因为不是在祖屋出生和长大，小时候的我，经常回老楼玩，特别是过年，每每到了大年初一，爷爷经常带着我们兄妹几个给老楼里的长辈们拜年。老楼很大，主楼有三层加一层燕子楼，两旁还有附属楼，有一个官厅（小时候，听长辈们说官厅，有点好奇，但不知所以然，只是看到官厅里挂着“司马”牌匾和一些对联，后来，慢慢听祖辈们说起了这栋楼的一些历史，在燕子楼存放的有“迴僻”字样的官方牌匾，才渐渐懂得了官厅的由来），整栋楼显得气势恢宏。

馀庆楼，她是一座有故事的老楼。

这座气势恢宏的“馀庆楼”是我们的十八世公太范掌题和范方题两兄弟建的，他们的父亲叫范钟岑，号叠峰，讳仰高，清朝嘉庆四岁已未岁恩授儒林郎，诠选直隶州司马。年轻时，他在本村创办冶炼厂，开采锰铁矿。由于他经营有方，很快成为永定境内有名的大富豪之一，被誉为“万金家门”。他去世后，冶炼厂由他大儿子范掌题和二儿子范芳题继承。由于他俩个儿子的精心经营，事业有了更大的发展，赚了不少钱。因此，兄弟俩就选择背头窠下建造了这座规模宏大的“馀庆楼”，同时还在楼旁的不远处建立了旧时学堂和崇德楼，用于传诵人文地理家风等，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人才。涌现出了范先声（布政司）、范先绪（州司马）、开国将军范阳春、红军优秀的指挥员绝命后卫师红三十四师一零零团政委兼师收容总队队长范世英，我的爷爷德高望重的老校长范茂春等。

在革命战争年代，馀庆楼里有一段佳话令人称赞，那就是叔侄五人参加红军的佳话，他们就是范世英、范世豪、范新宏、范阳春、范寅春。范世英作为叔叔是最早参加革命、参加红军的，在他的影响下他的两个堂弟和两个侄儿也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参加了红军。范世英从投身革命历经磨难、身经百战、成为了红军优秀的指挥员，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范阳春后来也成为了开国将军，只是范阳春的哥哥后来留在了老家，范世豪、范新宏成为了烈士。同时还有红色交通线上的红色挑夫我的曾祖母赖育才、冒着生命危险给游击队送情报、送米菜的老接头户我的奶奶廖富英（范元辉的妹妹）。馀庆楼因为与永昌楼相距不到五十米，也成为了当年交通大站接待点，接送了很多人员，到大站的人都在这歇过脚，因为这里比较安全。

解放前，国民党胡琏兵团的一个团的兵逃到古木督，他们把馀庆楼占为己有，当时古木督大多数人都躲到深山里去了，只有少数人还在。胡琏兵毕竟是国民党的兵，作风散漫、到处扰民、抢挘东西等，这些都给古木督人造成了伤害。然而，有一天，馀庆楼里一个妇女（这个妇女就是我的曾祖母赖育才，一个勤劳勇敢，有智慧、有魄力的红色交通线上红色挑夫，她经历许多生与死的考验。）看不下去了，她对胡琏兵说，我找你们的头去，然后就直奔馀庆楼三楼，找到了胡琏兵的团长。胡琏兵的团长一看是个妇女找他，心里一惊，心想还没有人敢来找我的，这妇女好大胆，看来不简单。然后问我的曾祖母找他什么事，我的曾祖母就把胡琏兵为非作歹的事如实跟他说，而后跟他说你的兵不能这样，还跟他讲了一些道理，胡琏兵团长觉得言之有理，就下令手下的兵不能为非作歹。

新中国成立后，馀庆楼人继承和发扬前辈的优良传统，艰苦创业、勤俭持家、为家园建设添砖加瓦。

如今，老楼里的人已经在各个地方买房、建房。已是人去楼空，但这座具有二百多年历史的老楼和老楼的后人依然为传承优良传统美德和红色革命精神作孜孜不倦的努力。

这是一座永不褪色的馀庆楼——将军楼！

（本文是根据我的爷爷范茂春生前给我讲述的馀庆楼里的事编写的，如有不足之处敬请谅解！）

闽西红军第十九师

　　1928年8月，闽西临时特委在古木督崇德楼将岩、杭、永的暴动队伍整编为闽西红军第七军第十九师，辖三个团：分别为55团，团长傅柏翠、党代表陈锦辉；56团，团长熊振声、党代表卢肇西；57团，团长张鼎丞、党代表邓子恢。

闽西红军19师成立后，张鼎丞和邓子恢率领的57团和傅柏翠率领的55团相互配合对古木督周边的白色的据点发起进攻。他们采取灵活多变的战术接连攻打了丰稔、汤湖、菜地、王社、大埠等地的民团据点，共缴获长短枪60多支，同时促进了丰稔地区的农民爆动。

1928年8月中旬，卢肇西率领的56团和张鼎丞率领的57团收缴了古木督地主范兰臻和家丁的枪支40支，古木督革命群众大受鼓舞，同时保护了古木督革命群众的安全和保卫土地革命的顺利进行。

1928年8月27日，驻永定县城国民党军集结各地民团2000多人，分别从金砂的树子岗、馒头脑、跑马岗、大唐尾、接敬铺、青枫凹、卓坑、乙树凹、野山岗、分水凹和西溪的黄泥塘、合溪的调吴、仙师的兰岗等13路包围袭击古木督的闽西红军十九师和闽西临时特委机关驻地。闽西红军十九师凭借古木督得天独厚的有利地形和革命群众的大力支持，击溃了敌人的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但终因敌众我寡，最后决定突围转移。

针对敌人实行残酷的“清乡”围剿，中共闽西临时特委决定，由傅柏翠率领的55团回上杭蛟洋坚持革命斗争。卢肇西率领的56团、张鼎丞率领的57团和闽西临时特委机关500多人转移到金丰片区开展革命斗争。

永定列宁劳动学校

　　1930年10月，随着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斗争日益尖锐复杂，因而干部显得缺乏。于是根据永定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的成立“宣言”和“十六施政纲领”的要求，溪南苏区在古木督万昌楼（华萼生辉）创办了为时6期的“列宁劳动学校”（简称为“列宁学校”）。培训了来自全区各乡村的儿童团、少先队、共青团、妇女会等组织中的骨干160多人。该校分甲、乙、丙3个班。赖其诚、赖郁三、范世英（钢铁之师独立七师师政委、绝命后卫师100团政委兼师收容总队队长）先后任校长，郑醒亚、赖拔群、谢仰林、郑耀宏、丘其勉、谢仰贤、廖万荣、郑欲忠等人曾先后任教。范阳春、赖金华（原名赖龙华）、张传增（原县苏儿童团总团长，解放初期金胜乡公所副乡长，起义人员），张大成（原共青团永定县委宣传部部长，退休干部）、张培元（原儿童团团员，龙岩县医院院长，离休干部）、张日凤（原乡苏儿童团中队长）、张大先、张子玉、马荣发、郑超成、范启英、赖金安、张龙宗、丘树基、张燕金、张文宝、罗祥永、廖永传、马元基、马永干、马逸民 、范开业、沈福如、张大春林、范森华、范辉华、范育华、范宜洲、范荣林、范宪文、范生辉、范生波、范桃文、张化文、张佩文（女）、罗选桂……等人均是当年该校学员。

该校成立校委会、下设有组织（阙文海任组织委员）、宣传（马永干任宣传委员）、教务（***任教务长）、总务（****任总务）、共青团支部（范元辉、张传增先后任支部书记）。

各班开设了国语、算术、政治、历史、地理、自然、作文、图画、唱歌、体育10门学科。国语、政治是根据当时党的斗争形势结合当地斗争实际自编的油印教材，主要是马列著作，还印有小报和革命歌曲。国语课以识字教学为主。政治课宣传团结工农大众反对蒋、桂、冯、阎军阀混战，打土豪、分田地及党的政治主张。体育课突出军事训练，做军事游戏。唱歌是教唱革命歌曲。白天学习，晚上到附近乡村的平民夜校学习，或演文明戏（白话戏），开展革命宣传活动。通过宣传教育，大大地鼓舞了人们的革命热情和坚持革命到底的信心和决心？由于当时正处在白色恐怖时期，这所学校只办一年多时间就停办，并把毕业的学生分配到县、区、乡分别担任党、政、军领导骨干。它为革命培养了大批干部，输送了大量新鲜血液。中央军委总参谋部通信兵部副政委范阳春（少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张元培（少将）解放军海军航空兵副司令员赖金华（大校）、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武装部部长张德文、原中央军委供给部会计科科长张子文、赖拔群，当年共青团永定县苏宣传部部长张大成，永定县儿童团团长张传增，龙岩县医院院长张培元等均是当年列宁学校的教师或学生。据不完全统计，该校师生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有赖拔群、周树华、张子文、范阳春、张元培、范庆荣、赖金华、谢仁和、张大鹏（到达四川懋功县爬雪山时因肺病复发牺牲，时年34岁）等人；参加新四军的有罗选桂、赵廷汉、林寿顺、张先达等；地方干部101人。军队军级9人，团级2人，营级15人；地方县级22人，区级16人，乡级专63人。

永恒的血脉

——中央红色交通线

　　她是中国革命史上，一段深藏的历史。在近百年的岁月后，依然少为人知。

她是中国革命史上，一条秘密的战线。谍影重重、杀机四伏，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背后，是忠诚、智慧和勇敢。

她是红色交通员用身命铺就的红色生命线。

她是流淌着中央苏区滚滚血脉的生命线。

她是中国共产党人用铁血铸就的胜利航道。

她是承载着中华民族复兴重任的大通道。

她就是在毛泽东、周恩来两位伟人精心策划下所缔造的堪称“传奇”的“中央红色交通线”。

1929年，白色恐怖下的上海波诡云谲。作为全党的领导中枢，党中央要有效领导中央苏区的党政军建设，指挥中央红军，并安全有效完成各项物资采购、运送等重大交通任务，面临生死存亡的党中央，急需打通一条生命线。

上世纪30年代，这条从上海经香港、汕头、大埔、闽西直达江西瑞金长达3000多公里的秘密交通线就成为一条维系党中央与中央苏区联系，保障苏区生存的看不见的生命线。到１９３３年初第四次反“ 围剿”战争前后，这条交通线成为上海通往中央苏区的唯一通道。

从上海到闽西赣南，秘密交通员们和红色运输队伍（当时称挑夫）用一路洒下的汗水和鲜血，穿过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封锁，安全运送物资（武器、医药等紧缺物资及文件）和护送了200多位中央和地方以及军队的领导人进入中央苏区，保障了这条红色交通线在白色恐怖的形势下做到摧不垮、打不掉，安全畅通达五年之久，谱写了中国共产党的英勇和智慧，留下了一个个共产党人的信仰和忠诚。

如今，刀光剑影虽已远去，战火硝烟早已飘散，血火交织的时光已成记忆。但是，这条红色交通线和战斗在这里的交通员们和红色交通线上的运输队员们（当时称挑夫），为革命做出的卓著功绩，必将为后人们所永远铭记！必将永远闪耀于辉煌史册！

编写于2020年6月21日

红色精神 永放光芒

　　上世纪30年代初，为了加强党中央与各苏区的沟通联系，打破敌人的反革命围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中共中央交通局开辟了长江线、北方线和南方线三条秘密交通线。

然而由于战争环境的险恶，上海通往全国各苏区的交通线大多被敌人破坏，唯独由上海出发，经香港、汕头、大埔等地进入闽西永定、长汀，最后到达中央苏区的南方线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这条持续运转了五年，被毛泽东同志誉为“就像我们身上的血脉”的红色交通线，本身也具有丰富的红色精神及党史文化内涵。

事实上，中央红色交通线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地下党当地党组织及革命群众的全力支持。譬如，交通站不仅建立在赤区，有的还建立在白区，对敌斗争十分激烈。永定地处福建与广东交界处，在中央红色交通线上，永定是从水路改为陆路的关键路段，也是从白区进入苏区的必经之路，正是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中央红色交通线内陆唯一交通大站设在永定（先设在虎岗，后迁至古木督，其中古木督的交通大站持续运转了四年之久）。交通站依靠群众的掩护在沿线设立小站，利用碳窑等设立秘密仓库，存放物资。船工和群众（当时称挑夫）常常是在夜晚冒着生命危险穿过了国民党反动派“不给赤匪粒米勺水之接济，一人一蚁之通过”的严密封锁，为交通站抢运物资，甚至许多群众英勇牺牲在交通线上，为革命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这些看似细微琐碎的小故事，一路谱写了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英勇和智慧，一路创造了秘密交通线的一个个奇迹。

滔滔汀江向南流，巍巍青山敬英雄。

虽然我们已经很难想象当年交通线上的危险处境，但这里的每一块石阶，每一条小路，每一座木桥都留下了一个个印记，留下了一个个传说，留下了一个个身影。

这些革命历史事实和红色革命精神值得我们去铭记、去传承、去发扬光大。

编写于2020年6月26日

图/文 范伟河

特别声明：本书是根据参考资料《永定范氏族谱》、《从金砂文馆到金砂中学》、《闽西革命历史》等所作。本人写作水平有限，难免有不足之处，敬请谅解！

附古木督人物：

范钟岑（生殁时间不详）号叠峰，讳仰高，永定金砂古木督村人，年青时在该村创办冶炼厂，开采铁矿，冶炼生铁，经营有方，很快成为永定县内的大富豪之一，被誉为“万金家门”。钟岑于清乾隆三十年已酉岁捐进甘肃金县大学生，清嘉庆四年已未岁恩授儒林郎诠选直隶州司马。同年冬，由钦命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福建等处，并兼任地方提督。军务的同僚汪志伊为之题赠“司马”匾额，以志旌表。

范先声（生殁时间不详）讳金兰，永定金砂古木督村人，前清邑庠生（秀才），捐为大学生，恩授儒林郎，诠选取布政司理之职。兵部侍郎都察院御史张师诚曾为其赠匾额“黹化藩垣”，以志永念。

范阳春（1913～1994）永定县金砂上金（古木督）村人。1930年4月参加革命，同年4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一方面军一师师部文书。1935年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参与突破乌江天险、强渡大渡河、智取腊子口等无数次险恶战斗。长征至陕北后，任八路军115师卫生部政治教导员，晋冀豫边区挺进队组织部副部长，鲁西运河支队政治处副主任，鲁西军区政治部组织科长，冀鲁豫二分区后勤处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冀鲁豫军区8分区副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第5兵团16军46师政治委员，16军政治部主任等职。解放后，历任中国人民志愿军16军政治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部政治委员等职。1955年被国家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二级独立自由、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4年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范元辉（1908～1986）永定县金砂乡古木督村人。1927年在永定县初级中学毕业后，回村任小学教员，同年在张鼎丞的影响下，加入共青团，并参加永定暴动。1929年5月红四军第二次入闽时，报名参加红军，后转到地方上担任永定县苏维埃政府文书。1938年春，新四军二支队北上抗日后，留在闽西坚持斗争，先后担任中共永定县下金区委、永定县特派员。1944年王涛支队成立后，任支队政委。解放战争时期担任中共闽粤赣边工作委员会常委，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纵队闽西南联合司令部政委。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福建省第八地委、龙岩地委书记、福建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永定县委书记、三明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监委书记等职。“文革”中受冲击，身体受到很大的损害。1986年7月病逝于三明。

范乐春（1903～1941）女，出生于永定金砂古木督村，当过地主的丫头。1927年在张鼎丞指引下走上革命道路（曾与林伯渠结为夫妻）。192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2月当选为永定县苏堆埃政府执行委员、妇女部长，同年9月出席闽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当选为闽西苏维埃政府执委、土地部长。1931年8月调任永定县工农民主政府主席、代理县委书记。曾主持纠正全县“肃社党”的错误。同年11月，出席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2年3月，在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主席团成员，任土地部长，后任工农检察委员会主席，同时选为省妇女委员会主任。1933年春，调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优待红军局局长。1934年1月，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又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工农检察委员。1935年1月，跟张鼎丞回永定，出席了闽西南地区党政军第一次代表会议，当选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妇女部长，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中，出任中共闽西南梅潮特委委员、妇女部长兼新四军二支队永定留守处负责人。1941年5月，因积劳成疾，肺病复发，病逝于西溪。新中国成立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范世英（1901～1985）永定县金砂古木督村人。1927年在当乡村小学教师期间投身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6月参与永定暴动。暴动后，协助张鼎丞、邓子恢建立红军营和溪南区、乡苏维埃政权，开展土改分田。1929年4月奉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之命，与张大鹏一起送特委专函到江西瑞金迎接红四军朱德、毛泽东入闽。1930年3月参加红军，历任红十二军一零零团政委，“钢铁之师”独立第七师政委，红三十四师一零零、一零二团政委等职，参加了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战斗和湘江战役。

范炳元（1900～1929）永定金砂古木督村人。原名张福义（张鼎丞的胞弟），从小过继给上金的舅父作螟蛉继子。受其胞兄张鼎丞的影响，早年参加革命，并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选为中共永定县委常委。1928年11月30日，县委在坎市文馆一荒楼中开会时，因叛徒告密被捕，当时他自供是“伙夫”。翌日，民团强迫他挑起当场牺牲被砍下的三个常委的头，押回永定县城，国民党把这三位同志的人头悬挂在东门城楼上示众。范炳元则被押至江家祠关押审问，他一直坚持说自己是做饭的“伙夫”，什么也不知道，国民党审问不出什么蛛丝马迹，只好把他释放了。但是范炳元从江家祠出来，刚到大街上便遇上金砂赤竹的捐棍邱乾凤（是共产党的死对头），仇人相见，分外眼红，邱认出其是张鼎丞的胞弟，永定暴动的副总指挥和县委的主要负责人，立即又将范炳元重新逮捕，关押起来。范炳元虽经国民党的严刑拷打，但始终坚贞不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气节，严守了党的秘密，敌人无可奈何，1929年1月范炳元被国民党杀害于永定县城东门坝。

古木督（上金村）红色旧址群👇

中共闽西临时特委、闽西暴动委员会、闽西红军第七军第十九师成立旧址——古木督崇德楼👇

崇德楼建于清代，占地面积约450平方米，土木结构，方形楼。主楼（后楼）高二层，面阔二厅一间，进深四间。前楼为平房，二厅一间。前后楼间有一天井。现主楼已倒塌，仅剩部分残墙。1928年7月15日，特派员王海萍遵照中共福建临时省委的指示，在崇德楼主持召开上杭、永定、平和、龙岩等四县县委负责人会议。在会议上成立了中共闽西临时特委。王海萍、郭慕亮、张鼎丞、邓子恢等人为特委执委。郭慕亮任书记（后叛变），张鼎丞任组织部长，邓子恢任宣传部长，。同时成立了闽西暴动委员会，王海萍任总指挥，张鼎丞、邓子恢、傅柏翠任副总指挥。并把杭永岩的暴动武装整编为闽西红军第七军第十九师，下辖三个团：55团团长傅柏翠，党代表陈锦辉；56团团长熊振声，党代表卢肇西；57团团长张鼎丞，党代表邓子恢。中共闽西临时特委的成立，标志着闽西地方党组织领导核心在革命斗争中已初步形成。从此，闽西人民便在它的领导下不断前进。

崇德楼革命标语👇

开国将军范阳春、闽西独立七师师政委、绝命后卫师（红34师）100团政委兼师收容总队队长范世英的故居——馀庆楼（新楼下）有历史文化底蕴的老楼，具有200多年的历史。

“馀庆楼”位于金砂乡古木督上村，建于清朝嘉庆十三年，占地面积800平方，坐北朝南，土木结构，墙脚2米以下都是石灰混凝土。

整座楼分四个部分：

一、外大门，包括前门厅、中厅、大堂。外大门横批：德星环聚；两侧对联：南朝文案开图画，北枕银墩阜库财。大堂对联：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大厅后壁墙上挂的“司马范仰高”的匾额是由清嘉庆年间钦命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汪志伊题赠的。下方挂有兵部侍郎都察院史张师诚题赠给布政司理问范先声“黹化藩垣”的匾额，匾额左右有一副对联：夙赠蠡才贡于运堪绍先人誉望，早储董策达于陸宏开古木勋名。大门至大厅有4个厅3个浴室1个内坪1个天井。

二、主楼：楼名为“馀庆楼”，楼门对联：馀地禳人修懿德，庆云绕室发祥光。主楼前座一层，后座三层，均为歇山屋顶。前座包括左右厢房，有4房1厅1天井，左边厢房为范阳春将军的厨房；后座三层，有3个厅24个房间，第三层有通廊。

三、主楼的两边横屋。左边横屋有4房2厅4浴室；右边横屋二层13个房间2个厅1个天井。

四、大堂后面的附属楼，三层有4个厅17个房间。

这座气势恢宏的“馀庆楼”是范掌题和范方题两兄弟建的，他们的父亲叫范钟岑，号叠峰，讳仰高，清朝嘉庆四岁已未岁恩授儒林郎，诠选直隶州司马。年轻时，他在本村创办冶炼厂，开采锰铁矿。由于他经营有方，很快成为永定境内有名的大富豪之一，被誉为“万金家门”。他去世后，冶炼厂由他大儿子范掌题和二儿子范芳题继承。由于他俩个儿子的精心经营，事业有了更大的发展，赚了不少钱。因此，兄弟俩就选择背头窠下建造了这座规模宏大的“馀庆楼”

这座楼自建成以来，崇文重教，人才辈出。除了范阳春、范世英外，还涌现过布政司理问范先声，司马范方题、范先绪（三代司马，设有司马堂即官厅）。如今，这座楼已成为中央红色交通线交通大站（永昌楼）接待中心。👇

馀庆楼前的水沟，沟里的水清澈见底，这里是以前楼里的人经常洗衣服和其他东西的地方👇

馀庆楼外大门👇

馀庆楼内大门

古木督馀庆楼司马堂（官厅），出了三代司马（范仰高、范方题、范先绪）——现已倒塌，期盼能修复回原貌！👇

司马牌匾👇

司马堂（官厅）墙基👇

馀庆楼古井👇

旧时的学堂——古木督馀庆楼人崇文重教的历史见证👇

中央红色交通线，与闽西工农通讯社（这条红色交通线上除香港交通站外的大陆唯一交通大站），安全护送了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200多名中共领导干部，同时源源不断地为中央苏区运送了大量紧缺物资，还传送了大量情报和文件——古木督参加红色交通线运送队伍的有我的曾祖母赖育才（馀庆楼人）、范凤初（永昌楼楼主）等（当时称挑夫），他们一般是从合溪挑些草纸到广东青溪换些食盐、药品等中央苏区紧缺物资。👇

闽西工农通讯社（红色交通大站）永昌楼——周恩来在古木督住了三天三夜经过考察，认为古木督人民革命热情高、革命群众基础好、革命环境好，确定的内陆唯一交通大站（有红色交通员二十多个，管辖着红色交通线上的所有二十多个中小站）。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张闻天等200多位中央领导曾从这里住过。👇

范元辉故居👇

永定列宁劳动学校旧址——万昌楼👇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和永定县委员会旧址所在地——衰坑窠👇

永定兵工厂旧址所在地——桃子树窠👇

古木督（上金村）人文风光👇

村口的357（国）道👇

古木督村大门对联👇

大门碑文👇

外出乡贤实业家范永荣先生捐建的圣兴亭👇

古木督水口👇

村口的古树（160多年的古枫树）和龙源桥及碑文👇

古枫树和龙源桥👇

龙源桥旁的碑文和上金村（古木督）简介👇

上金村（古木督）简介👇

重建龙源桥的功德碑

拦水坝👇

似腾龙的溪流👇

古木督光荣亭和碑文👇

光荣亭碑文——永远的丰碑

风光旖旎，美丽迷人的古木督👇

通往永定城的石砌路（留下了祖辈们艰辛的奋斗足迹）👇

古木督范氏岐山祠和古老的桂花树、水井👇

古木督大塘尾👇

古木督香园岭水库👇

位于村口的古武高速公路金砂互通👇

正在规划建设中的金砂古木督红色旅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