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莉亚

周一兵

那是在1994年，5月份的第一个周末，巴黎每个月的第一个周末，大多数博物馆都可以免费参观，也包括卢浮宫。巴黎的春天像极了上海的梅雨季节，天空总是阴沉沉的、飘着蒙蒙的雨丝，虽然细雨和密布的阴云将这座艺术之都映衬得韵味无穷，可总是这么没完没了的，也叫人心里有一种去国怀乡的苦闷……
 
 

就是在那个周末我第一次见到了她。那是在巴斯底附近的Place des Vosges（沃日广场），沃日广场是一个精美的建筑群，由四栋建筑组成，每栋建筑有九个单元，建筑群簇拥着一个小花园，而花园的中心是一尊亨利三的青铜塑像。建筑物下面有一圈拱顶游廊，游廊里面有咖啡馆、餐厅和工艺品商店。大名鼎鼎的文学家维克多．雨果曾经就居住在这里，在这里写下了《巴黎圣母院》、《九三年》……。免费参观完雨果的故居，我漫无目的的沿着沃日广场的拱形游廊散步，突然从游廊和加纳瓦雷博物馆庭院的连接处传来一阵悠扬的小提琴声，刚刚听到这琴声时我并没有在意，因为在巴黎，尤其是在周末或星期天，人们对这种沿街演奏的事情早已司空见惯，可是再听下去，这声音就使我不得不驻足了。那位拉琴人技艺娴熟又充满激情，把乐曲的每一个音符都处理得那么干净明快，那华丽的修饰音，流畅的行板，优雅的旋律，就象一只看不见的手，不经意之间就揪住了我的心，牵着我向它走去……
 
Place des Vosges（沃日广场）的街心花园。

　　拉琴的是位姑娘，从我站着的角度看去，一缕光正从通往加纳瓦雷博物馆庭院的门洞照过来，她处于逆光的位置，在背景的光亮中，那姑娘就像一幅精彩的剪影，轮廓鲜明。琴弓被光线映得透亮，随着节奏为这尊雕塑制造了一个不停的上下跳跃的光点。她身穿一袭白色长裙，黑色的秀发披散着绕过白晰的肩头，低垂胸前，在色调暗淡的古建筑衬映下，那身体的轮廓和色调的淡雅，犹如一幅精致的传统古典派油画。　　
 
一曲终了，那姑娘转过身来——一张轮廓鲜明又异常清秀的脸，尖尖的下颌微微上翘，高高的鼻梁，一双大而明亮的黑眼睛，嵌在深深眼窝中，长长的睫毛，亲吻着微红的脸颊。她的脚下放着一个提琴盒，那盒面早已磨得退了颜色，一只旧的帆布包，一顶通常是用来讨钱使的礼帽和一个放伴奏带的盒式录音机。
她冲着听众浅浅地笑了笑，然后就拿起礼帽走向人群，小声向每一个人重复着：“谢谢了，先生，谢谢了，夫人！”如果有人在礼帽中投下一枚硬币，随着一声金属的撞击，她便鞠上一躬，嘴里念叨着：“Merci beaucoup!（非常感谢！）”我注意到她在发R这个小舌音时，发音位置靠后，带有明显得大舌音口音，而正是这种异域腔调，为她平添了一层令人着迷的色彩。
Place des Vosges（沃日广场）街心花园中间的亨利三塑像

当她走到我的面前时，我对她说的第一句话是：“姑娘，您的演奏棒极了，可以拉一支大曲子吗？比如帕格尼尼的，门德尔松的什么的？”
她抬起头看着我，嫣然一笑，说：“您说的这些曲子可不好演奏呢，而且我也没有伴奏带，如果您喜欢的话，等一会儿我可以试试布鲁赫的《G小调小提琴协奏曲》，这正好是今天我的功课”。
姑娘收完了钱，将帽子放在帆布包上，翻出了一盘磁带，推进录音机。又调试了一下琴弦，她夹好提琴后，转过身来面对着我，冲我点头示意。
 
维克多 雨果的故居

先是从录音机里传来了轻轻的鼓声，接着，乐声柔鸣，在一个由木管乐器组的简短序曲之后，那姑娘张弓搭弦，一个深婉而略带忧伤的乐句随着她的动作嘤然而出。乐曲从小提琴最低音的G弦的空弦开始，柔曼的向上攀升，一直到E弦的高把位。撩拨着听众的幻想。姑娘弓满弦盈，动静有序，将主题间的过渡，色彩的对比和情感的层次变化，表现的鲜明纯净。无论是柔美的抒情，还是激越的飞弓，都处理得极其精湛，特别是乐章的高潮部分，她演奏得简直就是神采飞扬了。她全身心地沉浸在乐曲之中，头斜靠在提琴的腮托上，微皱着眉头，眼帘低垂，上身随着音乐节奏自然的摇摆，一弓下来，从弓根到弓尖力度均匀，韵脉舒畅。时而欢腾跳跃，时而豪迈奔放，时而顺势凸起攀援而上，时而又水落石出，大量的双音及四音和弦，快速琶音，急弓穿梭，起伏开合，流畅准确，干净洒脱。
在她演奏的时候，我注意的看着她的手，那修长秀美手指，左手的指尖在琴弦上飞快的跳动，而持弓的右手，则快速的大幅度拉动琴弓，明快的旋律就从她的指尖喷涌出来。就是在这瞬间，那音乐，那神态和她那种无法形容的韵味，强烈地吸引了我也抓住了广场上的每一个人。露天咖啡座上的情侣们欠起身体，连在广场上寻找停车位的司机也都摇下了车窗。乐曲结束时，掌声骤起，从各个角落传来了喝彩声。姑娘的脸红了，把提琴抱在胸前，向着发出掌声的方向鞠着躬．我走上前去，将口袋里所有的硬币都掏了出来，放在她那顶旧礼帽中。
　　“不，先生，这太多了吧？”姑娘不好意思的翻动着帽子里的钱，推辞着。
　　“收下吧，美好的东西无价！”我笑着回答，并在她的致谢声中转身离去……
沃日广场的拱形游廊，这就是当年那位格鲁吉亚姑娘演奏提琴的地方。

几个月后我才发现，其实我们住得很近，因为到了夏季，巴黎人几乎全部蜂拥到海边度假了，街上一下子显得冷冷清清，连平时巴黎街头众多餐厅也都关了门，害得我们这些没有条件去度假的人，毫无选择的集中在不多的仍然营业的餐馆找吃的。这样我们经常在圣米歇尔大教堂附近的一家小咖啡馆相遇。她总是很早就来到这家咖啡馆，又总是座在那张最靠边的座位上，要一个羊角面包，一杯咖啡，一边看着街景，一边吃她的早餐，然后就夹起那个破提琴盒和一份当做午饭吃的三明治匆匆离去。看得出来，她的生活过得一定不宽裕，道理很简单，要是稍微富裕一点儿的话，就不会总吃最便宜的早点和相同的午饭了。几次不期而遇，我们总是彼此客气的打个招呼：Bonjour！（你好！）或相视一笑。要不是那天早晨突发的一件事，我们互相也只能像那些公共汽车或者是地铁里经常相遇的熟面孔，在生命中擦肩而过……
和以往一样，七点钟之前我就来到这间圣米歇尔教堂对面的小咖啡馆，当教堂的晨钟响起的时候，她踏着钟声出现在街角，坐在自己的老座位上向侍者要了一杯咖啡，她抬起头看见了我，彼此挥了挥手，算是打了个招呼吧——然后就开始享用她自己的“传统”早饭——一个羊角面包。
此时，街上的行人还不多，偶尔一辆在车顶上捆绑着水上运动器材的汽车，匆忙地向大海的方向驶去。一个卖花的阿拉伯人，推着一辆婴儿车，车上装满了刚刚剪切下来还挂着露水的鲜花，有紫红色的玫瑰，艳丽的康乃馨，淡蓝色的石竹和洁白的马蹄莲，不时会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太太，和卖花的阿拉伯人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捧走一束鲜花，一切都是那么平静……
突然，从街角拐出了两个巡逻警察，这个意外使得卖花的阿拉伯人大吃一惊，他显然是一个无照经营者，所以才会这么早就开始工作。因为，在这个时间街上是不应该出现警察的。
阿拉伯人收拾起鲜花准备离开，可警察已经到了他的身边，也许是没有能够去度假的缘故吧，那两个警察脾气特别大，他们大声呵斥着卖花的阿拉伯小贩，让他出示营业执照，否则，就要跟他们去警察局。阿拉伯人向警察哀求着，徒劳地做着各种解释，最后他和警察说：“我和你们走，但是请允许我先要把这些花送回家放进冰箱冷藏起来，这是我的全部财产了，不冷藏起来，时间长了，就一钱不值”。警察可根本不管阿拉伯人说些什么，坚持让小贩推着车跟他们去警局，于是双方就争执起来，不知是谁一下子撞翻了装满鲜花的婴儿车，那满车的鲜花全都撒在了街上，几乎覆盖了半个街面。行驶中的车辆停了下来，焦急的司机开始按起了喇叭。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使警察、卖花的阿拉伯人和正在咖啡馆里吃着早点看热闹的我们都愣住了。
 拉提琴的姑娘放下了手中的咖啡杯，她的眉梢由于愤怒而向上扬起，脸颊通红，（后来我发现，每当她情绪波动的时候，她的脸颊总是异常的红）。她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大步走到阿拉伯人面前，从地上拾起一把花，然后将钱包里的钱倒出来，递给了卖花的小贩，又捧着鲜花回到了自己的座位坐下。接着露天喝咖啡吃早饭的人们也模仿着姑娘纷纷离开座位，在地上捡起一把鲜花，再按照自己估计的价格，把钱给卖花的小贩。被堵在路上的汽车不再按喇叭了，而是尽可能压着马路牙子缓慢的行驶，生怕车轮碾碎这满地的缤纷。只是一会儿的功夫，撒了一地的花便被大家捡的一干二净。那个阿拉伯人彻底被感动了，他冲着咖啡馆，双手合十，深深地鞠躬，大声喊着：“Vous avez trop gentil，Merci！Merci……（好心的人啊，谢谢，谢谢……）！”。而他那双噙满泪水的眼睛，久久地凝视着拉提琴的姑娘。
阿拉伯人跟警察走了，一切又恢复了平静。为了表达我的敬意，我捧着刚刚拾来的几支玫瑰和一大把康乃馨，径直走到姑娘的桌前，把鲜花放在姑娘的餐桌上。看着一桌子的花姑娘笑了，说“这也太多了吧？”。那眼神中透着几分狡黠。
“收下吧，美好的东西无价”。我也笑着回答。
我忽然意识到，我们此刻的对话竟然和第一次见面时一模一样，在这种只有当事人才能意会的对话中，我发现我们彼此都没有忘记对方。
“为什么不坐下来呢？我们不是早就认识了么？”说着，她向我伸出了手，并做着自我介绍：“我叫奥利娅，是苏联人”。
“我叫一兵，中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她的邀请对于我来说当然是求之不得，我慌忙握住她伸过来的手。突然想起来那个被她称之为“苏维埃共产主义联盟”的国家，早在几年前就已经解体了呀，于是我追问了一句：“那么，您现在属于那个国家的呢？”
没有想到这一问，竟使奥利娅的眼睛里闪过一道哀愁，这哀愁迅速蔓延到脸上，她黯然神伤的垂下了头，轻声着说出了一个地名“Géorgie”．我没听懂，她又认真地重复了一遍，我还是听不懂．说实话，在法国的中国人，常常出这样的洋相，我们读熟了的那些来自英语的有关人名地名的译法和法文的发音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每每让按图索骥的人大失所望．比如：德国，按照法文拼读应该是“阿拉玛尼亚（Allemagne）”。法兰西应该是“法杭斯”，希腊是“给咳斯（Grèce）”，美国就更要命了，按法文的读是 “俄塔须尼（Les États – Unis）”。
看到我发呆的样子，奥利娅急得又是画图，又是解释，而我却依然一头雾水，最后，奥利娅突然笑了，她冲着我大声叫着：“斯大林，是斯大林的故乡”。
“啊哈！是格鲁吉亚！”。我这才恍然大悟，高兴地喊了起来，还哼起了著名的格鲁吉亚民歌《苏丽珂》以示我对她祖国的了解，奥利娅听得拼命点头，随着曲调，也小声唱了起来： 为了寻找爱人的坟墓，
天涯海角我都走遍。
但我只有伤心地哭泣，
亲爱的你在哪里？
但我只有伤心地哭泣，
亲爱的你在哪里？。 ……

就这样，在这个美丽的早晨，我和奥利娅，两个异国它乡的游子，坐在巴黎街头的阳光吧里，旁若无人地一边笑着，一边唱着，喝着咖啡，聊起天来．这一切对于奥利娅和我来说，真是一个不错的开端。认识了一个新的朋友，就认识了一个新的世界，奥利娅和我的新世界就是这样开始的。
 
圣米歇尔大教堂

　　奥利娅是来巴黎学习作曲的，已经三年了，从去年开始，忙于内战的格鲁吉亚政府再也无暇顾及这些被派到海外学习的留学生了，于是，奥利娅也没有了助学金，一切全凭自己。虽然在巴黎有一座叫“格鲁吉亚之家”的学生宿舍，凡是格鲁吉亚的留学生都可以免费住在那里。但是，奥利娅说她不愿意去住，因为目前在格鲁吉亚各个派别正打得热火朝天，而国内有多少派别，在留学生中就有多少派别，一样的你死我活，奥利娅实在不愿意凑这个热闹，只好租了一间小小的阁楼，搬出来自己住。（巴黎市内的房子紧张得不得了。那时候即便租一间面积不超过15平米的没有电梯的阁楼也要2000到2500法郎，很多留学生都是这在这样的小阁楼里，号称自己是：巴黎的顶层。）
为了生活，她每天都要去打工，在一个白俄家，那是“十月革命”以后逃到巴黎的俄罗斯大贵族，虽然他们每个小时付给奥利娅的工钱只是标准的五分之三，但奥利娅还是愿意，因为他们家有无数的藏书，而且许多是俄文的，在工作之余，奥利娅可以尽情地阅读。巴黎的生活指数在全世界都属于贵的，这样，奥利娅就不得不再挤出时间去教提琴课，或者就是利用周末，在沃日广场拉琴，挣点儿小费。
“巴黎的乐谱贵得简直没道理，幸亏我没有选择学习指挥，否则，我早就破产了”奥利娅经常这么和我抱怨，因为指挥系的学生必须要买总谱。但奥利娅绝非吝啬的人，每当巴黎大歌剧院上演新的歌剧时，她总是不计后果的选择最贵的票，看完歌剧的以后，她往往会高兴好一阵子，无论遇到了谁，都要手舞足蹈的大谈刚刚看过的那场演出，脸上洋溢着满足和幸福，至于这个星期的后几天该怎么过？那只有天晓得了。
我发现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这些来自前共产主义阵营的人总是非常聊得来，因为我们彼此很少文化隔阂，这也难怪，我们都是被同一种制度用同一种方式教育出来的同一代人，奥利娅和我之间就是如此，我们曾经都是少先队员，都佩戴过共青团团徽，我们都发过誓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当我告诉奥莉亚我小的时候“理想”就是“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因为老师总是教导我的。奥莉亚听得哈哈大笑，说：“我也一样啊！我小时候大人们也是这样告诉我的，只不过我们苏联人没有你们中国人多，所以你们的那个“三分之二”在我们那这就变成了“大多数”。
“那你现在的理想是什么呢？”我当时问过奥莉亚。
奥利娅笑了，她的笑特别妩媚，能笑得让一个男人心头发颤。
“现在哪还有什么理想呀，就盼着格鲁吉亚的战火早日平息，到那时候我一定马上回第比利斯去，去教那些被战争和死亡吓得要命的孩子们音乐，让他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美好的东西。”奥利娅淡淡的回答着，可那眼神显得好神圣。
奥利娅和我是用不同的语言唱着同样的歌，读着同样的书长大的，我们发现彼此都曾被萧洛霍夫和奥斯特洛夫斯基小说中的主人公感动得热泪盈眶，莱蒙托夫和普希金的诗歌也都使我们热血沸腾。正是由于这些，我们的感情迅速升温。那是多么令人难忘的一个夏天呀！整个夏天，我们几乎用脚步丈量了巴黎市区的每一个角落，在塞纳河畔，在蒙马赫特小山上，在巴黎圣母院前，在香榭里舍的林荫大道，在协和广场，在埃佛尔塔下……，我们边走边聊，一路的海阔天空，从托尔斯泰到列宾，从柴科夫斯基到斯坦尼斯拉夫，刚刚说完了莱蒙诺索夫，又跳到普列汉诺夫……我们之间似乎有永远说不完的话题。只要我们在一起就会忘记了现实的生活，忘记了异乡的孤独，完全沉浸在两个人的世界里。对于奥利娅和我来说，在落日的余辉下漫步在巴黎街头，成了我们生命中最重要也是最幸福的事情了。
和我当初的判断一样，奥利娅的生活的确很拮据，她穿得非常俭朴，吃得就更是凑合，一根棍子面包，一瓶自来水，一点奶酪就可以把一天给打发了。当然，这并不影响她照样去欣赏票价贵得惊人的歌剧。当我为她日后的生活发愁并打电话关心她一下时，她会笑着压低了嗓音，模仿着那句所有的中国人和前苏联人都熟悉的电影台词说：“瓦西里同志，面包会有的！”听到她那调皮的笑声我就明白，这个周末，她准会又来我这儿蹭饭吃。
谁说窈窕淑女就一定是锦口秀心，如果一但有机会大吃一顿的话，奥利娅的饭量可大得惊人呢，我经常带她去十三区的中国餐馆吃饭，每次她总是吃得兴致勃勃，带着和她那张俊秀的脸极不相称的贪婪和满足。无论川鲁粤，京沪闽，潮湘鄂，什么菜系的菜她都感兴趣，什么酸甜苦辣的味道她都能吃得下去，而且不管你在她的盘子里放多少菜，她都会吃得一干二净。可吃完饭后，她常常会被撑得弯不下腰来，这时，她就会一只手使劲抓住我的胳膊，一边摇晃我一边揉着肚子，“啊呦，啊呦”的叫着，笑着对我说：“一兵，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晚上啊”！然后，她就笑迷迷的盯着你，一直等你邀请她沿着塞纳河散步回家。当然，在这种时候，消食的成分要远远大于浪漫……
巴士底，巴黎大歌剧院就在这。
 

　　在那年的深秋时节，法国总理朱佩因为福利改革问题和工会领导人波隆戴姆发生了剧烈的冲突，从而引发了震惊世界的“巴黎世纪大罢工”，罢工波及整个法国。在巴黎，没有地铁，没有汽车，没有医生，甚至警察也参加了罢工。满街都是高喊着反对朱佩政府口号的游行队伍，巴黎几乎变成了一座死城。当然这一切对于奥利娅和我来说，除了被困在家里无所是事以外，没有丝毫关系。在我们这些来自前共产主义阵营的人看来，法国人的社会福利已经好得过分了，还瞎胡闹什么呢？正好我的朋友在十三区新开了一家经营北京涮羊肉的餐厅，请我晚上去捧捧场，于是，我给奥利娅打了电话，在电话里，奥利娅象小鸟般的欢乐得尖叫了起来。
　　奥利娅准时来到我的寓所，她那天穿的可真漂亮，那是一件棒针织的带有典型中亚情调色彩绚烂的大毛衣，那毛衣的图案和她那张轮廓鲜明的的脸配起来有一股说不出来的韵味，当我夸奖她的毛衣时，她自豪地告诉我：“这是妈妈亲手给我织的，为了今晚我才第一次穿上”。我当时感觉有些奇怪，心想：去赴个晚宴至于如此庄重吗？
那天晚上参加宴会的基本上是熟人，大多早就通过我认识了奥利娅并且非常喜欢她。晚饭一开始气氛就很热烈。当那一个个热气腾腾的火锅被端上餐桌时，所有的人都感觉到了一种围炉共语时才有的亲切和温暖。刚刚从大陆回来的餐厅老板，特意把从北京带回来红星二锅头分发到各桌，参加晚宴的人欢腾了，谁都明白，这种在北京并不值钱的酒在巴黎意味着什么，连那些以前滴酒不沾的人，都为自己斟点酒，晚宴被家乡的酒燃烧起来，大家推杯换盏，兴奋得大声喧哗，奥利娅今天高兴极了，跟着我转来转去，挨着桌的和朋友们干杯……
在餐厅角落的一张餐桌旁，坐着几个陌生人，据主人介绍他们是刚刚从苏东做生意回来的，发了大财。为首的是个胖子，一见到奥利娅他的眼睛就直放光，他向周围的人打听着什么，然后哈哈大笑起来，当我和奥利娅走到他们的桌旁，他站了起来，对奥利娅说：“嗨！听说你是从苏联来的？”
“是的。”奥莉亚笑着回答。
胖子：“我刚刚从莫斯科回来，缘分，缘分。来，我们干一杯！”说着胖子把自己的酒杯斟满了酒，那可是喝葡萄酒用的玫瑰杯，斟满了一杯足足有三两。
“你疯了？这是L'eau de la vie（生命的水，法语对高度酒的称谓），和我们的伏特加一样，是让人疯的东西！。”奥莉亚显然对于这样的喝酒不适应。
“那你说说，中国的二锅头和你们的伏特加那个更厉害？”胖子说。
 “也许二锅头更厉害吧？”奥利娅笑着回答。
“二锅头”三个字奥利娅是用中文说的，是我刚刚教会她的一个中文名词，奥利娅说得字正腔圆．把胖子听得哈哈大笑，他站了起来，从兜里掏出一大沓最高面值的法郎，摔在桌子上，然后指着钞票对奥利娅说：“你太有意思了，今天我们一定要干一杯。这样吧，你和我干一杯中国的L'eau de la vie（生命之水），就拿走一张500法郎的票子，你能陪我干多少杯就拿多少，放心，钱我有的是！”
刹那间我看见奥利娅的眼睛中闪过一道寒光，脸颊陡然涨得通红。凭着以往的经验，我知道这是她她受不了的前奏，但还没有来得及上前劝阻，奥利娅就已经向胖子走了过去，她的表情变得可真快，此时她冲着胖子咧着嘴在笑了，那笑容还十分妖媚，一边笑还一边挤了挤眼睛……
奥利娅把自己的杯子斟满二锅头，阴阳怪气的说：“OH，Ma Petit puce，bon idée（啊，我的小跳蚤，好主意），您的话一定是算数的吧，那么，我们还等什么呢？”说着，奥利娅已经把手搭在胖子的肩膀，斟满了一杯二锅头，目光炯炯，逼视着他。
瞬间胖子似乎被这个架式给吓了一跳，求援似的看了一眼身边的伙计们，我走上前来，轻轻地拉了拉奥利娅“为了今天”穿的那件漂亮的大毛衣，劝慰着：“奥利娅，快别闹了，这家伙已经喝的够多了。”奥利娅转过头来，使劲儿的推了我一把，冲着我说：“你走开，这是我自己的事，用不着你管！”
接着，她又向餐厅里的人喊：“大家快过来，今晚，我要陪这个可爱的中国男人喝个痛快!”
中国的酒文化喜欢看人斗酒，如果是男人和女人斗就更精彩，如果是和外国女人……，人们迅速的聚拢过来，将奥利娅和胖子围得水泄不通，有起哄的，有叫好的，拉拉扯扯，好不热闹。
接着人群中就传来酒杯的撞击声和大伙儿的齐声叫喊：“五百法郎！”不久人群中再一次传来来“一千法郎！”的欢呼……
我沮丧的坐在人群外面的空了的椅子上，等待着最后的结果。随着奥利娅和胖子的每次干杯，人们高声地报着钱数，当报到三千法郎时第六杯时，大家兴奋的声音都变了调。突然奥利娅高亢的喊声穿透人群：“女士们，先生们，这样干喝有什么意思，在这个欢聚的日子里，让我们唱起来啊！”说着，她就用俄语起了个头：“если  в  праздники”。 （如果在节日里……）虽然在座的绝大多数人不懂俄语，但那曲调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于是，大家也都跟着奥利娅用中文唱了起来：
“如果在节日里，有几个好朋友，让我们相聚在一起……
奥利娅的发音已经含混不清，有点儿时断时续的。
＂＂四千法郎！＂人们一边唱一边继续欢呼……
“качестве участника  сталин……（为党的斯大林）”  , 
“为光荣的旗帜，我们…来…干一杯……”
从鬼哭狼嚎的歌声中，传来了“四千五百法郎！”的欢呼……人们敲盆敲碗，继续狂欢……
“Как славно,  военно - морской флот（为光荣的海军） ，мощная  армия(为强大的陆军)  ……”奥莉亚的声音已经走了调。
“……让我们畅饮一杯！”歌声断断续续，早已变成了歇斯底里嚎叫。
“好啊……五千法郎了，五千法郎！！”人们激动得狂呼，就在此时，轰隆一声，胖子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脸色紫红色，神志模糊，他冲着人群摆着手，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断断续续地说出了下面的一番话。
 “这…这个苏联妞可…真…厉害，我认….输了，法…法国的物价就…就是贵，我…我在莫斯科的时候，象这样的姑娘，五…千法郎可…以同时睡…俩儿…”。
　　胖子的这段话如果是用中文说的就好了，可他偏偏说的法语，奥莉亚听得明明白白，胖子的话音刚落，奥利娅就把手中的酒杯狠狠地砸向胖子，随着玻璃杯撞击墙壁的清脆的破碎声，餐厅里突然安静静下来，胖子呆呆地看了奥利娅，大声地打了个哈气，一头就扑倒在餐桌上，醉得酣睡起来，一付没心没肝的德行。
“你…你这只猪！” 奥利娅咬牙切齿对着已经醉得不省人事的胖子喊着：“如果是……是当年，在我的……祖国强大的时候，你敢……你敢这样说吗？”奥莉亚泪流满面。
“现在，我们完了，共产主义世界解体了，捷克和斯洛伐克成两个国家，东德人成了穷鬼，南斯拉夫人杀得你死我活，保加利亚匈亚利盛产妓女，罗马尼亚人是骗子小偷，俄罗斯人是黑手党，我们格鲁吉亚人是匪帮，你们……你们这些中国人也跟着以前我们的敌人一起来欺负我们…”
奥利娅显然也醉了，她根本没有意识到胖子早就昏睡不醒，仍然向他声嘶力竭的喊着，泪水沿着脸颊不停的流淌。我们的几个女同胞想把她扶走，奥利娅挣脱开来，用手扶着桌面，勉强支撑着摇晃的身体，一只手指着醉得不省人事的胖子，叫着：“……不！不！你们别碰我，让我把话说完……你们卖给我们的羽绒服，填充的是鸡毛，让我们的老人在寒冷的冬天被冻得瑟瑟发抖，你们的运动鞋一穿上就坏，让我们的孩子为了过圣诞节才能得到的礼物哭泣，你们的运动装到处开线，让我们的年青姑娘穿着它丢尽了脸，你们的皮夹克还不如纸结实，小伙子们套上连胳膊都不敢抬，你们把这些骗人的假货全卖给我们，骗走了我们最后的一点儿卢布……”此刻奥莉亚已经泣不成声。
“你们以为这样欺负我们，西方人就会看得起你们？呸!别做梦了，他们巴不得你们和我们一样——早一点儿完蛋。我是为了你的这点臭钱和你喝酒的……你这只猪！”说到这，奥利娅弯下腰，从桌子上抓起那堆钞票，咬牙切齿的撕得粉碎，抛向了天花板．“……不！我就是想看着你醉死……” 奥利娅厉声尖叫。
事情越闹越大了，显然违背了主人的初衷，大家劝慰着搀扶着奥利娅，想使她平静下来。她突然挣脱了大家的搀扶，对着周围的人哭喊到：“你们…你们有谁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
她奋力用手支撑着桌子，勉强地站直了身体，转过脸来，面冲着餐厅里所有的人，泪水再一次涌出了眼帘，她泣不成声：“我的亲爱的中国同志们，今天是11月7日啊，是我们的十月革命节！我是来找你们过节的呀……”说到这奥利娅嚎啕大哭起了，再也说不出话。
天啊！我记得来这之前，曾经对我说过：“妈妈给她织的心爱的毛衣，是专门为了今天才穿的”。原来是这个意思。我还记得奥利亚总称自己是苏联人，不管那个苏联已经解体了多少年，在她的心中，对自己以前曾经拥有过的美好记忆，该有怎样强烈而复杂的眷恋啊！想到这些，从我的心底突然涌出了一股强烈的对奥利亚的歉疚。其实，何止是我呢，在座的所有来自大陆的中国人，脸上都写满了歉疚……
朋友们帮我把醉了的奥利娅搀扶到了休息室，大家争先恐后地为她端茶送水，尽心尽力就像在照顾自己的亲人……
离开餐厅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奥利娅的酒还未完全醒过来，由于全市的大罢工，我们找不到交通工具，只能步行回家，奥利娅小鸟依人般的紧紧靠着我的肩膀上，我们在萧瑟的秋风中，趔趔趄趄的走在巴黎街头。
1994年巴黎世纪大罢工

奥斯特里茨火车站前的塞纳河大桥被示威游行的人封锁了．为了过桥，我不得不打着V字形手势，表示自己不是去上班的人，搀扶着她装模作样地呼喊着罢工口号，上了桥。桥上的罢工人群有拉手风琴的，也有人高唱革命歌曲。歌声和口号声使奥利娅清醒过来，她发现在她的周围，竟全是些打着红旗，高呼革命口号人群，这种典型的革命氛围，刹那间使她糊涂了，她似乎已经忘记了全巴黎都在罢工。奥利娅紧紧地攥住我的手，用她那双大大的眼睛迷茫地瞪着我。
“一兵，我们这是在哪？这不是在做梦吧！”她使劲揉着眼睛问
当我向她解释以后，她异常地兴奋，她猛然挣脱了我的怀抱，抓住我的肩膀大声喊着：“啊哈！一兵，这个感觉可太妙了，这是革命啊！巴黎正在发生着一场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我已经听到了阿夫乐尔号水兵的歌声，我已经看见了斯莫尔尼宫广场上的旗帜，乌拉！乌拉……”她狠命的摇晃着我。
 
她欢呼着摆脱了我的搀扶，灵巧的踏着格鲁吉亚踢踏舞的舞步，冲进游行队伍中间。真难相信，刚才她还酩酊大醉呢。真没有想到奥莉亚的舞蹈跳的竟然是那么好，她吸引了周围的人，也吸引来那个拉手风琴的青年，他笑着蹦蹦跳跳的来到奥莉亚的面前，按照舞步的节奏，变奏出明快的舞曲。周围那强烈的革命色彩，深深地感染着奥莉亚，在手风琴的伴奏下，她全身心地沉浸在舞蹈之中，她跳得是那么投入，那么奔放，那么激越，仿佛要把刚才因为胖子引起的所有的郁闷跳光。那轻快的舞步，灵巧的身姿，披散的长发，挥舞的双臂和那件她妈妈给她织的色彩鲜艳的中亚风格的大毛衣，在橘黄色路灯的照耀下，在同样亢奋的拍手，跺脚，吹口哨的人群中，舞出了一幅如梦如幻绚丽多彩的抽象画。
奥莉亚跳着，跳着，疯狂的跳着，也把周围跳成了一片疯狂。这些以热情浪漫著称的巴黎人，聚拢在奥莉亚的周围激烈地扭动，尖利的口哨声，狂热的欢呼声和热烈的掌声此起彼伏，奥莉亚似乎一下子就成为罢工人群的中心。只有我心里明白，奥莉亚，你这是在为自己，为了自己的那个已经没有几个人还记得的“十月革命节”跳舞呢！
　　此时的奥莉亚已极度亢奋，她的脸上沁出了汗珠，双目分外明亮，她喘着粗气，从跳舞的人群中冲到我的面前，一把扯下了我脖子上的红色羊绒围巾，急促地对我说：“亲爱的一兵，快让我坐在你的肩膀上，快！我不行了，今晚我要彻头彻尾的疯狂！”还没等我弄明白发生了什么，她已经急不可待的顺着路灯的柱础爬上了我的肩膀。奥莉亚坐在我的肩上，象挥舞旗帜般地挥舞着我的红围巾，用俄语冲着人群高声唱起歌来，刚开始我没听懂，但那熟悉的曲调让我猛然醒悟，她唱的是《国际歌》，她的歌声嘹亮激昂，并微微发颤，在夜色中的塞纳河上回荡。
“Вставай! голодный  раб,  страдания людей во всем мире ……（俄语：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在奥斯特里茨大桥上罢工的人群跟着就唱了起来，而且，唱的人越来越多。
“……Notre sang bout, lutte pour la vérité!……（法语：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虽然这些人唱得是法文，但是，《国际歌》本来就是欧仁-鲍迪埃用法文写的呀，所以这歌用法文唱起来更显得浑厚雄壮，原汁原味。奥莉亚向着人群挥舞着我的红围巾，示意大家跟着我们向塞纳河对岸走，人们从重新排好了队伍，跟着我们，不，确切地说是跟着坐在我肩上的奥莉亚，高举着旗帜，唱着《国际歌》，向塞纳河对岸前进。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此时此刻我同样被这热烈而熟悉的气氛感染了，再也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跟着奥莉亚，跟着人群大声唱了起来，当然，是用中文。此情此景真的奇怪极了，在二十世纪末的巴黎，在诗情画意的塞纳河上，突然红旗招展，歌声嘹亮，出现了“一派大好的革命形势”。而且，在这雄壮嘹亮的《国际歌》声中，有俄文，有法文，还有中文．如果不是亲历亲为，我肯定不会相信这是真的。　
　  那天晚上的事情过去以后，一切又恢复得和以前一样，只是奥莉亚再也不肯和我去参加中国人的聚会了。
1994年巴黎世纪大罢工

圣诞节快到了，整个巴黎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到处闪烁着五光十色的圣诞灯火，到处充盈着便宜的打折商品，到处是满脸洋溢着幸福的人群，连续几天的大雪，更将节日的巴黎装点得分外妖娆。　我们早就约好了一起过节。
　　圣诞之夜，奥莉亚来了，背着我们第一次相遇时的那只帆布包，兴高采烈的着扑进了我的小阁楼。一切早就布置好了，香滨酒就冰在冰桶里，烤箱里的是香气扑鼻吱吱做响的烤鸡，小壁炉中燃烧着几根烘托气氛的松枝，餐桌上点燃了蜡烛，录音机里放着欢快的圣诞音乐。一棵小小圣诞树被装扮得五彩缤纷，在树上最醒目的地方，挂着我为她准备好的礼物。那可真是个温馨又浪漫圣诞夜，我们把房间里的灯熄了，用两支淡蓝色的蜡烛照亮了小小的餐桌，浅黄色的香滨酒在细高的玻璃杯中挂满了梦幻般的气泡，壁炉里燃烧着的木柴，弥漫出淡淡的松木的清香并偶然发出爆裂声，我们完全陶醉在自己所营造的这种氛围中，忘记了世界上的一切。不时，会有夜风从微敞的阳台门吹进，带着雪后的清新。
奥莉亚从那只帆布包里拿出了厚厚的一大本像册，坐在我的身边，翻开来给我看，像册的第一页，是一张黑白照片，前景是一个莲花状的喷水池，喷水池的边上，坐着一对儿青年男女，二十岁左右的年纪，小伙子一头卷曲的头发，宽阔的额头，正盯着镜头傻笑，姑娘依偎在小伙子身上，有些羞涩，脸上荡漾着深情，照片的背景是一幢高大的建筑物，建筑物的正面有巨大的石柱和苏维埃联盟的国徽。奥莉亚指着照片对我说：“这就是我的爸爸和妈妈，当时他们大学刚毕业，分配到第比利斯红星机械厂当助理工程师，他们身后的这幢建筑，就是第比利斯的市政府大楼，那时，他们正在热恋中，所以有这张照片的时候，还没有我呢”。奥莉亚笑着向我介绍。
接着，从照片中我看到了奥莉亚的家，奥莉亚的哥哥，姐姐，还有童年时期的奥莉亚。她带着红领巾咧着嘴傻笑。记得还有一张照片是奥莉亚全家在一起过“五一劳动节”的，那时，奥莉亚已经16岁了，胸前是红领巾换已经成了共青团团徽……
这曾经是一个多么幸福温暖的家啊！奥莉亚翻着像册为我讲解着每一张照片，沉浸在对美好往事的回忆中，突然，她怪叫了一声，迅速地把像册合上，笑得弯下了腰。
“不行，不行，这张可不能给你看”。她哈哈大笑着，双手紧紧抱住像册．可她越是这样，我就越是好奇，我们争夺起像册来．争了一会儿，奥莉亚累了。
“好了，争不过你，拿去看吧，但是，你可不许笑”。她说着彻底放弃了抵抗。
　　我接过像册，翻开一看，天呐，那是一张奥莉亚四，五个月时的照片，她傻了傻气地趴在一条大浴巾上，拼命地抬着硕大的头，瞪圆了一双充满好奇的眼睛，注视着这个陌生的世界，那胖乎乎的小胳膊小腿，就象白嫩的藕节，圆鼓鼓的，而且还一丝不挂。
　　我们就这样笑着，闹着，吃着，聊着，蜡烛早已燃尽，但谁也不想开灯，舍不得失去壁炉中火光辉映出的殷红……
　　突然，街头传来圣诞的钟声，那钟声此起彼伏，笼罩了雪夜的巴黎，我们不约而同的站了起来，相互亲吻，相互祝福，这钟声提醒了我们外面还有一个世界，奥利亚随手拿起遥控器，打开了电视……
　　法国电视五台正在播放世界各地人们欢度圣诞的实况，随着播音员的解说，画面上出现了罗马狂欢的人群，波恩（前西德首都）闪烁着灯火的圣诞树，伦敦威斯敏斯大教堂，忽然，镜头一转，屏幕上出现了一幢高大的建筑，那建筑上布满了弹痕，窗户几乎全部破损，有几层楼上还留着燃烧过的痕迹，我正觉得这座楼房看起来非常眼熟时，播音员开始解说：“在格鲁吉亚的首都第比利斯，人们在战火中迎来了今年的圣诞节，……”
　　我猛得想起，这不就是刚才照片中奥利娅父母合影时作为背景的那幢市政府大楼么？只不过他父母曾经坐着照相的地方，那个莲花状的喷水池，已经被炸弹掀翻了，在白雪皑皑的大地上，犹如一个张开的巨口，恐怖狰狞。
　　播音员继续解说：“……第比利斯的街头，出现了反对战争的游行，人们试图赤手空拳阻止俄罗斯第三军进入格鲁吉亚的首都……”
　　随着解说词，屏幕上出现了在风雪中游行的人群，手持ＡＫ47步枪的武装分子，俄罗斯第三军的Ｔ72坦克……
　　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奥莉亚，只见她死死地盯着电视屏幕，拼命咬着自己的嘴唇，眼睛里含满了泪水。她用双手拼命地抱紧自己的肩膀，徒劳地试图制止全身的颤抖。我明白，此刻的她正在强忍着内心巨大的痛苦，生怕破坏了这圣诞之夜的祥和。我想安慰她，但又不知从何说起，此时此刻，她的同胞们正起劲儿的同室操戈，相互杀戮，可他们曾经是友好的邻居，善良的同事。此时此刻，她的故乡烽烟遍野，疮痍满目，可那里曾经鲜花盛开，绿草如茵，此时此刻，枪炮的轰鸣代替了平安夜的钟声，瑟瑟寒风中坐以待毙的难民代替了购物的人群，Ｔ72坦克长长的炮筒代替了街边灯光闪烁的圣诞树，手持自动步枪的蒙面武装分子代替了欢乐祥和的圣诞老人，这些铁一样的事实，无不是明明白白的在向奥莉亚昭示，你的家园已经没有了，你儿时的梦幻少年的理想已经破灭了。面对着沉浸在如此巨大痛苦之中的奥莉亚，无论是什么样的语言，都会显得轻浮。我只能默默地望着奥莉亚那被炉火映红的脸庞，将瓶中的酒不停地斟满自己面前的高脚酒杯。
　　奥莉亚突然意识到客厅里的沉寂，“啪”的一声关上电视，站起身转过头看我，当我们的目光交织在一起时，她勉强地裂了裂嘴，想冲我挤出一个微笑，但就在那一瞬间，她满眼的泪水夺眶而出，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一头扑进我的怀里，失声痛哭。她哭得是那么伤心，消瘦的肩膀也随着她的抽泣而抖动
。奥莉亚哭了许久，终于平静了下来，她从墙上摘下了我的吉它，默默地坐在壁炉前的地毯上抚弄着琴弦，用俄语轻声唱着，她的双眼迷茫的越过我的头顶，死死地盯着天花板上的某一个地方，仿佛可以通过那里看到了自己多灾多难的故乡和日思夜想的亲人。
那天晚上，奥莉亚抱着我的吉它，一首接着一首，不停不歇的唱着！她的声音沙哑，低沉，忧伤。她唱的有些歌我熟悉，有些歌我不知道，但是，唱得全是前苏联各个加盟共和国的著名歌曲，她唱着顿巴斯煤矿的工人，她唱着列宁山高耸入云的峰巅，她唱着山楂树下彷徨的少女，她唱着伏尔加河上辛劳的纤夫和莫斯科郊外的迷人的晚上……这一首又一首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歌曲，犹如一幅幅拼图，渐次地在我的脑海里形成了一片辽阔强大的国土。歌声中，我仿佛看见了克里姆林宫尖顶上的红星，西伯利亚茫茫雪原，第聂伯河滚滚的波涛，乌克兰一望无际的田野……
　　壁炉的火光映得奥莉亚的脸上忽明呼暗，在她那蜷缩成一团的身躯里，燃烧着痛苦的热情，疯狂的挚爱，无奈的绝望和受尽折磨也无法挣脱的对故国的眷恋，这热情，挚爱，绝望和眷恋，化作了浓浓的哀，浓浓的愁，化作了歌声，从她滴血的心中汩汩流出……
奥莉亚唱着、唱着……唱尽了长夜。她走的时候天已经亮了，她执意不让我送，说是要独自一人感受一下那雪后的清新，我从窗口看着她踏着厚厚的积雪，穿过庭院，向大街走去，在高大的楼群之中，她的背景显得那么柔弱，那么孤独，那么无助。在她的身后，留下了长长的一串脚印，就象长长的一串问号，一路绵延……
 
　　新年过后就是中国的春节了，为了和国内的家人团聚，我要暂时离开法国，去机场时奥利娅没来送行，只是寄来了一封短信，在信中奥利娅写道：“……原谅我不来为你送行，我对别离有一种发自心底的恐惧，对我越是重要的人，这种恐惧感就越强烈。但我会用我的目光铺成你前行的路，我会用我的一生关注你！我为你祝福，但更想祝福你的祖国，祝愿她强大繁荣，虽然我并不爱你的国家，也不了解她，但是，我爱你！对于一个像你我这样流落天涯的人来说，身后如果没有一个令人尊重的祖国，在世人面前，你就会失去了你骄傲的资本！”
   
 
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次分手竟成为永别，在北京的两个月里我给奥莉亚打过电话，那时候打个国际长途电话可真难，要彻夜在北京长话大楼排队。在电话里她兴高采烈的告诉我：“你听说了了吗一兵？格鲁吉亚的停战协议签订了！”她告诉要回第比利斯去看看，只是先去看看，不久就会回来，让我别为她担心，在巴黎等着她……对于她的决定我非常理解，她曾经和我说过：格鲁吉亚的战火平息了就马上回第比利斯，去教那些被战争和死亡吓得要命的孩子们音乐……。我们相约“巴黎见！”可当两个月后我从北京回到巴黎时，竟失去了她的音讯，我按照她给我留下的地址，无数次的用各种方式拼命的和她联系，但她始终踪迹杳然。我曾经去第比利斯找过她，当时虽然签订了停战协议，可是格鲁吉亚局势依然动荡不安，谢瓦尔德纳泽的政府形同虚设，地方武装，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以及打着各种旗号的山大王们，在正义和真理的口号下，变本加厉的从事着打家劫舍草菅人命的勾当。第比利斯警察局的警官甚至暗示过我：别再找啦！在这个混乱的年代，第比利斯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绝望中我在第比利斯红星机械厂家属宿舍的废墟上放下了一把鲜花，企盼着奇迹的出现。因为那鲜花和我们在巴黎第一次相识时我送给她的一样——几支玫瑰和一大把康乃馨……我想：如果她还在，看到这束花时，一定会知道我曾经来过。唉！在那个既没有互联网也没有手机的年代，想找到一个人可真难……
奥利亚，当我想念你的时候，我会抱着你弹过的那把老吉他，唱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在巴黎街头旁若无人的一起唱的那首格鲁吉亚民歌《苏丽珂》：。 为了寻找爱人的坟墓，
天涯海角我都走遍。
但我只有伤心地哭泣，
亲爱的你在哪里？
但我只有伤心地哭泣，
亲爱的你在哪里？
……。 唉…一语成谶！为什么在我们相识第一时间，我们唱的是这首歌？难道一切都是命定！我经常久久凝视着地图上标出的格鲁吉亚那一小片地方，有时，那地方会幻化出了奥利娅蜷缩在壁炉前的身影，那么悲伤，那么凄凉……
奥利娅，亲爱的你在哪里？
 
格鲁吉亚，第比利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