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学生活 （四） 文革

马強

　　我的中学生活到一九六六年上半年高考结束应该是宣布结束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一场史上从未有过的政治风暴来临了，高考被无限期地推迟，这场突如其来的政治运动，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硝烟乍起

　　六六年上半年，我们在复习功课准备迎接高考的同时，也在进行着高考前的思想教育。那时我是班里的宣传委员，学习之余，还承担着教室里学习氛围的营造任务。那时，教室前面的黑板上面是八个大字：“一颗红心，两套准备”；教室后面的黑板上面是“时刻准备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挑选！”黑板上每两天更换一条毛主席语录，内容除了关于青年学生的内容外，还涉及当时在学术领域的大批判。

那时高考志愿的填报是在高考之前进行的。当时不知怎么，我对铁路情有独钟，我记得我填报的三个高校志愿分别是北京铁道学院、唐山铁道学院和大连铁道学院。当时高考前的体检也已进行完毕，一切按步就班，有序进行……

这天，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高三某班的三位_同学，两女一男，手捧着一本大部头的医学著作依次进入各班进行宣讲。到我班后，先是朗读毛主席语录，然后情绪激昂地侃侃而谈。大意是某位同学在体检期间因病在服用某种药物，而此种药物经查证具有降低血压的作用。就是说这位同学在服药掩盖自己高血压的问题，所以是在弄虚作假，欺骗国家，欺骗人民。听了这番言论，我不禁嗅出即将到来的政治运动，散发出一股浓浓的火药味。

　　

果不其然，文艺界的学术批判，被江青、林彪等阴谋家所利用，迅速转变成一场政治运动，通过批判《海瑞罢官》、反“二月提纲”，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纷纷中枪”，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点燃了。

六六年五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5·16通知》和“十六条”，决定开展文化大革命，並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軍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会议决定成立了陈伯达、康生、江青、張春桥为正付组长的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的文革领导小组。自此，“左”的路线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长达十年的十年动乱开始了！

红色恐怖

　　

首先是大、中学校的红卫兵组织蜂拥而起。他们最初是破除“四旧”，即所谓的破除“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随后发展为抄家、打人、烧物，无数优秀的文化典藉被付之一矩，大量国家的文物遭受浩劫，大批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干部遭到迫害。

　　太原六中毫无例外，只见全校上下，一群群自诩为“红五类”的同学，他们身穿軍装，臂带袖章，上窜下跳；广播站被占领，反复播放着“造反有理”的歌曲；大字报、大标语层层迭迭，出身不好的同学受到挤压，大批教师被扣上各式各样的帽子，被批判、被游街。结果是：教导主任解华老师被打成反动軍官，语文老师卫载阳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被戴高帽子游街，党支部书记李雪明被诬蔑成反动组织红枪会成员，老校长马培云则因为曾是民盟成员被追究历史问题，忍受不住严刑批斗最后在家中栽水缸自杀……昔日欢歌笑语的校园瞬间被笼罩在一派“红色恐怖”之中。

怀疑一切

　　在那个年代，“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看一切事物都戴着有色眼镜，“怀疑一切，批判一切，打倒一切”成为一种最正确的行为准则，只要看不顺眼，就“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比如这一幅油画：

　　这幅油画作品叫《你追我赶》，是当时鲁迅美术学院油画系的一名学生李泽浩的毕业作品。画面上是一群农村青年，意气风发，挑着稻谷，穿梭在芦苇间的劳动场面。当时刊登在64年某期《中国青年》杂志的封底。但就是这样一幅很普通的油画作品，有人却看出了严重的“政治问题”：说在这片纷乱的芦苇丛中，隐藏着“（蒋）介石万岁”的反动标语，看到了伟大领袖躺倒在芦苇丛中；画面中五个中心人物，四个人都被挑着的担子挡住褲子，只有一人显示裤子全部，暗示“五个人穿一条裤子”，和赫鲁晓夫攻击中国的言论一样；还在远处的背景中，发现“三面红旗”倒了一面；芦苇的倒向暗喻着“西风压倒东风”……更有甚者，作者的名字也成了问题：李泽浩，不就是“离泽好”一一“离开毛泽东好”吗？为此作者被层层审查、批判。文革中此事被重新提起，作者四处躲避红卫兵的追捕，“包庇反动画家李泽浩”成为当时中宣部、北京市委、团中央及中国美协的主要罪状之一。

　　还有一事是回家听我母亲说起的。初听起来象是笑话，然而确有其事。说的是运动发展得越来越深入，连家庭妇女也参与到其中来。公路局派出工作组到我们居住的大院里来，每星期有两天组织家属们读毛选、学文件、揭问题、搞批判。

前院有位大妈，带一个两三岁的小孙子。小孩很可爱，大家都爱逗着他玩。问起他的名字，叫“成功”，挺好。可是连起姓来叫就遭糕了。原来大妈婆家姓蒋，孙子大名叫“蒋成功”。当时蒋介石正在疯狂叫嚣要“反攻大陆”，你却要老蒋成功，这还了得？！家属们围住老太太，好一通批判。最后勒令她三天之内必须把名字改过来。

看着老人为难的样子，家属们真是于心不忍，最后商定，群策群力，帮大妈想一个既好听、又革命的名字。叫什么好呢？有人提出，我们一定要把蒋家王朝消灭个一干二净，那就叫个“一净”吧！对，就叫蒋一净！事情终于有了结果，至于后来是否改了此名，也就不得而知了。

　　当时的极左思潮，造成了无数的冤假错案，对此我有切身的体会。那时，我父亲在单位的院墙上用油漆书写标语，有人发现在写好的标语中“毛主席”三字前面，有人用铅笔写上了“打倒”二字。当时单位的当权组织就对此“反动标语”展开调查。在调查无果的情况下，把莫须有的罪名强行扣在我父亲头上，並与我父亲解放前曾参加“三青团”的“历史问题”联系起来，关进“学习班”监督劳动，长期不让回家。

无独有偶，与我阔别五十多年的初中同学单莹，在原班主任曹平安老师处得到我的联系方式，当即打来电话问候。在电话中诉说了她的遭遇：当年也是由于她父亲的“历史问题”，全家被遣返原籍农村。三、四年后“落实政策”回到太原，却因户口注销，当了八、九年的“黑户”。电话中，她除了表达了对那场运动的强烈愤恨，同时也对几十年来在背后默默支持她的爱人表示由衷的感谢。

推波助澜

　　那时候，中央文革为把运动迅速推向高潮，明确表态支持全国各地的学生首都北京来接受毛主席检阅，交流革命经验，同时支持北京的学生到全国各地去串联“播火”，六六年下半年，全国各地的大串联形成高潮。

　　六六年八、九月间，我和我班几位同学被允许赴北京串联，同时准备参加（筹备）一个大会。当时规定，学生串联乘车是一律免费的。我们挤上了“太原一北京”的列车，車厢里早已挤满了赴京串联的学生。他们一个个情绪激昂，热血沸腾，挥舞着“小红书”，大声朗读《毛主席语录》，唱着“造反有理”的歌曲。白天已人满为患，到夜里不但座位上挤满了人，连过道上、座位下面、行李架上，都是酣睡的学生。沿途各站，不断有“新鲜血液”补充上来，車门已无法正常打开，車窗却成了上下通道。本来八、九个小时的车程，硬是走了十几个小时。

到北京后，我们被安置在市府接待站。那时串联学生的吃住也是免费的，接待条件也还可以。整个北京城里，“红卫兵小将”满天飞。据说那时北京的常住人口仅有300万，但外地学生就超过300万。尤其是在各大专院校里，挤满了全国各地来京的学生，观看大字报，参加批斗会，学习“斗、批、改”的经验。

　　大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如期召开了。大会名称叫“山西省各界群众声讨山西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参加大会的有来京的山西和全国各地的学生和群众几千人。山西省的各革命组织和群众代表纷纷上台，历数以卫恒、王谦、王大任等为代表的山西省委、省政府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表达了誓把山西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在北京期间，我们还有幸到天安门广场参加了一次接受毛主席检阅的机会。据说毛主席当年一共八次接见红卫兵。至于我参加的这次是第几次实在是记不清了。只记得我们是在“坐场”的队伍里，其余几十万名学生沿长安街由东向西经过天安门接受检阅；远远可以看到毛主席中央领导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来回移动，频频向红卫兵小将揮手致意。最激动人心的是在受检的队伍经过之后，坐场队伍如潮水般涌向天安门，大家揮舞着《毛主席语录》，欢呼着“万岁”，声嘶力竭，涕泪横流，那场面岂可用“激动万分”几字可以形容！

毛主席当初同意开展大串联，是想借助青年学生这支有生力量把运动引向深入。目的是达到了。但沒想到串联给各级党政机关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压力。特别是在前几次接见红卫兵之后，更造成赴京的学生猛增，不得不从1966年8月18日起到11月26日，一共八次接见红卫兵共13000余人。

　　大串联和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确实给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大地鼓舞了全国广大学生的“革命热情”。有人这样评论：如果在8.18前，文化大革命仅仅是在中国大地滾动的令人惊骇的阵阵闷雷，那么8·18后它就成了把整个民族冲击得晕头转向的暴风骤雨了。

夺权和武斗

　　文化大革命形势的瞬息万变和迅猛发展，造成了各级党组织和干部的不理解、不适应；他们不理解“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精髓”，因此得不到中央的满意，更得不到狂热的左派组织的满意。毛主席在当时确实头脑也发热了，说“全国的省委、大市委、中等市委，要垮一批，垮就垮。要准备个别中央局、一部分省委、一部分市委垮台。”

　　1967年1月，张春桥、姚文元到上海伙同王洪文，篡夺了上海的党政大权，刮起了所谓的“一月风暴”，随后得到了中央的承认。这时，山西省在中央派遣下来的干部刘格平和省軍区第二政委张日清的策划指导下，集合当时山西各派群众组织，成立“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于1967年1月12日，展开了夺权行动，(半个月后，原省委第一书记卫恒被迫害至死。)首创了群众造反组织、革命领导干部和軍队“三结合”的夺权经验。之后，全国各省区纷纷效仿，在很短的时间内，全国除台湾省外二十九个省区、直辖市都夺权成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两报一刊”发表社论，称之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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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还有一段小小的插曲，说的是为了庆祝这一“伟大胜利”，邮电部于1968年11月发行了一枚名曰“全国山河一片红”的纪念邮票，面值八分。邮票图案为一名工人手持《毛主席语录》，背景为革命委员会的红旗汇成的红色海洋和工农兵热烈欢呼们场面，上方绘有一幅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地图上除台湾省外全部绘成大红色，上面印有“全国山河一片红”的金字。这枚邮票于11月25日在北京首先发行。谁知不到半天，就有人发现了邮票图案中的一个重大错误：中国地图上未显示中国南海的广大疆域。邮电部急令停止印刷发行，但已有少量流向社会。没想到这少量邮票竟成为稀世珍品，在后来的/拍卖会上拍出六、七百万的高价。

　　随着“斗批改”的逐步深化，运动由本单位发展到社会上。斗争矛头逐渐指向省、市委的“资本主义当权派”。名目繁多的“革命组织”风起云涌。由于政见不同，分化成不同的派别：兵团、红联站、红总站等等。还有以第十三冶金建筑公司工人为主的组织叫“决死纵队”，首领叫楊成效，敢打敢冲，太原好多武斗事件中都少不了他们。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提出“文攻武卫”的指示，加之后来夺权之后的以刘格平为首的省革命委员会不负责任的表态，派性斗争愈演愈烈，酿成多起武斗事件。

　　在我的记忆中，太原十中曾有过一次大型的武斗，发生在1967年9月5日。据说是当时以学生为主的红联站由于在某些事情上与以刘格平为首的“省革委”意见相左，矛盾日益深化。那日，刘格平以红联站学生袭击了自己的专車为由头，说十中教学大楼内藏有苏修特务和武器弹药，指示武斗司令杨成效，调集决死纵队和红总站的大批人员，围攻与省革委仅一条马路之隔的十中教学大楼。大楼内有以学生为主的红联站人员400余人，他们不得不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进行顽强抵抗。据说当日调集的各路武斗人员最多时达到七万余人，塞满了整个解放路中段。武斗尚未开始，满载武斗人员的卡車就因相互错车，挤死了一人，场面惨不忍睹；武斗中十中的一名女学生和太钢的一名青年工人也倒在了血泊之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据有关资料记载，毛主席曾对自已亲手发动的这场政治运动有良好的设计，叫做“一年开張，两年看眉目，打好基础，三年收尾。”然而形势的发展完全出乎他的预料和掌控。

痛定思痛

　　那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距今已50年了，现在只能回忆起几个大的事件，细节都记不清了。近日，四弟给我微信中传来一张照片，又激起我的阵阵思绪。

　　这是当年文化大革命中山西三大造反派组织的头头在今年6月11日聚会的合影。他们中的大部分我当年虽然未曾谋面，但大名却赫然在耳。看他们个个满头银发，平均岁数应该在七十以上，虽然他们个个笑逐颜开，但我心中总不免有一种酸酸的感慨。

昔日的战友或对手又聚在了一起，都聊些什么呢？“好汉不提当年勇”，他们肯定不会把当年“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造反经历再拿出来炫耀，而应该对那场恶梦般的经历重新审视一番，从思想深处认真反思。

不可否认，当前对文革的反思在不断深化，但在众口一辞的批判声中，总有那么一股噪音，他们怀念那“造反·批判·打倒”的痛快日子，认为文革有“进步”的一面，对待它应该“一分为二”。说什么那个时代“公平公正”，不象现在这么贪腐横行；更可笑的说是文革造就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造就了新一代领导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1981年6月，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66年5月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措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在理论和实践上是完全错误的，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这个结论是唯一的，决不存在什么所谓的“一分为二”！

新的开端

我班同学为欢送我赴阳泉工作的合影

　　1968年后半年，山西省的阳泉、西山、潞安等几大矿务局开始到太原几个中学招收工人。包括我在内，早已对当时乱哄哄的运动心生厌烦的“老三届”学生们纷纷报名，参加体检。当时阳泉矿务局的体检是在六中进行的，我同时还在西山杜尔坪矿进行了体检。由于我家在太原解放前一直生活在阳泉，所以母亲对阳泉颇有好感，更主要是阳泉录取工作是最先进行的，所以我决定到阳泉去。因父亲正在住“学习班”，我只得在临行前给他打了个电话，告诉他这一消息。

1969年1月8日，我和几十名同学一起，登上了开往阳泉的列车，来到阳泉三矿，当上了一名采掘工人。至此，我的中学生活正式宣告结束，人生掀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