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看见沙耆的画是在1982年。那一年，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一切都在百废待兴之中。当时我正在上海一所综合专科学校学习绘画。记得在那个年代，我们所能看到的接触到的都是些工农兵之类的宣传画，偶尔能看到的一些世界名画图片都是些复制了再复制的粗糙的印刷品。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介绍中西方古典 、现代哲学，文化，艺术之类的书籍少得可怜。那时即使在上海图书馆，唯一能找到也仅仅是一本可能“漏网”的二三十年代出版的尼采的著作。正是在那特定的、贫乏的日子里，我们突然欣赏到沙耆早期留学比利时的作品，我们为此振奋！大幅的人体画，在比利时学习和生活时创作的风景、肖像画，是如此的优秀，它们与我们所看见的作品完全不一样！真没想到中国还藏着一位这么杰出的画家! 当时的年轻人对知识充满饥渴，对中国充满希望，他们有这样的一种强烈愿望：用知识来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的状态，用知识来报效祖国。随着改革步伐的加速，我们感觉到中国的文艺复兴将要来临：各种讲座、实验性展览层出不穷 …… 我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批从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的中国留学生。之后，我继续在蒙斯高等视觉、造型艺术大学深造。目前我在比利时从事现代绘画艺术创作，同时也在美院从事视觉造型艺术绘画教育工作。2011年我应邀参加上海国际艺术博览会并展览自己创作的作品。展览期间，有一天，沙天行和台湾卡门艺术中心的工作人员来到博览会参观，边走边谈，不知不觉地他们来到了我的画前。他们驻留在我的画前，与为我经营的女士谈起来，我这时也恰好来到展厅，我们就这样在一种友好亲和的气氛下畅谈开来，互相了解彼此，得知我侨居比利时，原籍上海人。2012年，在上海国际当代艺术展又喜遇沙天行，这之后我们也在上海其他艺术活动相遇，这也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一种缘分吧！为了纪念沙耆百年诞辰，沙天行和中国浙江博物馆请我为沙耆写篇文章，我欣然同意！我在某种程度上与沙耆有同一种历程：我在中国读了美术，教过书，到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留学，之后从事艺术创作和艺术教育工作。我对沙耆这位的艺术家由衷地敬仰。
沙耆的自画像 沙耆的早期
沙耆生于1914年逝世于2005年。他在15岁那年进入上海昌明艺术专科学校，1932 年就读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次年转入杭州西湖艺专求学。 1934 年沙孟海推荐沙耆跟从徐悲鸿学画并被接纳为中央大学艺术科旁听生. 从各历史文献记载中，沙耆在其最初的绘画生涯中，曾受到刘海粟，林风眠(他们都曾留学于欧洲)等中国艺术前辈的影响。 1936 年12月，由其老师徐悲鸿介绍，沙耆自费前往欧洲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读书。
沙耆抵达欧洲之前，也就是说20 世纪初，西方现代主义占主流地位，特别是在法国，从后印象主义开始，艺术即已明显地追求独创性、表现性、象征性、抽象性、追求个性。从野兽主义的代表人物马蒂斯 (H. Matisse), 到立体主义的主将毕加索(P. Picasso)和布拉克 (G. Braque), 从源于意大利的未来主义到主要活动基地在德国的表现主义, 从挪威画家蒙克(E. Munch) 到开辟抽象艺术先河的康定斯基(V. Kandinsky)及独具画风的保罗-克利(P. Klee), 从构成主义的创始人马列维奇(K. Malevichi)到独具特色的塔特林(V. Tatelin)，种种迹象表明现代主义发展到了顶峰。
这同一时期，传统的学院派的现实主义也同样存在。 就是在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下，沙耆抵达欧洲，从师于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的即是校长又是教师的巴斯剑(A. Bastien)。 巴斯剑生于1873年逝世于1955年 , 他曾是比利时根特皇家美术学院戴尔文(Delvin)的学生, 他也从师于布鲁塞尔美术学院的波尔塔尔斯(Portaels), 他曾去巴黎美院学习法国现实主义绘画大师库尔贝(G. Courbet)和德拉克罗瓦(E. Delacroix)的绘画, 他也曾受到印象派的影响。巴斯剑是西邕(Sillon) – 视觉艺术运动协会的主要创始成员之一。该协会主要目的是 : 与新印象主义和象征主义抗衡, 与神秘主义抗衡, 它主张回归到传统绘画, 特别是回归到丰富的弗拉芒现实主义传统中去, 西班牙著名画家委拉斯贵支(D. Velasquez)对该协会来说是一个典范。像印象派一样, 巴斯剑注重光线的重要作用, 他利用开放分散的光线, 和谐的色彩，专业的笔触，来刻画他的水彩风景，静物和肖像。巴斯剑也是个旅游爱好者，他曾经参观过许多欧洲国家、到过北非、刚果、印度、日本、中国及南太平洋诸岛。1915年他自愿参军，他被分配到比利时军队艺术部门，这使得他有幸常常见到阿尔贝国王及伊丽莎白王后。 沙耆带着其老师徐悲鸿和吴作人对他殷切的期望，总共在比利时生活学习了十年。从他的大多数绘画作品来看，他还是以素描为造型基础，采用严谨的写实手法，力求构图的均衡和平稳，从而达到学院派古典画风的和谐。沙耆深受比利时弗拉芒、巴斯剑学院派写实主义的熏陶，同时也受到印象派的影响，这可以从他早期的风景画中看到。比如，《比利时勒高培秋景》(la scène d’automne de Rokeby, 1944)、《布鲁塞尔郊外风景》(le paysage du banlieue de Bruxelles, 1943), 尤其是后者，沙耆在这幅画中，用了许多短促、细小的笔触，表现了前景 — 微风中蒿青和草在水面上的倒影，让人联想到巴斯剑的某些作品, 比如《遮阳伞下的女孩》(la demoiselle au parasol ) 中对景物的处理手法。至于中景 — 树 和远景 — 房屋村落，沙耆只是运用相对大点的笔触，将其概括性地描绘出来，没有具体的细节，有的只是这些景象在自然光线下的色彩变化。在这里，具体物象形态造型的准确性退居到次要的位置上。沙耆在这些绘画里更多的是表现一种感觉、印象。 沙耆的作品 巴斯剑的作品 沙耆的中晚期
沙耆于1946年因精神疾病的缘故，在中国驻比利时使馆的安排下带病回国。徐悲鸿闻讯沙耆回国，即聘请他为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由于疾病缠身，未能成行。这以后，沙耆长期定居在自己的老家—浙江鄞县沙村。在疾病和孤独的状态下，他将全身心投入到绘画上，他在布上、纸上、书本上画，在缺少材料的情况下，在门板上，在墙上，在柱子上画。对沙耆来说，绘画如同吃饭、睡觉已成了他的生活的一部分，他通过绘画无拘无束地来宣泄和抒发自己的情感，内心世界。
沙耆回到中国后，经历了那动荡变革的时代。由于自身的特殊身体状况，加之特殊的生活环境沙耆生活在理想和现实矛盾冲突之中渐渐失去了和中国艺术界的联系，也失去了和西方艺术界的联系，整天生活在农村，和农民为伍，但是这并没有让沙耆丧失创作表达的热情，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不再受功利、理性的束缚。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心灵慢慢得到解放，矛盾的心理得以平静，渐渐地沙耆达到了纯真的自由状态。绘画溶于自我的生活，自我的生活离不开绘画，这也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的特点。我们可以从他晚期的创作中可以看到，尤其是九十年代的作品，色彩和形状得到解放。沙耆在创作时经常会使用从颜料管里挤出来的强烈色彩，用刀和笔将其直接画到画布上，而不是象早期运用描绘性的色彩来画画。通常调色刀和笔被同时使用，笔触短小、有力，富有节奏，画面构图看上去很随意，实际上，形、色、材料的运用完全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沙耆的人物、风景、静物画中, 沙耆不再去刻意画象自然界中所看见的物体，而是将自然界中所看见的物体当作创作的最初源泉，去表现他心里所体验到的感受。在这里，一幅画可以与人物、风景、静物没有关联而独立存在，它其实是色彩、形状、线条、材料、笔触等不同艺术元素在画面上的“抽象”安排，画家以自身的感受、经验等来表达自己内心难以抑制的冲动，从而使画面充满了强烈的生命力量。这一切毫无疑问与沙耆早期在欧洲的生活经验，经历，所受的教育有着紧密联系。沙耆通过他的绘画表达了其心灵的自由，艺术上的自由！ 沙耆的作品 沙耆的作品 沙耆的作品 沙耆的作品 沙耆的作品 沙耆的作品 沙耆从早期的现实主义绘画慢慢演变到晚期的具有表现主义的个性绘画。他能够在晚年变法，这和他旺盛的生命力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和他很高的悟性是分不开的。
（本文2014年2月完稿于比利时布鲁塞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