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通常所说的红军爬雪山过草地，那个草地便是指这个若尔盖草原，一般的党史和回忆录中，多把这一段叫松潘草地。
当年数万红军战士从这里走进去，有一万多红军将士再没有能走出来，短短的一个星期，1万多红军战士饥饿冻溺长眠于此。
若尔盖草地面积广大，素有“川西北高原的绿洲”之称，是我国三大湿地之一，更有人将之称作亚洲的肾。其行政区域包括四川省的若尔盖、红原、阿坝、松潘，甘肃省的玛曲、碌曲，青海省的久治等县，总面积约5.3万平方公里，总人口26.15万。
若尔盖草原是青藏高原东部边缘一块特殊的区域，海拔高度在3300米至3600米之间，也被称为松潘高原，相对于我国中东部的低海拔地区，它是高原，而相对于它东边的岷山、南面的邛崃山、西边的果洛山、阿尼玛卿山、西倾山以及北面的西秦岭等山岭，它却处在群山环抱之中，是高原上的一个盆地。
若尔盖的主要河流有嘎曲、墨曲和热曲，从南往北汇入黄河。北部和东南部山地系秦岭西部迭山余脉和岷山北部尾端，境内山高谷深，地势陡峭，海拔2400米至4200米，主要河流有白龙江、包座河和巴西河。若尔盖草原水源充足，河流蜿蜒曲折，牛轭湖星罗棋布，独成一湾风景。
红军过草地的时候主要经过若尔盖县的镰刀坝、包座牧场、班佑草地及红原县的色既坝、龙日坝一带…… 今天来到这里凭吊八十年前那红军战士的英魂，脚下铅一样沉重，胸中郁闷难耐，头炸裂似的难受。
刚才在录节目的时候，不得不用最慢的语速说话，脑子断片儿，舌头根发硬，这种高原反应这几天在折磨着我，至昨天夜里达到爆发状态，几度出现濒死的感觉。
直到今天早晨吸了氧才觉得平顺的一些。 草地，是红军整个长征过程当中最艰难最可怕的一段死亡行军。
一说到红军长征，人们就会想起过雪山草地，雪山固然很可怕，但非战斗减员远远不及这段草地，草地，魔鬼的沼泽，在这里生长了千万年的魔鬼将1万多红军拽入漆黑有毒的泥沼之中，后来的人们连尸首都不得见。
红军走入草地的背景大概是这样的：
1935年8月15日，毛尔盖沙窝会议后，中革军委决定将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为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右路军由一方面军之一、三军（即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之四军、三十军组成，由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指挥，毛泽东和中央机关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一方面军之五、二十二军（即五、九军团）和四方面军之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组成，由红军总司令部（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指挥。
8月21日，右路军先头部队（由红一方面军杨成武红四团和红四方面军二九四团组成），从毛儿盖出发过草地，26日到达班佑。至8月底，红军右路军全部过完草地，到达班佑、巴西地区。
红军从毛尔盖出发向北，要穿过现红原日干乔大沼泽。日干乔大沼泽是世界上最大的高原湿地——若尔盖湿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平均海拔3300米以上，沼泽下是亿万年积存的泥炭沼泽土，人行其上，尤其是大队人马行走其上，稍有疏忽就可能遭灭顶之灾。红军过日干乔时，有不少年轻战士被沼泽永远吞噬；在整个若尔盖湿地，红军三大主力约有一万多将士长眠于此。我查了若干资料，都说是“1万多”，“约1万多人”……究竟是多少战士长眠于此，确切数字现在搞不清。
在今天的节目中，互动回答观众提问：
红军经过草地时间那么短，为什么造成如此大量的非战斗减员？原因到底是什么？
原因首先就在张国焘。
张国焘为了保存实力，与中央分庭抗礼，对中央的决定采取虚与委蛇的态度，趁红军之危要权力要地位，当然副主席仍然不满意，要安插更多的人进中央决策层，他磨磨蹭蹭耽搁了一个多月时间。
一个多月的时间带来了两个对红军极端不利的因素：
第一，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队调兵遣将完成了对红军北上路线的围堵，，中央原本计划攻打下松潘后，翻弓嘎岭斜插南坪（今九寨沟县）进入甘肃南部，完成两河口会议决定的“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主张”。但由于张国焘迟滞了整个行动，胡宗南的4个精锐师在松潘全部布防完毕，包括胡本人率领的第一师，武成仁的四十九师、陈佩的六十师、杨步飞的六十一师，另外还有王耀武和廖昂的两个旅，而在小金方向追堵的有川军80个团，西北方向是朱绍良兵团和马步芳的骑兵，因此红军打不下松潘只能放弃原定计划，改走草原经巴西进入甘南。
第二，大军在狭小的民族区域之内，将粮食消耗殆尽，这个地区本来粮食产量就极少，进入草地，红军常陷无米之炊，许多干部战士带三两天的粮食上路，等于是饿的肚子过草地，自然环境极其恶劣，水米不打牙的情况下，因饥饿而死亡是不可避免的。
有专家甚至极而言之，即使这个时候红军主力不过草地，留在这里按兵不动，也会发生饿死人的事情。
“过草地之前，部队曾开展了筹粮工作，按要求每人应准备10天所需的10～15斤干粮。但这一地区物产不丰，许多部队远未达到要求，有的甚至仅筹到两天干粮。行程未及一半，一些单位即告断炊。草地荒无人烟，哪来补给？
加上连日降雨，积水泛滥，淹没了草甸，许多地方甚至连野菜也无从寻觅。草原中有许多潴淤之水，因陈年衰草腐蚀其中，不能饮用，行军时不慎跌跤，干粮掉进毒水中，亦不能食用。有的战士不堪忍受饥渴之苦，不慎喝了有毒的水，吃了有毒的野菜，因而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涉草地的时候，红军非战斗减员骤然增加的第二个因素是个致命的高原气候，这一点我有深刻的体会。
就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躺在床上，吸着氧气，如果不是因为从今天早晨开始吸上氧气，如昨天晚上那种濒死的感觉伴随着我， 根本就无力完成正常的动作，连弯腰系鞋带，那样一个动作都要犹豫再三。录说话节目我很少因为脑子不够使而不得不停顿，可是，这也四五天，在雪山草地上，我时常出现思维断片儿。有人按照内地的生活经验，以为草地便是平原，平原便是低海拔，这完全是错误的，这里的草地即使是低洼的地方，海拔也在三千多米。
缺氧使得健康人也行动艰难，我的摄像师李真小伙子，今年二十多岁，膀大腰圆的，扛着机器跟我走，他都气喘吁吁，老说气喘不上来。红军经年累月处于饥肠辘辘的状态，长途行军缺乏给养，体质本已极度衰弱，背着瘪瘪的干粮袋走草地，这该是怎样的一种可怕的景象。
更何况这里的高原气候多变，昼夜温差大，红军从于都出来穿的什么衣服现在还是穿的什么衣服， 连翻雪山的时候都找不出更多的衣服穿，他们穿着草鞋，甚至打着赤脚翻雪山过草地，我们坐在家里看电视，想当然地认为雪山上气候寒冷，草地不至于那么冷，其实草地虽然和就其绝对温度不能和雪山相比，但其温差变化造成的冻溺伤亡比起雪山更多。
很多老红军的回忆录都写到，从南方到这里，除了身上的单衣再无御寒之物。草地的８月白天多雨，晚上强劲的寒风夹着雪花向露宿的红军袭来。每天清晨，宿营地都有身披霜雪冻得僵硬的战士尸体……
红军伤亡严重的第三个因素，那便是沼泽本身的可怕，这是无人经过的地区，是真正的无人区，向导带着红军先头部队挑着那些比较密实的一簇簇一堆堆的草根落脚，并给后边做出记号来，一队队的红军走过之后，这些草根被踩歪了，沉浸到泥沼中去，后边的部队只好趟着水走，这时没有办法辨识究竟脚应该落在哪里，一失足便落入淤泥之中，常常救人者也跟着一块儿陷进去，眼看着泥水将自己的战友淹没，而自己无能为力，还有比这更痛苦的事情吗？
幸运的是，有掉到泥水里还能够挣扎着起来，但被这万年的淤泥泡过的粮食，吃下去会中毒，轻者腹泻痢疾，重者毙命。
黄克诚大将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有一次，部队正在淌水过河，突降暴雨，河水猛涨，激流滚滚，尚在河中的人不少被大水冲走吞没。就这样，数不清的红军战士陈尸草地……
高原缺氧，天气多变，风雨雪交加。死亡越来越多，后边的人无须向导，顺着络绎不绝的尸体，就可以准确地找到行军路线。老红军们回忆七个昼夜是长征中最艰难的日子，走出草地后，“觉得是从死亡世界回到了人间”。
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写了这么一件事：
1935年8月27日红一军团到达巴西。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和军团长林彪到达班佑的前一天，给在他们后面的三军团长彭德怀拍发了一份电报。他们请他统计一军团的伤亡人数。他们知道自己的部队损失了一百多人，并且已经埋了一些人，但还有一些人的尸体没有找到，无从埋葬。他们的电报写道：“请携带一些工具，沿路负责掩埋。”
十天以后，他们收到周恩来签署的一份报告：三军团找到并埋葬了四百具尸体。
置身在这茫茫的草地上，回忆着前辈讲的故事。很多人都和我一样，内心里有一种巨大的歉疚的感觉，我们的生活过于优越，而我们的筋骨却十分懒惰，本能的内心深处怀有感动，但平淡的日子里，常常又会忘记了这一切。 我挑着草原上水比较多的地方拍出照片来。
怎么看都觉得与八十年前红军所经过的那些淹没红军战士的魔鬼沼泽不一样。
今天找到那些魔鬼沼泽已经是不容易的事情了，即使在三十年前，即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重走长征路的时候，这片无情的吞没红军战士躯体的可怕的沼泽已经变成了葱郁的大草原，索氏等甚至是带着讴歌的语调来赞美。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今天，我们这些后来者，我们这些游人见到草原已经十足幸运，日干乔乃至整个阿坝州，十多万公顷的土地已经沙化，许多地区老鼠泛滥成灾，这块被称之为亚洲的肾的巨大湿地，正面临着由于人类活动大量增加和人类行为愚蠢而导致的生态危机。
过去为了多产粮食，内地的人们开荒造田，围海造田， 黄河上游阿坝州的红军当年所经草地附近的牧民便将沼泽地辟为草原，人们开沟排水、改植牧草，大量的人和牲畜涌进这片千年的荒原， 无人区变成有人区， 有人区六畜兴旺，千百万年所形成的湿地，几十年的功夫变化了模样。
当然，如果只这样讲显得非常不公正， 这块亚洲的最大湿地之一之所以变成如今的模样，与全球气候转暖，沼泽自然趋干，面积日益缩小有关。现日干乔大沼泽水位下降1.2米，原先的湿地大多变成了草原，有些草原正在出现沙化。
湿地专家考察后指出，如果这片湿地消失，美丽的日干乔将变成沙漠，成都将直接遭受沙尘暴袭击，黄河将成为真正的季节河！我是从一位重庆记者二手材料中得知中外湿地专家有如此评论的， 这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果真如此，生态灾难便来临了。
同行的小伙伴说，活人还能叫尿憋死吗？红军为什么那个时候不把粮食攒足了再进草地呢！一个多月的时间还不能把粮食攒足吗？
作为一种开放式的创意性的思维，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很有脑筋的，但这个问题的提出，也涉嫌对历史，对阿坝州诺尔盖草原的情况不了解。
这一带原本人口就稀稀拉拉的，而且都是少数民族，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的粮食。红军到这里之后，沿用在内地打开地主家粮仓的方式来筹集粮食，且把剩余的粮食分给穷苦百姓的办法根本就不灵。
从远处运粮来，不要说有蒋介石的部队围剿和土司反动武装的部队骚扰，就距离而言也不可能。我们在这条路上已经走了一个多月了，这四五天一直在海拔三四千米的高山上弯弯曲曲地行进。汽车轮子尚且需要跑这么多天，那个时候完全靠人力运粮来根本就不现实。
不要说红军自己从外地运粮来，胡宗南的部队具有当时最好的条件，那个时候从外地运粮来也非常艰难，松潘保卫战中，胡宗南所部也发生过粮荒……
迫不得已，红军只好到地里去收割那些还没有熟的青稞麦子。
红军司令部有命令：
（一）各部队只有在用其他办法不能得到粮食的时候，才许派人到番人田中去收割已熟的麦子。
（二）收割麦子时，首先收割土司头人的，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去收割普通番人的麦子。
（三）收割普通番人的麦子，必须将所收数量，为什么收割麦子的原因等（照总政所发条子）用墨笔写在木牌上，插在田中。番人回来可拿这木牌向红军部队领回工钱。
（四）只割已成熟的麦子及其粮食，严格禁止去收割未成熟的麦子及洋芋等。
彭德怀指挥的红三军团在毛尔盖住了十几天，藏民都跑光了。地里的青稞有限，不够红军几天吃的。当时任十一团团长的王平（后来的开国上将）回忆：“部队没有吃的，不得不宰杀藏民留下的猪狗牛羊。彭（德怀）军团长说：‘一听到这些牲畜的叫声，我的心就跳。不宰吧，部队又没有吃的，实在是叫人为难。’藏民有时晚上跑下山来，在驻地外边喊：‘红军，你们什么时候走啊！你们再不走，把粮食吃光了，我们就得饿死啊！’听着这些喊叫声，更是叫人揪心。
但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也不得不违心地这样做。”
有一个历史的细节值得我们今天仔细玩味一一就在总政治部下令收割麦子的当天，中央、中革军委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红军总政委）。这一任命中央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是不得已的措施，为了团结红四方面的力量一同北上，在张国焘所部各种各样的要求和暗示之下，照顾当下考虑长远，张国焘终于当上了这个总政委。
那时，张国焘摇头晃脑在和中央的拉锯战当中占据相对有利的位置，他不紧不慢地提出要清算中央的政治路线，并通过陈昌浩等人之口要中央摆正他的位置，红四方面军接二连三要求（甚至胁迫性质）要求中央对张国焘的任职表态……
今天回头来看张国焘的这种行为，这与下河救人之前先明码开价有什么不同呢！
都是红军队伍，他是大个子，他有力气，眼下在藏区被动挨打，缺衣少穿，情况万分危机……中央急于北上，不让步是不行了。
后据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毛、张等同志一直商量怎样使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统一行动，认为关键就在张国焘。
“我听到毛主席和闻天反复商量，谈得很具体。毛主席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毛主席分析，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同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闻天跟毛主席说：‘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毛主席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考虑来考虑去，毛主席说：‘让他当总政委吧。’毛主席的意思是尽量考虑他的要求，但军权又不能让他全抓去。”
据说当时彭德怀等人都不明白毛泽东“宁可让出总政委，不能让出总书记”策略的奥秘，后来形势的变化，彭德怀对毛泽东的远见佩服不已：“如果当时让掉总书记，他以总书记名义召集会议，成立以后的伪中央，就是合法的了。这是原则问题。”
尽管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分析问题是可以假设的，如果张国焘不是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面软硬坚施要权力耍手腕，以致贻误战机。在胡宗南没有来得及调兵遣将完成松潘方向铁壁合围的时候，红军从这条路上杀出去，那1万多红军将士就不会长眠在草地泥水中了。 张国焘并不急，这不但是因为他有自己的时间表，而且因为他根本就不想往北走。
红军主力在毛儿盖耽搁的这一个月的时间，所有传来的情报都指向对红军极端不利，局势越来越紧张。进攻松潘失利后，红军想由大路去陕甘的计划无法实现。敌人估计到了红军的动向，采取了北堵南压的部署。
７月下旬，国民党中央军的薛岳、吴奇伟部到达江油、平武一带，接替胡宗南部的防务。胡宗南专管松潘和上、下包座的防御，完成了筑垒和简易机场的修建。
王均、毛炳文部进驻甘肃的临洮、天水和静宁、会宁一线，构成两道封锁线。
川军从南面步步进逼，缩小对红军的包围。李家玉部占领威州，王瓒绪部占领茂县，杨森部占领懋功。他们企图把红军围困和消灭在岷江以西、懋功以北的地区。
红军在毛尔盖筹集到的粮食是有限的，正是这有限的粮食支持红军进入草地。那些在地里给老百姓留下欠条牌牌的红军战士怎么也没有想到，99%的藏民根本不认识这些字，不懂得这些牌牌是什么意思，还误以为汉人割走了我家的青稞，留下牌子写着汉字骂我里，所以把那些牌牌都扔掉了，甚至烧掉了……
只有极少数藏民拿着这些牌牌，后来兑换到了钱。毛主席后来说过，这是红军唯一欠下的外债……
坐在汽车里，看着这草地和低矮一些的绿色山丘连绵不绝，如果不是因为这个道路曲里拐弯儿的话，景色不会有什么变化，连续多少个小时窗外的景色一样。 王愿坚的短篇小说《七根火柴》以生动的细节讲述了红军长征途中的故事。
草原深处，以此为主题设立了一座雕像。
今天的您还有耐心来认真读一遍会让您灵魂深处生出震撼感的小说吗？
《七根火柴》
天亮的时候，雨停了。
草地的气候就是奇怪，明明是月朗星稀的好天气，忽然一阵冷风吹来，浓云像从平地上出来似的，霎时把天遮得严严的，接着，暴雨夹杂着栗子般大的冰雹，不分点地倾泻下来。
卢进勇从树丛里探出头来，四下里望了望。整个草地都沉浸在一片迷蒙的雨雾里，看不见人影，听不到人声。
被暴雨冲洗过的荒草，像用梳子梳理过似的，躺倒在烂泥里，连路也给遮没了。天，还是阴沉沉的，偶尔还有几颗冰雹洒落下来，打在那浑浊的绿色水面上，溅起一朵朵浪花。他苦恼地叹了口气。因为小腿伤口发炎，他掉队了。两天来，他日夜赶路，原想在今天赶上大队的，却又碰上了这倒霉的暴雨，耽误了半个晚上。
他咒骂着这鬼天气，从树丛里钻出来，长长地伸了个懒腰。一阵凉风吹得他连打了几个寒颤。他这才发现衣服完全湿透了。
“要是有堆火烤，该多好啊！”他使劲续着衣服，望着那顺着裤脚流下的水滴想道。他也知道这是妄想—一不但是现在，就在他掉队的前一天，他们连里已经因为没有引火的东西而只好吃生干粮了。他下意识地把手插进裤袋里，意外地，手指触到了一点黏黏的东西。他心里一喜，连忙蹲下身，把裤袋翻过来。果然，在裤袋底部粘着一小撮青稞面粉；面粉被雨水一泡，成了稀糊了。他小。心地把这些稀糊刮下来，居然有鸡蛋那么大的一团。他吝惜地捏着这块面团，心里不由得暗自庆幸：“幸亏昨天早晨没有发现它们。已经一昼夜没有吃东西了，这会儿看见了可吃的东西，更觉饿得难以忍受。为了不致一口吞下去，他把面团捏成了长条。正要把它送到嘴边，突然听见一声低低的叫声：“同志——”
这声音那么微弱、低沉，就像从地底下发出来的。他略微愣了一下，便一瘸一拐地向着那声音走去。卢进勇蹒跚地跨过两道水沟，来到一棵小树底下，才看清楚那个打招呼的人。他倚着树权半躺在那里，身子底下是一汪浑浊的污水，看来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挪动了。他的脸色更是怕人，被雨打湿了的头发粘贴在前额上，雨水沿着头发、脸颊滴滴地流着。眼眶深深地塌陷下去，眼睛努力地闭着，只有腭下的喉结在一上一下地抖动，干裂的嘴唇一张一翕地发出低低的声音：“同志——同志——”
听见卢进勇的脚步声，那个同志吃力地张开眼睛，挣扎了一下，似乎想坐起来，但动不了。
卢进勇看着这情景，眼睛里像揉进了什么，一阵酸涩。在掉队的两天里，他这已经是第三次看见战友倒下来了。“一定是饿坏了！”他想，连忙抢上一步，搂住那个同志的肩膀，把那点青稞面递到那同志的嘴边说：“同志，快吃点吧!”
那同志抬起失神的眼睛，呆滞地望了卢进勇一眼，吃力地举起手推开他的胳膊，嘴唇翁动了好几下，齿缝里挤出了几个字：“不，没……没用了。”
卢进勇一时不知怎么好。他望着那张被寒风冷雨冻得乌青的脸，和那脸上挂着的雨滴，痛苦地想：“要是有一堆火，有一杯热水，也许他能活下去！”他抬起头，望望那雾蒙蒙的远处，随即拉住那同志的手腕说：“走，我扶你走吧。”那同志闭着眼睛摇了摇头，没有回答，看来是在积攒着浑身的力量。好大一会儿，他忽然睁开了眼，右手指着自己的左腋窝，急急地说：“这……这里！”
卢进勇惶惑地把手插进那湿漉漉的衣服。他觉得那同志的胸口和衣服一样冰冷了，在左腋窝里，他摸出了一个硬硬的纸包，递到那个同志的手里。
那同志一只手抖抖索索地打开了纸包，那是一个党证，揭开党证，里面并排摆着一小堆火柴，干燥的火柴。
红红的火柴头聚集在一起，正压在那朱红的印章的中心，像一簇火焰在跳。
“同志，你看着……”那同志向卢进勇招招手，等他凑近广使伸开一个僵直的手指，小心翼翼地一根根拨弄着火柴．口里小声数着：“－，二，三，四…？？”’一共只有七根火柴，他却数了很长时间。数完了，又向户进勇望了一眼，意思好像说：“看明白了？”
“是，看明白了！”卢进勇高兴地点点头，心想：这下子可好办了！他仿佛看见了一个通红的火堆，他正抱着这个同志偎依在火旁……
就在这一瞬间，他发现那个同志的脸色好像舒展开来，眼睛里那死灰般的颜色忽然不见了，发射出一种喜悦的光。那同志合拢了夹着火柴的党证，双手捧起，像擎着一只贮满水的碗一样，小心地放到卢进勇的手里，紧紧地把它连手握在一起，两眼直直地盯着卢进勇的脸。
“记住，这，这是，大家的！”他蓦地抽回手去，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用尽所有的力气举起手来，直指着正北方向：“好，好同志……你……你把它带给……’，话就在这里停住了。卢进勇觉得自己的臂弯猛然沉了下去！他的眼睛模糊了。远处的树、近处的草、那湿腋漉漉的衣服、那双紧闭的眼睛……一切都像整个草地一样，雾蒙蒙的；只有那只手是清晰的，它高高地攀着，像一只路标，笔直地指向长征部队前进的方向……
这以后的路，卢进勇走得特别快。天黑的时候，他追上了后卫部队。
在无边的暗夜里，一簇簇的黄火烧起来了。在风雨中、在烂泥里跃滚了几天的战士们，围着这熊熊的野火谈笑着，湿透的衣服上冒起一层雾气，洋瓷碗里的野菜“前南”地响着……
卢进勇悄悄走到后卫连指导员的身边。映着那闪闪跳动的火光，他用颤抖的手指打开了那个党证，把剩下的六根火柴一根根递到指导员的手里，何时，以一种异样的声调在数着：“一，二，三，四……” 中国工农红军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嫡系，不同于国民党的那些杂牌军，不同于地方的那些军阀，不同于北洋系，不同于旧社会各个山头上的土匪武装，究其根本点在于信念不同。
1929年12月28至29日，在闽西这片红土地上，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召开了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做出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今天的秀才们一讲到这个决议的时候，就会说一大堆的话，并非说的不对，就是太啰嗦太拉杂，太四六成句中药铺子烦人。
古田会议决议说到底，是党指挥枪。
故而，党的宗旨就是军队的宗旨。
故而，军队不过是党领导的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故而党的信念，便是人民军队的信念。
今天会说这个信念的人多得很，在那时的工农红军中，用自己的生命践行这个信念的人多得很。 有过塔山英雄团战斗经历，在对越自卫反击战战场上荣立过战功的孙先生是我们此行的老大。 天上有些零星小雨，乌云在草原的上空翻滚，一座高大巍峨雕塑群矗立在这里。
我用手机的定位查了一下这个地方的准确名字，黑郎杂卡崃摩，隶属于阿坝州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东南部的班佑寨-“红色草原第一村”，这里是红军走出草地后遇到的第一个有人烟的村庄。
史载，毛泽东在此休息一晚后去的班佑寺庙在此度过了其自称最痛苦的七天。
开国上将,时任红三军十一团政委王平回忆录中讲的一段故事被雕刻成纪念碑碑文：
“红三军在草地里走了整整七天，终于进到班佑。我们红十一团过了班佑河，已经走出七十多里，彭德怀军长对我说，班佑河那边还有几百人没有过来，命令我带一个营返回去接他们过河。
刚过草地再返回几十里，接应那么多掉队的人，谈何容易。我带着一个营往回走，大家疲惫得抬不动腿。
走到河滩上，我用望远镜向河对岸观察，那边河滩上坐着至少有七八百人。我先带通讯员和侦察员涉水过去看看情况。
一看，唉呀！他们都静静地背靠背坐着，一动不动，我逐个察看，全都没气了。我默默地看着这悲壮的场面，泪水夺眶而出。多好的同志啊，他们一步一摇地爬出了草地，却没能坚持走过班佑河，他们带走的是伤病和饥饿，留下的却是曙光和胜利。
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一个一个把他们放倒，一方面是想让他们走得舒服些，一方面再仔细地检查一遍，不能落下一个还没有咽气的同志。最后发现有一个小战士还有点气，我让侦察员把他背上，但过了河他也断气了。
我们满含泪水，脱下军帽，向烈士们默哀、鞠躬告别，然后急忙返回追赶大部队。”
一字一句读完这篇碑文，不觉泪流满面，声音哽咽……
从纪念碑的，另一个侧面，看这座纪念碑。紧紧靠在一起的烈士们仿佛迎面在看着我们。
这个纪念碑由两组雕像构成
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的一群烈士的雕像。
另一组是来寻找这些掉队的战士的胸前挎着望远镜的王平和侦查员通讯员。 海拔高，气温低，昨天夜里，因害高原反应我的状态实在不佳。双腿发软，说话速度很慢，稍一动作，心就跳到嗓子眼儿。 买了一顶藏民的狗皮帽子，100块钱，戴在头上很暖和。 本来还应该再去几个草地上的景点，但因为前面修路封堵了。重走长征路，每天都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 周恩来也是从这里渡过班佑河的，毛主席亲自关心周副主席过河的事宜。
人民政协报的一篇回忆录文章讲到了这段史实。王平上将护送周副主席过班佑河与回过头再去寻找那七八百个掉队而牺牲的烈士，应该就是前后脚的事情。
1935年8月，在长征途中，周恩来不幸患了伤寒，病情严重。离开毛儿盖准备穿越草地时，毛泽东知道后再三嘱咐彭德怀：“周副主席不能再骑马了，要组织力量抬着他顺利过草地，不能有半点闪失。”随后，彭德怀把抬送周恩来的任务交给了红三军11团王平政委。
周恩来躺在担架上随断后的红三军行动。经过千难万险走出了草地，但不久又被水流湍急的班佑河挡住了去路。
“部队渡河问题不大，关键是我们如何把担架上的周副主席安全抬过河去！”王平显得心情沉重，他连夜把参谋长、政治处主任和红军战士代表等指战员找来，研究渡河方案。
大家开动脑筋，想了许多办法，可谁心里也没有万全的把握，这时，王平一拍大腿，兴奋地对大家说：“有了！”他向大家讲述了“三国时曹操的部队不识水性，就把战船一个个连接在一起，形成浮桥，这样人在连船上，虽处江河却如履平地，我们可以学着试试，也把几匹战马并联起来，让马背形成相对的平面，让周副主席的担架放在马背上过河”。
王平接着说：“因为马高大，河水淹不住，把邓团长和我的马用战士们的绑腿拴绑连接在一起，大家有的牵马、推马，有的守护在周副主席身边，这样，周副主席的担架就会平稳安全到达彼岸了。”
“好！这个办法好！”指战员们纷纷称赞道。
说罢，10名身高体壮水性强的战士拉着绑腿下了河。由于水深流急，两匹马死活不往前走，急得大家又推又拉。待马下到河里，战士们把周恩来的担架抬上马背，用绑腿固定牢，便一步一步挪向河中心。
王平一直守护在周恩来身边，虽然他个子很高，水仍然淹到了他的嘴巴，只露出半个头来。走到河中，水越来越急，两匹马不停地打着趔趄，王平的脚被河底的石头磕破，疼痛一阵阵袭来，但他哪里顾得上自己。他两只手紧紧握住担架，和战士们使尽全身力气，驾驭住马匹，尽力让担架平稳。经过艰辛跋涉，重病中的周恩来终于随大部队顺利渡河。
这次我们重走长征路，基本上是沿中央红军叫红一方面军所走的路线前进。
因而我们的视域受限。
就拿过草地来说，张国焘向党中央伸手要官的恶劣行为给过草地的红军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但红四方面军的战士都是好样的，毛主席后来在延安特别强调，要把张国焘个人的错误与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战士浴血奋战的英勇事亚区分开来。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红四方面军曾经三过草地，他们所吃的那些辛苦更不足为外人道也。
当时作为张国焘的部下，后任广州军区司令员、中央军委纪委副书记犹太中曾经回忆道。长征中时，我任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二七九团连指导员……
“长征啊，不是走路就是打仗。”
长征刚开始，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二七九团五连指导员尤太忠，还是个十七岁的小青年。在刚踏上那第一蓬荒草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自己面对的，将是戎马一生中最惨痛的记忆——待他领着那些官兵走出草地，只剩下了一半人。还有一半，长眠在草地上。是齐齐整整的一半哪！
下面摘录的是一位采访者的笔记：
“我们四方面军是三过草地。第一次过草地，走到中间又返回去了，在四川南下，那时说，打下成都吃大米。这是两过。第三次又返回来，北上陕甘。我们走了三次啊，困难的很啊。过草地有的走一二十天，有的走半个月，有的走个把月，红军到了陕北好多人开了小差，回去了，不干了。太艰苦了。”
六十年了，那一个一个战友的容颜，还鲜活地在将军眼前晃动。
“我当指导员时，第一个连长是唐镇国，第二个连长是邓世松。邓世松在草地上挨了不明真相的藏民的冷枪，死了。他们打枪准得很，用的是猎枪，打得身上到处都是子弹，都是小子弹头。我当营教导员时，营长叫陈坤昌，打天水铺牺牲了。可惜了，小个子，打仗勇敢得很。本来我们两个在一起走，他说到前面去看一下，就被打死了。那个人不牺牲，现在是很优秀的人。我们团长是孙传章，以后的团长是王采会，再以后是徐子文，可惜了，都牺牲了，他们都是很优秀的干部啊。”
“出草地后，师长蔡宏如，在打天水铺时牺牲了。那一仗打得苦啊，二七九团团长高原亭负伤了，政委牺牲了，主任负伤了。二七四团团长也牺牲了。就是二七一团没有伤亡，它是预备队，伤亡最大的是我们二七九团。几个红军老团，打仗是很强的啊！”
“我们那时饿得都走不动。主要是饿得走不动，那真是饿得走不动了。没东西吃，没棉衣穿，没被子盖，冻死了、饿死了。走着走着躺下一个，走着走着坐下一个。一个冷，一个饿，就走不动了。死了好多人啊，都是饿死的，走不了了。到了夜晚，在草地上睡，也没有被子盖，又冻又饿，身体弱得很啊，晚上睡下来就走不了了。眼睁睁地呀，大家都是一样呀……”
“我开始当指导员，后来当营教导员。干部做模范，带的干粮给走不动的人吃。也就是一点点干粮，给得也不多，就给半碗炒面。我打仗缴了一个大衣，还不是我捡的，是通讯员捡了给我。我穿个大衣，那时连棉衣也没有。走不动哪有人抬啊？哪有什么收容队啊？营里干部、团里干部牲口都不骑。一个营只有一两匹牲口，拿出给别人骑，能骑几个人啊？”
“最后没有吃的，把干部骑的马，用枪打死了。有的把牛皮烧了炖着吃。我就吃过牛皮。把毛烧掉，用水洗一洗，放盐煮一煮。煮熟后装在口袋里，装几块，走走饿了咬一口，走走饿了咬一口，那时管什么味道不味道啊！”
“张国焘我见过好几次，动不动开大会讲话。出了草地，到陕北我还见过他两次。看上去能力是可以，想另立中央，能力再行当了反革命就不行了。西路军失败了才反张国焘。那时就是四方面军人最多，四军、九军、三十军、三十一军都很能打，李先念那个军很能打。那时四方面军人多啊，七万、八万多人，一方面军减员大，二方面军减员也大。四方面军到陕北还有几万人。”
……
在长征途中倒下的同志，尤太忠许多都还记得，但有的姓名想不起来了，有的只记得绰号。他们连同姓名都永远消失了。“这个数字，我记得清楚得很，我要跟你们讲一讲——”
他扳起手指头，提高嗓门，一字一顿：
“我那个连队，从四川出发，是一百零六人。走出草地时，还剩下五十三人！”损失了齐齐整整的一半。1996年4月13日的广州，尤太忠将军说的这句话至今依然在我耳畔回响。
尤太忠记忆力十分惊人，但遗憾的是他晚年没有留下详尽的回忆。将军晚年阅读了大量战争回忆录，但他就是不想写，他说：“讲真话吧，得罪人；不讲真话，又讲什么呢？战争年代，那么多人都死了，你活着的人还有什么好吹的。” 过草地当然也不是一派凄凄惨惨，中国工农红军之所以不畏任何艰难险阻，那是因为有一种红军的精神。
这种精神是与其统帅的气质分不开的。
毛泽东的气质，有人说是诗人气质，有人说是文人气质，有人说是农民气质，有人说是领袖气质……如此细分下去，是没有办法说清楚这个问题的。
心理学家倾向于认为，所谓气质。只给人们的言行涂上某种色彩，但不能决定人的社会价值，也不直接具有社会道德评价含义，
毛泽东的气质建构在他和他的战友们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理想之上，为达目的坚韧不拔百折不挠，为达目的审时度势求真务实。
过草地，是古今中外罕见的大军于特殊情况下远征，毛主席对草地行军极为重视，他亲自抓右路军草地行军中的重大问题。他到前敌总指挥部，与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一起研究右路军北上的具体部署和行军路线，决定派叶剑英为过草地的先遣司令。
《长征途中的毛泽东》一书，专门讲了毛泽东过草地的故事。杨成武杨德志等一些将帅们回忆过草地的文章，也不时提到毛泽东。
毛主席亲自向过草地先遣团——第一军第四团政委杨成武交代任务。他对杨成武说：“这一次你们红四团还是先头团。要知道草地是阴雾腾腾、水草丛生、方向莫辨的一片泽国，你们必须从茫茫的草地上走出一条北上的行军路线来。”
毛泽东说：“北上抗日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是中央研究了当前的形势后决定的。敌人判断我们不敢冒险走横跨草地，北出陕甘的这一着棋。但是，敌人是永远摸不到我们的底的，我们偏要走敌人认为不敢走的道路。”
毛泽东分析了过草地可能遇到的困难，指出：“克服困难最根本的办法，是把可能碰到的一切困难向同志们讲清楚，把中央为什么决定要过草地北上抗日的道理向同志们讲清楚。只要同志们明确了这些，我相信没有什么困难能挡得住红军指战员的。”“要尽量想办法多准备些粮食和衣服，减少草地行军的困难！”
杨成武汇报找了一个60多岁的藏民当向导，准备以八名战士用担架抬他带路时，毛泽东说：“这样好！要告诉抬担架的同志稳当些，要教育大家尊重少数民族，团结好少数民族。”又嘱咐说：“一个向导解决不了大部队行军的问题，你们必须多做一些‘由此前进’并附有箭头的路标，每逢岔路，插上一个，要插得牢靠些，好让后面的部队跟着路标，顺利前进。”
毛泽东要杨成武到徐总指挥那里去一下，去接受具体指示。最后毛泽东叮嘱说：“望你完成任务。”杨成武接受了任务，迅速返回部队，认真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于8月21日开始向草地前进。毛泽东还抓了部队的粮食和衣服的准备。一天，前方部队给中央送来一头牦牛，警卫队把它宰杀以后，将牛皮和内脏煮好分吃，牛肉每人分一块，晒成牛肉干当干粮。毛泽东吩咐首先要照顾休养连的伤病员和老同志。警卫队长分好后一份一份的送到每个人的手里。因贺子珍重伤后身体虚弱，警卫队长给她的比给徐特立、谢觉哉、董必武几位老同志稍微多了一点。毛泽东知道这事后非常生气，把中央队秘书长刘英找来，问她：“这是怎么回事？贺子珍的怎么可以比徐老他们多呢？”刘英说：“这事不是我管的，是邹队长分的。”毛泽东说：“你替我找他。我可不能特殊，一定要给这几位老同志补上。”
刘英去找邹队长，把毛泽东的话告诉他。他很为难的说：“啊呀，现在全都分完了，剩下的就是毛主席、洛甫同志等几位的了，这可怎么办呢？”刘英说：“毛主席说了要补，可不敢不补啊！”邹队长就从剩下的几位领导人的份子里割了些下来，补给了几位老人。刘英把处理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这才放了心。
为了战胜草地行军中的各种困难，毛泽东和前敌总指挥部采取了多种办法，如组织有经验的同志挖野菜，“尝百草”，挑出无毒可食的野菜，不让个人乱挖乱吃，以减少可能发生的意外；腾出马匹、牦牛，减少干部坐骑，供宰杀食用；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发挥党团员模范作用，开展唱歌、讲故事和篝火晚会活动，激发部队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组织思想和体力互助，发扬团结友爱精神，不准丢弃伤病员，等等。草地行军是异常艰苦的，但红军战士们的情绪则是豪迈、奋进、乐观的。
在草地行军中，毛泽东工作很忙很紧张，还非常注意与战士们同乐。这是草地行军中的一个夜晚，在一块露营地上，战士门拣了许多湿草根，点了篝火。周围聚集着很多干部战士，有烧开水，吃炒麦的，有烤火烤衣服取暖的，有唱歌、讲故事的，也有拉提琴、吹口琴的，来消除一天行军的疲劳。一会儿，毛泽东、彭德怀来了，著名文学家成仿吾也来了。他们把包袱、油布垫在地下，坐下了。这是一场领袖与士兵的同乐晚会。彭德怀首先开口了：“同志们，我请毛主席同你们讲故事好吗？”一阵热烈的欢迎掌声。毛泽东站了起来，他以浓重的湖南乡音，生动风趣的语言，讲述了几年来红军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战迭克强敌的故事，说明红军胜利的经验，表现了一个伟大政治家和军事家的风度，使指战员们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鼓舞。毛泽东讲完后，他点将了，说：“我们请成仿吾同志讲讲他留学的故事吧！”成仿吾，早年留学日本，五四运动后与郭沫若等发起成立了创造社，曾任广东大学教授、黄埔军校教官。大革命失败后赴欧洲学习。1928后在巴黎加入中国共产党，主编中共柏林、巴黎支部机关刊物《赤党》。1931年回国后，历任中共鄂豫皖省委宣传部长，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委员，军委干部团政治教员等职，是红军长征队伍中的大知识分子，经毛泽东一提议，大家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欢迎，成仿吾起来发言了，他讲述了自己早年留学日本，后来留学德国的经过，讲了他从学习机械工程开始，转而学习创作小说、诗歌，而后走上革命道路的经过，他现身说法，讲了一个知识青年追求理想，献身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逐步成长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过程。使大家受到了很大的启迪。
这是一场高水平的文武聚会，是在千古荒原上进行的、空前的、也许还是绝后的联欢晚会。这场晚会表明，红军是一支有高度军政和文化素质的队伍，是一支领袖和战士血肉相连、呼吸相通的队伍，是一支能够战胜一切困难的队伍。 过去荒无人烟的沼泽，现在变成了热闹的地方，追着客人纠缠不休的藏族妇女，不断向你推销着她手里的小商品。最刺耳的莫过于她们用那个扩音喇叭不断重复卖的那个东西如何好如何便宜。这种恶俗的叫卖和没完没了的纠缠破坏了本应该有的庄严肃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