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的往事 一一故乡行

曾经沧海

　　我们这一辈人曾从艰苦中走来

　　人老了，总是有点恋旧。年过七十之后，就想写点回忆性的东西。首先想到的就是写写自己的童年。

　　我的童年是在老家的村里度过的。老家的村子不大，但却留有我太多的记忆，这些记忆就像被打翻的五味瓶，酸甜苦辣，五味杂陈。既有初识人世的惊奇和喜悦，又有对个别往事回忆的酸涩和悲伤。欲忘不能，挥之难去。于是就开篇了《忘不了的，我的多彩的童年》的回忆。童年的回忆刚刚写了开头，又想到该给這篇文章加点图片说明。于是趁着这次晋东南旅游的归途中，折到故乡沁县，回了一趟老家南集村。在村口和老院旧址附近拍了一些图片，向堂弟郑怀堂简单了解了一些情况，并在村口和几位听说我回来，向前问讯的村民进行了交谈……。

现今的南集村村口(上图)

　　南集村不大，从解放前到现在一直是百十来户人家。南集村座北向南，前面一条小河，由西向东，绕村向东而去。村子过河向南是一面坡势较缓的山岗，历史上一条官道从山岗往上，再下岗就到了南仁村。现在这条道已废弃，新修的乡镇油路从故县镇往西经连家庄，再从南仁一直向西，绕过山岗，绕了一个大弯，绕到南集所在的这条河湾，平平地直到南集村东边的神头村，再从神头过河向西折到南集。
　　南集村北面是一道漫坡，村子分阶梯座落在漫坡上。南集形似一个大大的人字。人字撇画上，由北向南再折向西依次分布“顶上”、“茅沟”、“堂上”、“西头”四部份。人字的捺画上为“堂上”和“东头”两部份。人字撇捺的交汇处(堂上)是村子的中心，过去的“村公所”、“小学校”、“代销店”都在这里，“村公所”现在应叫“村委会”了。

　　通向村外的桥应当是改革开放后才建的。我们小時候村南的小河水流潺潺，出进村是要踩着搭石过河的。(上图)

　　南集村最大的变化是东头有了白墙红瓦的磚瓦房，有的人家房顶安了“太阳能”热水器，而且村口还停着好几辆小车，看来村民们也逐渐富了起来。沁县没有任何矿藏资源，没有煤，就烧不起砖，历史上大多数人家只能住土坯垒墙的土窰洞和土坯瓦房，能在门框和窗框周围垒一圈砖就是有钱人家了。现在能有砖瓦房住，那是很了不起的了。何况还有人家有了小车。

　　“堂上”人家的白墙红瓦房和村口的小车在别的地方不算什么，在南集那是很气派的了。(上图)

　　西头人家房顶安了“太阳能热水器”，河滩里卧着反刍的花奶牛。

　　记忆中的村前小河，曾经是清沏明净，流水潺潺，是我们捉鱼捞蝌蚪，追逐嬉戏的乐园，而今却成了这么一条又深又臭，不死不活的污水沟，河湾里的杨树也变了种，不象原来的那种杨树好看了。

　　从堂上到茅沟路过的刘家院落，依稀还是小時侯见过的那样。

　　从村口人字撇捺交汇处的“堂上”往北是一条沟，(这曾经是从南边南仁村，经南集去北集村的官道，)走不几步，道西边土崖下是一处叫刘家院的院落。南集村基本都姓郑，我记得杂姓只有王姓和刘姓。刘姓在村口西头还有一处院落，经过的這处刘家院落崖顶上是王家疙瘩，王家老院的打麦场边有棵老杏树，每到端午节后麦子发黄時，杏子就黄了，又大又甜，非常好吃，我们都叫它“王家杏”，又叫“麦黄杏”。 刘家院再北，是一片面积不足一亩的洼地，大道沿洼地东边继续向北，沿“顶上”东边小沟出村走向“北集村”。洼地西边，爬上不足十米的坡，是一个向西凹进去的平台，最西面是约两丈高的土崖，崖下筑有一排大小不等的五六间土窑洞，窑洞外除院场外，还有一个小打麦场，这就是我们家族的老院“茅沟”。 记得茅沟下那片洼地中，东边长着一棵老楸树(泡桐树)，每年都会开出粉藍色的花。洼地中年年种着大蔴(蓖麻)，每到秋天的早晨，大蔴叶上就会集上很多露水(甘露)，我小時候眼晴有火，每天早晨都被眼屎粘得眼睁不开，妈妈就会拿着碗到大蔴叶上接露水，回来给我润眼。 现在洼地里楸树不见了，大蔴也不种了，长着一片杂树杂草。

　　茅沟下的洼地里，楸树没有了，大蔴不种了，现在是一片杂树杂草。(上图)

　　洼地的北端，“顶上”郑川璧家前几年修的院落，一排砖瓦房。这座新院的北面紧靠的，就是我家46年后居住的“新院”了。

　　老同学陪我到老院“视察”，他们将照片发到微信朋友圈，微友们以为我们是到贫困村“扶贫”去了。

　　堂弟和他儿子刚修好的从洼地到老屋院落的坡路。上面看到的房子，是另一家堂弟家新修的房子。

　　堂弟郑怀堂家在老院小打麦场北边正在修建中的房子。

从麦场边看我家的老院

　　眼前这一排土窑洞，就是我家曾经的祖屋。从南往北共四间，最南一间稍小点。北面紧靠的是本家“四蛋大娘”家的。再往北隔着一道矮土墙，是偏院。偏院里座西向东是我本家“全宝”、“小蛋”两个堂叔家的窑洞。偏院北的土崖下有四个放柴禾杂物的小土窑洞。 窑洞顶的土崖上是土地，崖边上长着杂树杂草，还是和过去一样，大多是酸枣丛。

　　祖屋院子宽不足二十米，长约四五十米，北有短墙与偏院堂叔家相隔，东面记得靠北有一大门，往南是两间牛棚。现在是什么也没有了。院子最南是三间土阁楼，现在土楼早已坍塌，仅剩地基还可看出早年的位置。土楼后面还是悬崖，崖下与土楼之间有两米左右空隙，记得二姐小時候种过好几棵桃树，又大又甜，很好吃，现在是面目全非，只有丛生杂草了。几间窑洞都空着，没有人住。不知现在属于谁家，这些家的人都到哪里去了，一无所知。现在看来，老院荒凉寂寞。……

　　這是原先三间土坯阁楼的地基，宽约三米，长约六米的样子。由于土墙坍塌堆积，高于地面四五十公分，所以还可以清晰地看出是原来的楼基。

　　在祖屋窑洞前留影，這是我今生第一次，以后恐怕很少有机会再来看看了。

　　和堂弟郑怀堂在祖屋前合影，我忽然有一种鲁迅和润土的感觉。

　　茅沟老屋北端的偏院，堂叔全宝、小蛋家三代住过的院子，几十年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西边两孔正窑是人住的地方，北边崖下的四孔小窑洞，是放粮食、杂物、柴禾的地方。

父亲难中蜗居过的小窑洞

　　偏院北边最靠东的這间小窑洞，高、宽仅二米余，深不足四米。原是全宝叔家放柴禾、杂物的储藏间。1970年秋“清队运动”中，由于村内历史上宗派斗争的干扰，父亲被汾阳县给戴上“富农分子”帽子遣送回老家，因老家无房只好借居于此。虽狭小破烂，尚可遮风避雨，聊胜露天荒野。父亲因急火攻心，回去后就病倒了，71年春，五妹接父回汾阳就医，确诊是癌症，于当年初秋逝世。父亲接出来就医后，随父一同被迁送回老家，尚在童年的六妹、三弟又在这个小窑洞里居住了一年多，直至父亲死后，腾出手来的我才把他俩接出了这间窑洞。

　　放大了的窑洞图，门口的鸡窝是后来盖的，其它状貌一如往昔。

　　站在父亲蝸居过的这孔小窑洞前，思绪万千，恍如隔世。

　　父亲居住的小窑洞因全宝叔家子弟不在，开不了门，无法看到内景。图片上显示的是紧邻的另一间小窑洞，面积比父亲居住的那一间略大一些，内部情景与父亲居住的大致相同。

　　老院门外原是一块打麦场，本来是很平整的，现在成了这个样子。

　　
　　

老院和新院的故事

　　上面的图片介绍了南集村的村貌、地理形势和我家“茅沟老院”的情况。下面还要介绍我家后来居住的院子，为了区别于“茅沟老院”，姑且叫做“新院”吧。

　　在介绍新院之前，我想重点讲讲“老院”和“新院”的故事。因为从“老院”搬到“新院”，记写着我们家的家史。

我家世居老院“茅沟”，在四五年到四六年那个阶段，家中共有九口人，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和四个姐姐，我上面还有两个哥哥(先后夭亡)如果再加上我，人口最少時也不下九人。家中有四孔窑洞，三间楼房，两间(也可能是一间)马棚，一条牛腿(和另外两家共有一条耕牛)，山地二十七亩。劳力二人(爷爷和父亲)。

　　父亲年轻時是村里出了名的庄稼全把式，曾给地主家扛过工。村里原妇救会主任“卯寅奶奶”(原村农会主席卯寅爷爷的妻子)对我说，我家那時的资产状况，连中农也算不上个好中农，应属“下中农”那个阶层。

　　抗日战争期间，南集村属边区，父亲参加过牺盟会决死纵队第九团，在村里当过财粮主任，(大概类似现在的村委会计，也算村级班子成员)四六年正式参加革命，在解放軍办的晋城运输公司工作。

　　這样一个很好的家庭，在1946年却发生了巨大变故，灾禍来源于南集村根深蒂固的宗派斗争。 南集村村子虽然不大，却是全沁县两个宗派斗争最严重的村子之一。1946年，村中掌权的一派利用当時开展的一场政治运动(大概是“三查运动”吧)，污称我父亲等几人是“特务组织”，而且父亲还是“特务头子”，村里为此打死在村的另一个“特务头子”，又派人到晋城抓我父亲，并以“特务家庭”的名义没收我家全部财产，掃地出门。

我父在外，幸得单位同志通风，出外暂避风头，才躲过一难。当時若被抓回村里，后果不堪设想。 父亲在外躲避月余，又折回原单位，那時运动已过，单位正在寻找我父亲。之后，父亲一直在运输部门工作，随着解放战争的进展，部队解放到哪里，父亲他们就把运输公司开办到哪里，临汾、运城、太原，1950年，来到汾阳，一直在汾阳运输公司工作。

1946年当年运动纠偏中，村里为我父亲他们平反，但没有返还我家原产，而是重新给分了房子和土地(其实还是宗派在作怪，村政权在人家手里，你也无可如何)。1947年土改运动中，就将纠偏分下的房产、土地确定为我家财产，定为中农成份。 所谓“新屋”，就是指纠偏后新分的房屋。

“新屋”旧址在“茅沟”坡下洼地的北面，就是现在看到的洼地北端郑川璧家新院北面的那片杂草乱树丛生的荒地。

　　记得这所院子是一个长方形的院子，东西长约四五十米，南北宽大慨不足二十米。北面三间瓦房，中间一间是大门，记得小時大门还在。东边是很矮的院墙，墙外是一棵很高的老榆树，树上常有一种叫做“麻牛”的甲壳昆虫，我们常抓了它，用棉线拴住它的头，手提线头旋转绕舞几下，它就会飞起来，发出一种嗡嗡的响声。南面是几间已经坍塌的房子，西南角有个小角门，出小角门，向南通至“茅沟”和“堂上”，向西攀小路可到“顶上”。角门内有一眼水井，井面是大石板铺就，凿有园形的井口，上面安有铁辘辘，井绳末端栓有好几个相连的小铁环，有圆形的，有长形的，用以锁桶，穿来插去就把木桶鎖住了，叫做“三关套”，“顶上”和“茅沟”人家都在这里挑水吃。院西四五级台階上是一个形似“戏台”的建筑，中间开门，穿过门是逐级上升的三进院子，三进院子皆以台阶相通，没有围墙，每个院子都是依北边土崖挖圈的土窑洞，座北朝南，最上一进院子有门，和“顶上”人家相通。这三进院子也属“顶上”部份。

听大人们说，我家的“新院”原来是一个熬硝的作坊，己经坍塌的几间房子就是作坊的“工棚”或“车间”。穿过北面的大门，向北一条沟是通往北集村的“官道”，向东爬小道可到“神头村”和“故县镇”，靠西攀坡就上了“顶上”。

　　这就是我家的“新院”，从46年生下我不久就搬到了这里，我爷爷、母亲、三姐和我，后来又添了我五妹，一家五口就住在这里。(那時，奶奶已过世，父亲相继把我大姐、二姐接到运城上学，因为家寒，母亲被迫将四姐给了北集一家比较殷实的人家。)我爷爷和母亲相继去世后，53年冬父亲把三姐、我和五妹接到汾阳后，就把这所院子托付给我姑姑，让她处置变卖，用作合葬我爷爷奶奶的费用。合葬爷爷奶奶時我们都没有回去，也不知姑姑把它卖给了谁家，何以废弃荒蕪到如此地步，除大门的残垣败壁和破烂的石井栏尚可依稀辩识外，其余皆乱树荒草，无从着脚，面目全非了。

　　麦场北边的土崖圪瘩，攀上去就可走到窑顶的野地里。(上图)

从“茅沟老院”通向“新院”的小径

　　“新院”角门内的古井，
从残存的井栏还可以辩识

　　从残存的败垣残壁，依稀可以认出这就是“新院”中的房屋，从东到西三间，中间是门洞，东面房是妈妈和我们住，爷爷一个人住在西面那间。

悼 亡 母

　　站在“新院”废墟的榛莽间，心绪无法平静，眼前晃映的全是母亲的身影。
母亲在火台下边在我们破烂的衣服上捉虱子，边猫着腰给火膛餵柴火；母亲在忙着给一家人做饭、蒸窩头、杆面……；门外传来换果子的呼叫声，母亲赶忙用木升搲上麦麸给我们换回果子；冬天的早晨醒来，母亲己将我和妹妹的棉襖烤得热腾腾的，并拿出烤得金黄的窩片求告我俩起床穿衣服。每天夜晚母亲总是在昏暗的油灯下给一家人纳鞋底、缝补衣服；解放后的农村，条件还很艰苦，能拿两个鸡蛋到集市上换回“干馍”(沁县的一种饼子)和凉粉吃就是孩子们最大的期望了。平時，家里没有什么好东西，母亲在房顶的隔棚里珍藏着一小包东西，每当我淘气撒娇时，母亲就会站在炕上踮着脚把小包探下来，从中挑出三五个米粒大的小白点来放在碗里用开水冲一碗分给我和五妹喝。水很甜，后来才知道那叫糖精，是父亲从大地方特意给我和五妹买回来的。
永难磨灭的景象，是母亲病重時跪伏在炕上的身影，胸前抱着一个竖立的圆枕头，不停地咳嗽，日夜不能躺卧，直至五三年冬离开人世。 母亲患的是肺结核病，村里人说是痨症。这个病母亲早就得下了。五零年，父亲曾接母亲、我和五妹到汾阳居住，经医院诊治，病情已有好转，但老家留下爷爷、三姐一老一小，生活也不像个样子。不得已，在汾阳仅住了几个月，母亲又带着我和五妹返回老家。
　　五二年冬，爷爷病逝后，母亲也病倒了。这个柔弱而善良温柔的女人，遭受多重的重压，在她虚度四十岁的那年(1953年)，终于不堪重负，献出了自已的一生。
　　母亲是距南集二十余里的“老窑窟村”人，虚岁十四岁嫁到我家，十六七岁就开始生育，一生育有三男五女(我上面曾有两个哥哥，先后早夭)，爷爷又是个封建思想严重的人，母亲上侍公婆，下撫子女，身上负担轻重可知。幸得父亲宽厚善良，夫妻琴瑟和谐，子女孝顺，尚为苦中之乐。但日本侵华开始后，边区经常遭受曰寇掃荡、袭扰，为了“躲反”(躲避曰寇)，村民们经常是夜宿山野，母亲拖儿带女满山逃窜，好几次正在“坐月子”期间的母亲抱着孩子前边跑，鬼子在后端着刺刀追击，其凶险的境况对母亲身心的摧残可知。
　　日寇投降后，父亲在外工作，村里“宗派斗争”又不消停了，作为“特务头子”的家属，母亲亲历了被清算斗争掃地出门的惊吓。这都是一个柔弱的农村妇女所难承受的，后来虽然平反了，但父亲在外是供给制，没有钱补贴家庭，家里人口多，只有爷爷一个弱劳力，生活艰苦状况可知。
　　记得五三年母亲病得不行了，村里无医无药，三姐只好带着我到村里老槐树下求药，把香灰用开水冲了给母亲喝……。
母亲的病总是不好，咳嗽越来越严重。在最后的那段日子里，好心的玉文爷爷腾开他家的一间窑洞，让我们搬过去，说是给母亲“冲喜”，期望母亲的病好转。但搬过去月数来天，母亲的病更不行了。
　　记得母亲去世的那天下午，三姐到外村亲戚家当“人主”奔丧去了。四姐从北集到南仁“中心校”给学校送信，路过南集进家看望病中的母亲。临走時五妹拉着四姐的手不让走，四姐安撫五妹说，“四姐要给公家送信，不能不走，明天再来看你”。不想一语成籤，第二天天刚亮，四姐就接到母亲“过世”的凶信，急匆匆来到南集。
母亲是那天午夜去世的，那時睡梦中的我朦朦胧胧地听到母亲呼唤我的声音，我爬起来看，已经听不清母亲在说什么，只听到她含糊的话音和可怕的咬牙声，揭开被头，只见褥子湿成一片，旁边堆着一堆屎。一生爱干净的母亲，无论病到何种地步，也没有让儿女们给她打擦过屎尿，弥留之际，她再也无力保持自己的矜持了!
　　八岁的我打擦净母亲留下的秽物，这時母亲己没有声息了。我心里一阵害怕，拉着五妹躲到了玉文爷家。 玉文爷说，“孩子，你娘这是走了，赶快过去哭几声吧，不然转世后怕说不了话”。
　　我回到了母亲身边，眼里无淚，想哭哭不出来，心里空荡荡的。从这一刻起，我结束了自己的童年。后来，大人们常说我是特别懂事听话的孩子，其实，我也会在大人前撒娇，耍赖，只是在母亲离开之后，再也没有这样的资格了。母亲去世后的十几年里，几乎天天夜里梦到她，梦到她还活着，梦到她还是病着，梦到她病好了，梦到父亲和她相会了……。天天醒来，枕头总是湿的。
母亲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从大门外看，“新院”形势犹存，大门洞尚未倒塌，大概可看到“新院”的形势位置。(上下图)

　　大门东边的路，画面下方与画面平行，较宽的是官道，由村南往北，经过“新院”东边，绕过“顶上”直达“北集村”，画面上方那条小径是“顶上”人家赶集上会去“神头”与“故县镇”的小路。

　　上下两图是“顶上”现在的状况，已经完全看不出过去的状貌了。以前“顶上”是一片宽畅的平地，西面一排窑洞，分隔了六七家院子，家家院里栽植枣树、桃李树，各家院外东边是好几家相连的大场院，少说南北长度也在百十米以上，是我和儿时玩伴们的乐园和运动场，现在却是面目全非了。

　　几千年封建社会留下来的农村宗派斗争是一种温疫，一遇合适的温度、气候，它就会发酵滋生，酿成新的灾难，创造新的悲剧。

本不该发生的悲剧

1953年冬，母亲弃世后，父亲将三姐、我和五妹接到汾阳，之后，父亲与继母结婚，家里先后又有了我二弟、六妹和三弟。父亲是十九级干部，月工资72元，虽然人口较多，生活不算富裕，但一家人和和睦睦，也算幸福。

从山沟沟里出来的我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继母是一个善良温柔的女人，视我如己出，家庭生活打理得很好。我的懂事、听话很得大人们的欢心，上学后学习成绩很好，从小学到初中一直名列前矛，1959年，作家马峰从苏联归来将苏联小朋友赠给的两块红领中转赠给汾阳实验小学，经全校评选，学校将其中一块赠给了我，在那時这可是学生难遇难求的荣誉啊!1963年初中毕业后我被推送到平遥一中学习，平遥一中是全省的(小宝塔)重点中学，人们对到平遥一中上学是很欣羡的。所以，在上学阶段我是学校器重、老师抬爱，同学羡幕的人，自己也头脑发热，轻飘飘地不知有几斤几两，以为有大好前途等着自己，以为上好大学、分配好工作，那是如拾青紫，再容易不过，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世上有些话，真不是好话。但願世上的人一生不要遇上它，但它要来谁又躲得过呢?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禍福”，“福无双至，禍不单行”，“人生不如意事，常十之八九”。这是上天的诅咒吗?何以在1966年后的几年中，这些躲不过的事全让我摊上了?

先是继母于66年不幸去世，继母的去世使家庭塌了半边天，接着“汾运公司”又传来消息，说老家来了“证明”，说父亲是“逃亡的DZh分子”。天呀!这不是青天霹雳吗?1947年土改，我家定的是中农成份，解放后经过历次运动，“三反、五反、肃反、审干”，父亲的历史都是清清白白的，53年从老家迁出户口時，也是村里给开的证明，这“逃亡DZh分子”的证明是天上飞来的吗?

父亲当時气急了，请假回村里貭辩，村里的干部辩不过他，就发动村里的小学生HWB把他赶了出来。不过父亲这次回去也弄清了事变的来龙去脉。

原来，在襄汾县百货公司工作的我大姐单位的支部书记也是沁县人。文化革命调查“ZhZP”的时候，调查人在调查完支部书记后，又商量说，“郑凤英她家不也是沁县的吗?顺便把他家也调查一下吧”。两调查人到南集村后，村里“SQ工作”刚刚结束，工作队正准备撤走，见有人来调查我家情况，便对来人说，SQ复议成份時，他家因无人，便没有复议，我们召集些贫下中农代表给他家复议一下吧。于是便将SQ新组建的班子成员召集起来讨論，于是“逃亡DZh分子”的証明便产生了。(起这个意图的人是谁，我不清楚，但参与的人中如民兵连长、妇女主任、团支部书记等几个年轻干部土改時尚未出生，而特邀的一名贫农代表郑要孩则是南集村有名的痞子，自称给我家当过“长工”，而历史的真实情况是，我父在抗战時任村内财粮主任，是半脱产干部，村里给我家有补贴工，而郑要孩正是给我家帮过工的。这个“王秋赦”式的郑要孩的历史也很悲凉，农村一搞运动，他就“红了”，运动一过，又倒霉了，娶了个媳妇，无缘无故疯了，养了两个孩子，都是傻子，SQ运动后不几年，老婆死了，他用担子挑着两个傻孩子四村讨吃要饭，八十年代初也窩囊地死了。村里証明最大的借口是我父在土改時逃亡在外，我家当時被扫地出门，他们把46年三查中制造的假案说成是47年的土改，当時污父亲是“特务”，现在又篡改为“DZh分子”。真是翻手云雨，啼笑皆非。后来当汾运公司去调查時，他们觉得说我家是地主实在说不过去，又把我父说成是“逃亡的FN分子”。

本来事情到此也还不算太糟糕，但那時人的政治觉悟和革命的责任心可不是现在的人能比的。拿到我家的成份证明后，两个调查人又商量，“这事儿咱们襄汾知道了，可汾阳运输公司还不知道呢，不行，不能让这个地主分子漏网了”。于是他们又专程辛辛苦苦折到汾阳，通知了汾运，才满意地回到了襄汾。于是襄汾这两位对革命负责的同志又把火引到了汾阳，父亲终于未能躲过这场劫难。

正在发愁清队没有对象的汾运自然高兴，因为清队工作有了目标。但之后不久，文革两派斗争就进入武斗阶段，没有人再顾得上清理阶级队伍，父亲的问题被暂時搁置下来。

从1966到1969三年期间，两派斗争在无休无止地进行之中，不知何時是个尽头。我虽然清楚地知道父亲是被冤枉的，也有满肚子的理由可以说明白事实的真象，但我也深知，当极左思潮象潮水一样湧来的時候，有人说你是F革命，一般就没有人敢站出来说你不是F革命。而清理阶级队伍作为文化革命的一个程序，当局势稳定之后，是一定会进入这个程序的，到那時，真正的劫难就会降临。1969年秋，中央“723”布告下发，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地方政权，两派武斗以一方压倒另一方的态势结束了对峙的状况，一切将要走向正常，我清楚地知道，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终于快到了，父亲不可避免地会被清洗出革命队伍，我们一家真正的厄运就要降临了!

为了到时不会被与父亲一道被遣送回村，也为了将来给自已申诉告状留下回环余地，我于1970年1月带着小学刚毕业的二弟主动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办公室”报名插了队，我清楚地懂得，当运动高潮的時候，一切辩白都是徒劳的，到运动结束，复查纠偏阶段才会有自已的发言权，我也相信，党会给我说明问题的一天，父亲的冤案终将会大白于天下。

躲不过的终久躲不过。1970年秋天，汾阳县召开万人大会，宣佈清队成果，父亲被正式戴上“FN分孑”帽子，当场五花大绑，宣佈押解回原籍。第二日，父亲带着尚未成年的六妹、三弟被押解回老家沁县。我随行送父亲回乡安顿，一路上秋雨霏霏，冰冷凄凉，汽车到达南集村時，雨下得越发大了，小河涨水，车进不了村，只好将东西杂物临時放置在一个亲戚家的屋檐下，村里没有自家的住房，经求告交涉，才问下了茅沟本家堂叔全宝家的那间放杂物的小窑洞(见前面图示)，算是有了遮风避雨的地方。

回到老家第二天，父亲就身体没精神，吃不下饭，我以为是路上折腾的上火了，又因为我是请假回来的，也没在意父亲的身体，住了三天，又返回了汾阳。

我走后不久，父亲就病倒了，但父亲撑着，一直没有来信告我们，捱到第二年春天，父亲病骨支离实在爬不起来了，村里才有人给汾运单位拍了电报。五妹得知后赶回老家将父亲接到汾阳治病，医院一检查，已是癌症晚期了。但五妹的这一举动，让汾运公司个别掌权人抓住了口舌，说她与“FN分子”的父亲划不清界限，将她的公职也开除了。先是，汾运公司班子在讨论我父亲案子時，曾有人提出，“历史上历次运动、调查，郑国才的历史都是清白的，这次村里的证明恐怕有问题吧”?但是，当時掌实权的“ZhZ”代表邢连长却说，“不论有没问题，证明是他们村出的，要害他的是他们村里，将来他闹起来，也与我们无关，就這样定了吧”!军代表已做出这样的结论，别的人也就不好说什么了。

邢连长之所以力主处理我父亲和开除我五妹的原因，除了他个人极左的思想外，还有他个人的其他隐情，因为不忍让个别败类败坏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形象，就不赘述了。

五妹没工作了，父亲只能在三姐家养病，三姐家只有三姐夫一个人工作，家里人口多，生活也困难，我在文侯村插队，自顾不暇，父亲的病无法得到很好医治，支撑了半年多时间，在1971年夏收后不久，就饮恨离开了人世。

父亲去世時，我正在太谷东贾村的3202铁路工地上劳动。大概是心灵感应吧，父亲死的那天，我在午睡時突然被噩梦惊醒，醒来后心烦意乱，坐站不安，晚上就接到了父亲去世的噩耗，等到第二天乘火车、汽车赶回汾阳，父亲已下葬入土，竟未能再见他一面。

父亲被接到汾阳治病后，在家的三弟、六妹就更惨了。1971年，三弟10岁，六妹13岁，三弟是先天性白内障，六妹是小儿麻痹，姐弟二人相依为命，不知那些日子是怎样活过来的。我们那个地方因为地方病，人口较缺，妇女不能生养的很多。村里人见两个孩子撂在村里没人管，就盘算打他俩的主意，有的要收六妹为童养媳，想收三弟为儿的人就更多了。父亲死后，我回村去接他们，姐弟两个因缺营养，缺衣服穿，瘦得不成样子，头发上，烂衣服上虱子乱窜，籽子(虱子卵)白花花地排得象蚕卵。但我要带弟妹走時却出问题了，村里以我家欠100块粮钱为借口，不给办户口转移手续，人无法带走。当時我知道71年迁送我父回村時，负责押解父亲的王秉才同志是个好心人，回去后向汾运公司反映了父亲回村后的困难情况，汾运给村里寄回100元安家费，一直在村里账上爬着没有动。我向村革委提出用安家费抵粮钱，让我把弟妹带走。他们却坚决不答应，我又找公社和县革委反映，县、乡批复让把安家费抵顶粮钱，村里也拒不执行。那時候只带了点路费的我投亲不应，靠友无人。正当我焦虑万分的時候，村里却传出了信息，有要我弟弟的，有想收养妹妹的，其中就有村GW主任郑留贵想要我弟弟，答应我把弟弟给他，他替我出粮钱。这一下我全明白了，为什么扣着安家费不给我，鬼全在这里。

　　我和弟、妹商量说，因为哥无钱交不了粮款，必须把你俩中的一人给人，你俩谁想跟我走，谁愿意留下，说一说。

　　妹妹年龄大点，懂事，非跟我走不行。弟弟年龄小，因为捣蛋，被我训过，有点怕我，也许想要他的人早已给他做好了思想工作，所以表示愿留下。

　　我心里想，妹妹小，又身患残疾，给了人肯定不知会受什么罪。弟弟给了人是给人当儿去了，不论谁家，准会把他当人看待的罢!一边是分析，一边也是自我安慰。就这样，别人用我自家的钱(安家费)，把亲弟弟“买”了去。(因为事实上，要了我弟弟的村主任并没有给村里交粮钱，顶多也是把安家费算作粮款而已)，這是一笔怎样的辛酸账啊!

　　离村的那天，我看着到村口送我的弟弟，不由得流下了辛酸的眼淚!

　　弟弟，总有一天，弟兄还会相会，哥不会弃你不管的。

　

　　村里乡亲听说我回村，有好几人上来问讯，图中穿白褂子老者，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但名字却叫错了，他是王德文，而我却把他叫做王虎文。

风雨过后是晴天

寄意寒星荃不察，

慈母认子在何時。

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亲人不懂你心，母亲不懂儿子。

我从小受党教育，沐浴于新中国的阳光雨露之中，一门心思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新中国。那時候，组织信任我，自己也认为是祖国母亲的骄子。但自从家庭发生变故之后，一切都变了，变得周围的人都不认识我了，好象我不是原来的我了。先是高考剝夺了我的录取权，招生档案上赫然标着“不宜录取”的“判词”；继而有人在我的学毛著心得笔记中寻章择句想把我打成“五七式YP” ；原来深爱我的人避我犹恐不及，我的个别亲戚也生怕受连累与我断绝了关系。看到我的同学们意气风发地投入文化革命的前列，我却只能深入乡下做一些实在工作，深恐自己出头露面会给参与的组织带来拖累。(虽然HWB在后来被看作是洪水猛兽，但事实上他们中的排头兵们大多是爱党愛国的热血青年，只是被历史误导而已。)

那時候，每当观看《英雄儿女》一类电影，我就由不得热淚盈眶，感极而泣。看到王成、黄继光、董存瑞他们根正苗红，组织信赖、人民热爱，在創建新中国、保家卫国的战争中仗义舍身，何等光辉荣耀，而自已却连基干民兵组织都不许参加，组织对自已不信任如此，一腔热血，报国无门，心中悲愤到了极点。虽然我也深信，家庭冤案终可澄清，自己能挺直身腰面向世人的時日终可到来。但我不知道这漫长的等待要等到何時……。

“荃不察余之衷情兮”，“余将上下而求索”。

1967年，回家，家不成家，社会上两派武斗又无休无止，经人介绍，我在平遥四小学当了代教，谋了个暂時的栖身之所。那一年七年制初中班刚刚开办，教材已被改革得不成体统，物理、化学被改为“工业常识”、“农业常识”，数学丶语文等都改得面目全非，没有多少知识可言。那时候，师资很缺，我一人带四门主课，一天至少带五六节课，为了让学生们真正学到点东西，我抛开现有的课本，将传统教材中代数、几何、物理、化学知识传授给他们，幸而那時教育界管得不严，也没有人来过问我改变教材的事，而我的学生们却由此得益，直到十几年后，考入到高中的同学们还念念不忘我教给了他们很多有用的知识，使他们比其它学校来的同学基础扎实得多。四小学是一个我终生难忘的地方，领导正派和善，同事间感情融洽，尤其是我和同学们是师亦友，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离校四十多年间，他们两次请我回平遥聚会，畅叙师生旧谊。四小学给在难中的我以温暖的庇护，使我一度忘却了忧愁。详情见我其后的文章《客栈》。

1969年中央723布告下来后，WHGM以一派压倒一派的态势结束了两派武斗对峙的局面。我预料到“QL阶级队伍”这个我不得不面对的工作就快开展了，无法迴避的厄运将降临我的家庭，为了不会被与父亲一道迁送回老家，1969年冬，我辞退在平遥四小学的工作，带我二弟主动到汾阳县阳城公社文侯大队插了队。这里的乡亲们以他们宽厚善良的胸怀接纳了困境中的我，使我度过了一生中最难忘的時光，详情见我其后的回忆文章《觅路》和《古槐树下的情结》(之一)、(之二)。而我，也以对祖国和人民至诚的热愛投身到新的生活，无论是田间劳动、学校教学、修筑铁路和与乡民相处都事事不甘人后，得到了乡亲们的赞许和喜爱。我用自已的行动实践了我的誓言，我和文侯村结下了永久的深情厚谊。(尽管这个時期发生了父亲被迁送回村和病亡的悲事)

阳光总在风雨后

1971年秋，“九.一三”事件之后，政治气候逐步回暖。国家在逐步纠正WG中的一些“左”的偏向。1972年9月，我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表现好的”身份，较早地被吕梁地区商办招工，分配到药材公司工作。之后不久二弟也被招到吕梁钢铁厂工作，接着，各项落实政策工作也逐步开展了。

　　参加工作后的我，一边积极努力地工作，一边着手家庭问题的申诉。使我最最感动的是，在我调查和申诉的过程中，遇到了两个难得的好人。一个是老家村内的“卯寅奶”老人，她是抗战時期村内的婦救会主任，他死去的丈夫是原村农会主席。她明白无误地告诉我，土改登记簿(圪洞簿)上明确写着我家土改定的是乙hN成份，“圪洞簿”一直在她家保管着，SQ运动時她才交给了工作队。WG時汾阳也有人来找她调查过，但一听口风不对，那些人调头就走了。她说，“只要拿出圪洞簿，你家的问题就真象大白了”。另一位好人是吕梁地区落实政策问题办公室的申迪霄同志，他说，“沁县是1947年土改的，你父亲在土改前一年就参加革命了，即使家庭成分是富农，也不应当给你父戴帽子，你家的问题肯定是冤案”。两位好人提供的情况和政策给我吃了定心丸，于是我多次向省、地、县三级政府和汾运领导递交了申诉书，最高告到ChYG和谢振华办公室，1975年，在省、地政府的催促下，汾运领导亲自出马到沁县调查，而沁县政府也因南集村在WG中搞宗派斗争，使南集多数在外工作的老干部被迫害而光火，于是沁县公安局、沁县落实政策办公室与汾运公司三家组成联合调查组，到村革委追出“圪洞簿”，才使我家的冤案大白于天下。

　　1975年的春天，对我家来说是一个亮丽的春天，父亲被平反的喜讯传来，全家人喜极而泣，继而汾阳县召开万人大会为我父平反，并让我在大会上对极左路线进行了控诉，到会的群众为此流下了眼淚，我的讲话录音在全县连续广播了一周，“窒息”了九年的我，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面对世人了。

　　之后，五妹恢复了工作，三弟、六妹转回了城市户口，被迫卖给人的三弟，也被我接回吕梁，从此过上了无忧无虑的生活。

　　父亲平反后的当月我鄭重地向党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书，理直气壮地向党表达了我的夙愿。此前，我不是不想向党表达我的心愿，而是我无法向党组织填写我家庭成份的一栏。

　　1977六月，我被接纳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員。

后 记

　 离开故乡六十三年了，故乡还是没有多少变化，虽然乡镇油路通到了村边，虽然前村的“堂上”和“西头”出现了一片砖瓦房，有些人家还有了小汽车，用上了太阳能，但后村的“茅沟”、“顶上”和“王家圪垯”却一片荒芜。可以想见，乡亲们的生活还不是都过得很好。

　　我对故乡的感情是复杂的。我热爱故乡，因为她毕竟是我出生的地方。但故乡也带给了我太多的悲痛和忧伤。人类之间的利益矛盾，有時想起来也很可笑，小到人与人之间，家族与家族之间，大到国家与国家之间，为了一些经济利益、权势荣耀，无缘无故地斗起来，无止无休。美帝国主义看到中国好起来了，壮大起来了，再不能对中国颐指气使了，心态就不好了，就来个“亚洲再平衡”，挑动小曰本、越南、菲律宾和你中国斗，让你不能好好过日子。可是我们村呢?这个小得可怜的小山村，我看不出里面有多少“利益”可争。但是历史上的宗派斗争却斗得黄黄黑黑，你死我活。這种斗争大概可追溯到很早很早以前。这种斗争的结果是，在抗战胜利前后那段時间，一派中的人被“挤”到外面参加了革命，“挤”到“公务员”队伍，进了城市，吃了“皇粮”，而胜利了的另一派在村里掌了权，虽然同是革命，却未能摆脱“面对黄土背朝天的命运”。看到到了外面过上好生活的人们，“胜利者们”于是愤愤不平 ，为了发泄不平之气，就制造了文革中的悲剧。這悲剧虽然使我的家庭一度遭到了苦难，但我们这一辈人却经历了难得的磨练，这磨练使我们在困难中成长，敢于迎接任何挑战。这磨炼使我们这辈人成了精神上的富有者，永不悲观，永不彷徨 ，面对现实，乐观向上。

　　文革经历使我们健康成長起来，联系到国际上的斗争，我也坚信，DG主义的挑衅只能是使伟大祖国更加强大兴旺。

2016年9月29日于太原家中

在村口桥上与乡亲们交谈问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