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四五月间,我断断续续地写下了自己的一些童年故事,尽管是一些鸡毛蒜皮的芝麻小事,也没有什么惊险离奇的故事情节,但多少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面貌和风土人情,也多少记录了当时人们生活中的一些喜怒哀乐。
这些用记忆串起来的故事,在我的心中是永远难以忘记。

(一)小镇风情

地处赣西永新的浬田老街是一条临水背山,长不过二里,宽仅有丈余的小街。

沿着河湾一路延伸的路面,由大小相似、排列有序的鹅卵石铺成。这条街,一直是老街人的自豪和骄傲。上百年来,尽管它深藏在鲜为人知的小镇中,但在人们的精心打造和热心呵护下,成为方圆数十里的土产杂品和商贸集散地。

听老人们讲,清初年间,这里只有几间打渔人的茅屋。几条小船长年守着这水美鱼肥的河湾,每天顶着星星出船下网,清晨披着霞光归来,收获着满仓活蹦乱跳的鱼儿,这种平静安逸的日子延续着一年又一年,直到由下游逆水而上的货船不断在这里停泊,上游那满载山货的木筏经常在这里靠岸,狭小的码头变宽了,码头的个数也变多了。这些渔夫才发现,这个河湾将不再平静了。沿着那连接上下游通往邻近几个县的江边小路,接踵而来的药材商、山货客、盐贩子、绸布商、车老板,天南地北、三教九流的人物在此汇聚,建码头、筑护岸、修石桥、铺街道、盖房屋,开店铺,历经多年,逐渐形成了这条街市。

街两边,是数十家各种各样的店铺,有珠宝店、绸布店、裁缝店、百货店、药店等等,成为莲花、茶陵、攸县以及宁冈、安福等周围几县商贸经营的集散地之一,而店铺老板则来自更远,开药店的大部分是樟树人,开绸布店的大多数杭州人,开珠宝店的都是长沙、武汉人,而裁缝店、百货店以及日用杂货饮食豆腐店的基本上是本地和周边县的人。

街上店面的建筑风格和装修格调至今还保有一些特色,店面大都是木架结构,一般以二层楼为主,楼下前店后厨中厢房,楼上住人兼做仓库;也有少数几家富商老板建起了三四层的高楼,店门外点金漆釉,梁柱上描龙绘彩,斗大的金字招牌高高挂起,显得端正大气和富丽堂皇。小一点的店铺一楼临街门厅是十多块宽 一尺高丈二左右的木铺板当墙,一个三尺长的柜台,每天早上开门要先卸下铺板再打扫干净门前才开始营业;二楼是住房,临街门楼外面是一个三尺左右宽的阳台装有木雕葫芦栏杆,里面是菱形、方形、圆形、花瓣形等等各种各样窗格做成的隔板,上面装饰花鸟人物,在阳台下的门楼上方悬挂风格各异的木刻店名招牌,显得古朴简洁。

临江一边的店铺都是建筑在护岸墙的基础上,护岸墙全部由块石筑成,高约一丈余,各家店铺在后门搭有凉台,高高的悬挂在江面上。每到夏天的晚上,河中洗澡的孩子们在大人们的守护下相互泼水嘻闹,凉台上坐着纳凉的人们在喝着清茶摇着蒲扇,与邻居们隔空聊天,江面上倒影着点点灯光,伴着浪花在月光下闪烁,夜幕下的河湾显得那么悠闲,那么迷人,犹如世外桃源,人间仙境。而一到冬天,一团团乳白色的水汽随着晨风从江面上升起,给老街披上了一层朦胧的面纱,若隐若现宛如仙境,就像一幅浓墨淡彩的山水画卷。晨雾中,码头上女人们那此起彼伏的卟卟啪啪捣衣声、男人们装船卸货那低沉浑厚的号子声以及混杂在淘米洗菜、担水挑货中的男女叫骂嘻笑声,这一切都伴随着袅袅升起的炊烟在空中回荡。

这时的老街,仿佛又像一幅充满温情充满生机的民俗风情画,令多少老街人留恋难忘。

(二)寂寞风景


早些年,随着穿镇而过的新街公路和禾水河上拦河大坝的建成,使老街的陆路废了,水路断了,商铺逐渐迁走了。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这条繁华的老街看不到以往叫卖叫买的热闹,连排的店铺也不见了昔日迎进送出的人流。这时的老街,尽显岁月的苍桑和无奈。

听我爷爷说,修新街、建大坝是老街衰落的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解放后政府对工商业者实行了公私合营,老街的所有私有企业、店铺都并到当地国营商业和集体企业中。新的公司和商店都在新街上,老街成了一条单纯的居民街。

我爷爷在解放前开了间洋袜店,买了几台织袜机,成了前店后厂自产自销的小手工业经营户,公私合营时公家嫌资产少不要他,只能进镇上的集体企业做事。为了弥补家用,我奶奶也常常在门前摆个小摊,贩卖一些香烟、水果和零星杂货,每天赚上几毛钱。我记得香烟是拆开按支卖,西瓜是切开按块卖。经济牌香烟九分钱一包,拆开卖是一分钱一支。那时的人们手里没有几个钱,常常见到一些男人,半天才摸出一枚五分硬币,买一根烟还要找回四分钱。

老街的男人们每天都要早出晚归挣钱养家,大白天留下的都是女人和孩子,成了一条名副其实的女人街。虽然女人们没有工作,但她们纺线织布、缝衣做鞋,操持家务等都有一套,照样撑起了家庭半边天。

每到午后的空闲时,冷清清的街上便有不少女人陆续出现,她们中有年轻的少妇,但大多数是人到中年身体有些发福的妇人。她们在自己的店铺廊前放着一条小凳,摆上一架纺车,或拿来针线篮子,互相招呼一声,便有的纺棉线,有的扎鞋底,有的做鞋垫,有的缝补衣裳,各自忙开了。

纺棉纱的棉花主要产自本地,离老街下游两三里远的九西洲上,面积有好几百亩,年年都是春植棉花冬种蚕豆。用洲上产的棉花织出的“家机布”,格外耐磨经穿,是老街周边百姓做衣服首选的布料。

做鞋扎鞋底是这些老板娘的传统手艺。她们做布鞋的原料都用废旧棉布做鞋底,用青、蓝或黑色卡其布做面,再自己搓苎麻线扎鞋底。老街女人做的布鞋样式很多,有棉鞋、单鞋、绣花鞋等等,乡土气味浓厚。她们中手儿巧的最快一天可以扎一双鞋底,密密麻麻的针脚,透露出她们的勤劳和辛苦。

扎袜里底(鞋垫)基本是老街少妇客娘们的专利。老街女人做的鞋垫,做工考究,图案多变,用白布或各种色布为面,然后用色线细针密缝,显示出各人的才智与本领来。为了挣钱补贴家用,老街女人做的这些绣花鞋垫,大部分是摆在小摊上卖的,每双价格在三至五角之间。

女人们的手面功夫不同凡响,一双巧手在看似在闲聊中忙不停歇,但又显得十分轻松灵活;而嘴上的功能也非常了得,这家家门前的女人就像各自在演戏,她们聊东街的媳妇西街的小儿,说扒灰的家公偷腥的寡妇,家长里短,油盐柴米,叽叽喳喳的话语声,嘻嘻哈哈的笑骂声,从街头响到街尾,街坊邻里的故事在她们的嘴里永远没完没了。

远远地从街头望去,这一溜清一色而且并不大年轻的女人们犹如一条弯弯的长龙摆头显尾,吸引着不少路人的目光,为这条略显冷落又觉寂寞的老街带来了一道清新独特的风景。

这道风景,在我童年的心里一直留下深深的印象。

(三)禾水悠悠


禾水河是永新的母亲河,也是傍水而居老街人的生命之河。

禾水源于武功山南麓的莲花县,一路聚水汇流,穿山过坳,由西向东,蜿蜒而下。到浬田时,已是一条宽有数十至上百米的“大江”。丰水时节,江水奔流,浪花簇涌,小有气势。有人曾作诗赞叹:禾水河,浪连波,风里雨里都走过,奔流不息无数年,滋润永新好生活。

这条悠悠荡荡的禾水河,从小就在我的记忆中。上百年来,它默默地见证着老街的兴旺与衰落,陪伴着一代代老街人的繁衍生息。就连街边那几个伸展到河中的小码头也有过曾经的自豪,人们每天洗衣浆被、淘米洗菜、挑水运货都离不开它,码头上的每个被踩踏得油亮凹陷的青石台阶就是一个最好的见证。

小时候,我最喜欢在河边玩耍。那时河水十分清澈,河边的浅滩沙软水清,河湾的水底水草丰茂。河对岸是一片种植花生、芝麻和西瓜等旱作物的河滩洲地,这也是一些孩子们趁晚上洗澡时经常光顾的地方,弄得对岸的村民十分恼火。还好那时地是生产队的,搞的是集体经营,后来每当瓜果快要成熟时,队里便在岸边搭起个棚子派人守夜看护起来,这才断了这些人的路。打水仗是老街孩子们的传统项目。每到夏天,大家便呼兄唤弟地下河玩水了,有的还抱团结伙挑起纷争打起了水仗,弄得双方互相拨水,河中水花飞溅,这样闹个半天,直到精疲力尽,却谁也不肯认输。

俗话说,易涨易落山溪水,禾水河就属于这类性质的河。每年端午前后,平日里温顺的河水便开始变得不安,几场大雨下来,洪水便涌上街头,成了一片汪洋。当街上水深过腰时,大人们便提心吊胆,生怕洪水冲垮这些木结构房屋而危及家人;小孩们则一脸惊奇不知愁,坐在楼台前看着一街洪水,嘴里唱着洪湖水,浪打浪......。当洪水开始退去,水不过滕盖时,各家的孩子们便不顾大人们的禁止和警告,纷纷下楼到街上玩水嘻闹,到码头高岸上看大水。在激流浑浊的洪水中,可以看到不时漂过的一些大树、条木、房梁、农家俱和已淹死的鸡鸭猪牛,沿河也聚集着几个胆大水性好,要财不要命的人,他们赤着上身肩挎一大圈麻绳,绳头吊着一个三爪铁钩,只要河中冲来了木头或家俱之类的东西,便瞄准目标连爪带绳一甩就中,然后慢慢拖到岸边捞上来,有不少人一天就捞到几十根木头,发了笔小小的大水财。

临街的河湾还是一个藏宝之地,曾经给不少居民带来过小幸运。当年有位妈妈见儿子在河里玩水不愿上岸,便在河边抓起把砂子想吓吓他,忽然发现这随意一抓竟抓到一根金钗,喜得她半天不敢相信,接着附近的人也在河边翻寻,果然也找到了一些被沙子磨得发亮的铜毫子、铜钱仔。这消息顿时传遍了老街,使不少老街坊们想起当年“走日本”时留下的一些传说。为了躲过日本鬼子的烧杀掠夺,许多店家顾命要紧,携老带幼怱怱忙忙弃家而逃,而大量的钱财只能埋藏起来,在漫长的逃亡路上,有不少人家惨遭不测一去无回,加上一些店铺被抢劫一空甚至被放火烧毁,许多埋下的东西也成了一个迷。这次河边突然发现的“金银财宝”,很有可能是被洪水冲出来的,这事不仅勾起了人们痛苦的回忆,也引起了不少人淘金的兴趣。于是人们纷纷涌向河边,有时差不多把这两里来长的河湾都挤满了,成了老街河畔的一道独特风景。

在那段日子里,有人淘到金戒指,有人淘到半截金项链,至于铜毫子、铜钱仔和一些破损的小件银铜器等能卖钱的东西则被更多人收获。人们在河边沙子中淘过后又转向河中的沙底下淘,我们这些没有学上的小孩儿则成了淘金队伍的主角,每天在水中淘上小半天,都有几角或块把钱的收入,而这些钱往往让我们激动得数来数去好几天。

那时候,河里的魚还特别多,只要随便丢点饭粒下去,就会引来成群结队的魚儿争抢。每天早晚街坊们用竹篮提着碗筷到码头上清洗的时候,河里的魚儿便蜂涌而上,争先恐后地抢夺着洗落的饭粒和剩菜渣。尤其是当有人在码头上剖鸡宰鸭拔毛清洗时,那弃之河中的鸡肺盲肠和气管食袋等杂物,便成了魚儿争抢的美食。每当见到此情景,女人们便悄悄的拿起捞箕或竹篮飞快地住水里一捞,便可捕到几条活蹦乱跳鳞光闪闪的小魚。更有一些捕魚者,早在一边拉开了魚网,只见手一甩网一撒,水中贪吃争食的大小魚儿基本都落了网,待收网后发现这一网少说也有两三斤,那时的小河魚虽说不值钱,但每斤起码也能卖几角
钱。


这种魚肥水美的生态环境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就被人们慢慢地改变了。首先是街上有人弄来了炸药炸魚,他们一个魚炮丢下河,水面白花花的一片,刚开始每一炮能炸个上百斤,后来炮放多了魚就少了,接着又有人用魚藤精毒魚,在急水滩上一倒,整个一条河的魚全被毒死光。再后来改革开放,有了采砂船,机器日夜不停地把这条河湾挖个遍,使得这一河湾千孔百疮,河水不再奔涌,魚儿不再游戏,直到今天还感觉到这段河湾寂寞得缺了生机,河水缓慢得少了活力......

哦,这也许是沧海桑田变迁中的一个瞬间。只是我从心里头不愿我的生命之河从此黯然失色,留在记忆深处的,依然是那条悠悠荡荡的禾水河......



(四)童趣盎然


我的童年就是在禾水河边的这个小镇上度过的。那时候,尽管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比较低,但传统而丰富的民间文化和游戏活动,仍然带给了许多人儿时的欢乐和回忆。

记得当年的镇上只有一座小学和初中,一些学龄前的孩子每天只好三三俩俩地聚在街边空地上玩耍,几位空闲无事的爷爷奶奶和大妈也常常在一旁照看着,她们会时不时地教我们唱童谣、猜谜语、玩游戏,这些童谣、谜语和游戏经过几十年岁月的浸染,却有不少还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那时在孩子中流行的童谣,充满着乡土情趣,就拿《蒲哩冬瓜》这首童谣来说,是十几来个小孩围圈圈玩丢花或藏小手巾游戏时,一位大妈教会我们的:
大妈:哎嗨,
小孩:哪银(人)?
大妈:过路银(人)。
小孩:来做呱(什么)?
大妈:来格看呀蒲哩冬瓜,
小孩:蒲哩冬瓜还恁(没有)打花。
接下来继续一问一答,显得童趣盎然一一
“哎嗨,
哪银?
过路银。
来做呱?
来格看呀蒲哩冬瓜,
蒲哩冬瓜还见拳头股大。
哎嗨,
哪银?
过路银。
来做呱?
来格看呀蒲哩冬瓜,
蒲哩冬瓜还见缽仔大。
哎嗨,
哪银?
过路银。
来做呱?
来格看呀蒲哩冬瓜,
蒲哩冬瓜熟俚。
哇哈!抢啰!”
随着一声 “抢啰”,眼尖手长脚快的很容易抢到小伙伴背后的花或小手巾,也有争先恐后地抱作一团,陷入一片兴奋的叫声中……

在我的印象中,记忆最深刻的是一位早年开药店的老奶奶,她教童谣时那无拘无束信口而来的神态,让人易记易懂又朗朗上口:
“月光哥哥,借个筛箩,
打个米果,送给姥婆。
姥婆开亲,开到樟陂,
樟陂车水,车到老居。
老居请客,请到陶客,
陶客夹肉,夹到肥肉,
肥肉溜溜滑,狗仔台下揹(扯)。
肥肉恁(没)熟,锅里煮过,
煮一煮,煮做水,
煨一煨,煨做灰,
晒一晒,叼俚(鸟儿)揹得冇半块。”
这些几十年甚至数百年流传下来的童谣,虽然说不上有多少文采,但却是我们永新民间生活的一个真实反映。

还有《捉蛤蚂》这首童谣,曾经是孩子们游戏玩耍时经常念在嘴上的一首:
“捉蛤蚂,打铜鼓,吹唢呐,卖屁股,
要你文就文,要你武就武。
拿刀来,割开肚,割出油来煎豆腐;
今曼(天)豆腐好吃,明曼(天)豆腐孬吃,
叽里呱啦捡棉花,捡到大姐门前过,
大姐哇(说)我偷了鸡冠花。
寻得娘来丢了爹,爹在树上摘木瓜,
娘在河里洗韭菜,洗一皮,捞一皮,
捞得鱼仔虾俚出眼泪;
上干塘,下干陂,干出鲢鲤草鱼七八斤;
娘吃脑,爹吃尾,留出中间谢大姐;
大姐夹一夹,夹到鱼个逼,
二姐翘一翘,翘到鱼个脑。
妹俚嫌少俚,筷子耐磕俚,
磕一磕,磕烂个烂蒸钵。”
这貌似不雅又汇聚着乡间俚语的童谣,是镇上的人们口口相传下来的,记得那位奶奶说是她的奶奶教给她,流传至今不知有多少年了。

有时候没事的大爷和大姐姐们也参与到孩子们的队伍中,教会了我们玩口头文字的接龙游戏:
”哩哩啰啰卖龙,
哪龙?乌龙;哪乌?墨乌;
哪墨?香墨;哪香?檀香;
哪檀?酒坛;哪酒?冬酒;
哪冬?隆冬;哪隆?火笼;
哪火?煻火;哪煻?米糖;
哪米?糯米;哪糯?筛箩;
哪筛?干晒;哪干?油缸;
哪油?水牛;哪水?大水;
哪大?我大,我大,我最大。”
如有谁接不上,坐在一旁的大姐是要替大爷拿小竹片打一下手心的,那时候我的小手掌可挨了不少打,但也长了不少记性。

在我童年的小镇上,算命的龙先生(瞎子)最会编谜语 。那时镇上人家还没有电视机,平时的晚上大人们都坐在自家门口谈天说地打野哇,孩子们则坐不住东藏西躲捉迷藏,但只要那龙先生一出现,就会立刻聚合着街上许多小孩,纷纷喊着他出谜语。他出的谜语大多是人们日常生产生活中的物品,或者是一些其它常见的东西。比如,木锯的迷面是:一条银白蛇,九十九个牙,日里走人家,晚上挂上壁;水车的谜面是:长长一条街,沿路挂招牌,下雨没水喝,天旱水浸街;家里的打水竹筒是:喜鹊尾巴长,日里洗澡,夜晚乘凉;挟柴伙的火钳是:两弟兄一样高,天天早晨捡柴烧;煮饭的铁连鋡是:四个奶俚仔,抬个鼓仔俚,大路不去走,专走火炉里。

还有一些生活中离不开的食物、动物和用具,他也妙语连连形容贴切:
钩连钩,挂牵挂,两把斧头共个把(豆芽);
生吃得,熟吃得,放到砧上切不得(水);
石板上种籽,木面上开花,刚刚团圆,又要分家(作豆腐);
雷公吼吼雨沙沙,落还落复落脚下(砻米);
园里一园菜,兜兜一样大(瓦);
朝地一个坳,仰天一条槽,槽里一个眼,眼里一根毛(织布梭);
两弟兄一样高,有肋骨肚肠冇(楼梯);
枣子长枣子大,放满一房装不下(油灯火);
一丘田,四个角,中间一个红脑壳(炭盆);肚皮连肚皮,木心在肚里(磨);
一朵红花头上开,身穿衣衫不用裁,虽然不是英雄汉,能叫千门万户开(公鸡);
头戴红帽子,身穿绿袍子,行路唱曲子,坐下捞胡子(苍蝇)。

其实那时的我脑子特别笨,去猜谜语完全是凑热闹,因为不管猜中没猜中,龙先生都会把准备好的一把豆子糖每人发给一粒。别看这价格低廉黄豆子大小并染着五颜六色的豆子糖,它的激励作用却不小,每次都吸引着我们拼着小命绞尽脑汁地去猜谜语。

就这样,在爷爷奶奶们春风雨露般的关怀下,我们无忧无愁快乐地成长,转眼就到了上小学的年龄,终于背上书包一路蹦蹦跳跳地进入了镇上的小学。

学校每天下午的课外活动,是放学前最开心最放松的时候,也是同学们特别盼望的时刻。各班的老师都要组织大家学跳舞学唱歌,或讲故事做游戏。在教室里,在操场上,处处可看到或听到同学们天真烂漫,活泼可爱的歌声、笑声和加油声。 

在课外活动中,我们低年级的男生常玩的游戏是老鹰捉小鸡,由一人当母鸡,一人当老鹰,其余的当小鸡。小鸡依次在母鸡后牵着衣襟排成一队,老鹰站在母鸡对面,做捉小鸡姿势。游戏开始时,老鹰叫着做赶鸡动作。母鸡要拦住老鹰极力保护身后的小鸡。老鹰叫着转着圈去捉小鸡,众小鸡则在母鸡身后左躲右闪,稍不留神就会抓住,整个游戏惊险连连,好不刺激。

比较激烈的游戏是碰拐 。即两个男孩之间的一种对抗性游戏。游戏时,双方单脚落地蹦行,另一只腿折攀起来,用膝盖向对方进攻。进攻方法多种多样,可磕、压、顶、砸等。游戏规则为谁被对方磕倒或双脚着地即输。

还有打陀螺、滚铁圈、弹波璃珠丶踢键子等,也是我们经常玩的项目。

而女孩子则常常是把跳房子、跳皮筋、跳绳等游戏作为她们的选项。

跳房子 ,就是在平地上画几个联起的方格图形,参加人用一碎瓦片,称为瓦子。抛瓦子于第一格,单脚跳动,蹴瓦子向前,一格一格跳过,行进中瓦子压界线,或脚踏界线,或双脚着地,或跳至一格脚动二次,都算犯规出局等待下一轮重跳。按规则跳完一个来回,即算跳完一格,再抛瓦子于第二格,由第二格蹴瓦向前。跳完全部格子,取得资格,背对房格,将瓦子由头顶向后抛出叫背瓦,瓦子落在哪一格,哪一格即为胜者的房子,胜者在这一格画上记号,名为盖房子,此后胜者再跳至自己房子的一格时,可以落脚休息,而别人必须蹴瓦跳过这一处房子,若瓦子落在别人的房子里,或压了别人房子的界线都算犯规。背瓦时出界或压杠,也算犯规,当次所跳格子无效。最后以盖房子的多少排名次。

跳皮筋 则是由两人分执皮筋两端,牵直固定,参加者即可在皮筋上来回踏跳,技术好的双脚可跳出许多花样。

还有跳绳 、翻绳、拾石子、抬轿等许多游戏。在这方面,女孩们的天赋和优势则充分地表现出来了。她们脚步敏捷,身子轻盈,心灵手巧,跳绳翻绳和拾石子的花样很多,让人除了羡慕还是羡慕。
……

童年的时光像春风里飞舞的彩蝶,童年的记忆像阳光下绽放的花朵,童年那多彩的生活,童年那美丽的岁月,将注定牵伴着我们的一生。愿我们能常怀一颗儿时的心,因快乐而欢笑,因简单而自豪,因纯真而无忧,因兴奋而奔跑,把那份久远的笑声,那些无忌的言语,那种天真的烂漫永远珍藏在心底!

(五)左邻右舍


曾经的老街,虽不能称为商贾云集,但也是一个热闹之地;街上的居民来自五湖四海,经过几十上百年几代人的磨合,后代的老街人更显得吃苦耐劳,与邻为善。

当年我家的邻居中有开药店行医的,有杀猪的肖家兄弟,有做豆腐的胡家老板,还有照像的刘家、剃头的吳家以及打铁的疤子,做面的鳌头....,直到今天我还依然记得那几间老字号的店铺,如卖南北杂货和绸布的仁货祥、利记,买药兼看病的太生堂、回春堂等。还有些大店铺在刚修新街时就搬走了,解放后划阶级时的资本家大都在新街上。这些小资本家公私合营后虽然也成了国家职工,但在政治上却屡屡遭受磨难,每次运动都要受批挨斗。新街还有几个讨了两个老婆的资本家,推行新婚姻法时政府要她们离婚都不肯,谁也不愿意走,就这样镇里只好睁只眼闭只眼,继续让这些资本家和大小老婆们生活在一起,结果生了一堆儿女,一直到老她们相处也很和谐。

周先生在浬田是一位名中医,平时找他看病的很多。他人矮矮胖胖的常穿着一件蓝布长衫,住在我家斜对面,他老婆姓苏,镶着两颗大金牙,咀里整天含着个翡翠短烟斗,是个老烟枪,不过她性格豪爽,出手也大方,在那个物质奇缺的年代,她经常在我面前变出几颗水果糖,开玩笑地许诺亲她一口就奖一颗糖,我嫌她嘴上烟味大,宁愿不吃糖也不去亲,但每次她还是揪着我的小耳朵给了糖。她家子女不在身边,平常一些病人为感谢周先生的妙手回春送来的鸡鸭魚肉,邻居们也时常能沾上点光。周先生育有一男二女,日子过得很富足。文革开始后,他在吉安造纸厂工作的儿子,成了市里造反派的头头。据大人们说,他儿子正准备赴北京参加毛主席的接见,却突发急病不治身亡,留下了新婚的娇妻和年迈的父母。老来丧子的打击,使周先生夫妻俩当场病倒起不了床,两个在省城读书的女儿,跟着学校的红卫兵去外地串联不知去向,小媳妇年轻只知哭哭啼啼,好在邻居们都来帮忙才料理完他儿子的后事。病好后,周先生就收手再也不行医看病了。

春回堂是个比较老的药铺,老板姓陈,是个地道的永新人。在这遍地药店都是樟树人的老街也算是鹤立鸡群。说起来这间药铺也是从他爷爷手上传下来的,到他接手时己是六七十年的老字号了。我上小学时,陈老板己近四十,在镇上的新华书店工作。他的一儿一女已上初中,我们家之间只是用一层木板隔开,相互说话都听得到,就连厨房里炒菜的香味也可闻到,经常是谁家有好菜,只需端出厨房到后凉台就可互相吃到了。还有谁家有个伤风感冒头痛脑热的,只要多咳几声隔壁邻居就知道,接着便拿来一些根根草草煎水喝便好了,小时候我的几次感冒发烧就是这样治好的。我还经常在他家里睡,他儿子一人睡楼上,我只要从楼上未封闭的栋梁下爬过去就行,不需要从大门进出。那时候的邻里之间很信任,沿街相邻的房子只要把平时栓住的隔板打开,便可相联相通的,也从不会耽心家里会丢东西。

陈家也算是老街上的小康之家,家里还有当官的亲戚。有一天我看到他家厅堂坐着一位高大健壮的男人,方桌上放着一个小匣子,里面传出阵阵歌声,我见过大盒子的收音机,但这么小的半导体收音机还是第一次见到,后来他们告诉我这人是个副县长。尽管陈家的生活无忧,但人丁一直不旺。他家居住的两个相联店铺,原是他祖父留给陈老板兄妹二人,只是他的妹子受孔夫子封建思想影响太深,加上性格软弱未见过世面,嫁得一个上过大学堂的本地商人之子,新婚之夜受不了男女之间的肌肤之亲,而恰恰该男子兴奋得还未入门便见花谢了,气得她连夜跑回家呑黄玉细石自尽了。当年的这事在老街传了很久,弄得陈家颜面失尽。

老街分为上下街,下街又紧连着窑岭村,村里有个老人外号叫龙妹黑子,究仅什么意思谁也说不请,只晓得他年青时在武汉的茶馆里做过伙计,泡茶品茶有一手,时闻故事讲得好。我依稀记得他长得不高不矮,黑黑瘦瘦,下巴上有几根黑白相间的山羊胡子,手里常拿着根长烟斗,吸起烟来都是长长的一口。每到夏日的晚上,街上的大人小孩便搬出竹椅橙子,坐在门前点起油灯打起野哇,这时只要龙妹黑子一出现,必定会被人拖住,不讲一段故事不让走,这样一条街,往往要被街坊邻居们拖住好几次,才能脱身回到家。不过为了听故事,人们都会恭恭敬敬地端上橙子,泡上茶,递上大蒲扇,洗耳静心地听着故事。龙妹黑子起首都要吸上一袋烟,喝上一口茶,咳上几声清请嗓子,然后便开讲。我听过他好多故事,有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罗通扫北,还有封神演义、杨家将、今古奇观等等。通过他绘神绘色的描绘和声情并茂的讲述,至今还在我心中留下了薛仁贵、穆桂英、花木兰、樊梨花等不少英雄形象。

在我家另一边的店主原是个纸衣匠,手虽有残疾,但比正常人还显得灵活,人们都叫他老万,意思是他能千变万化,随意点的则喊他万生痹俚。解放后禁止搞封建迷信,他便没有一个正经的职业,平时靠修个电筒配把匙锁,或钉双靴钉补个轮胎挣些小钱来维生,家里的儿子比我大两岁,我也经常跟他在一起玩。万生痹俚虽没读书,但脑子精灵,常常会干出些让人惊奇的事来。在下街街尾有一条小溪流入禾水河,他曾突发奇想地要利用溪水来发电,并立马就干起来了。先是用石块筑坝拦蓄溪水,这是工程量最大也是很关键的一步,不少人看他一个人手提肩扛,搬石垒坝,忙个不停,不知他要做什么的,直到数天半月后这条坝修好了,并在中间留下的溢口上装上水轮机,人们才似乎明白了什么,接着他又马不停蹄地把自制的小发电机也安装好,还特意接上一个大灯泡,用竹杆挂在靠近街上的一边。到了晚上附近的街坊邻居们都闻讯而来,想看看这电灯会不会亮起来。果然不出大家的预料,随着闸阀一开水轮机一转,发电机也嗡嗡地转起来了,看热闹的人也很兴奋,对着准备按下送电按钮的老万齐声叫着:“一、二、三,开始!”顿时那灯泡慢慢地一闪一闪地亮了起来,人们高兴地大声欢呼热情称赞。要知道当时整个镇上只有一台柴油发电机,大多数居民家还是用煤油灯照明。这老万的发电实验成功,给了许多人一个美好的希望和遐想。可惜的是,不久后的一场暴雨,把老万辛辛苦苦筑的坝给冲垮了,水轮机和发电机也冲走了,使得老万这个发电梦也早早地破灭了。

连环画在当年我们这些孩子们中是最受欢迎的。随着我的几个弟弟和妺妹的出生,小小的门店己住不下一大家的人。爷爷就近在街对面的巷子里租了一栋二层小楼,这户的主人几年前就随大学毕业的儿子到武汉居住,与我爷爷也是老街坊,房租也就特别关照了。有一次我跟小同伴们在新租屋的楼上玩捉迷藏,发现房角的大柜子里还有几个小箱子,里面全是书,而且有个小箱里面全是些半新的连环画,这个发现让我高兴死了,于是我便天天躲在家里看了起来。当时正是文革时期,抄家的记忆还很深刻,尽管我很小心地不拿到外面去,但还是被街上的孩子们发现了。他们都想借几本看一下,却被我拒绝了。后来不知谁想出个主意,说一本图书用一个毛主席像章来换,一个礼拜再把书归还,像章就送给我。我想只要图书不丢失,我还能得到不少的像章,是件很划算的事。要知道,文革中的毛主席像章是很流行的。但事后被换走的图书一本也没有拿回,而那几十枚毛主席像章至今还有几个在我家中。

......
这些鸡毛蒜皮的故事都是我曾经过见过和听说过的,在那时候也算是一些生活中的琐事吧......

(六)文革风云


正当我处在对社会充满好奇又渴望了解的年龄时,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把小镇平静的日子给打破了。

那一年我在浬田小学读书,记得文革开始不久,学校的一些年青教师便成立了红卫兵,戴上红袖章,跟着造反批当权派,校长戴着纸糊的高帽子挨斗受批,一些业务骨干老师也被贴上大字报和受到批判,闹得学校人心惶惶,一片混乱,不久学校也就停了课。

不要上学的日子给了我许多难忘的记忆。镇上在街道两边搭起了长长的大字报栏,浬中的红卫兵和镇里的造反派每天都贴上各地红卫兵活动的信息和造反夺权等内容的大字报。看大字报成了小镇居民每天必做的一件事,我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养成了喜欢看各种字体毛笔字的习惯。每当县里来的宣传车喇叭喊得震天响,我们一群红小兵都会跟着汽车跑,争抢着他们散发的传单和五颜六色印着毛主席语录的小纸片。隔三差五地还有一队队大串联的红卫兵风尘朴朴地路过小镇或住上一晚,镇里专门指定了街上唯一的旅社作为红卫兵接待站免费提供食宿。这些串联队伍来自全国各地,他们有的赴北京去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有的去革命圣地延安,还有的上井冈山红色根据地或去韶山毛主席故居学习革命传统,传播革命火种,并且常常是不顾长途跋涉的疲劳,放下背包就上街向群众宣传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意义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那时的小镇热闹非凡,南来北往的红卫兵传递着各种信息,使得不少人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当地的一些造反派高举着“破四旧,立四新”的大旗,对老街的住户进行了全面大抄家,收缴了不计其数的古董、书画和属于“四旧”的东西,堆满了地处郊外的镇礼堂的一个戏台。我就亲眼看到家里的瓷器、古书、字画和一些铜锡制的生活用具都被抄走了,影响特别深的是隔壁的人家原是几间药铺的老板,家里有一条祖传的用古铜钱编织的双龙戏珠帐帘,也被造反派用箩筐抬走了,放在今天不知要值多少钱呀!

无学可上又无事可做的我,整日里除了跟小伙伴们呆在街上缝衣社或理发社听师傅们讲各地新闻传小道消息以外,有时还去野外替家里检点柴火。浬中是我们去得最多的地方,那时学校处于无政府状态,师生们都在停课闹革命,砸烂的桌椅满学校都是,我们挎着畚笼(筐)进校也无人管,开始是检被砸坏桌椅的腿,几次以后大家又把一些课桌的樟木面板检回家,后来又用这些樟木板按鞋样做成木板拖鞋,穿上走在街上的哒的哒响声一片,很有成就感。有一次我们还发现学校空无一人,图书馆的大门也被撬开,进去一看乱糟糟图书洒满一地,一派劫后的惨象,我们看后心里也有点害怕,便随手检了几本书跑了出去。

还有一次,我们老街上的几个小伙伴到瑶珠岭上的镇礼堂周边检柴火,其中一个胆子大的爬上礼堂窗台往里一瞧,只见戏台上乱糟糟的堆满着坛坛罐罐、古书画轴、青铜器皿等等“破四旧”收缴来的物品,令人眼花缭乱。恰好不远处另一个窗的玻璃坏了,杉木条做的窗栅栏很不结实,用力一扳便断了一截,刚好能钻进一个小孩。爬过窗洞进到里面望着满戏台的东西,眼见别人尽挑银元铜钱拿,我也学着捡了两枚铜钱和两个牛骨色子,心想铜钱用来做键子底座踢,色子用来甩点子玩。出来时我看见其他人的口袋都是鼓鼓的,好像拿的还真不少。后来有几次发现这几人从废品收购站出来,估计他们又偷偷摸摸去“拿”了,那时对这些属于“四旧”的东西没有专人看管,大人们都参与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去了,也就便宜了我们这些小屁孩。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不断推进,县里的两个最大的红卫兵组织即造反军与兵团开始搞起了“文攻武卫”,县城各单位揪走资派、揪黑帮份子成了造反派斗争的热点。父親成了全县文化艺术界的反动学术权威和黑帮份子,整天挨批受斗,就在造反派准备召开一次万人大批斗会的前夕,父亲及时联系上老家的叔伯兄弟们连夜把他带回心田村躲起来了。城里的血雨腥风也刮向了浬田这个小镇,给我家也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大多数镇里的老人或因在解放前做过什么,或因成份问题等各种因素被挂纸牌戴高帽子上街游斗示众,在那一溜长长的游斗队伍中,我的爷爷也在里面。我至今还记得,那一天太阳很毒,天气很热,那一排被游斗的人大多是上了年纪的,他(她)们浑身是汗,脸上抹的墨画的叉也被汗水染得一脸红红绿绿,游街锣鼓开道,两边红卫兵高呼口号,尤其是一个女红卫兵喊的尖声刺耳。后来,我不明白地问爷爷,我家成份是小手工业,怎么跟那些地富反坏资本家们一起游街呢?奶奶在一旁告诉我,那是你爷爷在解放前曾经代理过街上一个月的保长。

爷爷是个和蔼可亲又老老实实埋头做事的人,也是一个公私分明从不沾公家便宜的人。他在街道染印店做事,为印制红卫兵的红袖章,从刻版、印刷到整理清点,常常一天累到晚,从没叫过苦。他还经常早出晚归下乡上门去为群众染布染衣,收入全部交公,从不敢截留一分钱。他还在食品厂做过事,有次加夜班我也跟着去了,那时刚好是去包装芝麻米糖,看得我直流口水,爷爷也不愿拿一粒给我吃,旁边的一位大妈实在看不过才悄悄的给了我一颗糖。爷爷就是这样的一个好人,怎么也要挨批斗呢?实在是搞不明白。

文革中,造反派和保皇派之间斗争十分激烈。两派之间只要一碰面,便怒目相对,举臂挥拳用毛主席语录互斗辩论喊口号,如果一方人少则常要吃亏,一些女生往往被遭受剪头发、画花脸等待遇,个别性格刚烈的女子为此还跳河自杀。文革中的两派斗争,把同学变成了陌路人,把师生变成了敌人,但同一战壕的战友们也有日久生情甚至结成伴侣的,当年浬中就有过一对师生恋,他们结婚时举行的是一场火线婚礼,结婚仪式一结束,便双双投入到与保皇派的斗争中,那一次武斗,伤了好多学生,曾轰动一时。几年后我在老家埠前上初中时,那个老师还教过我的物理课,那女的带着小孩跟着他住在学校礼堂边,并且时常听到他们的吵架声,可见他们的日子也不是太好。

你批我斗的日子过了一两年,学校也开始复课闹革命。我记忆中最深刻的是算术课老师讲分数,用的例子是半个苹果用分数表达就是二分之一个苹果,觉得很有趣,回到家里也跟奶奶说我要吃二分之一个红薯,那时苹果很少又很贵,家里的红薯倒有不少,结果惹得奶奶一阵哄笑。民国初期,我奶奶曾在县城上过女子中学,我见过她的毛笔字也写得很好,后因她母亲突然离世才不得不中断学业回家嫁给我爷爷。这样充满童趣又快活的日子并没有延续多久,到了一九六八年的冬天,全国上下又掀起一场城镇居民下放农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浪潮,冲击着千千万万个家庭,这股下放潮又把我们全家卷离了这个伴我成长又充满风云的小镇,小镇的记忆也永远停留在我童年的时光中。

(七)家在虚皇山下


在永新北乡虚皇山下有一个心田村,村里有一百多户人家,它前临禾水支流溶江,与汶水老屋里隔河相望,后靠虚皇山为依托。村中的一片大樟树拦腰又把村子分为上、下心田,我的老家就在上心田村。

心田村是一个具有好几百年历史的老村,先祖为逃避战乱从外地迁来,在这里定居繁洐,到如今已有二十八九代了。心田村起初名叫辛田村,大概是先人们为开垦从虚皇山腰顺坡而下直到溶江河边这几百亩梯田所付出的辛苦而得名吧。有一年久旱无雨,明朝进士邹元标讲学经过此地,见沿途稻田水脚已断,田地龟裂,禾苗枯萎,村中妇孺皆烧香祈祷天赐雨露,男女壮丁则手提肩扛挑水抗旱,显得异常艰辛劳累,便问一老者此村何名,老人答曰:“辛田村,即辛苦的辛,种田的田。”邹元标听后想道,你们如此辛苦地耕种,而收成却靠天所赐,不如改个字图个吉利,把“辛”换成“心”,就叫心田村。

从此,这个村名便沿用至今。
心田村背靠着的虚皇山,是村里人心中的福荫宝地,其传说还真是见诸历史。

明万历《永新县志》记载:“虚皇山距县二十里,上有仙坛,遇旱,祷辄应”,庙里供奉的神灵是襄阳王,襄王爷曾称虚皇帝,虚皇山也由此而名。

虚皇山上原有一座古庙,就建在一个叫盐石坪的地方。盐石坪上有块大石板,传说它会在阴天出水珠,天晴出盐粒,供前来敬香者中午在庙里吃斋饭所需,而且是巧在不多不少刚够用,寺庙因此而香火鼎盛。有一天,一位前来朝拜的妇女因绑脚带松了,便就近坐在盐石板上系好,也许是不小心亵渎了这块“盐石”,从此这块石板便失去仙气,再也扫不出盐了,致使庙里的香火也清淡了许多。又有一年,一位永新籍的京官去世,皇帝恩准可在三日内任意择地安葬,由于皇帝将“日”写得像个“月”字,其家属就把御批当成“三月”来执行。于是千里迢迢扶柩回乡,找寻风水宝地安葬。当时,一位风水先生走遍全县选中了虚皇山古庙上方的朝天螺丝形,见螺丝形上的一块平地像田螺衣(盖),是块难得一见的风水宝地,便留下标记,高高兴兴地下山回示去了。此事恰好被虚皇山的庙祝所见,感到事关重大,如坟修在庙之上,这块风水宝地就全被破坏了,便赶紧向族长禀报。族长此时正在家中吃饭,一听庙祝之言,饭还未吞下,便两眼一瞪,脸皮紫红,昏了过去。这一边庙祝和族长家人赶紧抢救,那一边族长的魂魄却在山野里悠悠飘荡,只见山顶一位高大威武的神仙向他招手,手掌上“王爷在此”四字发出团团红光,族长便赶紧俯首听令,那王爷如此这般地向族长交代了一番,然后推了一掌喝道:“快去!”族长“哎呀”一声,两眼一翻醒了过来,身边的妻儿、族人见他无恙便放下心来。族长说:“刚才被襄王爷招去了,授我妙计定能制胜。”他先交代庙祝,今夜定有雷雨大风,你赶快上山把庙里的大鼓搬到风水先生留下的标记处,又吩咐妻子熬好米汤拌好蜜,要教书先生雷雨过后连夜上山,用蜜汤在螺丝形那棵古松上写下“王爷在此”四个大字。众人不解,族长说:“天机不可泄露,赶快分头去办理。”果然当夜雷电交加,大雨如注,雨后写下的几个字也很快爬满了蚂蚁,加上正值霉雨季节,没几天便发霉长满青苔,犹如天然浑成。此时,虚皇山一带又传出风声,说那天夜里打雷闪电下大雨,是庙里敬奉的王爷所为,所以庙里的大鼓被大风刮到山顶,古松上显出“王爷在此”四个大字。由于王爷的神位显灵,加上这些天流传的许多风声,那京官家属认为这是上天的意志,只好另找别处安葬。

这件事情过去之后,族长从长远考虑并与族人商量决定,在虚皇山的田螺形上兴建一座新庙宇。建成后的虚皇山庙有正殿一间,上挂“虚皇名山”匾,偏殿名“文昌殿”,两殿神台上供奉着襄阳王等十几尊丈余高的泥塑神像,显得威武雄壮,好不气派。寺庙四周古松参天,浓郁蔽日,每到春天,庙前桃花盛开,满山杜鹃火红,犹如人间仙境。

香客们去虚皇山祭拜,虽然路有好几条,但最近和最老的路却必须从心田村走。人们可沿着田间小道,经膝头股岭,穿越“双石门”,进入一个小峡谷后再侧行而上,峡谷里溪水潺湲,林木掩映,藤萝攀绕,踏着先人修筑的石阶路登上看牛坪,然后爬过一段陡坡便可看到庙前的几棵高耸挺立的古松,象是欢迎信男善女们的到来。虚皇山庙居高临下,视野开阔,有着日受千人拜,夜观万家灯之说。每逢正月春节期间,上山敬香的人络绎不绝,夜晚在庙前可见山下那万家灯火如繁星闪烁,吸引着四方香客。

虚皇山的灵山秀水,虽然年复一年地护佑着山下的心田村,使人们能过上温饱的生活,但始终还没有让心田人发达兴旺起来。虽说在苏区时有几十名男丁参加了红军,解放后幸存了三个半长征干部,其中官职最大的属旷伏兆,曾任铁道兵政委,1955年被授中将军衔。其余的人都牺牲在长征路上或解放战争中,导致村里的寡妇也比较多,直到解放后当她们知道自己的丈夫已经不在人世,才陆续招郎延续这门香火。在“文化大革命”和“破四旧”的运动中,虚皇山庙又被毁夷为平地,我们家下放回老家心田村时,已成了一片废墟,只有那几棵百年古松仍然屹立在山顶,粗长的枝条在山风中摇曳,仿佛伸出手向人们诉说着过去的时光......

(八)年关难过


我家的祖屋,至今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
祖屋是由一个院子围着两栋六联屋和一个分隔成数间厨房杂屋的倒厅组成。
祖屋的外墙是清一色的青砖,屋栋上的马头墙高高翘起,屋内为木架子结构,厅堂顶上镶嵌着一幅鲲鹏展翅的木浮雕,厅两边都是用直通楼底的甬板隔成,甬板上首各挂有四块长匾,上面是用金粉题写的名人书法,下首又各镶有四块透雕而成的山水虫鸟樟木花板。厅堂上席还有一张雕龙画凤的条台和一张描金漆釉的八仙桌。
随着岁月的变迁,这祖屋到了我爷爷这一辈,名下只剩有两间半屋和屋后的一间小店了。1968年12月我家下放回到祖屋时,一切已显得十分老旧和破败,但值得幸运的是,还好有两间祖上留下的老房子能够安下身来。

那时候,实行的是人民公社集体化,社员们的吃饭穿衣都要靠生产队。对于刚下放回村参加劳动的我们这一家,眼下的一切就象一张白纸一无所有。好在村里人很热心,没有菜吃,这家就送个南瓜,那家抱个冬瓜,还有的拿筐红薯、有的提着几个鸡蛋、几斤黄豆和青菜萝卜等各种蔬菜。没有柴烧,就东家一捆茅草松枝,西家一担树根杂柴地送来救急。母亲都知道,其实大家也很穷,这些东西都是从人家口里挤出来的呀,想付些钱可乡邻乡亲他们都不收,所有这些情份还真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在感谢之余,我家也很快地在生产队刚刚分下的几畦自留地上种下了一些菜苗,买了一头猪仔和几只小鸡饲养起来。由于下放第一年生产队不供粮油和副食品,加上爷爷奶奶带上叔叔和我们分开吃了,母亲又要出工不能请假,家里的好多事情都落在我这稚嫩的肩膀上,小小的我每天要做饭,要拔猪草喂猪,要上山斫茅砍柴,有时还要到离村四五里远的杨桥墟上买点菜,或到小屋岭粮站买点粮,就这样慢慢地挺过了下放生活的第一关。

转眼到了腊月,离过年也不久了,可家里的柴米油盐还缺不少。为了备足柴伙,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上山斫茅的情景,那是跟着后巷里的秋蓮婶她们一群人去的,她还拿来了一双自己打(编)的草鞋叫我穿,可我试来试去不知怎么穿,秋莲婶帮我穿好草鞋并耐心地一步步叫我记住;上了山第一次拿着镰子不知怎么用,就照着她们的样子,弯着腰弓着步,右手拿着镰子,左手团着茅草,一下一下挥镰斫去,尽管刚开始弄得手忙脚乱,但没多久便斫顺了手,结果收获的不仅有大把大把被我斫倒的茅草,而且手上还有被镰子划破茅叶割破的道道伤痕。下山时候也和大家一样,晃晃悠悠地挑着两捆象模象样的茅草回到家。如今回想起来,我人生的许多第一次就是从心田村开始的。

俗话说,“伢俚盼过年”。进入腊月半以后,就常常听见大人们说“穷银(人)过年如过难”,当时的我懵懵懂懂,不知这话里包含的意思。不过,从母亲的言语和表情似乎可以看出,她对过年总有些操不完的心。记得最清楚的是家里的柴伙虽然砍了一些,但缺米少油没有肉的新年怎么过?在我的眼里,过年毕竟是做梦也盼着的事情,可以象以前那样穿新衣,放鞭炮,走亲戚,各家各户去拜年,还可以吃鸡吃肉吃“玩茶”,特别吸引人的是大人们给的压岁钱。可是这一年对于我家来说,真是“年年难过年年过,今年过年真难过”。母亲为了我们能穿上一双新鞋过新年,总是白天出工去劳动,晚上熬夜做鞋子,她那疲惫不堪的身影至今还留在我的脑海里。当年我们在母亲眼里都算是懂事的孩子。在腊月廿四小年过后,我便带养着大弟搞起了卫生,把家里的门窗桌椅抹得干干净净,只是不小心把自己的裤子给钉子挂烂了,那时,物资特别短缺,穿衣要凭布票供应,大多数人家过年的衣服是用大人的旧衣改成小孩穿,哥哥穿不了的改成弟弟穿,这样一个传一个,过着“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日子。后来,母亲发现了也没骂我,只是说以后做事要小心,挂烂裤子是小事,划坏皮肉可痛在你身上了,农村缺医少药的弄不好就容易感染。当然,家里面最操心的还不止这件事。母亲在与人家闲聊时曾无奈地说,好歹大过年的,再穷再没钱,孩子们总要做件衣服,家里总要做点“玩茶”吧?可偏偏布票没有了,糯米也没有买到,而布票、粮食又属于国家统购统销物资,农贸市场上没有卖。为了让我们在乡下过的第一个年能快快乐乐,无奈之下,她便进东家出西家,到处向人借布票、借糯米,我曾亲眼看见她常常叹着气空手而归。也不能全怪村里人小气,说真的,那时村里有剩余布票和糯米的人家很少很少,特别是糯米,即使有也要拿去蒸酒了。好在我们一家做人实在,很讲信用。最后还是把糯米和布票都借到了,过年的兰花根和我们的新衣也做成了。

离过年还有三天,生产队里杀了一头猪,每个人头分得几两肉,我家属于刚来的下放户,分肉当然没资格。后来队里觉得既然落户在这里,人又在队里劳动,过年了也应该分点什么,最后肉是没了,剩下点猪血和猪小肠让我们拿了。其实,公社的食品站也发了几张过年肉票,我大清早跑8里路去排了几次队,还没轮到我,猪肉就卖完了。直到腊月二十八,从石桥回心田村过年的堂伯母来到我家看看,见过年的东西什么都没有,再加上我父亲被打成黑帮,远在三湾监督劳动不准回家。便问道,这个年你们怎么过?上有老下有小,过年没鸡也应该买点肉。当得知生产队杀猪我家没有份,到公社食品站又买不到肉的情况后,便叹叹气回到她家,拿来一块两斤来重的腌猪肉,说:“不知道你们成了这个样子,用这块腌肉将就点过个年吧”。堂伯母是石桥供销社的主任,文革前任禾川镇的党委副书记,她根子正,历史红,所以文革中虽然靠边站但还掌了点权。堂伯父也是个老革命,苏区时曾任过中共永(新)安(福)中心县委书记,红军长征后,他留守苏区被国民党打散后失去联系,解放后才又重新参加革命,这次文化大革命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大年三十的前一天,母亲起得好早,杀了一只刚从邻居家买来的小母鸡,放上小半块切成薄片的酱萝卜,大火蒸熟后用陶缽装好放进竹篮盖上条毛巾,并打好一瓶冬酒带上,随后交代我及弟妹们自己好好吃饭,她去三湾看你们爸爸,要很晚才能回。我知道,自从父亲被关进牛棚到三湾烧碳后,有半年多没有见过面,恐怕我们下放回老家的事他也不知道。现过年了,母亲也真的该去探望了。在三湾,和父亲一起劳动改造的有江西著名诗人徐万明,有后来全国第一个民选地委书记的段家林。这一天,我们还没等到傍晚,就眼巴巴地跑到村口等着母亲回来,终于在天还没完全黑的时候,看到母亲疲惫的身影朝我们走来......

第二天是大年三十,也就是除夕,是过年气氛最为热烈、最为欢乐愉快的一日。母亲一大早就忙开了,先把堂伯母拿的那块咸肉洗净剔骨去皮,再把猪皮和骨头分别剁成寸许一块,然后又洗了一个大萝卜切成块,准备烧个猪骨萝卜汤;再将猪皮和油豆腐一起红烧,弄个油豆腐烧猪皮;把剩下的肉切了又分别小炒成芹菜炒肉丝、用山上挖的冬笋炒肉等等,最后那两斤多重的咸肉做成了六七个菜,看起来还很丰盛,也让我和弟妹几个眼巴巴地望着馋涎欲滴。

在大人们准备年饭的同时,我的任务就是贴春联。我家的春联是父亲写的,也是由母亲带回的。那时父亲的字在县里是很有名,文革前许多单位的牌子都是请他写的,可惜没有坚持下来。在我们村里,以前过年家家户户是要拜袓敬神的,各家厅堂条台上摆放着祖宗瓷像,陈设供桌,布置香案,祭上鸡、鱼、肉、水果等供品,以敬奉祖先。因为文化大革命,开展了“破四旧”运动,社员们也就不敢大张旗鼓地做了,但贴春联的习俗却是保持不变。人们在自家大门两边贴上春联,在土地神位上、猪舍牛栏前、厨房以及水缸边都要贴上红纸,用以喜庆祈年,祈求五谷丰登、风调雨顺、六畜兴旺、年年有余(鱼)。有的人家还贴福字,以祈新年福运,还有人特意将福字倒过来贴,取意“福到(倒)了”。

永新大多数地方的习俗是在中午过年,心田村也是在中午吃年饭过年。饭前,放鞭炮,点香烛,谢斋饭,敬天地,请祖宗等,经过一套繁杂的程序之后,全家才能围坐一台吃起了团圆饭。那时,穷人家里虽说是过年,但许多菜是不能吃的,有的还特意做下记号,如在鸡腿上扎根红绳子,就是要留着招待来拜年的亲戚们吃的。而我家则不管这些,想吃就吃,反正菜也不多,亲戚们也都在外地,谁会千里迢迢来上门拜年呢?

除夕夜很快就降临了。刚刚寂静不久的小山村里,又陆续响起了鞭爆声。母亲把每个房间的灯都点亮,带着全家大小围坐在火盆旁守夜吃玩茶。那时我们都盼望,要是父亲能和我们起过年守夜那该多好,他可是一个最会讲故事的人,可现如今我们只能自己猜猜谜语了。到了夜晚十时左右,母亲就叫我去放炮竹“封财门”。记忆中也不知道给了我们压岁钱没有,就这样睡意朦胧地上了床,隐隐约约听见母亲的关门吹灯声,还有轻轻的一声长叹:
“这年,终于过了!”

(九)樟树坪


心田村中的樟树坪,是块只有十来亩面积大的缓坡,有十几棵与村庄同龄的老樟树散落其中。


沿着樟树坪顺坡而上右转几步,便是上心田村的老祠堂。祠堂前又是一溜十几间面积不大的水塘。这些水塘名字很有诗意,祠堂前的第一间便叫花水塘,其塘底几个泉眼冒出的水花大如碗口;第二间叫大同塘,来水同样是虚皇山的地下水。靠樟树坪老岸的塘埂上还长着一排笔直的老柏树,把樟树坪与这些水塘隔了开来,人们荷锄种地,割草喂魚,往来其间,更有绰绰树影,徐徐清风,荡起阵阵水波,使人感到乡间的恬静安谧和难得一见的田园风光。

心田村的大队部就建在这樟树坪,一栋带后院的两层楼房,沿用农村常见的“中间为厅堂,厅后为楼梯间,左右两边各两房”的结构。建大队部的材料,主要是来自虚皇山的老庙。当时村里的主任是一个在文革中靠打砸抢起家的造反派,为了表现他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便勒令全大队的“地富反坏右”等“五类”份子上山拆庙,并把木料、砖头等材料背下山建大队部。这些“五类”份子都是些上了年纪的人,心里不愿去,又怕挨批斗,万般无奈下,只得去拆庙。那些人颤颤惊惊地在动工之前偷偷烧了最后的一柱香,对着神台上早己被红卫兵砸坏的神像跪地拜了三拜,暗暗说道:“要拆你庙的是大队主任,不要怪我们呀!要报应,找主任。”就这样,一座上百年历史的庙宇在片刻间被推倒了。

用庙里的青砖灰瓦建房子,虽说有些禁忌,或阴气重,或煞气浓,或鬼气足,但在这文革时期,造反的战鼓擂得震天响,哪个牛鬼蛇神不害怕?所以这座大队部建成后,樟树坪反而更加兴旺热闹起来了。

先是文革中著名的反潮流影片《决裂》的外景人员看中了这里,把村里的古樟、水塘、草坪、巷路、民居和樟树坪的风光拍成如诗如画般的美妙,为此村民们津津乐道地自夸了好几年。摄制组还拍了一场“马尾巴的功能”辩论会和斗争教授的批判会,群众演员大都是村里人,其中有个脑袋特别发亮和醒目的光头,就是村里的大队主任。

那时,全国“农业学大寨”活动开展的轰轰烈烈,省里也推出了“八字头上一塘,两边开渠在山旁,中间一条机耕道,新村建在山坡上。”的新农村建设模式,公社派人在樟树坪召开了一次动员大会。提出“大干三十天,山河换新颜;学习大寨人,建设小平原”,同时修建一条机耕道,直通虚皇山腰。
虚皇山下的这些梯田从山脚连到山腰,远看层层叠叠,近看田陌环绕,都是村里的先辈们辛勤开垦并用块石垒起来的,现要扒掉老岸搞“人造小平原”,还要在梯田中间开膛破肚修机耕道,这个决定惹得众人都不满。一些成份好不怕戴帽子的老倌老媪更是直接反对,说这样做不但浪费人力没效果,而且把祖业也全毁了。但最终谁也顶不住上级的压力,大队还是组织了劳力,把所有梯田老岸的块石挖走了,接着高挖低填搞了几块小平原,公社来检查时硬是不合格,要返工时己快要过年了,只好撤了一个工作成效相对差的生产队长。

在大多数村民的记忆中,发生在樟树坪上的各种往事,除了大炼钢铁时的火热场面和文化大革命的轰轰烈烈以外,留在心里最多的,还是村里人在这里渡过的与世无争的日子和淡泊无忧的时光。

每年的初冬,是樟树坪最吸引人们的时节。那一串串乌黑油亮园滚滚的樟籽挂满了这些樟树的枝头,在清晨的霞光里,那成群结队的八哥鸟便叽叽喳喳地在树枝间喧闹,对着乌黑的樟籽又啄又吃,那成串熟透了的樟籽便沙沙沙地往下掉,把树下的草坪都落满了。要知道在这些大树上栖息的八哥成百上千,它们的一阵嘻闹够树下的人们检上小半天了。我们每天早上都会到樟树坪上捡上半小篮的樟籽,时间一长就捡有几十斤了,经过去皮洗净晒干后,便几家一起到邻村油槽房榨油了。我家每年榨出的樟籽油有十几斤,樟籽油冷却后又凝固成象一块白腊,家家就用来炒青菜,吃起来清凉凉地满嘴樟籽油味。我家过年时做的兰花根,因没有其它的油,也就用它来炸,煎出的兰花根呈米白色的,虽看相不怎样,但我们吃起来也觉得清凉中带着点樟木的香味。

樟树坪右后坡的下面,有一棵斜歪向水塘的老樟树,村里人称它为“老爷树”。听大人们说,很久以前的一次雷击,先把它的腐烂了的树心引燃,后又一场骤雨把火给浇灭了。经过火烧后,老樟树杆中的空洞大了许多,但它的生命力仍很顽强,第二年春又发出了新叶,村里人见它雷打不倒火烧不死,便纷纷在树下烧香点烛敬树老爷,日长月久的烟熏火烤,树根的洞也就愈来愈大,树干部分全成了空洞。随着孩子们常常到里面爬上爬下,整棵树干就全空了。到我家下放时,从树底那个大洞口进入,里面可同时容纳四五个小孩,而空洞又向上延伸到每条枝干,枝干上头也都有洞口出来。我们几个小孩也就常常在树洞里面玩起了捉迷藏。由于爬洞的人多了,树洞里面显得十分滑溜,一不小心就会像坐滑梯一样从上滑下来。我们常分头爬上各个支洞,嘴里喊着冲呀同时滑下来跌落成堆。我们还从附近弄来了几捆稻草铺在洞底,跌落在上面感觉很舒服,既松软又能闻到一股稻草香。还有胆子大的人,从树上的洞口跳向树下边的水塘中,溅起的浪花有半人高,既惊险,又刺激。后来每到夏天,这棵老爷树就成了我这个没有书读的小子和村里其他小伙伴们尽情玩耍的一个舞台。

当然,最美最好玩的是冬季里下雪天的日子。我记得那几年的冬天雪都下得很大,整个山村披上了一层厚厚的银装。大人们在家围着火窠烤火取暖,我们这一帮不大不小的人则坐不住,吆五喝六地跑到樟树坪去玩雪。樟树坪上的积雪有小腿来深,大樟树也变成白皑皑的披一身戎装。在樟树坪,小一点的伢俚在堆雪人、滚雪球;大一些的则互相打起了雪仗,你扔我一团,我甩你一把,弄得浑身都是雪,大家手脚虽冻红了,但身子却暖和了。那边堆雪人的也堆出了大大小小奇形怪状似人非人的雪堆,惹得大家都哈哈大笑,唯有滚雪球的那几个小子,滚出的雪球有半人高,他们都快推不动了,我们赶紧帮着,一起用劲把雪球推到坡顶,然后又猛地推了把雪球,使雪球顺坡滚了下去,到坡下雪球己有一人高了,我们再也推不动了。这时,又不知是谁找来了一块木板,人坐在上面唰地一下从坡顶溜下来。这滑雪还是第一次尝试,那感觉十分爽快,我们争先恐后地轮留试了一回,有的滑得象模象样,有的没掌握好平衡,从上滚到下,引起大家哈哈大笑。这些雪地上自创的活动项目,真使我们有点乐不思蜀了。

樟树坪的正后方还有一小块平地,上面有一座白色的砖塔叫“字纸塔”,高约一丈有三层,在第一层的塔身上开有一尺见方的口子,专供读书人烧掉写过字的废纸。这座塔平时被大树挡住视线,过路的人们不太注意,但也几百年的历史,其来历还真有一段故事呢。
相传在清初时期,村里有个读书人,聪明非凡,不但熟读四书五经,而且写得一手好字。年年在县考数一数二,但赴省会考却屡考不中,熟知他的人常称他运气不好,是命中注定。他自己也百思不解,因当所考之题他认为答得不错,有些论述还很精彩,可为什么阅卷的主考官屡看不中?这样考了几回也就冷了心肠,平时在家除了读书还教了几个学生,赚些银两补贴家用。
他的老婆是个贤惠节俭的人,平时相夫教子,孝敬父母,待人接物,也很得体。唯一的习惯就是节俭惯了,家里连一张废纸都舍不得丢掉。每次见她老公写完字不要的废纸,便悄悄地收集起来,用于家中包东西,擦小孩屁股等。在当时,一般农家如厕都是用些土草纸,家穷一点的就随便用些软干禾草、瓦片等来解决。她也常暗地里叹老公命不好,在教出的学生中,有的都比他有出息。直到有一天丈夫外出,夜里雷雨大作,吓得她迷迷糊糊似睡非睡,迷糊中只见一长髯飘飘的老者,指着她说道:“蠢娘伏做蠢事,害了你老公,字纸不珍惜,再考也不中。”梦醒后,她细细回忆了自己平时的行为,感到后悔不已,后来把这个梦告诉了归家的丈夫,俩人才幡然醒悟,决定要做一件善事来将功抵过。于是选在樟树坪的一边角,建了一座字纸塔,专门将村里书生们写过的字纸放塔中焚烧。第二年恰好又逢大考,她老公年近五旬,却高中举人,赴京赶考又中进士,后来朝廷派他到湖北做县令了。

樟树坪历经了几百年的岁月,发生过的故事也很多很多,有的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在人们心里逐渐忘记,有的却代代相传深深地记忆在人们的心里......

(十)和尚牛倌


心田村的牛倌是个和尚,我认识他是在1969年一个夏日的早晨。

那天,轮到我家照看生产队的牛群。在快到牛场的路上,我正挎着畚箕捡牛粪,忽听见远远的一声:“小施主,也是来看牛的?”,只见一个身穿对襟青衣的光头男人站在樟树坪的牛场边向我招着手。咦,怎么来了一个和尚?难道他就是前些天从四川峨嵋山上回来的那个。他见我有些疑惑,便主动介绍说,昨天大队主任分派他从今天起做专职看牛倌,看来我是他的第一个小搭挡。就这样,我们就算认识了。

在人民公社大集体时期,牛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每逢过年过节如果队里想宰杀一头牛,必须经公社审批属老弱病残不能耕田的才行,可见牛是生产队里的宝。而樟树坪的一侧在农闲时也成了队里的牛场。我们全大队大大小小有上百头牛,其中上心田村就有三四十头,平时由各家饲养,农闲则统一放养,队里固定一人,各户每天轮留照看。

放牛是件十分枯燥的事,但对社员们来讲也有一点好处,就是每次可以多检几担牛粪。那时生产队种田全是用农家肥,看这家人是否勤劳能干,只要看他家的粪坑就知道。每当春耕来临,队里要用肥时,就要由集体统一评定等级。这个场面相信很多人不曾见过。具体是先选出一个做事公道为人正派的人,用长粪勺把各家粪坑中的腐粪搅匀后,编好号各掏一点大粪倒在地上,再由另外三至五人根据粪便的浓淡腐熟程度来评定等级。一担大粪最好的可抵五六个工分,差的抵二至三个工分,当时队里一个工分值七八分钱,所以被评差的人家就不太满意了。

队里放牛的时间是每天清晨6点以后,各家把牛牵到牛场,轮到看牛的人家要早起早到,及时把牛归拢,早饭后便配合专职牛倌赶牛上山,中午回牛场休息,到下午日头开始偏斜时再赶牛上山,直到太阳落山时,再把牛群赶下山由各家牵回。做个放牛倌时时要小心细致,不能粗心大意,牛群里的牛脾气各有不同,有的喜欢打斗,有的喜欢三五成群,有的则不太合群独自打溜,稍不留神,就悄悄地被溜走;有的喜欢偷吃,一不小心就让它溜到稻田偷吃禾苗或跑到薯地乱肯薯藤,遇到这种事情,队里发现了要扣放牛人当天的工分。

中午,牛群吃饱草回到牛场休息的几个小时,是最无聊闲得慌的时候。每当轮到我家放牛时的这个时间,牛倌刘和尚就会和熟悉后的我打起野哇讲起古来。

文化大革命中,心田大队和文雅大队合并成跟东大队。那和尚老家在文雅村,姓刘名字早忘了,由于父母早亡家境又贫寒,很小就跟一游方和尚出家到了峨嵋山。文革开始后不久,所有寺庙受到红卫兵的冲击,大多数和尚被迫还俗回老家,年纪大又无家可归的要经当地革委会审查同意方可留下不走。刘和尚属于正当壮年的人,就这样被遣散回到了老家。

牛倌刘和尚看上去有五十岁左右的年纪,中等个子,园园的脸上常带着一团笑容,说起话来也是低声慢语,显得和蔼可亲。在许多人的眼中,刘和尚是个好脾气的人。也许是多年在寺庙生活形成的性格,在日复一日单调无味的日子里,他把每头牛都当成自己的朋友,熟悉着它们的性格脾气,即使是遇到两牛相斗,他也只是吆喝制止,从不用手中的牛鞭抽打。我常常对他的做法很不理解:“牛是畜牲,它不听话,就该用鞭抽呀,你光喊不打,难道它就会停止斗架吗?”和尚摇着头对我说,你还小,尚可教。做人要有善心,善心待人,用心做事,是人之根本。牛跟人一样是条性命,有血有肉,应该尊重。可惜那时我年纪小玩心重,对和尚的话也是似懂非懂。但佩服的是在和尚的调教下,队里的牛大都乖乖地听他的话,那些偷吃庄稼、薯藤和蔬菜的现象少多了。

如果不是那一天的意外,让我改变对和尚的认识,我也许会一直认定他只是个会念经行善,埋头踏实做事的老实和尚。

五月,正是草长莺飞绿肥红瘦的时节。完成紧张的春耕后,耕牛们又渐渐从劳累中恢复过来。它们大口吃草,瘪瘪的肚子又鼓了起来;它们大胆撒欢,公牛们不停追逐着发情的母牛。那一天,刚好又轮到我家去看牛。我挑着一担畚箕配合着刘和尚把牛群赶上山,来到一个叫李家的山冲,然后让它们沿着山路慢慢地边吃边走。李家冲是虚皇山脚下的一个小山脉,往上是一块六七十度的陡坡,坡上长满茂密嫩绿的青草,是牛群们最喜欢去的地方,但那里也很有风险。生产队里的牛,在这个陡坡上每年都会摔伤一两头,因此和尚格外留心,并叫我在陡坡下拦住牛群不让它们爬上去。但就在我分心去捡拾牛粪的时候,有两头公牛不知什么时候爬上了陡坡,气势汹汹地为争夺母牛的青睐斗角打起架来了。这牛斗角一旦斗红了眼就很难拉开的,刘和尚原本在坡的另一边,这时也急忙跑上了陡坡,嘴里不停地喊着嗬嗬嗬,可这两头牛牯正斗得惊心动魄险情不断,那里听得进和尚的吆喝,眼看着那头黑牛牯被那大黄牛斗得后腿打弯前腿打溜一路下滑,就要摔下陡坡的时候,只见刘和尚一个箭步上前死死拉住大黄牛的尾巴,硬是让大黄牛收住脚步停止了攻击。我在坡下看得心惊胆颤,原以为那黑牛牯这次跌下来不死也要半条命,结果这和尚还真胆大包天力大无穷,硬是拉开了这场蛮牛斗角。不久,牛群便平静下来,各自安安静静地又吃起了草。我也趁机跑到和尚身边说:“看不出你的力气还真大。”刘和尚那笑眯眯的园脸上不见一丝波澜,他摇摇头说:“好几年没练过功,现在年纪大力气也减了。”“原来你还会武功,那也教教我,或讲讲峨嵋山的故事”,在我的死缠烂打下,我们坐在一棵大树下,看着悠闲吃草的牛群,和尚也放松了心情......

从小就在峨嵋山出家的刘和尚,其实不仅会武功,而且还懂中医中药和推拿接骨,这也是和尚们除了吃斋念经化缘布施以外,能自食其力自我保护的一门技艺。这练功的艰辛暂且不说,仅三十多个酷暑寒冬跟随师父学医采药的辛苦就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也正是刘和尚的顽强毅力和刻苦钻研,才使得他在同门诸多师兄弟中脱颖而出,成为寺庙中既有武功又善医药的弟子,平日里为当地百姓行医施药救死扶伤,做了很多好事。在文化大革命大串联那时节,一队从北京来的红卫兵,闯进了寺院破“四旧”,和尚们眼睁睁地望着他们砸佛像、烧经书不敢多言,唯有刘和尚看不下去上前拦住了他们,说这些东西都是传世数百年的文物,你们砸了烧了是造孽呀!结果不但没有制止,反而受到这些红卫兵的围攻和批判。可事情也很巧,第二天刘和尚独自上山去采药,经清音阁,一路向西进入一线天,然后往上爬到了峨眉山最险要的地段九十九道拐,刚准备离开石阶路到附近的悬崖边去采药时,忽听到下面一阵惊叫,好象是有人掉下了崖。这是人命关天的事不容迟疑,刘和尚便快步往回赶,只见昨日进庙破四旧的几个女孩正向着路边的山崖下哭喊着,而下面也有断续的叫声传来。经打听后才知道是一个男孩为追回被猴子抢走的照相机而不小心滑下崖的。这一线天下面的山崖高有数十丈,掉下去的人一般命难保。也许是这人命大福大造化大,刘和尚紧靠崖边趴下身子望下看,果然发现崖壁上的一棵树挂住了一个人,便转头向这些女孩说:“阿弥陀佛!还好没有摔下崖,挂在一棵树上。”这几个女孩也认出了他是昨天受到她们围攻批判的和尚,但救人心切地说:“师傅快想想办法呀!”,和尚又仔细观察了崖壁和周边,才说道:“待我下去先把此人栓好后,你们几人要合力把他拉上来,然后再拉我。”说罢便从背篓里拽出随身携带的一捆麻绳,一头系在路旁的一棵树干上,一头系在自己的腰上,然后顺着岩缝下去了。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十几分钟后便分别把他们拉了上来。见上来后的男孩一条腿已摔坏,痛苦得呻吟不断,刘和尚又忙着替他接骨包扎,最后又背起他一步一步地向山下走去。那几个女孩感动得泪水涟涟,一路上不停地为昨天寺庙的事情向他道歉,对今天下崖救人的事表示感谢,弄得刘和尚也连连说:“出家人慈悲为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在峨嵋山出家的几十年,刘和尚不知救过多少摔伤的人,热心为附近乡民治过多少次病,可他从没有把这些事挂在口上。正如这一次的救人一样,只是他生活长河中的一朵小小浪花。事后不久,那几个红卫兵送来了一封热情漾溢的感谢信,刘和尚那笑眯眯的脸上仿佛也添了一丝笑意:“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在我与和尚做牛倌的一个早春时节,发现他有一次带着几根南瓜秧上了虚皇山,随后每次上山不是带锄就是带锹,甚至有一次久不下雨还在山坳里挑了一担水上山。看他平时的这些行动,我猜测这和尚肯定在山上开荒种地,那时生产队对社员的自留地控制很严,也不允许社员私自开荒种地。可这和尚还真胆子大,我问过他几次,和尚就只是笑笑不回答,一直快到夏末初秋这个谜团才揭晓。那天,和尚带我来到樟树坪大队部后院的一间杂屋,只见里面堆满了一个个红皮大南瓜。和尚笑眯眯地说,送别人是一家一个南瓜,看你也是个小牛倌就另加一个吧。

原来这和尚早就看中了虚皇山上那座已被拆的庙,庙的内墙都是土砖砌的,經过几百年的烟熏火燎,变成了老土,是一种最好的农家肥,怪不得种下的南瓜能长这么多这么大。和尚把这一百多个南瓜全都送给了村里人,这个善举至今还在许多心田人心中留下记意。我也似乎明白,做个好和尚原来要会武功、会看病,更要多做好事,想想也真难呀,看来我这一辈子是做不成和尚了,但愿下辈子能成吧!

后来,在1971年春节过后,荒废了两年没读书的我,重新背上了书包,73年全家又回城离开了心田村,那刘和尚后来的情况便不得而知了,但愿他的善心和善举能够感动西天如来,让他身后能立地成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