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小路路

我的父亲

今天是父亲去世60周年的祭日，整整一个甲子了。

父亲朱孔容，江苏海门人，生于1906年（日期不详），卒于1957年1月9日，生前为江苏师范学院物理系教师。

一直想写点关于父亲的东西，但无从下笔，原因是对父亲太不了解了。他留下了太多的谜，让我无法破解。

对父亲的印象是静止的，只是看到照片上的他，对父亲的认知是匮乏的，都是听母亲只言片语的述说。

1957年1月，父亲因肝硬化被推上了苏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手术台，但从此再也没有清醒过来，临终前的几天，只听他嘴里嘟囔着这几个字：自杀-谋杀，自杀-谋杀！

父亲1954年从无锡调往苏州，在江苏师范学院物理系担任教学工作（据我同学李南询问他父亲李佩赞回忆说，父亲当时是在系里的教学法组），母亲告诉说，这是因为他在教育学上有其独特的方法，也因为这个，使他到苏州之前一直担任着省中学系统的物理教研组组长。按理说，回到曾经度过大学生涯的母校工作（师院的前身就是东吴大学，如今又叫苏州大学），应该是件非常快乐的事，但在师院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却一直被一件事折磨着——政审（正赶上著名的肃反运动）。因为1949年前的一段经历，其政审结论一直在“历史反革命”和“一般历史问题”两者间反复迂回，虽然最后还是定性为后者，但审查的过程对一个不闻政治只懂教育的人来说是何其的痛苦。那段时间，他只是借酒消愁，这对他的肝脏产生了极大的破坏，最终因肝硬化而去世。

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农场的时候，有一次牵涉进一起打架事件中，事后连队召开大会，不点名地狠批了我们那几个“肇事”者，那个副指导员叫到，你们这些人要好好想想自己的阶级立场……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个人的父亲和蒋介石还有牵连，这就不是一般的问题了。我当时立即明白，这是在说我，但让我惊讶的是，难道我的档案里居然还有我父亲的这些事？虽然之前我只是听妈妈讲到过，父亲1946年在溪口蒋介石创办的武岭中学做过事，但其他的细节就不得而知了。

　　2006年是父亲百岁诞辰之年，我突发奇想，能否去网上找找父亲的信息？当我在百度上输入朱孔容三个字时，居然跳出了两篇相关文章，一篇是经济日报陈颐写的《种瓜得豆豆满仓》，这是介绍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大豆科学和大豆生产以及为农业高等教育做出突出贡献的无锡人盖钧镒的文章，其中写到了盖钧镒的回忆：“当时的数学老师李永灿、物理老师朱孔容采取的是启发式教育，教学方法十分灵活，他们培养了我对科学的兴趣，对我后来的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http://www.doc88.com/p-0631986840962.html）

另一篇是民盟毛翼虎的《奉化溪口武岭学校》：奉化溪口武岭学校，是蒋介石创办的一所中等学校。后来一直由他自己领衔任校长到解放为止。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蒋介石从重庆回到南京，开始筹备武岭学校的恢复事宜，组成了新的董事会，由宋美龄、毛懋卿、蒋经国、蒋纬国、陈果夫、陈立夫、陈布雷、孙表卿、毛颖甫、夏禹钧、毛庆祥等担任董事，校务主任改名为校务长，由施季言担任，其他人事安排是这样的，秘书邵彤轩，交际秘书李x x，总务主任薛建宗、蒋孝佐，农场主任潘克勤(施季言的女婿)，林场主任施之常(施季言的侄子)，教务主任朱孔容(江苏海门人，施的同乡)，英文秘书李骏然(东吴大学毕业生，施的学生)，小学部主任朱国兴(江苏海门人，施的同乡)……显然形成了以施为中心的领导班子，也可见蒋家对施的宠信。我父亲担任教务主任一职，自然是主管教学方面的事务，这证明了他在教育学上的能力。至于父亲在武岭学校时是否见过蒋介石，就不得而知了。（http://www.360doc. com/ content/10/0202/15/160678_14931809.shtml）

这里要讲讲施季言，他是江苏海门人，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留学法国，担任过东吴大学附中教师、校长，后升为东吴大学的总务主任，是蒋纬国在东吴大学附属中学读书时的老师。后来他又在蒋经国主持的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担任过总务主任，得到蒋氏父子的赏识。之前的1917年，他是东吴大学颁授的中国第一个硕士(Master of Arts)学位(另外两个是化学的徐景韩，陈调甫)， 1919年，又被东吴大学颁授中国第一个生物学领域的硕士学位(施季言、胡经甫)。1949年去到台湾。1950年，东吴校友在台湾致力复校工作，当年10月，以东吴补习学校之名正式招生，施季言出任校长，对于该校复校工作，尤其苦心擘划，厥功甚伟。1972年去世。他既是父亲的同乡，又是父亲在东吴大学读书时的老师（据母亲回忆说，父亲还是季的干儿子）。(http://blog.sina.com.cn/s/blog_7c3326200100wwsy.html)

就是因为这段经历，让父亲在江苏师院度过了两年痛苦的教学生涯直到去世，他所说的“自杀-谋杀”，莫非是对这两年遭遇的最好总结？

　　父亲的另一个谜是他的履历，以前我只知道他生于1906年，因为他一直在无锡工作，也总当他就是无锡人，后来才听母亲说起，他是海门人。

最近在无锡市梁溪区图书馆的网站上看到一篇《辅仁中学》的文章，其中写到：学校1918年9月14日正式开学……从1927年秋开始由杨四箴任校长，学校师资力量雄厚，杨四箴校长选贤重才，高薪延聘名师，如朱雪英、朱树卓、诸龙翔、林德吾、裘维琳、沈制平、钱仲夏、朱孔容、杨荫浏等，都是学识渊博、教学经验丰富的著名教师。（http://www.caqlib.cn/aspcms/product/2015-5-25/507.html）（辅仁中学曾更名为无锡市二中，2003年恢复原名）

之后我又在无锡高等师范学校教职员工名单中找到了父亲的名字，这份名单注明是战前（1911年——1937年）的（http://bxx1949.blog.163.com/blog/static/82927109201432501125817/）。

问题是，在这两所学校，为什么会同时出现我父亲的名字呢？或是他在这段时间里在两所学校都呆过？另外，他跟母亲结婚前的四十多年是怎样的？他是哪年上的大学？他到东吴大学读书是不是跟施季言有关系呢？大学毕业后哪年去的无锡？在抗战的8年时间里，父亲又在哪里工作呢？这些问题至今已无法了解到了。只记得1949年后爸爸就回到辅仁中学教书了。

第二排右四（时间、地点不详）

父亲和母亲的结合是通过他们共同的朋友裘安华牵线认识的，这已是20世纪50年代的事了（裘安华的堂哥裘维琳与父亲是辅仁中学的同事。至今与裘家的后人还有联系）。现在想来也许是在共产党的天下，父亲很忌讳跟母亲谈起他的经历，所以母亲很少知道父亲的过去。我还在想，如果父亲不到江苏师院任教，一直留在无锡，他会英年早逝吗？如果父亲活到文化大革命，他会逃得过那种摧残吗？真是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啊！

父亲1.80米的身高，喜欢打篮球、踢足球，喜欢打桥牌、下围棋，喜欢摄影。在我们住的那个江苏师院家属大院里，和他最要好的是历史系教授、常州人张梦白，他们是牌友和棋友，父亲去世后，张家人一直对我们都很好，这是后话。

摄于1954年秋，母亲抱着的是我

1957年1月9日，星期一，农历十二月初七，父亲离我们而去，那年，他51岁，母亲39岁，我3岁。父亲属马，母亲属马，我也属马。

范总路 2017年1月9日写于常州

注：我跟母亲姓范

续一

2018年，适逢无锡辅仁中学百年校庆，姐姐朱伟利收到了学校寄去的纪念画册和文集，从中又获得了些许父亲的有关信息。

大概了解到，1937年，抗战开始。10月无锡遭日机轰炸，学校于11月12日解散，包括父亲在内的不少辅仁师生都到上海租界避难，但仅仅过了十个月，1938年9月，辅仁在上海重振弦歌，正式复校，父亲闻讯毅然决然前往上海辅仁尽心执教。1945年抗战胜利，父亲随杨四箴校长回无锡复校。之后就是去慈溪武岭中学教书的一段历史了。

后排右三

一些辅仁毕业的学生，纷纷撰文怀念他们的老师，表达了他们的崇敬之心。

比如曾任浙江余杭县政协主席的1947届校友顾文浩写到：我们不会忘记高高的朱孔容先生，他那慈霭、敦厚的面容与循循善诱的敬业精神……用渊博的学识，辛勤地给我们传授中西文化，及现代科技中最必需的基础营养，启迪我们攀登更高的知识台阶和专业领域。

中国科学院院士、1952届校友秦国刚这样说：高中时代我最喜爱的课程是高三时学的物理。任课老师是朱孔容先生。他是一位具有丰富高中物理教学经验的老师，讲课概念清晰，生动活泼，再加上他的一套很有启发性的习题，激发了我对物理的深厚兴趣。

还有1934届校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薛葆鼎；1939届校友、南通天生港发电厂高级工程师陆寿康；1944届校友、曾任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所长顾景范；1949届校友、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庄惠祺等，都在纪念文章中或多或少地提到了教授他们知识的老师，其中就包括我的父亲朱孔容。

非常凑巧，我妈妈范湘萍与辅仁中学同龄，生于1918年（无锡查桥人），比父亲小12岁。因我外公是中医，所以妈妈去无锡卫校读书学医，毕业后曾在无锡普仁医院、上海普仁医院、战地医院做过护士，后随父亲调到辅仁中学做校医，曾带领学生亲手制作人体骨骼标本，从采集、清洗、消毒、防腐处理，到拼装成型，使学生在实践中学习知识。1955年妈妈跟随父亲到苏州，先后在市四中、新苏师范学校、江苏师范学院（现苏州大学）、江苏师范学院附中（现苏州十中）做校医，1975年在附中退休。2006年88岁高龄时去北京姐姐家颐养天年，如今已是百岁老人。

                                  2018年10月3日写于北京

续二

对外开放的武岭中学大礼堂

2019年4月13日，原苏州江苏师院附中69届的12位同学前往浙江宁波自驾游，自然会去溪口一玩。这是自2001年之后，我第二次有机会走近武岭中学，记得上次去的时候，只是在学校的门口向里面驻足观望了片刻，一是学校不对外开放，二是时间也不允许。而这次在溪口，居然看到学校开放了一角供游人参观，真让我喜出望外。

走进大礼堂，正面墙上挂着孙中山的照片，他的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字幅挂在两旁。礼堂横向约有篮球场大小，左边就是学校史料展览室。 校史室挂着的图板从学校的初建到复建，介绍得都很详尽，且图文并茂，校董会成员的图板占据了一个墙面。 再朝里转进另一房间，我的眼睛突然一亮，因为在这里的一面墙上，我看到了父亲的照片，这让毫无思想准备的我有点激动，原本只是想来看看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学校，不曾想在这里“见到”了爸爸！ 情不自禁的我叫来了同学，简单地向他们介绍了我父亲的大致情况，同学们在为我感到高兴的同时，纷纷拿起相机、手机，为我在父亲的像前拍照留影。

这是施季言先生，对于他我前面已作了介绍，在此不再多说。

从宁波回来后，我给武岭中学去了封信，谈了这次溪口之行的意外收获，并希望是否能从学校方面了解到父亲的点滴信息。很快，学校林老师给我回了信，遗憾地告诉我，因种种原因，学校1949年之前的资料都已不复存在，这让我的希望变成了失望，但学校则把我写就的这篇回忆父亲的文章，收入到了学校的校史馆里。林老师还寄来了学校九十年校庆的纪念册，并邀请我有机会去学校看看。就这样，我似乎离父亲又近了一步。                                         

                                    2019年8月29日写于常州

续三

今天是父亲去世63周年纪念日，再为《我的父亲》续写一些东西。
2019年5月16日，妈妈寿终正寝，享年100岁零210天，她去天堂见父亲去了！

2019年12月7日，我们为父亲、母亲在苏州香山公墓举行了骨灰落葬仪式，伟利雨南夫妇、援朝丽敏夫妇及儿子佳佳、大建、我和云霞夫妇及女儿小羽、让平阿姨的女儿徐琳朱微名夫妇，无锡老乡朱正焕金陵夫妇参加了仪式。
父亲的骨灰盒里，安放的是他生前曾经用过的两条领带。

墓地是2013年援朝选中的香山公墓，它位于苏州东山和西山之间，面朝着茫茫太湖，这让父亲母亲又看到了他们曾经工作生活过的无锡、苏州。他们的墓穴则位于公墓的百合苑16排13号。 手捧遗像的是孙子佳佳和孙女小羽（这张照片是伟利拍的）。

安息吧，爸爸妈妈！（这张照片是徐琳的先生朱微名拍的）

当天下午，伟利和我们两家共五人，特地到苏州瑞颐养老社区去看望了张梦白先生（前面文中提到过）的女儿张以定，原因是她为我们去苏州大学档案馆，找到并翻拍了两张老照片。在父亲去世后，我们曾在张先生家里看到过，但随着张先生的离世，他们家几次迁徙，照片不知被归放到哪去了，但以定说能在大学档案馆里找到刊登照片的、当年东吴大学的校刊，为此她特地去帮我们翻拍了下来。真的太感谢以定了！

前排右三 后排右三

这为父亲年轻时参加体育活动找到了佐证。
关于大学篮球队的描述，还挺有意思，为输球找到了理由，“我们的篮球队……实在没有功夫练习，在四大学将要举行比赛时，我们的球队，仍旧使人叹赏，不过，因为有几个球员是苏州文理学院的学生，有几个是上海法学院的学生，平时既少练习机会，一旦联合成军，合作上未免减色，这是我们篮球队在四大学失败的致命伤。”
                                   2020年1月9日写于常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