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遮不住——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1936.10——2016.10）

罗璘

2016年10月，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我想用我的语言，将家乡闪闪发光的红色珍珠串联在一起。------题记

在赣南人的心中，总有一份自豪和荣耀；
在赣南人的心中，总有一份疼痛和悲伤。
在他们脚下的3.9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共和国的摇篮在这里形成、万里长征从这里起步、“三年游击战”的南国烽烟在这里燃起、无数先烈的鲜血染红了这块土地……
赣水悠悠，青山巍巍，记载着赣南恢弘壮阔的红色历史。这里，一山一水都能讲述当年的悲壮故事，一草一木都记载着当年的历史传奇。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一） “中央苏区”的孕育
如果我站在历史的高空，我能望见远去的硝烟；
如果我站在时光的经纬，我能看清历史的迷雾。
让我们一起回到那并不遥远的1927年。清王朝虽然推翻已经16年，中国仍然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列强割裂，军阀混战，内忧外患，民不聊生。
“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万众一心……”在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血雨腥风中，革命的歌声嘎然而止。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革命处于严重危机之中。在全国工人运动有“一广州二州”美誉的江西赣州，曾经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同样遭到增压，共产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工人运动领袖陈赞贤被骗至国民党赣县县署枪杀。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南昌领导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月27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9月19日，这样临时政治局会议根据形势的变化通过决议，果断抛弃了国民党左派的旗帜，提出了宣传和建立苏维埃的口号，从此，中国苏维埃运动迅猛开展起来。
赣水那边红一角。在南昌起义军途径赣南的影响和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的指引下，赣南各级党组织逐渐恢复活动。1927年10月，中共赣南特委成立，开始领导农民武装暴动。1927年11月至1928年3月，赣西、赣南、闽西相继爆发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武装暴动，建立了工农革命军，创建了吉安东固、于都桥头、信（丰）安（远）定（南）、寻乌阳天嶂、永定溪南里等红色割据区域。
“我们耕田做工的，一天到晚饭都没有吃，为什么会这样？我来告诉你。地主大商人，摧残剥削我们……”悲壮的《工农暴动歌》，在乡村、在城市、在山野、在田间激荡响起。南康潭口、赣县大埠、信丰、于都、寻乌、兴国、安远，暴动此起彼伏。
　　1929年1月，为打破国民党军队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主力3600多人开始转战赣南、闽西。两个多月中，红军战斗频频，险境不断。
　　

——大余首战失利。1929年1月14日，遵照前委柏露会议确定的“围魏救赵”的战略部署，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3600多人离开井冈山，向赣南进军。1月17日进占崇义。1月23日，占领大余县城。并在大余城附近分兵发动群众、筹款。次日拂晓，赣敌李文兵部追至大余，并抢占了大余城北的天柱山制高点，向城外警戒的红28团发起猛烈进攻。红28团被迫仓促应战，处于下风。在县城附近的红军指战员听到枪声后，纷纷投入战斗。红31团迅速越过章江登上水城东面的东山岭，阻击敌人；红军特务连则从东门外沿小河去争夺天柱山至高点，发起了一次又一次冲锋，双方在大余城东北高地展开了激烈战斗，战斗一直持续到当天傍晚。此役，红31团营长周舫、独立营营长张威等重要干部牺牲。红28团党代表何挺颖身负重伤，后在转移中牺牲。这次大余战斗，由于担任警戒的红28团未能及时察觉敌情，让敌人占领先机，致使红四军下山后首战失利，打乱了原定的“围魏救赵”的计划，使红四军陷于被动局面。最后，红四军不得不撤出大余县城，部队在当地群众黄学正、廖厚皮的向导下，经广东的南雄的上、下杨梅，乌迳，向江西的信丰大塘转移。
—— 红军军部寻乌圳下遇险。大余激战受挫后，红四军前委得悉安远、定南、信丰3县边境有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活动。为甩掉尾追之敌，1929年1月27日凌晨，部队遂经龙南东坑向定南、安远边境前进。这一带到处是地主豪绅的土围和民团。红军不断遭到袭击，前有堵截，后有追兵，既找不到粮食，也找不到向导，寒风刺骨，薄衣单衫，赤脚行军，鲜血淌地。
　　1929年1月29日，红四军到达定南县月子岗，后卫部队与追击而来的国民党军第15旅先头部队激战，掩护主力于30日赶到定南县龙塘圩，与在这一带活动的赣南红军第26纵队取得了联系。通过与红26纵队纵队长郭一清、党代表黄达交谈，毛泽东、朱德初步了解到当地情况。当晚，红四军在红26纵队的掩护下，至安远县的鹤仔圩宿营。鹤仔，位于安远、定南、寻乌三县之交，离安远县城约八九十华里。经半月之久征战的红四军已人困马乏，极度疲劳，急需争取时间休整，补充弹药给养，于是，毛泽东、朱德决定攻打安远县城。红26纵队奉命牵制敌军，红四军当日向安远城方向前进，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名义写信给中共安远县委书记罗贵波，要求县委立即组织群众武装暴动，配合红军攻城。罗贵波接到毛泽东指示信后，连夜召开县委会议研究部署。县委一面派出人员将所有能组织的群众都武装起来，组成暴动队，做好行动准备；一面派县委领导人魏宗周前往迎接红四军。魏宗周赶到安远县南部孔田圩时，得悉敌军几个团与当地地主民团已准备在孔田北面的太平圩夹击红四军。他立即找到红四军军部，将情况向毛泽东、朱德报告。红四军遂改变计划，由黄达带路，改道向寻乌县方向前进。
1月31日，在孔田脱险后的红四军到达寻乌县菖莆圩，与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古柏取得联系。古柏向毛泽东和朱德汇报了寻乌和赣南革命斗争情况，建议红四军转向项山罗福嶂，在闽粤赣3省交界的大山中找一个落脚点。2月1日，根据古柏建议，毛泽东和朱德率领部队直奔罗福嶂，经留车、青龙、双茶亭，当夜宿吉潭圳下村。圳下村，在吉潭以东约3华里。它四面群山环抱，中间是个东西走向的狭长田段和一条小河，村中住有十几户人家。毛泽东与军部住在村中围上大屋，朱德住在村中的文昌阁，前卫红31团与后卫红28团相距约4公里。
　　

1929年2月2日凌晨，前卫红31团已经出发，后卫红28团团长林彪违反规定，不等军部开拔就已撤哨，开始移动；住在前委和军部附近的特务营、独立营正整装待发；前委和军部机关刚开早饭，毛泽东还未起床。就在这时候，尾追而来的敌刘士毅第15旅先头部队，乘着朦胧晨曦，绕过红28团驻地，突然向驻在圳下村中的红四军军部袭击。一时枪声骤起，噼噼啪啪，红军还以为是村中百姓放鞭炮。待前委工农运动委员会副主任谭震林和前委秘书长江华听清是枪声时，敌人已冲到离军部驻地仅几十米的地方。而此时，军部机关已被敌人包围，毛泽东、朱德、陈毅都被敌困在其中。
在这危机时刻，谭震林和江华一边抵抗，一边命警卫员赶紧叫醒党代表毛泽东，并通知朱德军长撤退。被枪声惊醒的毛泽东，由警卫班掩护从后门突围出去。村中一条小河，河上有座小桥，桥上桥下挤满了争相过桥的红军战士，一片混乱。毛泽东飞快上前，朝挤在桥头的红军大喊：“不要跑，要抵抗敌人！”这时，毛泽东夫人贺子珍赶到。毛泽东向贺子珍要过手枪，朝天开了一枪，继续大喊道：“不要跑！要抵抗敌人！”贺子珍也合着毛泽东声音大喊。警卫班跟上来，依托河沿向追来的敌军射击，混乱的红军战士们纷纷加入抵抗的行列。随后，毛泽东和贺子珍由警卫班掩护，涉水过河，突围上山。
朱德军长离开住处时，敌军已近在眼前。他与警卫排一起，杀开一条血路，突围出来。朱德夫人伍若兰与前委工农运动委员会妇女组组长曾志，跟在朱德后边一起突围。不料伍若兰在爬一个土坎时腿部中弹，负伤倒地，不幸被俘。正在吃早饭的军士兵委员会主任陈毅随即披着大衣急走，却被突然冲上来的敌人一把揪住，他顺势将大衣一抛，正好罩住敌人的头部，快跑脱身。陈毅和谭震林、江华等一起，冒着枪弹从前门冲出，机智脱险。毛泽东的弟弟、前委工农运动委员会宣传科长毛泽覃，身负重伤，幸而突围。这时，红四军特务营组织全力拼死掩护，担任前卫的31团听到后面枪声紧密，赶紧回头接应，军部才得脱险。只见到毛泽东等人，打回村中，既不见朱德，也不知28团去向。他们一直等了两三个小时，才看见朱德带着警卫排从一条小路赶了上来。中午时分，仍溃不成军。毛泽东和朱德只好和31团、军特务营和独立营部队，按预定目标，当晚全部转移至罗福嶂宿营。
罗福嶂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村子，四面高山中间一块狭长小盆地。毛泽东、朱德和军部住在村中芹菜塘大庙中。红四军此时处于井冈山下山以来最困难的绝境之中。全军在大余信丰寻乌损失约200支枪，600人。部队早已断粮，官兵连续七八天半饥半饱；几次战斗加上寒冷饥饿，伤病员剧增，又无处安置，只得用担架抬着行军、转移；弹药损耗殆尽，屡次战败，又无缴获补充。一时，部队士气低落，埋怨情绪日增。
面对红四军所处困境，1929年2月3日，毛泽东在罗福嶂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就红四军的领导体制、行动方向及如何对付严峻复杂的敌情等，展开了讨论和争论。会议决定，全军向吉安东固前进，找个落脚之地；同时决定部队整编为第1、3两个纵队，毛泽东与朱德各带一路分头向东固进军；撤销红四军军委，将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以减少层次，便于机断。会上还决定：万一部队失败，领导人要分别潜往上海等地，化名登报与组织联系，重振旗鼓再干。毛泽东化名“杨子任”，朱德化名“王楷”。会议尚未结束，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古柏匆匆赶来通报：国民党军队正向罗福嶂实施包围。毛泽东和军部决定全军按罗福嶂会议决定立即向东固前进。2月4日拂晓，红四军冒着严寒，秘密沿着会昌和福建武平两县边界的崎岖山道前进，当晚在寻乌县罗塘再遇敌刘士毅部阻击，遂折向武平东留、太阳桥，然后转入会昌东部的河头、半迳。
在这次寻乌遇险中，朱德的爱人伍若兰被俘，并押送到了赣州。敌审讯官对坚贞不屈的伍若兰毫无办法，电告蒋介石，要求严处。蒋介石复电：从速处决，割头示众。接到电文的当天，赣州敌军指挥官就下令官兵把伍若兰押到刑场上。伍若兰壮烈就义了，残忍的敌人用大刀砍下她的头，将其头颅先后在赣州卫府里和湖南长沙挂竿示众。
　　那年3月，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汇报信中这样写道：“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五个团紧跟身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
　　——红军“最有荣誉之战争”。1929年2月8日，这时已经临近春节。红四军抵达瑞金城郊沙州坝，阻击一阵追敌后，绕过瑞金县城，分成两路经黄柏、壬田往大柏地开进。2月9日红军进入瑞金县以北的大柏地、隘前地区。此时尾追红军之国民党军第15旅两个团由旅长刘士毅率领也自澄江进到瑞金。中共红4军前委决定乘第15旅孤军冒进之机利用大柏地以南两侧谷地的有利地形采取伏击手段将其歼灭。当日红军第28团欠第2营、第31团和军特务营独立营分别埋伏于麻子坳至前村今杏坑两侧的树丛中第28团第2营在隘前警戒并诱敌进入伏击区。10日15时第15旅进到隘前时遭红军警戒分队的阻击战至黄昏双方对峙。11日晨红军警戒分队边战边撤，将第15旅诱至麻子坳、前村地域。红军趁夜进入预定阵地一纵队一支队在大柏地以南西侧山上设伏三纵队在大柏地以南东侧山上设伏一纵队三、四支队配置在东、西两侧之间正面堵击一纵队二支队为总预备队留大柏地由朱德军长亲自掌握。

2月11日(大年初一)拂晓敌人冒着蒙蒙细雨向大柏地前进受到红军阻击。敌人以为得手不断投入新的兵力猛攻求歼。一纵队三、四支队佯作不支轮番掩护退却逐步退到大柏地附近便与东、西两侧伏军形成一个口袋形的伏击圈。敌人不知是计猛钻口袋直至底部遇坚强抗击仍增兵不已以致全部进入口袋。9时许，东、西两侧伏军向敌后迂回出击扎住了袋口。接着各路红军向敌人发起进攻杀声四起。但是红军毕竟子弹少沿途又有损无补如今火力薄弱。虽然力争弹无虚发打完了子弹的用刺刀、石块、枪托拼搏却逐渐出现僵持局面。此时朱德军长命令总预备队出击各路红军也同时奋勇冲锋战况才得以扭转。经过反复肉搏“与敌在血泊中挣扎”终将敌第十五旅两个团大部歼灭获人、枪各800余。那是一场悲怆而壮烈的战斗。此后不久，陈毅向中央作《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留下了这样的描述：“是役我军以屡败之余作最后一掷击破了强敌，官兵在弹尽援绝之时，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始获最后胜利，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经此绝地反击之役，红四军扭转危局，攻兴国、战东固、下长汀……短短两个月，红四军从艰难跋涉的逃亡之旅，蜕变成了捷报频传的胜利之师。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1933年夏天，此时的红军和苏区已经到达鼎盛时期，毛泽东在瑞金赋诗《菩萨蛮·大柏地》，以欢快的笔调，描绘了一幅色彩斑谰的大柏地雨后的壮丽景色，抒发了革命者的“战地黄花分外香”的革命豪情。红军纵横赣南闽西，一方面开展游击战争，一方面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为此后开创中央苏区打下了基础。
　　1929年3月，毛泽东在福建长汀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在赣南、闽西开辟创建新的根据地的战略决策，揭开了中央苏区建设的序幕！6月，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区域称为“苏维埃区域”，简称“苏区”。

（二）红色首都“瑞京”的诞生
历史，从来不是按照史书编年体的方式按顺序发生着，很多重大的事件总是在时空的交叉中堆叠着发生。
1929年的中央两封来信，就在并不经意间考验、影响并改变着历史的走向。1929年的1月，是红四军创建以来最为艰难的岁月。充斥着报纸版面的，几乎都是井冈山被国民党军击破和朱毛红军节节败退的消息：《朱毛向大汾逃窜，各军追缴堵截》，《朱毛被剿，由井冈窜入赣南》，《朱毛图窜南雄被击溃》……当时，设在上海的党中央与红四军没有电台联络，只能通过书信互通消息。中央获知红四军的情况，更多地来自报纸的新闻报道。红军的现状，让党中央忧心忡忡。
而此时的前方，却是另外一番风景。2月，瑞金大柏地一战，红军绝地反击，短短两个月，红四军从艰难跋涉的逃亡之旅，蜕变成了捷报频传的胜利之师。4月初，正当红军节节胜利的时候，一个年纪轻轻的中央军事部特派员找到了刚刚抵达江西瑞金不久的红四军军部，拿出了一封《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信》。这封来自党中央的重要指示信写于当年2月，因此被称作中央“二月来信”。 信中的指示归纳起来有两点，一是根据工人运动比农民运动低落的政治形势和共产国际的意见，要求红四军武装力量分散到各乡村中去；二是担心“朱毛两同志留在部队中目标既大，徒惹敌人更多的注意”，要他们离开部队“速来中央”。
时过境迁。信中对形势偏于悲观的估计已经不符合红四军的实际情况，自然在红四军领导层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反应最为强烈的是毛泽东。他在接信后第二天，就给中央写了一封长达5000多字的复信。复信的一开始，毛泽东就毫不客气地指出：“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党在从前犯了盲动主义极大的错误，现在却在一些地方颇有取消主义的倾向了。”对“二月来信”的两个核心指示，毛泽东表示，分散红军，用意固然是为保护红军，却不切合实际，“愈是恶劣环境，部队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强奋斗”。中央要调朱毛二人去上海，毛泽东并不坚持，但“望即派得力人来”。他还向中央推荐了刘伯承和恽代英，“两人如能来，那是胜过我们的”。毛泽东的这封复信是经红四军前委讨论后，以前委的名义发出的。而作为军事单位应有的领导机关——军事委员会，在红四军中已经“暂时停止办公”。身为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在形式上集党务和军权于一身，这成了此后不久爆发的争论的一个伏笔。而毛泽东对中央指示毫不客气的批评，也被一些人冠上了“不服从中央”的帽子。“七大”主持人陈毅担子不轻。他殚精竭虑两个昼夜，起草了《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陈毅的出发点是要维护党内团结，弥合红四军两个灵魂人物之间的裂隙，这份《决议案》写得用心良苦。1929年6月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内一所学校的祠堂里面召开。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党的前敌委员会，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居然落选了。林彪是支持毛泽东的，在此后的1930年1月5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也就是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论著中，毛泽东说““中央此信（去年二月七日）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不好的，这封信给了四军党内一部分同志以不良影响”。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了他一手拉扯大的红四军，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毛泽东4月给中央“二月来信”的复信，也是在路上辗转了两个多月，直到6月份才送到上海。虽然信的言辞语气并不客气，但内容和主张得到了周恩来的认同。1929年那个夏天，陈毅从闽西秘密辗转到上海寻找中央汇报。他用惊人的记忆力，秉烛疾书，用三天时间写成《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等五份报告，这也就是后来著名的“陈毅五万言报告书”。陈毅对自己观点的修正，在随后中央委托他起草给朱毛红军指示信时就开始了。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在《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中，陈毅向中央建议：“中央能各派一人去担任他两个的工作，则两人同时可以离开，如不能同时派两个人去，则先派一人去任前委书记，毛可先走，朱可暂留工作。”而到了他起草的指示信中，则变成了“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这封信就是党史上著名的“九月来信”。新中国成立后，陈毅曾诙谐地打比方来形容那个时期自己所处的境地：“你们朱毛两个人天天在吵架。一个晋国，一个楚国，你们两个大国天天打架，我这个郑国在中间简直不好办。”当时左右为难的陈毅在草拟决议案时字斟句酌，最终选择了这样的办法：“对毛主席我打了他一棒，对朱军长我也打他一棒，对刘安恭我也打他一棒。”这是后话！1929年，对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关系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三位后来掌控着中国革命命运走向的伟人，正在艰难的革命探索与重大的抉择中，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考验与磨合。这一年，毛泽东36
岁，朱德43岁，周恩来31岁，在他们之间穿针引线的陈毅，年仅28岁。
在中央“九月来信”的指导下，1929年12月，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在福建上杭的古田召开，这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从中国革命的特点和实际出发，围绕如何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和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创造性地回答了我们党和军队建设一系列带根本性、方向性的重大问题，探索和确立了思想上建党、政治上建军的正确道路，奠定了党和军队建设及军队政治工作的坚固基石。历史又回到了正确的航向。
时光，又很快迈入1930年。年初，赣闽粤三省的国民党军队开展了对闽西的“会剿”。为了打破围剿，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离开闽西回师江西，分兵发动群众，取得了吉水水南、施家边战役的胜利。在这个春天里，包括兴国、于都、宁都、瑞金、赣县、安远、寻乌、信丰、南康等县的赣南根据地和包括龙岩、永定、上杭、武平、长汀、连城的闽西根据地初步形成。1930年3月，周恩来去莫斯科参加苏共十六大，李立三暂时掌管上海中央。6月，他指派中央特派员涂震农到闽西招开汀州会议（又称南阳会议），命令红军趁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混战之机进攻南昌和长沙。根据中央指示，红四军和闽西的红十二军以及赣西的红六军合编为红军第一路军（后改称红军第一军团）。会上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此项行动。毛泽东率红一军团趋南昌而不攻。彭德怀率红三军团于7月28日攻进长沙，十一天后，又在湖南军阀何键十五个团的优势兵力面前被迫退出。毛泽东赴长沙与彭德怀会合，于9月10日再次进攻长沙，攻城战中红军损失惨重。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1930年，毛泽东永远地失去了他的爱妻、革命伴侣杨开慧。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去领导秋收起义，开展井冈山根据地斗争;杨开慧则独自带着孩子留在家乡湖南，参与组织和领导了长沙、平江、湘阴等地武装斗争，发展党的组织，坚持革命整整3年。板仓离长沙也仅百十公里，自从1927年马日事变以来，板仓被杀害的革命群众就有460多人。要革命就会有牺牲，对于这一点，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个革命者的妻子，杨开慧早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毛泽东率领红军二打长沙，湖南军阀何健更加恨之入骨，想方设法抓捕杨开慧。
伍若兰在长沙城门口枭首示众，正好让杨开慧目睹，回到板仓，她写下了愤怒而娟秀的文字：“或许是我太不合时宜的缘故罢!为什么人家欣喜的事，我却要悲伤呢?想不到前清时候罪诛九族的故事，现在还给我瞧到(杀朱德妻虽然未及九族，根本是一回事)!我以前根据我的时代眼光，对于杀人的事实，常常是这样说：杀人是出于不得已的啊!虽然事实常常不是这样的……可是啊，这一次杀朱德妻的事，才把我提醒过来!原来我们还没有脱掉前清时候的文明风气，罪诛九族的道理，还在人们心里波动!……”
偶然在长沙城碰见伍若兰杀头示众的事，对开慧可是个不祥的预兆，她更作好自我牺牲的心理准备，她给堂弟杨开明写了一封托孤的信：
“一弟：我好像看见了死神———唉!它那冷酷严肃的面孔!说到死，本来而(于)我并不惧怕，且可以说是我喜欢的事，只有我的母亲和我的小孩，我有点可怜他们!而且这个情绪缠绕得我非常厉害
———前晚竟使我半睡半醒的闹了一晚。我决定把他们———我的孩子们托付你们，经济上只要他们的叔父长存，是不至于不管他们的，且他们的叔父是有很深的爱对于他们的。但是倘若真正失掉一个母亲，或更加一个父亲，那不是一个叔叔的爱抵得住的，必须得到你们各方面的爱护，方能在温暖的春天里自然生长，而不至于受那狂风骤雨的侵袭!”
　　杨开慧写信时，泪珠儿不断，心肝俱裂，她作了最坏最坏的打算。1930年10月，杨开慧在板仓被军阀何键抓捕。叛徒任卓宣向何键献策称：“杨开慧如能自首，胜过千万人自首。”于是，审讯官提出，杨开慧只要宣布同毛泽东脱离关系即可自由。杨开慧坚决地拒绝了这个可以给她带来生路的选择。同年11月14日，杨开慧在长沙被杀害，年仅29岁。牺牲前她只说了一句话：“死不足惜，但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据相关资料记载，杨开慧牺牲时极其惨烈，她一直在刑场上痛苦地流血、挣扎，双手紧抠入泥土，抠成了两个小坑。刽子手接到报告后，又回到刑场补了一枪。不久，正在江西指挥红军反“围剿”的毛泽东，得知妻子牺牲的消息，痛彻心肝，他在给杨家的信中说，“杨开慧之死，百身莫赎”。时至27年后，一句“我失骄杨君失柳”更是寄托了毛泽东对亡妻的绵绵哀思之情。
　　1930年8月，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合编成立红军第一发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委。在二打长沙失败以后，毛泽东主动撤围，领导红一方面军挥师江西，10月，攻克吉安，并成立以曾山为主席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1933年1月至1934年10月，江西省苏维埃机关驻宁都县梅江镇七里村"赖翠廷翁祠"），以此为标志，中央苏区初步建立。

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迅猛发展，尤其是李立三“左”倾路线强令红军攻打中小城市的冒险行动，使蒋介石集团惊恐万分。1930年10月，历经半年的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军阀大战和湘粤桂边战争结束，蒋介石立即调集10万大军，向江西苏区和红一方面军进攻，红军进入反“围剿”新阶段。从1930年冬到1931年秋，红军连续取得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二十万军重入赣 ，风烟滚滚来天半，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毛泽东《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说到红军反“围剿”的胜利，很有必要说说第一个被红军俘虏的中将师长张辉瓒，因为这不仅仅是一场大胜利，还涉及到红军创建初期违反俘虏政策的问题。蒋介石令第9路军总指挥、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为“剿共”总司令，张辉瓒也被委以重任--左路军前敌总指挥。一心想在“剿共”中立功的张辉瓒，事先亲自拟定了几条标语，令书记官抄写后分发至各连张贴。贴得最多的一条，是他视为最得意之作的“剃了朱毛的头”。 1930年12月16日，国民党第一次“围剿”开始。张辉瓒打着“前敌总指挥”的旗号，率18师挺进在前，耀武扬威向苏区杀来，所到之处实行“三光”，遍贴“剃了朱毛的头”的标语；向部下训话时，也总不离“剃了朱毛的头”。然而，张辉瓒率领的部队进入苏区，便钻进了口袋，全军覆没，自己被俘。围剿失败，“剿共”总司令、江西省主席鲁涤平向蒋介石报告：龙冈一役，18师片甲不还，张师长下落不明。蒋介石回电狠狠训斥了一顿，令疾速派人潜入苏区，打探张辉瓒的去向。为防动摇军心士气，蒋在“总理纪念周”上发表谈话：“赣省剿匪，18师稍有失利，此乃过程中所必然，各军更可多得经验，以达最终之胜利。”对张辉瓒，则称“受伤不知下落”。然而，18师被全歼、张辉瓒被俘的真相还是传了出来，《大公报》披露：“张师七千余人牺牲，张被捕去。”再也难以自圆其说了，国民党中央社承认“张师长为匪所执”的同时，大肆渲染张师如何浴血奋战。张辉瓒的妻子朱性芳得悉丈夫被俘后，焦急万分，几次去见鲁涤平，又哭又闹，要他用钱物赎回丈夫。湖南军政大员程潜、唐生智、何键等致电南京，建议营救张辉瓒。蒋介石为示对部属的关怀，令鲁涤平设法与中共方面接洽“赎张”，许以释放政治犯，付给20万块银元、20担医药为交换条件。中共中央同意南京方面赎人，交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负责。

周恩来选派军委副秘书长李翔梧、中央特科人员涂作潮为代表，随王信一去南昌具体会商办理，又以中央军委的名义，通知毛泽东、朱德作好释放张辉瓒的准备。国共交战以来，张辉瓒是被俘的第一个国民党中将师长，军阶与职务之高前所未有，因此就如何处置他，苏区中央局作了专门研究。会上，毛泽东、朱德提出，张辉瓒既已投降了，国民党又愿输送武器金钱医药，就应按俘虏政策给予优待；甚至可以利用其一技之长，充当军事理论教员。然此时的苏区中央局尚在左倾冒险主义者控制下，正大张旗鼓“肃反”，连偶有错误言行的同志都无情打击，岂肯放过张辉瓒这个有民愤的国民党降将？称张罪大恶极，死有余辜，非杀不可。毛泽东据理力争：“实践证明，优待俘虏有利于瓦解敌军，壮大自己。张辉瓒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之有违我党我军的俘虏政策，给国民党诬蔑宣传以口实。总之是，杀之于我不利。”朱德也主张不杀张辉瓒，留着他可以解决根据地的困难，诸如武器装备、医药等，还可换回狱中同志。反对者固执己见，坚持要杀。毛泽东愤然：“诸葛亮尚且能七擒孟获，化敌为友，我们共产党人为什么古人都不及，连两擒两纵都做不到？”争论既久，难以统一，最后决定汇报中央定夺。然而东固地区苏维埃政府领导人，此时以张辉瓒民愤极大为由，背着毛泽东、朱德杀了张辉瓒，演出了有损红军俘虏政策的愚昧一幕。多年后，朱德忆起往事依然痛心：“按说真不该杀张辉瓒。如果当时留着他，不但可以解决根据地的不少困难，还可以用他做人质，换回许多狱中的同志，可是把他杀掉之后，蒋介石为了报复，立刻处决了我们许多被捕的共产党员，其中包括几次起义失败后被俘的军官……”中央苏区反围剿的节节胜利，与赣南人民的大力支持和密切配合是分不开的。苏区人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组织赤卫队、交通队、侦察队、运输队配合红军行动，并在敌人所到之处实行坚壁清野，使长驱直入的敌人找不到粮食，找不到向导，饥饿疲劳，吃尽苦头，战斗力下降。
“红都”筹建的大多前期工作，都是在宁都这块红色土地上进行的，所以现在的宁都县党史工作者一直说“先有宁都，后有红都”。1930年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在苏区建立党中央局，由周恩来任书记，统一领导全国苏区党的组织。随后，中共中央派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项英前往中央苏区。1931年1月15日，在宁都小布，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项英代理书记，并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任主席，朱德、毛泽东任副主席。苏区中央局、苏维埃和红军的重要领导部门，都集中在宁都。4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派出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参与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工作。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赣南、闽西苏区连成一片，形成拥有5万平方公里面积，250万人口，地跨28个县境，占有15个县城的大块根据地。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条件已经成熟。
说到瑞金建都，还得说说邓小平。1930年10月，在“立三路线”已停止执行的时候，由于山高路远、信息隔绝，南方局代表邓岗来到红七军，依然积极推行“立三路线”，指令红七军“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以完成南方革命。邓小平对这一错误指令有过疑虑与抵制，但难以左右局势，部队在邓岗的“中央命令”指令下，挥师东向，攻打坚城，结果连连受挫，伤亡很大，在过乐昌河时又被敌军截断。邓小平、李明瑞率领红七军五十五团，摆脱敌人的追击，从乐昌河畔渡河后，转战五省，历尽艰辛，于1931年2月14日(农历腊月二十七日)到达江西中央苏区的红色游击根据地——崇义县城。1931年3月下旬，张云逸等率领红七军的五十八团与先期到达苏区的五十五团在江西永新天河会合。随后不久，红七军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编入红三军团，成为中央红军中的一支劲旅。邓小平率领红七军到达崇义后，“做了二十多天的群众工作”，帮助地方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培养地方干部，发展地方武装。1931年3月10日，邓小平根据红七军前委的决定，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临行前，他向前委委员许卓交代说：“必要时可向井冈山靠拢!” 邓小平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时，却受到王明“左”倾领导者的冷遇。后来，取得中央的认同，邓小平于1931年8月来到江西瑞金。同邓小平一起到达瑞金的，还有金维映、余泽鸿等同志。随即，邓小平一行与中共赣东特委书记谢唯俊、苏区中央局巡视员霍步青等会合。当时，因与上级还没有建立联系，大家商议，一致“推举”曾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红七军前委书记的邓小平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
邓小平刚一上任，就碰上了一件十分棘手的事，即处理瑞金的“肃反”问题。瑞金的肃反，不是肃“AB团”，而是肃“社会民主党”。这是从闽西苏区刮过来的一股黑风。当时，在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影响下，闽西苏区开展了一场无中生有的肃“社会民主党”运动，数百名不知“社会民主党”为何物的红军干部和革命群众，被无辜抓捕、杀害，酿成了一场完全错误的“肃反”悲剧。1931年5月，闽西肃“社会民主党”的恶浪波及毗邻的瑞金苏区。领导瑞金“肃反”的，是前瑞金县委书记兼肃反委员会主任李添富。据亲历者杨世珠回忆，瑞金“肃反”首先从县、区两级开始，县委首先召开了一次全县党团员活动分子大会，会后就将县苏维埃和县总工会80%的干部抓起来了，不到10天，这些被抓的干部绝大部分都被当作“社会民主党”分子而处决了，甚至连瑞金先行革命者、县委书记邓希平、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肖连彬、县总工会委员长杨舒翘等重要干部都被杀害了!不久，新成立不到半个月的县苏维埃政府，大部分干部又被肃反委员会抓了起来。以后就转到区、乡，许多区委书记、乡苏主席都被扣押了。据后来统计，被杀害的有435人。由于错误的肃反政策所致，当时瑞金全县处于一片惊恐之中。正如邓小平后来在《我的自述》中回忆所言：“全县群众不满，干部情绪低落，全县面貌是死气沉沉的。”
　　上任伊始，邓小平一手抓调查，深入实际了解干群被杀真相；一手抓稳定，制订紧急措施稳定事态。他派金维映带队，率五六个得力干部组成调查组，走乡串户，一区一乡地深入调查。一个多月后，邓小平洞察事实真相，方知：李添富错误极为严重，几乎是草菅人命，所谓肃“社会民主党”完全是假案、冤案!于是，邓小平下令拘捕了民愤极大的李添富等人，释放了300多名在押的干部群众，使之免成刀下之鬼。随后，在锦江中学主持召开了瑞金县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会议纠正了“肃反”错误，公审了李添富等人，选举了县苏维埃政府，健全了县苏机构，并选出了出席“全苏一大”的代表。会后，严厉处置了李添富等人，为蒙受冤屈的一大批干部平了反。邓小平的举措深得人心。自这次大会后，瑞金全县的形势由人心惶恐、动荡不安转向秩序井然、稳定发展。邓小平在力纠肃“社会民主党”错误的同时，又以很大的精力投入到地方政权的建设工作中。一是纠正分田中的“左”倾政策。二是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三是积极培训干部。四是带头节粮，支援前方。五是创办县委机关报《瑞金红旗》。鉴于瑞金的优越地理位置和坚实的革命基础，特别是邓小平领导的瑞金县委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央苏区中央局决定定都瑞金。
　　国民党军队围剿红军隆隆的炮声，成为苏维埃共和国诞生的礼炮。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一苏大”在瑞金叶坪召开，来自全国各苏区的610名代表出席大会。大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成立，毛泽东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毛主席”称呼即始于此。瑞金，更名“瑞京”，成为红色苏维埃中国的首都。

（三）风景这边独好
　　红都“瑞京”成立以后，红一方面军用三个月时间，基本拔除了苏区区域白色据点，使中央苏区进一步拓展和稳固。此时在红军办的报纸《红色中华》的版面上，《工农红军第三军攻下上堡土围》、《石城红石寨攻下》、《在粉碎敌人大举进攻的决战中，我红军空前光荣伟大的胜利》等消息不断见诸报端。
红军的节节胜利，苏区区域的扩大，工农运动如火如荼，革命的星火开始燃烧。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才一个月，1931年12月14日，由于受到苏区红军反围剿战争胜利的影响和全国抗日反将浪潮的推动，并因要求去北方抗日二遭到蒋介石拒绝，曾经奉命参加围剿红军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万人，在中共秘密特别支部和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高级军官的领导下，在距离“瑞京”70公里之外的宁都举行起义，参加红军并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团。中央红军由原来的三万多人迅速壮大到五万多人。
　　人民共和国的伟大预演在这篇神奇的土地上开始了。
瑞金城外3公里处的叶坪，是当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办公地。外交部、劳动部、财政部、教育部……以及作为新华社前身的“红色中华通讯社”，当今国家的许多领导机关和政府部门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的“根”。这里的红军广场的格局仿佛就是浓缩了的天安门广场：不仅有红军阅兵台——天安门，而且还有红军烈士纪念塔——人民英雄纪念碑……

今天的人并不知道，为了这个新生政权的诞生，共产党人做了怎样的努力。单是一部宪法草案就费尽周折。早在1930年，秘密设在上海的苏维埃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就开始为“一苏大会”起草有关文件，后来，共产国际远东局又为大会起草了《土地法》、《劳动法》、《经济政策》和苏维埃组织法、军事训令等文件，但是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还没有着落。毛泽东、任弼时立即电告中央寻找法律专家，曾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在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梁柏台义不容辞地接受了任务，他很快从长汀来到叶坪，投入到几个法律的起草。1931年11月5日，中共中央发来“关于宪法原则要点”的第七号电。有的从上海送来的文件，用密写药水写在书籍或白衬衣里，还要用显影药水显影，再抄到纸上翻印。直到11月13日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时，梁柏台根据党中央从上海发来的宪法原则要点起草了“苏维埃宪法大纲”，并提交大会讨论通过。“一苏大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央苏区局作的《政治问题报告》，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和红军问题、工农监察处问题、少数民族问题、救济困难群众问题、为死难烈士立碑纪念问题等决议案；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的中央人民委员会，设立外交、军事、劳动、土地、财政、司法、内务、教育、工农检查人民委员会和国家政治保卫局“九部一局”，中央政府开始运转起来起来。
　　在瑞金、在兴国，在赣南苏区，我们至今还能寻找到当年列宁小学的遗迹，徜徉在故居、旧址前，我们还能在土墙上依稀看见红军留下的标语，八十年前孩子朗朗读书声、农民们分得土地的笑声、工农戏剧社的歌声似乎还在耳边回响。
“送郎去当红军，革命要认清，豪绅哪地主呀剥削我穷人，哎呀我的郎我的郎。送郎去当红军，坚决打敌人，消灭哪反动呀在家有田分，哎呀我的郎我的郎。送郎去当红军，切莫想家庭，家中哪事务呀妹妹会小心，哎呀我的郎我的郎。送郎去当红军，纪律要严明，放哨哪出发呀亲郎要小心，哎呀我的郎我的郎……”一曲悠扬的赣南山歌，唱出的翻身农民的心声，唱出了苏区人民支持革命政权、人民军队的阶级感情。“一切为了革命战争”，苏区人民义无反顾参加革命，积极支前，奉献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240万苏区人民，参加红军33万人，支前参战60余万人。1933年，在党中央“创建百万铁的红军”的号召下，赣南苏区人民首先响应，涌现出母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上战场的感人情景。兴国模范师、瑞金模范师、于都模范师、胜利模范师、红军工人师（中央警卫师）、“少共国际师”的新的红军部队一个一个组建起来……
赣南人民几乎支撑着整个苏维埃国家机关的运转，为支持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赣南苏区人民先后认购沙政府发行的公债368万元，占公债发行总量的76%；红军作战到哪里，苏区支前工作就做到哪里，赣南人民为红军支援了难以计数的粮食、布匹、食盐等军需。有关资料记载，仅红军长征前的五个月，赣南老表捐献稻谷84万担、被毯2万床、棉花8.6万斤、布鞋5万双、草鞋20万双、军费150万元。红军长征出发赌于都河时，苏区群众组织大批慰劳队，自发拿出家中的门板、木料，甚至是老人的“寿木”，帮助红军架起5座400多米的浮桥，保障红军顺利过江，突围长征。
　　“哎呀嘞哎 ，苏区的干部是好作风 ，里格自带干粮去办呀格公，哎呀日穿草鞋干革命 ，哎呀同志格，夜打灯笼访贫呀格农……”一曲苏区时期的兴国山歌，展现着在那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如同鱼水的干群关系、党群关系、政群关系和共产党人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优良作风。苏区时期，所有干部是没有薪饷的，中央政府主席也不例外。兴国，是著名的“苏区模范县”， 苏维埃运动中，兴国各项工作都成为全苏区的模范，创造了许许多多的“之最”和“第一”， 兴国只有23万人口，参军参战的就达8万余人，占青壮年的80%。在1934年1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苏大会上，毛泽东曾亲授红匾“模范兴国”，称赞“兴国的同志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并提出：“要造成几千个长岗乡，几十个兴国县”。叶坪村的谢氏祠堂，装下了一个苏维埃共和国整个国家首脑机关。毛泽东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的办公室是小了点，其实，我们的中央政府，恐怕也是世界上最精干的。记得唐代刘禹锡的《陋室铭》吧，室雅不在大，办公室有张办公桌就行。我们的办公室，主要应该在田间地头，在军队战场，在实际工作中，那才是我们真正的办公室。在我们苏维埃政府里，只有人民公仆，只有革命的实际工作者，容不得官僚主义。”中央政府总务厅专门发出通知，要求注意节约。比如点油灯，国家领导一级的工作人员办公规定点三根灯芯，部一级的只能点两根，一般的单位只能点一根灯芯，不能违规。毛泽东带头执行这些规定，每当他看到油灯里有三根灯芯，总是要弄灭一根。1933年12月1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还发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明确规定：凡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利用职位贪污公款以图私利，款额在500元以上者，即处以死刑；500元以下者，依款额多少分别处以5年以下的监禁和半年以下的强迫劳动，同时没收其本人全部或部分家产，并追回赃款。苏维埃共和国创建之初，便开始了监督国家机关官僚腐化、贪污浪费、消极怠工等现象的群众运动。国家工农检察部还特意组织了反腐败突击队和反腐败群众法庭，让一切有损公仆形象的行为随时曝光。年轻的人民政权也因此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苏区的扩大，红色政权的建立，使当时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过高地估计了红军的力量。1932年1月10日，中共临时中央按照“攻打中小城市、夺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进攻路线，发布了《关于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规定由彭德怀任前敌总指挥，红三军团和红四军为主作战军，赣南、赣东、河西、永吉太万游击队和江西军区预备队为支作战军，由陈毅负责指挥。红十六军进窥樟村，威胁吉安守军，使其不能增援赣州。红三军担任消灭宁都、于都境内的地方武装。红十二军在宁化西南巩固闽赣苏区，红五军团就地整顿休息。主作战军中，红三军团担任攻城任务。红四军的第10、11、12师分别布置在南康、新城、杨眉寺地区负责阻止援赣的粤军。《训令》要求攻城部队采取袭击武器或强攻的战术，尽快攻下赣州。当时，赣州城驻扎有江西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直接指挥的国民党第三军第12师之马昆第34旅（2个团和1个独立连）六千余人和地方靖卫团两千多人，加上17个县的民团指挥部，约一万三千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陈诚第18军驻扎在赣州以北的峡江、吉安、万安、安福等地；其南粤赣边界的大庚、南雄、韶关又有粤系军阀的第1、2师和独立第1、2旅共十余个团，随时可以增援赣州。2月4日，红三军团到达城东外五里亭、天竺山以及西南城郊，进入攻城阵地。红四军行进途中，在新城附近歼灭增援赣州的粤军独立第1旅第3团大部，俘虏300余人。与此同时，赣州守将马昆命拆除外围工事，撤入城中，集中兵力，缩短战线，固守待援。其第67团守东门、小南门、建春门，第68团守南门、西津门，地方武装和民团协助守城。而红军红七军攻打东门，红三军团第2师攻打南门，红三军团第1师攻打西门。国军 马昆电告朱绍良救援，朱命吉安陈诚部增援。陈诚派出11师、14师，由罗卓英率驰援赣州，于29日抵达赣州西北，并在北门架设起一座浮桥。当晚马昆冒险出城与罗卓英会面，两人决定“缩小阵地，增兵进城，内外夹攻，以解赣围”。罗遂派出黄维带领二个团和一个工兵营从偷渡入城，并令其一部从两侧包围红军，未被红军察觉。3月1日，第11师31旅推进至黄金渡、欧潭、黎人坡一线，第32旅进至横石、神背、通天岩。第14师41旅进至南桥、杨梅渡，第40旅进至赤珠岭。粤军余汉谋部第一军共二师二旅和一个教导团有增援之势。彭德怀、滕代远得知罗卓英援兵向赣挺进后，在2月23日电告中革军委，提出“攻破可能性很小”。然而中革军委不顾实际情况，也未采纳彭、滕二人的意见，反而在3月1日直接将总部移动至赣州前线直接指挥。同日发布了《围攻赣州的训令》，《训令》提出赣州附近建立了许多红色政权，已将赣州围困于苏区之中。红军不但能攻下赣州，且能消灭来援国军，从而更顺利地夺取吉安。因此中革军委又增调红五军团参战，要求“坚决夺取赣州”。3月4日，红军再次攻城，仍未得手。红军连续四次攻城不下，却仍屯兵城下。3月7日国军分三路向红军发动袭击，第1师政委黄克诚由于攻城不利没有睡着，闻外有异，便叫醒师长侯中英。侯中英走后，黄克诚带领一个通讯班在一个隐蔽的地方向军团司令部汇报，请求撤退。军团参谋长邓萍拒绝了请求。黄克诚又让师直属队撤至南门以东的山上，此后在通知特务连连长刘少卿撤离师指挥部时，国军已经打到了师部。黄克诚迅速带领通讯班撤离，途径机场时谎称是罗卓英的部队侥幸穿过。后黄克诚赶至2师师部，建议2师师长郭炳生指挥部队撤退。郭以无上级命令为由拒绝。黄克诚返回1师驻地，由于红三团一名军官反水，告知了国军红军的联络信号和集结地点，国军遂挖通了抵达红三兵团驻地的地道，师长侯中英在撤退时被俘。红五军团迅速赶到了赣州，对国军的围袭进行反扑，掩护主力部队撤退至白云山、天竺山一带。3月8日，中革军委意识到了攻克赣州已成为不可能，下令撤围赣州。至此，历时33天的赣州战役以红军伤亡3000余人惨败结束。赣州战役不仅城未攻破，反遭很大伤亡，造成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张赤男，红五军团第十三军第三十七师政委欧阳健等10名师团级干部牺牲，以及红一师师长侯中英被俘遇害的严重后果。而且丧失了利用当时有利形势，充分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巩固与扩展苏区的宝贵时间。同时，在政治上缓和了广东军阀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为尔后反"围剿"作战增添了新的困难。
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攻赣红军部队于1932年3月7日傍晚全部撤离阵地，3月8日开至赣县江口一带进行休整、补充。为了总结攻打赣州的经验教训，确定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针，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从瑞金赶到前线，中革军委还电请在瑞金东华山养病的毛泽东火速赶往前线决策。3月9日至13日，在赣县江口镇江口塘村上曾屋小组的中革军委驻地，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了有苏区中央局成员、中革军委成员及红军各军团主要负责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王稼祥、林彪、聂荣臻、罗荣桓、滕代远、葛耀山、邓萍、袁国平、肖劲光、董振堂、赵博生、刘伯坚、何长工、左权等参加的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史称江口会议)。会议首先分析和总结了红军攻打赣州城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在听取各军团首长关于攻城情况的汇报后，对攻赣的重大伤亡和造成红军政治声威的严重损失，感到无比愤慨，严厉地批评了攻打赣州的军事错误。中央局也认为再攻城于己不利，而同意先撤兵赣州，但却不同意毛泽东对进攻赣州错误的批评。

那些原先积极主张攻赣的人们，也拒不承认攻打赣州是错误，仍然认为“红军这次攻赣，是依照中央和中央局的决议，在政治上完全是正确的，
……如果认为这次失败是立三路线，那便是不了解目前的政治形势，对政治形势估量不足。那便是不了解夺取中心城市的意义，和对中心城市之夺取的过分恐惧，那便是反立三路线为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应该给这个右倾机会主义以致命打击。”江口会议后，红军西路军在彭德怀、滕代远的指挥下按原定计划向河西之上犹、崇义、遂川地区挺进。红军中路军在林彪、聂荣臻指挥下，3月16 日从赣县长洛出发向宁都行动。途中，随中路军行动的毛泽东提出红一、五军团应向东入闽西工作一时期，并做通了林彪、聂荣臻的思想工作。3月21日，林彪、聂荣臻联名致信中革军委主席朱德，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拟将红军中路军改为东路军，决定红一、五军团在闽西活动一时期筹足款项后，再返回江西继续沿赣江北上，进攻抚州、南昌。3月27日至28日，周恩来在瑞金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重新研究中路军行动方针。会上，毛泽东的建议被苏区中央局采纳。会议同意中路军改为东路军，先入闽活动一个时期，任务是消灭闽西敌军和侵入闽西的国民党粤军陈济棠部，巩固闽西苏区，同时指出这只是“临时行动”，待任务完成后仍继续执行“夹江而下”，夺取吉安、抚州、南昌的任务。会上，周恩来还同意决定毛泽东以中央政府主席身份，随东路军入闽，指挥作战。月底，红一军团抵长汀。随后，红一军团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发起攻打龙岩、漳州战斗，全歼国民党第四十九师张贞部两个旅，俘敌2674人，缴枪2131支，炮6门，子弹13万发，炮弹4900发，取得重大胜利，并筹集了大批银洋和军用物资。漳州战役虽然取得重大胜利，却被左倾错误路线执行者指责为耽误了北上攻取中心城市的时间。加上毛泽东对红军攻打赣州战役的批评，毛泽东向赣东北发展的提议，都加深了中共临时中央对毛泽东的不满。

革命的理论，总是来源于革命的实践。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在复杂的对敌斗争、党内路线斗争，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苏区时期，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瑞金，标志着中国革命实现从城市向农村的转移。毛泽东在党内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为此付出了代价，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剥夺了兵权。毛泽东注重调查研究，先后进行过寻乌调查、兴国调查，在红色之都写下了不少光辉著作，其中收入《毛泽东选集》的就有《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真正的铜墙铁壁是群众”，“只有动员、依靠群众才能进行革命战争”，“即使在革命战争环境中也有必要和可能进行经济建设”，“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等经典之论就是在这些著作中首次阐发的。然而，在当时，这位从山沟里走出的布衣先生所提出的“武装割据理论”以及他在赣南红土地上一切成功的实践，一直被吃过洋面包的中央领导人视为另类。博古等人借批判所谓“罗明路线”，把矛头直指毛泽东——这位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被完全架空。福建的谭震林、张鼎丞、陈潭秋、李坚真，江西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一大批拥护和支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苏区干部遭到无情批判和残酷打击。

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是在朱德、周恩来的领导下取得的。
1933年1月底，蒋介石到南昌亲任赣粤闽边区“剿匪”军总司令，指挥对红军的“围剿”，在“围剿”鄂豫皖和湘鄂西苏区得手后，立即调集40万兵力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围剿” 其部署是：以第18军军长陈诚指挥的蒋介石嫡系部队12个师为中路军，担任主攻任务；蔡廷锴指挥的第19路军和驻福建省部队共6个师又1个旅为左路军；粤军第1军军长余汉谋指挥的广东省部队6个师又1个旅为右路军，分别担任福建和赣南、粤北地区的"清剿"，并策应中路军行动；第23师为总预备队。另有4个师又2个旅分布在南城、南丰、乐安、崇仁、永丰等地担任守备。第3、第4航空队以南昌为基地，支援作战。中路军约70个团16万人,编成3个纵队。第1纵队指挥第11、第52、第59师,向宜黄、棠阴地区集中；第2纵队指挥第10、第14、第27(后任守备)、第90师,向抚州(今临川)、龙骨渡地区集中；第3纵队指挥第5、第6、第9、第79师向金溪、浒湾地区集中，并以一部出资溪；第43师为预备队。1933年1月底,蒋介石到南昌亲自兼任赣粤闽边区"剿匪"军总司令，指挥这次"围剿"，决定采取"分进合击"的方针，企图将红一方面军主力歼灭于黎川、建宁地区。在朱德、周恩来既运用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的经验，又从国民党军队进攻时采取新战略的实际情况出发，发展了原有的经验，采取大兵团山地伏击战的方法，在黄陂、草台岗两次战斗中，一举歼灭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近三个师，俘师长李明、陈时骥，击伤师长萧乾，俘虏官兵万余人，缴枪1万余支，及大量枪械、子弹、电台等军用物资。首创了大兵团山地伏击战的范例。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遭受如此沉重的打击，这在以往各次战役中是不曾有过的。朱德说：“陈诚几年间所依靠的部队整个打垮了。四次‘围剿’也算告结束了。”蒋介石在给陈诚的“手谕”中说：“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疼。”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使闽浙赣苏区的联系得到打通，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新设闽赣省，8月，又设粤赣省，至此，中央苏区疆域面积达到最大，瞎江西、福建、闽赣、粤赣四省，60多个县，面积8.4万平方公里，人口453万，红军12.7万人，党员13万人。
1933年的9月，蒋介石调集5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开始第五次大规模“围剿”。在此之前，由于王明“左”的错误领导，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无法立脚，由1933年1月迁到瑞金，并继续全贯彻“左”倾错误路线。1933年10月初，一艘货运小船把一个肥大的德国人偷运到中央苏区，尽管这位名叫奥托·布劳恩或李德的人既不精于军事又不懂中国实际，但博古等人却奉若神明，把指挥大权拱手相让。特别是1934年为适应国内形势的变化，总结苏维埃运动的经验，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全面肯定了四中全会以来的"左"倾错误路线，并通过了一系列"左"倾错误理论和政策，使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发展到了顶点。全会通过了《中共五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五中全会关于白色区域中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的决议》、《五中全会给二次全苏大会党团的指令》，及《致联共十七次代表大会电》、《致德国共产党电》、《致在狱同志电》、《致工农红军电》等文件。"左"倾冒险主义、教条主义错误完全抛弃了过去红军反“围剿”战争的成功经验，推行“御敌于国门之外”，与敌人进行阵地战、堡垒战、消耗战，中央苏区开始危机四伏，红军损失越来越大，根据地越来越小，红色苏区开始沦丧敌手……1934年4月2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南大门——筠门岭被国民党攻占，北大门广昌失守；5月，建宁、永安、连城等县相继失守，10月初，中央苏区核心区域的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
在反“围剿”的战火硝烟中，“二苏大”开幕了。
1934年1月21日至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沙洲坝中央政府大礼堂召开，毛泽东作了两年来的工作报告，并在会议中着重阐述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与夺取革命战争胜利的关系问题。此时的毛泽东，对中央执行“左”倾路线心急如焚。在中央根据地北大门——广昌、南大门——筠门岭先后失守之际，毛泽东从瑞金赶到会昌，发动群众，激励部队。在当地民众支持下，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身份指挥当地红军连打几个胜仗，终于扭转南线的被动局面。以后中央根据地只有南部战线比较稳定，其余三面都是节节败退，损人失地。在这种情况下，心急如焚的毛泽东多次向极左路线领导人提出改变打法，结果反而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眼看自己一手创立、无数先烈鲜血换来的根据地越打越小，自己又有力无法使，毛泽东心境可想而知。“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 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 颠连直接东溟。 战士指看南粤， 更加郁郁葱葱。”毛泽东写下《清平乐·会昌》时，还特意注解：“一九三四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这一首清平乐，如前面那首菩萨蛮一样，表露了同一心情。”
　　1934年5月，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并电共产国际得到同意。7月，为了调动、牵制敌人，中革军委派出红七军团以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北上闽浙皖赣边区开辟新的根据地。8月，电令红六军团西征，为中央红军转移探路。10月，国民党军队已经推进到中央苏区腹地，红都瑞金已经兵临城下。10月6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下达命令，红军各军团陆续撤离战场。10月10日晚，中央党政首脑机关组成的野战纵队开始撤离瑞金，10月16日，突围转移的红军各部队在与于都河集结完毕。17日开始，红军主力五个军团（一、三、五、八、九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直属部队8.6万人，渡过于都河，开始了战略转移。
　　史诗般的万里长征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