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不可以不弘毅 任重而道远———记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董光昌

水云生

董先生

浙大

董光昌

数学系

学术

数学

教授

浙江大学

苏步青

科研

       自1989年进入浙大攻读研究生，而后留校从事科研、教学，十年间我有幸受教于多位名师，他们有杰出的才能，深厚的德行，鲜活的个性，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人格魅力深深影响了我。如今我离开浙大已15年，抚今追昔，撰文于此，记录我的学术恩师、人生导师董光昌先生，回忆我们共同的浙大往事。

     数学征途：陈苏学派传人，院系重建基石 

 

       谈及董光昌先生其人，就必须首先谈谈浙江大学数学系的历史，董光昌是那段闪耀却坎坷的历史的见证者与参与者。

       解放前的浙大数学系实力雄厚，著名数学家陈建功、苏步青创立的浙江大学微分几何学派被称为"陈苏学派"，又名"浙大学派"，在20世纪40年代蜚声中外，与当时美国的芝加哥学派和意大利罗马学派三足鼎立于国际数学界。

        "陈苏学派"培养了许多人才，董光昌就是其中之一。

       董光昌是江西浮梁人，自幼喜欢钻研自学。小学五年级时，有一次将一个有一定难度的算术问题解决了，从此激发了他对数学的浓厚兴趣。从那以后，超纲学习、超前学习就成为董光昌求学的常态。对年幼的他来说，钻研数学就是一个由不知求知、由不能求能的神奇游戏。到了中学，正值日军侵华、全民抗战的危难关头，日寇铁蹄踏不断他求知的梦想，内外交困扰不乱他求解的决心，董光昌硬是在并不丰富的中学书库里和扰攘闭塞的书桌上坚持课余自学，深入钻研了查里斯密大代数、霍尔乃特大代数等数学名家专著。

       1946年董光昌高中毕业，与同学结伴沿长江而下到上海报考大学，旅途中听人说起自己景仰的苏步青、陈建功两位名家正在浙江大学数学系，便暗自定下赴浙大求学的决心。最后，在几所学校同时录取他的情况下，董光昌仍然坚定的选择了浙大。浙大的爱才之心同样浓厚，时任系主任的苏步青教授亲批尚未正式入学的董光昌先到图书馆研读，从此，董光昌正式踏上了他的数学人生。

       大学四年及毕业后留校任助教的两年，学术环境优越，名师陈建功、苏步青都曾亲授一门课并主持讨论班，其他高水平教师的授课，同学、同事间的学术交流切磋，都为他学习数学提供了优质条件。同时，系图书馆专著丰富、期刊众多，为他课余自学钻研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源。董光昌正是在这期间，奠定了一生数学事业的坚实基础。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浙大数学系被撤销。苏步青、谷超豪等一批知名教授以及大量教师全部调离浙大，大部分书籍和资料都调往复旦大学。在极为窘困的学术环境下，董光昌先生仍然在浙大坚持数学研究，发表了一系列有创新、有见地的学术论文，成为国内较早研究数论方面问题的学者之一。

       1957年，浙大数学系恢复重建，董先生负责高年级教学并指导学生毕业论文。1961年，还是讲师的他招收了两名研究生，当时在全国尚属首例，可谓对他教学与科研水平的肯定。从此，作为数学系的学科带头人，董先生致力于高层次数学人才的培养。在学生眼中，他继承与发扬了老浙大数学系治学严谨、学风淳厚的优良传统，为数学系形成良好的教学和科研风气付出了大量心血。60年代毕业生、在海军工作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沈昌祥，80年代毕业生、受邀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作报告的著名青年学者林芳华（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和励建书（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这些光耀浙大的学长们所取得的成就都与董先生的悉心培养密切相关。

       董先生的治学生涯，特别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学识积累、敏锐而又深刻的洞察力以及严谨的治学态度，都对研究生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培养的博士均已成为学术骨干。在先生的带领下，浙江大学的偏微分方程研究集体已为国内同领域中令同行敬畏的一支"劲旅"。 

       作为浙江大学高等数学研究所的倡议者和主要创建人之一，董先生积极争取在数学所建立了浙江省第一个数学专业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并指导了多个研究方向的博士后研究人员。他不遗余力扶持和提携青年学者，积极组织开展各类学术活动，不断开辟新的学科方向，为浙江大学数学学科的全面发展和新中国的数学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图为浙江大学数学系师生为董光昌先生80岁生日祝寿）

师生缘起：爱才用贤心切，强留北上学子

 

      1989年9月，我进入浙大读研究生，那是浙大数学系重建之后高歌猛进的时期。当时我选择的方向是应用数学，师从名师郭竹瑞教授门下，指导教师是叶懋冬教授。提前攻博后，又转至沙震教授门下。直到我博士毕业前夕，一直没有机会与董先生有任何接触。在大家眼中，董先生一直是一个很严肃的大学者、大教授，平时衣着朴素，不苟言笑，大家对他都非常尊重恭敬。

       在我博士毕业前发生的一件事情，成了我与董先生缘分的开始。

       1993年底，董先生在上海参加了谷超豪院士发起组织的非线性科学学术会议。会上，谷先生提出我国要加快发展非线性科学的研究，浙大应该作出相应的贡献。会后，董先生陷入了思考，他深知非线性研究应用到国家的经济建设发展以及国防方面的重要性，便下定决心要在浙大组建班底开展这项工作。经了解，他发现我正是做这方面研究的。

       当他紧锣密鼓筹备组建科研班底时，已是1994年的春天，我当时已经定下毕业后的去向是到北京某大学，那里的一位颇有威望的教授非常欢迎我，热情地为我做了许多安排。就在这时系里通知我：董先生要见我。

       我很惊讶，心想董先生平时连话都很少跟我们讲，怎会突然要见面？满怀疑虑的我来到了董先生家，当时他虽然是著名教授，但是住的房子很小，我很清楚的记得他坐在厨房旁边一个很小的客厅里，泡了杯茶给我，还和蔼的抓了几个糖果给我吃，对我微笑。第一次看到董先生那样温和的笑容，我心中反倒忐忑，不停揣测着先生的用意。

       董先生问我："你毕业怎么打算？"

       我坦言："毕业我要去北京，都谈好了。"

       他接着说："你不要走了，就留在浙大吧。"

       我一下子懵了，急忙补充："这件事情可能不是那么简单，第一我已经跟人家签了工作合约，第二人家把工作、生活都为我安排好了，我现在不去可能已经来不及了。"

       他笃定的说："不要紧的，就留在系里工作吧，你肯定不能走。"

       毋庸置疑的几句话，无比果断的改变了我的未来。北京高校的那位教授虽然在业界声望稍逊，但也颇有建树，得知此事后忿忿评价浙大搞"大国沙文主义"，并给董先生写了一封长达十几页的信争取我。但是董先生对学术未来的规划异常清晰，排除万难都要实现最优化的配备，因此面对来自北京的争取丝毫不为所动。最终，我留在了浙大开始了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学术生涯，1996年出站后，我继续留在数学系工作。也正是与董先生的这次缘起，成就了我与浙大数学系的深厚缘分。

（图为1998年笔者指导董光昌先生的博士生张亶）

学以为国：苦心孤诣钻研，治学更图治世

 

       董先生带领我们做的第一个项目是船体放样的工作，这是他从1970年开始，花了近10年时间研究的成果，曾获得全国科学大会特等奖。在董先生心中，特别希望这个科研成果能够实现产业化。当时，国外很多造船所用软件，虽然理论上没有董先生解决的好，但是国外的软件人机界面好，便于使用。反观国内，所用软件停留在比较简易的阶段，界面、功能等与国外的软件都有差距。因此，董先生科研成果产业化的理想，并非出于个人利益的考量，而是迫切希望软件化应用能够为中国的造船业作出贡献。

       产业化之路异常艰辛，课题组虽然经过了长时间的努力，科研成果仍然无法达到预期的产业化程度。不过令人欣喜的是，其中一些技术环节仍然投入使用并且效果不错，国内的一些科研单位和造船厂家一直在使用"回弹法"进行船舶线型光顺，为了更加完善这方面的理论成果，董先生发展并丰富了上述研究内容，进一步形成了对"光顺"含义刻画更为精确的理论体系。国外著名的计算几何专家A. R. Forrest教授认为：董光昌教授的线型光顺工作是"数学与计算应用于实际问题的一个典范"。此后，董先生继续领导我们课题组实现了船舶线型光顺过程的自动化，实际光顺效果超过国内外同类研究水平。

       董先生带我们做的第一个项目虽然没有实现他的最高理想，但我在这个项目中学到了很多。比如，人的经验、判断如何在软件中体现，一个成果实现全面产业化需要多么巨大的投入，以及"专注"对于一个科研工作者是多么可贵。正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是跟随一个真正学以为国的学者得到的最宝贵经验。

       1995年至1996年，在以图像为主的多媒体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我们从事了利用分形技术进行图像压缩的研究。高效的图像压缩技术是实现图像通信的关键环节，在诸多图像压缩方法中，分形图像压缩方法是当时图像压缩领域的前沿技术之一。对此我们进一步优化了算法，将分形理论和图像处理技术进一步结合，在达到同等解码质量和压缩比的条件下，把搜索速度提高了一百倍，取得了国内领先的成果，进一步突破了多媒体技术的关键瓶颈。

       跟在他身边做研究的那些年，我深知董先生非常严谨，学术就是他的生命。今年我到杭州去见他，已经88岁的他还在做前沿的学问，想办法解决哥德巴赫猜想的一个等价问题。88岁的高龄，很多老人连路都走不动了，董先生却仍然保持着生命的活力和韧性，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晨都打一会儿太极拳，保持走路健身的习惯。他真正做到了清心寡欲，生命中只有学术，没有其他。对董先生来说，专注既是他通向学术巅峰的必经途径，也是他深厚修养和高尚灵魂的重要源泉。

（图为董光昌先生72岁时在华山参加学术会议留影）

公心可鉴：不畏世俗扰攘，坚守学术良心

 

       除却专注，董先生还拥有一颗公心。在他看来，学术的天地里，尤其要讲良心，稍有敷衍苟且，便不严谨忠实。科研如此，做人亦如此。

       董先生视学术如生命，治学甚严。有个最鲜明的实例，作为一位著名的教授，每年都会有很多博士论文送给他审阅。他审论文非常认真，而且发现问题他会毫不客气的指出，甚至有些问题别的教授指出来就由作者改进一下，最终还是碍于面子照顾通过，但董先生总是很严谨，坚持认为某个问题不解决就不能通过。在学术上诸如此类近乎于苛刻的要求，目不容沙的治学态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跟一部分同行的关系，在一些需要群众基础的关键时刻，他难免会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浙大几次上报过他的院士申请，虽然公认他在好几个领域都达到院士的水平，却都因种种原因没能通过，这些遗憾的结果跟他宁折不弯的为人是有关系的。

       现在的许多人不能了解这种品质的可贵，反倒理解成一种迂腐和离群，这在学术和文化上其实是一种严重的病象，降低了这个世界提升的品质。董先生是一味药，苦口良心，却能医治诟病。

       如今再忆浙大数学系往事，当年陈建功先生为了请回学术水平更高的苏步青，主动让出系主任位置，虚位以待，这才成就了名震海内外的"陈苏学派"，也造就了强大的浙大数学系，成为一段学术佳话。而今有董先生为国论才、严谨客观的态度，名师风范可谓一脉相承。

 

       我至今清楚的记得，二十多年前我还年轻，而董先生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却还在跟我们一起全国各地出差，找资源，拉项目。一个学者，在理想与现实间穿梭奔波，我想到的是曾子的那句：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我敬爱的学术与人生导师董先生，他谨受母校浙大的教诲与托付，勇敢肩负起教书育人、家国建设的重任，真正做到了胸怀广阔、意志坚定，永不畏惧个人发展和理想实现的路途遥远艰辛，正所谓，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

       念兹在兹，感恩母校，感谢恩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