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span style="font-size:22px;">台湾这片叶子,我是从一张地图上开始认识的。</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小时候趴在家里那张地图前头,手指头顺着福建海岸线往东一划,就触着了那片窄窄的、长长的绿。母亲在一旁择菜,头也不抬地说:“那是台湾,咱福建人叫它‘埋冤’。”我吓了一跳,后来才知道是闽南话里“台湾”的谐音,说的是早年渡海来的人,十去九不回。祖母又说:“可它也是宝岛呢,甜着呢。”</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这话不假,台湾是甜的。有一年秋天,我在台南的乡间走,甘蔗田一望无际,风一吹,甜味就漫过来,黏在皮肤上,连汗都是糖水味。当地人说,这里一年能产一百四十万吨蔗糖,全世界每二十勺糖里就有一勺是从这片土地上长出来的。</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我蹲在田埂上啃一根刚砍下来的甘蔗,汁水顺着手腕淌,引了蚂蚁来。蔗农老陈笑:“我们台湾啊,连蚂蚁都是吃糖长大的。”他指指远处,说再往南走,凤梨、芒果、莲雾,轮着番地熟,一年到头没个歇气的时候,难怪叫甜岛。</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台湾也是高的。玉山耸立在岛中央,三千五百九十二米,顶天立地的。我在山脚下住过一晚,民宿老板老林是退伍老兵,山东人,说话还带着煎饼卷大葱的味儿。他半夜拉我起来看星星,说:“你看这山头,像不像个老头儿戴帽子?”我眯着眼看,还真像。“这是我们台湾的屋脊,”他拍拍栏杆,“可这屋脊底下,住的都是中国人。”</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下山后我去了日月潭。潭边竖着块石碑,“日月潭”三个字漆得红彤彤的。旁边卖茶叶蛋的阿婆跟我说,这石头是后来才有的。“早先没这牌子,大陆客人来了都问‘日月潭在哪拍呀’,政府这才赶紧竖了一块。”她递给我一个蛋,又说,“三通以后啊,我这茶叶蛋一天都多卖了好几百个。”我剥着蛋壳笑,心想这阿婆倒是实在人。</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在台北搭出租车,我瞧见车牌是“02”开头,顺嘴问司机。司机姓周,五十来岁,话匣子一开就收不住。“01是留给南京的,”他打了一把方向盘,拐上忠孝东路,“老蒋退到台湾来,心里还惦着南京总统府呢。你看我们这路名——天津路、杭州路、上海路、辽宁路,还有南京东路、南京西路,全中国的地名都搬来了。”他顿了顿,“其实我们跟大陆,根子上是连着筋的。”</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说到吃,台湾的小吃有意思。有一天我在夜市逛,看见个摊子挂着“七里香”的牌子,心想这名字雅致,八成是什么风雅吃食。老板见我犹豫,递过来一串:“尝尝嘛,我们的鸡屁股特别处理过,不腻。”我差点没把舌头吞下去——七里香,油炸鸡屁股!</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后来我又看见个“美人腿”,心想这回该是什么海鲜了,结果端上来一碟白生生的茭白,嫩得能掐出水,果然是“美人腿”。这种起名法,透着股台湾人特有的俏皮和实在。</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不过有一回我差点闹了笑话。走在街上听见音乐车呜呜地开,叮叮咚咚的,我正要凑过去看热闹,被旁边一个大姐一把拽住:“躲远点,那是垃圾车!”我愣了半天。她解释:“我们这儿垃圾车放《致爱丽丝》,殡葬车放《奇异的恩典》,你听着乐声就得分辨。”</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我后来才知道,大陆的垃圾车是“叮咚叮咚”响,殡葬车吹唢呐,两岸规矩不一样,头回听的人准懵。这倒让我想起母亲说的“埋冤”——有时候不是埋冤,是误会,闹明白了,反倒有趣。</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在台南一个老街区,我看见路牌写着“泉州街”,巷子口一棵大榕树,树下几个阿公在下象棋。我凑过去看,其中一个抬头问:“大陆来的?”我说是。他推过棋盘:“来一盘。”下着下着,他说:“我老家是惠安的,我阿爸到死都念叨着惠安的石头。”他走了一步车,又说,“现在年轻人都说什么‘台独’,我说放屁!树能不要根吗?你见过哪片叶子说自己跟树没关系的?”</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这话让我想起台北故宫博物院里的毛公鼎,想起台南孔庙里的大成殿,想起那些街道名、那些乡愁、那些在夜市里把鸡屁股叫“七里香”的幽默——所有这些,都像一片叶子上的叶脉,细细密密地连着大陆这棵树。</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我在台湾的最后一晚,又去了日月潭。月亮正好,照着潭水,也照着石碑上那三个字。我想起母亲说的“埋冤”,想起老林说的“屋脊底下住的是中国人”,想起下棋阿公说的“树不能不要根”。台湾这片叶子,摇摇晃晃地飘在海上,可叶柄那头,一直攥在福建沿海的春风里呢。</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民进党一些人说要“台独”,我总觉得像小孩赌气说要摘掉树上的叶子。叶子摘了,片刻就蔫了。可根还在,土还在,来年春风一吹,新叶子又长出来了——还是一样的叶脉,一样的绿。毕竟血浓于水,叶落归根,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理儿,谁也改不了。</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离开那天,飞机爬升时我从舷窗往下看,台湾真的像一片叶子,静静地躺在东海的碧波上。我想起母亲,想起老陈的甘蔗田,想起周师傅的车牌,想起那盘没下完的棋。心想下次来,得带一包惠安的石头,送给台南那个下棋的老人。</spa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