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耀环

母亲

父亲

我们

土豆

孩子

菜叶

妹妹

婶婶

鞋底

穆桂英

    时光似水，冲刷着生命的记忆。但母亲高大的形象却铭刻在心，涤荡不去，永生难忘！

     六十多年前集宁的一个冬天，天气奇寒，北风裹挟着雪片疯狂地摔打在人们身上，脸上。恨不得连眼睛都不让人睁开。不过我们家这间狭小的屋里却总是荡漾着春意融融的温暖气息。

     每天晚饭后，我们姐弟几人洗碗的洗碗，收拾屋子的收拾屋子，一切收拾停当，简单洗漱后，便迫不及待地爬上大炕，或躺，或坐地围着母亲听她给我们讲那动听的故事。这便是我们一天中，最开心的时刻。

     外面风雪呼呼，大炕上暖意融融。炕上铺着一张被母亲擦的又光又亮的大炕席。母亲坐在中间，手里用麻绳子在纳鞋底。旁边的盒子里还放着七，八双已经粘好，待纳的鞋底子，高高的摞成两摞，用麻纸包着。一个小笸箩里放着几团搓好的麻绳，还有顶针和一包沿边儿用的布条儿。母亲只要一有空，就会不停歇地纳鞋底，打夹纸，搓绳，垛鞋底，周而复始地重复着相同的劳作。一年四季，从没见她的手闲着过。就连去居委会开会，活计也从不离手。用她自己的话说:“从老大穿上新做的鞋，到老小再穿新鞋时，老大的鞋早已露脚指头了。”母亲说这话时，脸上总是露着慈祥的微笑，没有半点埋怨与烦恼。而且，她也非常享受这晚饭后，孩子们围在她身旁的时光。

    故事开始了，今天讲得故事是《穆桂英出山》。母亲一边飞针走线，一边绘声绘色:“穆桂英三招五式，便生擒了主帅杨六郎，挟在腋下，策马回鞭时，杨宗宝大喝:‘快快放下，帅爷是家严！’穆桂英听后，满脸飞红，一着急，把公爹扔了个‘倒栽葱’”……我们几个咯,咯地笑成一片，母亲也高兴得合不拢嘴。
    母亲喜欢京剧。讲得来了兴致，还会唱上几句。一次，母亲讲到《三国演义》的“赵云单枪救刘备”时，便用京剧唱腔唱道:“当阳桥上一声吼，喝断了长江，水倒流……”我们也学着母亲的样子南腔北调地唱起来。
     母亲的记忆力特别好。一次她给我们讲《红楼梦》。讲到“王熙凤协理宁国府”一段时。顺口就背出了王熙凤的判词“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把我们都快崇拜死了。央着母亲给我们背《金陵十二钗》里每个人的判词。母亲毫不含糊，一一 背给我们听，偶遇深奥处，还耐心地做了解释。
   母亲不仅是慈母，还是严师。我们从小就崇拜母亲。
      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就在母亲的口述下给在外省的亲戚写信。写完后，母亲过目，一一纠正。再在开头和结尾，分别写上尊称和敬语。
    许多“待人接物”的礼节，都是母亲从小教会的。万万不敢造次！
     母亲启蒙了我们的文学素养。她要求我们把学会的课文全部背会。否则不给饭吃。母亲说到做到，所以我们谁也不敢违抗。

     六十年后的今天，在明亮的楼房玻璃窗前，我注视着窗外漫天飞雪，总是情不自禁地一遍又一遍地回想起那些细节。母亲那慈蔼的面庞不断地浮现在我眼前。连那一条条我当年未曾关注到的皱纹也显得如此清晰可见。       

  

    上世纪的六十年代初期，中国遭遇了特大的三年自然灾害。那时候，家计之艰难，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深刻地体会到。我父母是从河北“走西口”而来。没有家底，还要抚养一群孩子。我们家成份高，可想而知，在那个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生活更是平添了无限艰辛。父亲一介书生，只知道埋头教书。在这艰难的日子里，大家闺秀出生的母亲却表现出了异常的坚韧与顽强。
     城里粮食是供应制。我们家的孩子多，都够不上成人标准。粮食定量低，可又都处在长身体期间。家里的粮食严重短缺。比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情况严重得多。母亲带着饥肠辘辘  的我和哥哥去南门外的菜地里捡菜叶。我们一边捡，一边饥不择食地吃。那一年，我才九岁。肚子塞满了，我们便带着菜叶回家。母亲将菜叶洗干净后，切碎了煮在锅里再撒上一点点面，一锅菜糊糊  就做好了。就这样的饭，也不是想吃就能吃到的。

       地里的菜叶捡没了，我们就拔野菜。有时我们会在老乡起过山药的地里，用小锄头，翻上半天，偶尔也能找到一个半个被遗漏的土豆。这便是要“过年了”，稀粥锅里煮土豆，在那个年代里那可是美味。

    后来，母亲便起早贪黑在白泉山的小山坡上开出了一片片小荒地。在地里种上蔬菜和土豆。那一年秋天，母亲和哥哥从“小片荒”里拉回来许多土豆。我和妹妹高兴地在土豆堆里打滚。就在那一天，母亲把炉坑里烧了满满一坑土豆。烤土豆的香味充溢着整个屋子。母亲把第一个烤好的土豆，递给父亲时，父亲眼里闪着泪光，无声地赞美着母亲的辛劳付出和聪明能干。就这样，我们家在母亲的操劳中，从饥饿中挣扎了过来。

     

    如果说饥饿是降临我们家的第一灾难，那么我父亲的“历史问题”则是我们家面临的更大的考验。

    上世纪六十年代，流行着一个致人死地的词语叫“历史不清”。就是这个词语导致母亲真正地走进了生命中最艰难的岁月。

     父亲被拉走办“学习班”去了。她还得支撑着这个破碎的家，在迷茫中跋涉。

     居民委员会里，母亲十几年来一直是这里的读报宣传员。今天当她刚刚迈进办公室时，就被无情地劝回了家。

     回到 家里，几个孩子坐在一起发呆，____孩子们也都被学校赶回来了。

      从 窗外的街道上，不时地传来刺耳的高音喇叭声。一些红卫兵，抑或是工厂的造反派，呼喊着狂热的阶级斗争口号，押着几个戴着高帽子，插着大牌子，被揪着头发，别着胳膊，弯着腰的“牛鬼蛇神”在游街。敲锣声,吆喝声,夹杂着“牛鬼蛇神”嘶哑着嗓子的“悔罪”声，使人窒息。队伍走远了，“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的悲泣之声还在空中回荡。

    我和妹妹不由得就要向窗外张望，但都被母亲的目光制止住了。母亲呆滞地望着天花板，发出一声声叹息。好不容易安静了下来，又一队游街队伍更加声嘶力竭地出现了。

     记得那一天，一阵撕裂的哨音过后，只见几辆载着几个脑后插着画了红“X”的大牌子的，被五花大绑的死刑犯的大卡车从远处开来。两旁还跟着许多围观的人们。

     见此情景，母亲急忙跑出门外，快速地扫视着刑犯们的模样。最终没有发现那张熟悉的面孔后，脸上才露出一絲侥幸的安慰。因为父亲已经三个多月杳无音讯了。

     刑车走远了。母亲一把没扶住墙，摔倒在地上。

      她不能倒下！当生命中一切美好都凋零时，她只能选择接受。所幸，父亲有惊无险地挺过来了，母亲脸上也露出了劫后余生的笑容。

    

    “眼因多流泪而愈益清明，心因饱经忧患而愈益温厚。”清贫和灾难没有吞噬掉母亲善良的心性。

      父亲学校里的一个姓范的勤杂工的媳妇儿，生下孩子后，严重的营养不足。甚至有生命危险。老范无可奈何地跑来跟母亲哭诉，可又没别的办法。那吋，我们家在笼子里养了四只母鸡。从那天起母亲每天给他的媳妇儿去送一颗鸡蛋。要知道，那时，我们几个孩子想要吃一个鸡蛋，需要十来天才能攒够。妹妹年幼，眼勾勾地看着每天鸡下的第一只蛋被送给了别人，馋得直咽口水。母亲怜爱地抱起妹妹说:“这只蛋是在救命，要不范婶婶会死掉，小丫丫一定不愿意婶婶死掉对吗？”妹妹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咬着手指头跟着母亲送蛋去。

     后来，每天，当第一只蛋生出后，妹妹便踮起小脚，从笼子里取出蛋，捧着给范婶婶送去。

      经过很长时间的调养，范婶婶的脸红润了起来，孩子也有奶水了。老范两口子逢人便讲，是母亲救了她一条命。

       文革期间，父亲被整。让给学校挑水，因父亲一辈子不会干体力活。挑水时，常常摔跤。老范总是半夜，就悄悄地把学校的水缸挑满……。

    母亲一生要强，恵人无数。她有文化，她用她的坦然面对人生。无奈便升华成一种境界。她舔舐着心灵的伤口，拭干眼泪，重新昂起头来，有尊严地活下去。
    居民委员会的主任重新找上门来，她委婉地拒绝了。她抬头挺胸，脸上溢满了她“大家闺秀”的笑容。她挽着父亲的手，上老虎山遛弯儿。他们一起坐在公园的长椅上谈古论今，重拾久违的惬意。他们一起去北京,南京,太原等地，故地重游，享受山的静谧，水的清宁！
    他们陪着我去各大城市，给我女儿治病。所到之处，无不受到亲戚朋友的热情接待和无微不致的帮助。
    岁月静好，时光温怡。母亲带着欣慰和满足，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一九八三年，母亲得了胃癌。在北京三零一医院做完手术后不久，病情加重。弥留之际，父亲一刻不离地守候在母亲病床前。母亲偶尔艰难地睁开眼，轻轻地抓抓父亲的手。四目相视，无言地流着泪。

    母亲走了，父亲站在母亲的棂前，用他那浓重的山西口音，读着他对亡妻的《告别书》。

    在场的有父亲学校的老师，有居委会的干部，有街坊四邻和亲戚朋友。无不潸然泪下。有的甚至失声痛哭。父亲仍旧一板一眼地读着……

      时光流转，我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孙子孙女承欢膝下。每每孩子们拿东西来孝敬我时，我总想起当年母亲的生活。鼻子里泛起难言的酸楚。

     不能想啊！太多的片断在阳光里沉淀 ，褪成了黑白色，却鲜明地烙印在脑海中。此时，我已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