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殉职”到“过失”:历史虚无主义叙事置换的机制与危害——以毛岸英牺牲相关讹传为中心

毛马列无限大学

<p class="ql-block">摘要:毛岸英牺牲相关讹传被官方列入“涉党史十大谣言”,但既有讨论多停留在事实层面的正误对照,对其作为历史虚无主义典型样本的叙事机制缺乏系统剖析。本文认为,该谣言的核心操作并非简单“编造细节”,而是完成了一次叙事类型的置换:将“敌机折返突袭下在作战室处理军务而牺牲”的殉职叙事,替换为“生火做饭暴露目标招致轰炸”的过失叙事。这一置换依赖两种手法的协同:以生活化细节消解牺牲的严肃性(“软性”手法),以“还原真相”的伪装赋予虚构以可信外观(“学术化”包装)。置换的指向并不停留于个体:当毛岸英被塑造为“因违纪而丧命者”时,谣言同时完成了对革命领袖家庭教育与政治判断力的隐性否定,从而将英烈污名化与领袖污名化焊接为同一链条。其危害不在于“说错了一件事”,而在于以意义结构的倒转侵蚀公众对牺牲、纪律与领导正当性的认知基础。治理此类谣言,需要在事实澄清之外,揭示其叙事置换的运作逻辑,并以纪律的日常性作为抵御虚构的“结构证据”。</p><p class="ql-block">关键词:历史虚无主义;毛岸英;叙事置换;英烈污名化;领袖污名化</p><p class="ql-block">一、引言</p><p class="ql-block">2021年,中央网信办会同中央党校、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等单位发布“涉党史辟谣榜”,“毛岸英牺牲是因为做蛋炒饭暴露了目标”位列其中。2023年,中国历史研究院进一步将其定性为“最为恶毒的谣言”。</p><p class="ql-block">既有反驳主要集中在事实层面:彭德怀牺牲当日电报的记载、现场目击者成普“没有锅瓢炒勺”的证词、志愿军防空纪律的严苛程度。这些工作澄清了“发生了什么”,但尚未充分回答一个更具理论意义的问题:为什么是“做饭”?为什么是“违纪”? 如果谣言仅仅意在“编造一个错误细节”,它完全可以选择其他方向。选择“生火做饭”作为情节核心,意味着谣言制作者精准地识别并攻击了毛岸英牺牲叙事中一个关键的意义节点——他不是在被动躲避中丧生,而是在主动返回岗位后遭遇突袭。将“返回岗位”替换为“生火做饭”,恰恰是用一个过失覆盖了一个选择。</p><p class="ql-block">本文以这一“叙事置换”为核心分析概念,考察历史虚无主义如何通过手法层面的软性化、包装层面的伪学术化,完成从英烈污名化到领袖污名化的意义递进,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其危害的特殊性与治理的着力点。</p><p class="ql-block">二、置换的对象:两种叙事的意义结构</p><p class="ql-block">理解谣言的性质,首先需要厘清被置换的“原叙事”具有怎样的意义结构。</p><p class="ql-block">彭德怀1950年11月25日致中央军委的电报记载:“十一时,敌机四架经过时他们四人已出来,敌机过后他们四人返回房子内,忽又来敌机四架,投下近百枚燃烧弹,命中房子”。这一叙述的关键不在于时间或地点的细节,而在于一个行为选择的序列:敌机离开→本可以留在防空洞→选择返回作战室→敌机折返→牺牲。</p><p class="ql-block">在这个序列中,牺牲的意义来源于职责对安全的优先。毛岸英不是不知道危险,而是在明知危险的情况下,将处理军务置于个人安全之上。这正是“殉职”一词的实质含义:死亡不是被动降临的,而是在履行职务的过程中被承担的。</p><p class="ql-block">谣言的置换恰恰瞄准了这一意义结构的最脆弱环节。它将行为序列改写为:生火做饭→暴露目标→招致轰炸→丧命。在这一新序列中,牺牲的意义被根本改变:死亡不再是职责的代价,而是过失的后果。行为者从“明知危险而选择返回”的履职者,变为“因疏忽而招致毁灭”的违纪者。</p><p class="ql-block">两种叙事之间不是“细节出入”,而是道德结构的倒转。在殉职叙事中,行为者值得被纪念;在过失叙事中,行为者只值得被叹息或嘲弄。历史虚无主义在此展现出的,不是对事实的粗疏,而是对意义生产机制的精确操纵。</p><p class="ql-block">三、置换的手法:软性消解与伪学术包装</p><p class="ql-block">这一置换之所以能够获得一定的传播效力,依赖于两种手法的协同运作。</p><p class="ql-block">其一,以生活化细节消解崇高。 当前历史虚无主义诋毁英模的一个重要转向,是“以媚俗化手法消解崇高”。“蛋炒饭”正是这一手法的典型产物:它将一个发生在作战室、涉及军务电报的严肃场景,置换为一个充满烟火气的厨房场景。炒面或蛋炒饭是志愿军战士日常生活的符号,将它植入牺牲叙事,产生的效果不是“补充细节”,而是降低事件的意义层级。当牺牲被放置在“做饭”的框架中理解时,公众对事件的认知已经从“战争中的职责承担”滑向“日常生活中的疏忽”,崇高感被琐碎感所取代。汪亭友等指出的“戏说调侃”“泛娱乐化”手法,在此表现为一种场景降维:不需要直接否定牺牲,只需要将牺牲发生的场景“翻译”为另一个更平庸的场景,意义便自行坍塌。</p><p class="ql-block">其二,以“还原真相”的伪装赋予虚构以可信性。 谣言并非以“段子”的面目出现,而是以“被遮蔽的真相”的姿态传播。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惯用策略,正是“以‘还原历史真相’和‘起底真实历史’的名义”否定主流叙事。“蛋炒饭”之说往往以“内部消息”“知情者披露”的话语形式流通,其说服力并不来自证据,而来自一种认识论姿态:它暗示“官方叙事隐瞒了什么,我提供的是未被允许说出的版本”。张博等指出的“以偏概全,遮蔽历史”手法,在此表现为一种反向的“细节真实”策略:用一个看似具体、可感的细节(生火、做饭),制造一种“这才是真实历史”的错觉,而恰恰回避了所有能够证伪它的结构性事实(司令部禁止冒烟、作战室没有炊具、毛岸英返回是为了处理军务)。</p><p class="ql-block">两种手法的结合,使置换获得了一种双重保护:生活化使其免于“过于政治化”的指控(“不过是讲个生活细节”),伪学术化使其免于“纯粹造谣”的指认(“这是在还原真相”)。正是在这种保护下,一个与电报记载和战场纪律双重矛盾的虚构,得以以“另一种说法”的形式持续流通。</p><p class="ql-block">四、置换的递进:从个体过失到领袖污名</p><p class="ql-block">如果“蛋炒饭”谣言的意义仅止于将毛岸英塑造为一个“违纪者”,它仍然只是一则英烈污名化谣言。但历史虚无主义的操作逻辑在于,个体的污名从来不是终点。</p><p class="ql-block">历史虚无主义“肆意贬低、丑化党和人民的领袖,全盘否定他们的历史功绩和人格力量”。这种丑化并不总是以直接攻击领袖本人的形式出现。当毛岸英被呈现为一个“因贪图口腹之欲而违纪丧命”的形象时,一个隐含的推论链条便悄然启动:如果领袖之子在战场上尚且如此缺乏纪律意识,领袖本人的家庭教育与治军原则又当如何? 这一推论不需要被明说,它作为“言外之意”附着在“蛋炒饭”叙事之上,构成一种迂回的领袖污名化。</p><p class="ql-block">这种迂回性正是“软性历史虚无主义”的特征所在:它以“学术化幌子丑化形象、以诱导性议题模糊事迹”。直接攻击领袖需要承担较高的政治与法律风险,而将攻击包装为对“历史细节”的讨论、将对象设定为“领袖的家人”,则获得了一层可否认性——传播者可以声称“我只是在讨论毛岸英,与领袖无关”。但意义链条并不因声称而中断:在公众认知中,毛岸英的身份首先且始终是“毛泽东的儿子”,对他的“过失叙事”必然投射到对领袖的判断之上。</p><p class="ql-block">由此,谣言完成了一次从英烈到领袖的意义递进:英烈污名化提供“事实”外观,领袖污名化提供“意义”指向。前者是可见的叙事表层,后者是隐蔽的政治深层。将二者焊接在一起的,正是“置换”本身:用“过失”替换“殉职”,既贬低了牺牲者,也间接质疑了塑造这一牺牲者的教育与信念体系。</p><p class="ql-block">五、危害的特殊性:意义结构的侵蚀</p><p class="ql-block">这一置换的危害,不能仅仅从“传播了一个错误事实”的角度来理解。事实错误可以被电报和证词纠正,但意义结构的侵蚀具有更强的滞后性与弥漫性。</p><p class="ql-block">第一,它攻击的不是历史的“内容”,而是历史认知的“形式”。 当公众习惯于以“生活细节”和“个人过失”的框架来理解英烈牺牲时,受损的不仅是对某一个英雄的认知,而是理解牺牲本身的认识方式。牺牲之所以值得纪念,在于它体现了职责对本能、公共对私人的优先。将牺牲叙事系统性地置换为过失叙事,等于在认知层面取消了“牺牲”这一范畴的严肃性:一切死亡都可以被还原为某个“生活细节”的后果,一切职责选择都可以被消解为个人疏忽。这种范畴层面的虚无,比任何单个事实的篡改都更难修复。</p><p class="ql-block">第二,它为更广泛的“告别革命”叙事提供了微观基础。 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是由否定历史入手达到否定现实的目的”。但“否定历史”并不总是以宏观论断的形式出现。一则关于“蛋炒饭”的谣言,在微观层面示范了一种理解革命历史的姿态:用日常生活的逻辑消解革命逻辑,用个人过失替换集体牺牲。当这种姿态被反复运用——从雷锋的“皮夹克”到毛岸英的“蛋炒饭”——它便积累为一种认知习惯:革命历史不再是需要理解的庄严过程,而是一系列可以被“生活化解读”消遣的轶事集合。宏观的“告别革命”叙事,正是建立在无数此类微观消解之上。</p><p class="ql-block">第三,它对意识形态安全的威胁具有“软性”特征,因而更难识别和抵御。 直接的政治攻击容易触发明确的反对,而“生活细节”式的谣言则以“非政治”的面目流通。张博等指出,历史虚无主义“从直接显性转向含蓄隐性,渗透蔓延的手法更加狡猾隐蔽,欺骗性和迷惑性也越来越强”。正是这种“非政治”外观,使其能够穿透常规的意识形态防御机制,在“只是好奇”“随便看看”的日常信息消费中完成意义的传递。</p><p class="ql-block">六、结语:以“结构证据”抵御“叙事置换”</p><p class="ql-block">毛岸英牺牲相关讹传的研究价值,不在于它是“最恶毒的谣言”(这一判断固然正确),而在于它以高度浓缩的形式展示了历史虚无主义叙事置换的完整机制:选定一个意义节点(返回岗位的选择)→用生活化场景降低其意义层级(做饭)→用伪学术姿态赋予其可信性(还原真相)→将个体过失的意义投射到领袖层面(教育失败)→在微观层面积累“告别革命”的认知习惯。</p><p class="ql-block">抵御这一机制,仅靠事实澄清是不够的。电报可以证明“没有生火”,但无法阻止“也许生火了只是没记载”的怀疑主义消耗。真正有力的反驳,应当来自结构证据:志愿军司令部“天亮以后不准冒烟”的纪律,使“生火做饭”在物理上和纪律上同时成为不可能;作战室没有炊具这一现场证词,则从物质条件上封死了虚构的空间。当纪律的日常性和绝对性被呈现在公众面前时,“蛋炒饭”便不再是一个可以被“另类解读”的“说法”,而成为一个在战场生存逻辑中无处安放的事件。</p><p class="ql-block">在这个意义上,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最有效的方式,或许不是逐一驳斥每一个虚构细节,而是重建公众对历史运行的结构性理解:让纪律、制度、日常实践成为比谣言更具体、更可感的历史知识。当人们理解了一个司令部如何因为防空纪律而禁止冒烟、一支军队如何因为失去制空权而以炒面为食时,虚构便失去了寄生的缝隙。历史虚无主义依赖的是意义的空洞化;抵御它的,正是意义的结构化。</p><p class="ql-block">参考文献</p><p class="ql-block">1. 柴宝勇、杨子兴:《立足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 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湖北省党史网,2025年。</p><p class="ql-block">2. 汪亭友、吴深林:《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认识基础、理论本质及其批判》,马克思主义研究网,2021年。</p><p class="ql-block">3. 张博、孙兆阳:《廓清历史虚无主义的迷雾》,马克思主义研究网,2023年。</p><p class="ql-block">4. 任晓山:《揭穿历史虚无主义的面具》,湖北党史网,2019年。</p><p class="ql-block">5. 《软性历史虚无主义诋毁英模的批判与治理》,《湖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3期。</p><p class="ql-block">6. 《涉党史十大谣言曝光》,共产党员网,2021年7月15日。</p><p class="ql-block">7. 中国历史研究院关于毛岸英牺牲谣言的定性,2023年。</p><p class="ql-block">8. 彭德怀致中央军委电报(1950年11月25日),转引自相关报道。</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