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父亲

李平

　　1925年父亲出生于湖南平江，兄妹七个，父亲排行第三。父亲的生母去逝早，爷爷在父亲40岁时曾作词《临江仙》以赠，词中描述了爷俩痛失奶奶的悲惨境遇：“尚记燕京初聚首，精灵四岁孩童，可怜幼弱失慈晖，牵爷频觅母，凄切有谁知。······”。父亲少儿时代在老家平江读书，爷爷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归国后一直在北方任职，父亲与爷爷聚少离多，直到1947年，爷爷把父亲和三叔、四叔一起接到重庆读书，才又回到爷爷身边。

　　父亲的年青时代颇具传奇色彩，也许是受爷爷的影响，喜欢读书看报关心时事，忧国忧民，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统治，同情民众疾苦，反对内战。在当时环境下，父亲并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敢于公开表达自己的思想，积极参加进步的社会活动。父亲的言行不符合统治者的利益，受到校方的点名批评和公开威胁。爷爷知道后，马上安排父亲转学至重庆南泉新闻专科学校。转学后不久，爷爷带着三叔、四叔离开重庆，回到阔别三十多年的老家湖南。父亲因学业未完在重庆继续读书。

　　父亲的年轻时代风华正茂，转学后，父亲似乎到了一个更大的平台，积极的投身学生运动，宣传民主、爱国的进步思想。1949年4月21日，父亲参加了重庆各界“反饥饿、反内战、争温饱、争生存“的大游行，担任重庆各大专院校的校际联络员。父亲活跃的身影终于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被盯稍，大游行的当天晚上父亲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

爷爷得知父亲的消息后焦急万分，四处求人设法营救，渣滓洞和白公馆被称为魔窟，只能进，不能出，没有人能活着出来，爷爷营救父亲的努力终未如愿。

　　父亲被捕后，先关在渣滓洞，后转入专门关押政治要犯的白公馆集中营。与父亲关在一起的有许晓轩（小说《红岩》中的许云峰）、陈然（小说《红岩》中的陈刚）、罗广斌（小说《红岩》作者）、任可风等。国民党特务希望从父亲这里得到更多重庆地下党组织的情况，在狱中半年多的时间里，父亲多次受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刑考打，国民党特务用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电刑等各种手段残酷的折磨父亲，父亲的身体受到极大的摧残。

　　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开始对关在白公馆集中营的政治犯进行大屠杀，一批又一批革命志士被押出去后，一阵枪响再没有人回来，白公馆笼罩在白色恐怖中。1949年11月27日晚上，父亲与罗广斌等剩下的19人被集中到5号牢房。当时值班的特务叫杨钦典，是已被狱中地下党争取过来，弃暗投明的人。当晚，杨钦典接到西南长官徐远举的密电，命令除罗广斌、任可风两人押往台湾外，其他人一律就地枪决。接电话后，杨钦典马上来到5号牢房前，说：“白公馆的看守都去渣滓洞执行任务去了，我把牢房钥匙给你们，我在楼梯口跺三下脚，表明楼上已没人，你们赶快越狱。”这样，幸运的父亲和其他志士一起打开牢门，乘着夜色奇迹般的逃离了白公馆，逃离了死神。

　　重庆解放后，重庆市人民政府曾专门登报寻找白公馆脱险的19志士，并授予“虎口脱险19志士”的光荣称号。至今，在重庆白公馆纪念馆还设有“白公馆大屠杀脱险者”专栏，介绍19志士的事迹，陈列着父亲和其他脱险者的照片。父亲脱险后，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二野”军政大学任教员，在海军报社任过记者，后因身体原因转业至地方。

　父亲参加学生运动时不是中共党员，只能算进步青年，解放后并未享受任何待遇；更重要的是在越狱过程中，父亲为躲避追捕与团队跑散了，到达预定集合地点时晚了两天，狱中党组织认为父亲对革命立场不坚定，是态度犹豫的表现，拒绝为父亲出具相关证明。这件事对父亲的一生影响很大，在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不得不处处小心翼翼，生怕触发了这颗“定时炸弹”。狱中党组织负责人罗广斌结局更悲惨，他曾因创作了小说《红岩》和《烈火中永生》红极一时，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也会被整。在那个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日子里，罗广斌在大屠杀之夜从狱中脱险的经历，正好成了人们怀疑他的理由。”文革“前，曾被”历史问题有个别疑点”为由，否决了他共青团中央委员候选人的资格；“文革”开始后，被打成“叛徒”，《红岩》也成了“叛徒文学”，1967年坠楼身亡，年仅43岁。

　从我们记事起父亲身体就不好，狱中的折磨严重伤害了父亲的身体健康。父亲腿和手都留下了残疾，对工作和生活影响很大，一只腿没力，稍不注意碰点东西就可能摔跤，记得小时候，有一天是我还是李林，图好玩从背后跳到爸爸背上，害得爸爸头砸在柜上，前额砸破了血直流。父亲的右手萎缩几乎已不能起作用，日常生活吃饭、穿衣、写字全靠左手。有时妈妈回得晚，父亲给我们做饭，父亲用左手艰难切肉的情形还历历在目，现在想起来就心酸。小时候家里经济条件不好，我们三兄弟都是长身体、读书要花钱的时候，父亲和妈妈一起省吃俭用艰难的支撑着家，到了新学期开学要缴学费时，父母东拼西凑借债度日。那时亲人们都关心父亲的健康，给予了我们许多帮助。

　　父亲虽然身体不好，但父亲是乐观和热爱生活的，脸上常年挂着笑容，好象有永远享受不完的开心事；父亲喜欢照像也会照像，有许多笑得好甜、笑得很开心的照片，看着那些照片你也会受到感染而会心的笑，这些照片成为我们怀念父亲最珍贵的记忆；生活中父亲经常会哼哼小调，偶尔会放声高唱，那时我们住在一栋小楼里，有三、四户人家，父亲的歌声打破了沉闷的气氛，大家也轻松的笑了，父亲唱歌音调比较高，如果受过训练，可能也是个不错的男高音；父亲右手不方便，只能用左手写字，但仍然见其功底，比我们三兄弟的字都强得多，有机会父亲会露一手毛笔字，如果得到赞扬，父亲是最开心的时候；父亲做得一手好菜，记忆最深的有红烧猪脚、肘子蒂、泡菜、猪油炒糯米饭。那时我们三兄弟都会吃，节假日，父母做好吃的一定会用脸盆大小的碗装，否则父母还没上桌菜就可能没了，可惜再也吃不到那样香的饭菜了；父亲喜欢看报，那时家里订了《长沙晚报》，每天下午四点左右父亲就会喊：“平伢子，去拿报啰”或者是：“林伢子，看报来冒啊。

　　父亲是老实本分的人，从来不会有什么坏主意，也从来没有欺负过任何人，不受别人欺负就阿弥陀佛了。父亲有时又太老实了，记得小时候有次和父亲出去，看到几个人在发传单，父亲好奇想要一份看看，那人问父亲：“什么出身？”，父亲答：“地主”，“地主不发。”父亲只好怏怏的走了。有失必有得，父亲能比较平安的度过建国后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度过那些疯狂的、非人道的日子，或许与父亲老实、不出风头、不争利、更不争权有关。我们三兄弟能健康的成长，能各自在工作和生活中不让父母操心，除了父母在生活中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外，父母在精神、性格方面的潜移默化影响更大，是父母的言传身教使我们都成为本分、能自食其力的人。

　　父亲在世时，我没去过重庆，父亲去逝后不久，我有机会到了重庆。在白公馆，我在父亲的照片前跪下，为怀念也为对父亲生前照顾不周、尽孝不到而愧疚。从重庆回长沙的路上，看着长江三峡两岸的烟雨，听着江水“哗哗”的涛声，想象着父亲当年在巴蜀大地学习、奋斗的情形，仿佛看到年青时代意气风发充满活力的父亲。我想：父亲是勇敢的，曾为心中的理想奋斗过、呐喊过，并为之不遗余力的实践过，即使面对强权也不退缩。父亲把一生的精、气、神都留在了青年时代，都奉献给了心中的理想。虽然父亲由于身体原因，之后在工作中再无建树，但父亲仍然值得我们为之骄傲，是我们亲爱的好父亲。

　　安息吧，亲爱的父亲。

2016年10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