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战东南半壁红

斜阳正在

      (  因为时间的关系，这次我们没能重走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浙江、皖南的大部分历程。这个遗憾，只能留待以后弥补了。未能亲临有关的遗址，只能用资料图片和文字叙述来代替了。)

　　1934年9月12日至10月底，红7军团执行中革军委的指示，转战于浙皖赣一带，在浙江江山县賀村、清湖镇、大陈镇、常山县城、常山县芳村、遂安县(今属淳安县)送驾岭、皖南歙县旃田、江西浮梁县磻村、新桥、新居口、鸦桥、皖南秋浦县(今属东至县)陈家弄、浮梁县张家井等地都与敌人发生战斗；并根据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的电令，在浙西破击杭(州)江(山)铁路、玉(山)常(山)公路。在爆破浙江江山大陈附近的五都地段铁路桥时，因炸药不足及技术问题，未能炸毁大桥。

       1934年10月31日，根据中革军委的电令，红7军团进入由方志敏领导的闽浙赣边苏区地界，并于11月1日移驻德兴县绕二镇。

        红7军团在近4个月的“小长征”中，仅以数千兵力，长驱3200华里，转战闽中、闽东、闽北、浙西南、浙西、皖南、皖赣边广大地区，沿途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亡主张，在各块苏区和游击区留下1000余名指战员，成为日后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各游击区的军事骨干力量。只因部队规模较小，实在难以完成中央和军委所赋予的促使敌人改变战略和作战部署的任务。

        这是红7军团当年驻扎的绕二镇李宅大院。

        闽浙赣苏区党政各级组织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于最短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发动群众热情慰劳红7军团，包括生猪千余头、草鞋5万余双，以及粮食、鸡鸭、糖果等堆积如山。如此大规模热烈的劳军行动，对这支饱经磨难转战千里又无根据地的部队来说，前所未有过。尤其是群众亲切地称呼他们为“老10军(红7军团的前身)回来了”，使得部队精神为之振奋。

        红7军团刚进驻绕二镇，闽浙赣省委书记兼省苏维埃主席方志敏即前来看望全体指战员。他还到军团驻地鹰武庙，应邀参加军团会议，总结先遣队行动的经验教训。会议还对随军中央代表曾洪易的右倾悲观情绪开展严肃的批评。

         此为绕二镇鹰武庙的资料照片。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闽浙(皖)赣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坚强的苏维埃阵地，毛泽东同志曾赞誉为“方志敏式”的根据地。这块根据地前后经历了十年时间，区域包括赣东北、闽北、浙西、皖南共50多个县。1932年11月，根据地名称由赣东北改为闽浙赣，并进入鼎盛时期。苏区人口约在100万人左右，游击区的人口则在1000万人以上。省会设在江西横峰县葛源镇枫林村，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等党政机关都集中在这里。葛源镇是根据地的中心，并拥有各种学校、医院、商店、工厂。

        这是现在的葛源镇。

       闽浙(皖)赣根据地创始人之一的方志敏。

      闽浙赣省委机关旧址。

       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旧址。

      红军学校第五分校。它共开办了8期，培养红军骨干1500余人。开国将领饶守坤、吴克华、洪涛等就是从这里培养出来的。

       公办的商店，药店。

        连中央苏区都没有的、全国所有苏区中唯一的公园——列宁公园。

        1934年11月4日，中革军委自湘粤边境急电指示，红7军团与闽浙赣苏区的(新)红10军合编为红10军团，刘畴西任军团长，乐少华任政治委员，后又任命方志敏为军政委员会主席。继续承担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历史使命。

        

        此时闽浙赣苏区周围的敌情已很严重。红7军团进入苏区虽然增强了反“围剿”的军事力量，但也随带了众多的追敌迫近至苏区边缘地区。日益缩小的苏区已逐渐丧失活动空间，供应也紧张(仅剩3个月给养)，很难容纳较大部队生存发展下去，且有类似中央苏区反第5次“围剿”的被动局面。

        为了减轻闽浙赣苏区的压力，为了以实际行动配合中央红军西征的战略行动，红10军团决定向外线寻求破敌机会，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并创造新苏区。

         位于葛源镇枫林村的红军操场和司令台旧址。1934年11月24日，方志敏就是站在司令台上，向苏区人民告别，率红10军团军团部以及红20师(即由原红10军缩编而成)出征。

        1934年11月18日，红19师(由原红7军团缩编而成，原红7军团军团长寻淮洲任师长)先期离开闽浙赣苏区，挺进浙皖边。这支部队充分发挥出自己机动灵活作战及善打运动战的长处，一日行军数十里，行踪飘忽不定，打得赢就穿插猛进，打不赢就调头远去。攀山越岭，涉江渡河，行动自如。部队由赣东北进浙西，再折入皖南，以区区3000人之众，犹如一只利箭，插入国民党政府统治的腹部，确有打到芜湖直逼南京附近的可能。与中央红军主力西征行动相配合，这支小部队继续发挥战略牵制作用。

        此时，中央军区(1934年10月22日，由中革军委电示，正式成立。中央分局书记項英兼任司令员)要求红10军团的两个师兵合一处，赋予的战略任务是“在皖南黄山山脉消灭敌，在绩(溪)、旌(德)、太(平)县间创造新苏区”。

        1934年12月11日，红19师和红20师在黄山东南的汤口会师，全军团8000将士再次会师，士气高涨。

        

        红10军团于1934年12月13日抵达黄山东麓、太平县东南的谭家桥。从屯溪到太平的公路，蜿蜒迂回穿越乌泥关、白亭、谭家桥，紧贴黄山脚下通过。

        敌49师、21旅、和日后成为国民党军队悍将的王耀武为旅长的补充1旅正分兵3路向红军合围。而敌补充1旅尾追太紧且孤军冒进，红10军团决定在谭家桥伏击此敌，并认为此战很有把握完胜。红军指挥员的乐观估计不是没有根据的，这边是红10军团两个师的8000人马，以逸待劳，在有利地形上设伏；那边是被红军拖得疲惫不堪，且曾被红7军团击溃过的孤军补充1旅的3个团约5、6000人，除了在火力上略处下风外，红军确实占据优势。

        这是位于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谭家桥战斗遗址旁、由民营企业家罗文田出资兴建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纪念馆。

        但谭家桥战斗的结果却是红军反胜为败。5年以后的1940年，当时的军政委员会委员、红10军团政治部主任刘英对此总结说，之所以战斗失利，原因有4：1.轻敌；2.各部队动作不一致，尤其是不服从军团号令，致遭敌各个击破；3.当敌已占领主要阵地，我主力退出战斗，凭着几个主要干部一时的热情反突击，带来不应有的损失；4.没有抓住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这一点。

        也有军事历史学家指出，当时的兵力部署上也存在问题：没有把野战经验丰富，战斗作风顽强的红19师(原红7军团缩编而成)放在主攻位置上，而是放上了打硬仗经验、战术水平和思想准备皆不足的红20师。尽管红20师指战员攻势很猛，几次展开肉搏，但各部动作不一致，仍攻不下，守不住。

        谭家桥战斗成为红10军团成败的极重要的转折点。

        这是在纪念馆里展示的战斗场景。

       谭家桥战斗中，红军伤亡300余人，其中包括几名军团、师、团指挥员，最大的损失是原红7军团军团长、现红19师师长寻淮洲的牺牲。

       人们都以为25岁当军团长的林彪是红军中最年轻的军团长，其实寻淮洲1933年出任红7军团军团长时，还不满22岁。他从未进过军校，而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他聪明好学，进步极快。年长寻淮洲5岁、曾任红7军团参谋长的粟裕这样回忆他当年这位年轻的上级：寻淮洲是革命战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一位优秀青年军事指挥员；他艰苦朴素，联系群众，作战勇敢，机智灵活。

         寻淮洲牺牲后，王耀武为了向上邀功请赏，派人挖出了寻淮洲的遗体。他惊讶地发现，遗体竟光着上身。原来因为天寒地冻，红军连日征战，得不到补充，被装、弹药都极度缺乏，许多战士已是衣不蔽体。寻淮洲生前曾下达一个命令：要把牺牲同志的衣服脱下来给活着的同志穿。作为一师之长，他也没有例外。

        战功赫赫的粟裕将军，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毛泽东评价他：“粟裕最会打仗”；极少夸奖人的林彪也由衷地称赞：“粟裕尽打神仙仗”，“粟裕打仗真行，他打的仗我都不敢下决心”。但粟裕却对谭家桥之败(当时他任红10军团参谋长)耿耿于怀了几十年。

        14年后的1948年9月24日，我人民解放军高呼“打进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口号攻进了济南城，几天后，活捉了国民党军队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歼灭王耀武集团的是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华野”一部分部队的前身是新四军，而新四军就是由当年王耀武参与“围剿”的南方八省红军组成的。指挥这支威武之师的正是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

        遵照粟裕的遗嘱，他的一部分骨灰安葬在谭家桥昔日的战场上。

        撤出谭家桥后， 军政委员会抓紧行军间隙整顿队伍，精简机关，充实部队，将两个师分别编成3个足营建制的战斗部队，对外则以第19、20、21师称呼。

        在进入以柯村为中心的皖南小苏区后，为加强皖南地方的力量，军政委员会与当地党政军负责人宁春生、刘毓标等人会商，留下军团侦察营200多人，与当地的游击大队合组皖南独立团，共2个营、6个连，约五六百人，接受中共皖南特委的领导；还留下了随军行动的地方工作团百余人，充实到各县区党政机关；柯村苏区的群众还接收了500多名红军伤病员，这些伤病员伤(病)愈后跟随皖南独立团坚持游击战争。

        红10军团在皖南留下的火种，一直燃烧到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这支部队改编为新四军，走上了抗日前线。

        “追剿”之敌自谭家桥一战得胜后，气焰益发张狂，以近20个团的兵力，四处围追堵截红军，迫使红10军团频繁转战皖浙赣边10余个县区，处处对攻，只有消耗而无补充。而在中央红军主力日益远去，邻近的中央苏区也面临着被敌最后攻破的危险，最近的闽浙赣苏区被压缩至很小的区域。整个南方革命根据地形势开始走向低潮，单凭红10军团这支成建制的正规红军独立支撑局面，已无可能。

        1935年1月9日，红10军团途经浙江淳安的泰厦、半山、茶山，军政委员会在茶山村连夜召开扩大会议，史称“茶山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在方志敏、刘畴西的坚持下，茶山会议决定红10军团退回闽浙赣苏区休整，而不是按照中央军区的指示，分兵皖南、浙西、坚持当地斗争、创建新的根据地。

        事实上，闽浙赣苏区自红10军团离开后，已被国民党军队纵横分割封锁，红10军团此番进出苏区已十分困难，即使突破封锁线闯回苏区也很难立足。但因军政委员会未得到相关情报，根本不了解这一形势的巨大变化。

        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茶山会议决定实施分兵行动策略，依据闽、浙、皖、赣广大区域，甚至回旋苏、鄂、湘、粤诸省更大空间，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最终为参加抗日战争而保存一定的实力，是有可能的。

        这是茶山会议的旧址。

        在茶山村还传诵着一个感人的故事：红军初到村里时，村民们都躲入大山深处了，村里只留下几个老弱病残。方志敏亲自找到留在村里的老人，满怀深情地嘱咐他们：“我们是穷人的队伍，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天气寒冷，快把躲在山上的人都喊回来吧”。逃离村庄的村民们回来了，他们看到家中的财物完好如初，而红军战士们单衣褴褛，站在小路旁、屋檐下、田埂上，迎着寒风瑟瑟发抖，也不进民房。善良的村民感动了，他们纷纷把红军战士拉进家里，烘烤衣服，端茶做饭。方志敏听说开会的房屋是方氏宗祠时，高兴地说：“你们姓方，我也姓方，我们是本家！”多少年来，茶山的村民一直记着这句话。这座叫做“敦睦堂”的方氏宗祠不放祖宗牌位，独挂方志敏的画像，这是独一无二的。

         2015年，浙江淳安县县委县政府在茶山会议旧址所在地淳安县中洲镇厦山村，建成了占地120亩、总投资6000余万元、迄今为止全国最大规模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纪念馆”。现在，这里已是淳安县、杭州市乃至浙江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当地人民对革命先辈的怀念、景仰，令人肃然起敬。

       

        国民党军队已逐渐摸清了红10军团总的行动与作战意图，调集了4个师的兵力，在外围拉起大面积的封锁线，封锁线内圈分兵驻守据点，再配以10多个团专任“追剿”，迫使红10军团不得不连日作战。红军在寒冬腊月中，仅着单衣、草鞋，甚至赤脚行军打仗，缺粮少弹，且只有消耗没有补充，战斗力严重削弱。

        1935年1月17日，敌人将红10军团围困于江西玉山县的怀玉山。从此时起的12个日日夜夜里，红10军团3000余名指战员，与十几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展开了一场英勇悲壮的血战。在被重重围困的战斗中，红军部队不断被分割、被打散，但仍然发扬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杀伤敌人的同时，成连、成班突出重围。由于双方力量过于悬殊，加上天寒地冻，弹尽粮绝，红军指战员战死、冻饿而死千余人。勇士们在高山之巅树起了一座血染的丰碑。

        方志敏同志也不幸被俘。实际上，他有多次机会可以安全撤离，但他都放弃了。

        1月16日，方志敏带领先头部队已通过敌封锁线，但由军团长刘畴西、红19师师长王如痴率领的军团主力仍在封锁线内，刘畴西认为部队太疲劳了，且天降雨雪，坚持就地休息一夜。方志敏带少数警卫人员返回，仍未能劝说得动，终落入敌军重围中。

        当红10军团兵败怀玉山时，方志敏和刘畴西带领少数警卫人员隐藏在树林里，躲过敌人一次次搜捕。方志敏本可以不再返回赣东北苏区，而到敌占区去暂避风头。但他挂念粟裕等已带出一部分队伍回到苏区，红10军团并没有彻底覆灭，更何况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以及中央军区所赋予的任务仍要抓紧执行，于是下定决心冒险返回赣东北苏区。

        1935年1月29日早晨，方志敏在今玉山县和德兴市交界处的陇首附近的高竹山上被俘。

      方志敏被俘处的纪念亭。

        方志敏被俘时，两个国民党士兵以为抓到的这么大的共产党的官一定很有钱，他们搜遍了方志敏的全身，大失所望——只有一块坏了的怀表和一只钢笔。

        方志敏在他的著作《清贫》中说：“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他的崇高理想和高尚情操，是那些鼠辈永远无法理解的。

        敌人在上饶召开“庆祝生擒方刘大会”，强迫戴着脚镣的方志敏、刘畴西站在会场台口。但方志敏等人凛然正气、宁死不屈的形象，反倒感染了在场的群众。

        在南昌的狱中，方志敏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我所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等名篇。他坚决拒绝了国民党方面的一再劝降，于1935年8月6日在南昌壮烈就义，时年36岁。刘畴西、王如痴、周群、胡天桃、李树冰等重要干部同样坚贞不屈，相继遇害。

       坐落在 怀玉山顶的方志敏雕像。

        毛泽东称赞方志敏是“以身殉志，不亦伟乎”的人民英雄。他曾对身边的同志说“方志敏同志是有勇气、有志气而且很有才华的共产党员，他死的伟大，我很怀念他。”

       1960年，毛泽东亲自为方志敏烈士题写了墓碑。

        邓小平为方志敏题词：用革命的事迹来教育我们的子孙万代：像我们前辈那样，永远当一个革命者，永远为人民大众的集体事业服务的社会主义者，永远当一个共产主义者。

        

        这是位于江西省弋阳县漆工镇湖塘村的方志敏的故居。

       叶剑英把方志敏誉为古代民族英雄文天祥之后的又一位民族英雄：

       “读方志敏手书有感

     血战东南半壁红，

     忍将奇迹作奇功。

     文山去后南朝月，

     又照秦淮一叶枫。”

        浙江淳安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纪念馆”的主题雕塑。以叶帅的这首诗的诗意为主题，展现了红军战士高举着军旗，紧握钢枪奋勇向前的形象。

        1999年8月，胡锦涛在“纪念方志敏百年诞辰座谈会”上评价说：方志敏同志一生对革命事业的耿耿忠心；在他身上体现的崇高品格和浩然正气，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他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不断开创事业发展的新局面；他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不屈不挠，英勇奋斗；一身正气，清正廉洁，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和革命气节。

        纪念方志敏于1926年12月领导的弋阳县漆工镇暴动的纪念碑。

        习近平说：“我多次读方志敏烈士在狱中写下的《清贫》。那里面表达了老一辈共产党人的爱和憎，回答了什么是真正的穷和富，什么是人生的快乐，什么是革命者的伟大信仰，人到底怎样活着才有价值。每次读都受到启示，受到教育，受到鼓舞。”

　　怀玉山之战，使得以红10军团为主体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动最终归于失败。除1000多名指战员突出重围返回闽浙赣苏区及皖南、皖赣边游击区，并有红7军团在一路征程中在闽东、闽北、浙西、皖浙赣边留下的2000名指战员外，余皆牺牲、被俘。演绎成红军战争史上极为悲壮的一页。

位于怀玉山顶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纪念碑。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自1934年7月从瑞金出发，至1935年2月怀玉山失败，共历时7个多月，行程5600多里，进行了30余次重要战斗，一度震动福州、杭州、徽州、芜湖以至蒋介石的反革命统治中心南京。对于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推动抗日运动发展，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以及策应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广大指战员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临危受命，顾全大局，长途跋涉，深入敌后，孤军奋战，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谱写了一篇雄伟壮烈的人民革命史诗。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历史是短暂的，只有7个多月；方志敏的生命也是短暂的，仅走过了36个春秋。

        然而，正是这短暂的历史和短暂的生命，在世人面前矗立起血染的丰碑；统帅与士兵，用宝贵的生命铸就了伟大的民族之魂。

        历史不应该、也一定不会被忘却。当英雄的热血在后辈身上流淌，当英雄的生命在后辈身上延续，当英雄的遗志被后代传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定会实现。

        这是后人对前辈最好的纪念。

      ——怀玉山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纪念馆结束语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燃起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烈火并没有熄灭。

中共闽浙赣省委根据中央分局指示，以红10军团返回苏区的先头部队为基础，组建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治委员。全师500余人，于1935年2月27日出发，打出苏区，突破6道封锁线，挺进浙西，并开创了闽浙边(浙西南、浙南)根据地。

这是在浙江省泰顺县白柯湾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旧址的红军挺进师纪念碑。

        在经历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后，1937年10月17日，红军挺进师的500健儿，在浙江省平阳县山门街整编。后整编为新四军2支队4团3营，终于开上了抗日前线，继续他们牺牲的战友们的未竟事业。

        这支部队经过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锤炼，越战越强，现在是16集团军69师205团3营，在北疆保卫着祖国的安宁。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留下的另一粒火种——闽浙赣边(原皖南)游击队的800余名将士，在陈毅的主持下，于1938年1月，在江西省浮梁县瑶里整编。后整编为新四军1支队2团3营。

        同样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洗礼，这支部队现在是保卫我们首都的警卫3师13团3营。

       这是瑶里整编部队合影。

        这两支部队的所在团因战功卓著，都被命名为“老虎团”。这是205团的团歌：

              “老虎团之歌

    赣东北诞生，

    闽西南创建，

    战斗、战斗、战斗，

    无敌的老虎团。

    保郭村、战黄桥打出虎威，

    战淮海、渡长江炼出虎胆。

    孟良崮前横扫敌顽，

    三八线上高歌凯旋。

    方志敏鼓舞我们英勇战斗，

    血火中夺来人民的江山。”

    

        我们的痛心之地——江西省的怀玉山，已经一改当年山高路陡、冷僻荒凉的景象，即使是我们5年前来时所看到贫穷农村的景象也不复存在。除了山顶雄踞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纪念碑”、方志敏雕像和纪念馆外，山上山下，旅游部门和当地百姓都在大兴土木，建造旅游中心、旅游设施和农家乐，全力把这里打造成一个红色旅游基地。一条宽阔、美丽的高等级山区公路(它甚至有个正式的编号：306省道)代替了我们5年前走过的崎岖、狭窄、令人胆战心惊的乡间公路。

       公路边的峭壁上写着大幅的方志敏的手书：可爱的中国。

       我耳边仿佛听到了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中的美好憧憬之声：“不错，目前的中国，固然是江山破碎，国弊民穷，但谁能断言，中国没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呢？不，决不会的，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的立在人类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的携手了。

        这么光荣的一天，决不在辽远的将来，而在很近的将来，我们可以这样相信的，朋友！”

        方志敏烈士，让我们欣慰地向您报告：经过几代中国人民的前仆后继、流血牺牲、艰苦奋斗，您憧憬的这一切，已经实现了！

         您看到了吗？

                                编后心语

        虽然我们已经结束了这趟“重走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征途”之旅，虽然我也即将写完这最后一篇旅行笔记，但我脑海里仍不断浮现我们经过的地点，萦回着在这些地点发生的可歌可泣的事件：沙洲坝的红井，古田镇的灯光，松毛岭的牺牲，福州降虎关的血战，罗源城下绵延5里的军民攻城大军，庆元竹口之胜的喜悦，葛源苏区群众的热烈欢迎，以及谭家桥的遗憾和怀玉山的群星陨落。这一小段历史，这一支小部队的历程都印证了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成长的艰辛，成长的伟大。

        方志敏、瞿秋白这些富家子弟、知识分子背叛原阶级投身革命，历尽艰险，面对高官厚禄的诱惑，坚贞不屈，舍身取义；北上抗日先遣队和后续的红军挺进师的指战员们，弹尽粮绝，孤军奋战，在和上级已完全断绝联系的情况下，仍和几倍、十几倍于己的敌人坚决战斗，绝不投降。

        是什么支撑着他们这样义无反顾地赴汤蹈火、视死如归？

        是信念的力量。作为方志敏、瞿秋白这些中国早期的革命领导人认识到，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面对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只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而作为普通的红军战士和革命群众，他们认准了一个朴素的道理，只有跟着共产党、跟着红军，才有活路，将来才能过上好日子。

        崇高的理想，美好的愿望，坚定的信念是前进的方向，是斗志的源泉。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更加理解我们先辈的奋斗精神，才能发自内心地尊崇他们。

        这种奋斗精神今天并没有过时，因为我们又有了同样需要具有坚定信念才能完成的美好愿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敬礼！——向无数为了新中国诞生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辈们，向无数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辛勤工作、努力奋斗的同胞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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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部分资料、图片取自：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简史》(唐洪森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江西怀玉山、安徽黄山谭家桥、浙江淳安中洲、福建永安石峰、福建福州降虎关等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展览馆(陈列馆)”。

江西弋阳“方志敏纪念馆”，“漆工镇暴动纪念馆”。

        在此表示十分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