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放牛记

豆包无豆

小时候放牛的经历，是刻在骨子里的印记，历经几十年岁月冲刷，依旧清晰，永远也忘不了。

如今我已是古稀之年，走在街头，或是漫步城郊，只要看见一片青草繁茂的地方，心头总会一动，下意识就想：要是这里有一头牛，慢悠悠低头吃草，该多好。看见路上成群的牛走过，像照片里这样，牛蹄踏在湿漉漉的路面上，哞声悠悠，一下子就把我拽回半个多世纪前的山村，拽回那个九岁的放牛少年身上。

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山河还在慢慢复苏，农耕依旧是山里人的根本。土地是集体的，耕牛便是生产队最金贵的家当，犁地、拉车、送粪，样样都离不开牛。那时候讲究成份，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很多人家是不允许接手饲养牲畜的。这样的担子，最后落到了我们家。这件事背后的缘由，我是长大之后才慢慢明白的，当年我年纪太小，大人只简单跟我说一句：别家成份不合适，牛就交给咱们家养。

就这样，九岁的我，成了一个放牛娃。

分到我家的那头牛，算不上体面，身子瘦瘦巴巴，骨架显露，没有别家犍牛那样雄壮威风。可在那个年代，能分到一头牛来养，在我们一群孩子眼里，却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那时候村里的孩子，凑在一起，最津津乐道的话题，多半就是各家的牛。

一群发小聚在村口的老牌楼？下，你一言我一语，各自夸耀自家的牲口。有人说他家的大犍牛力大无穷，全队的牛拉犁都抵不过它；有人说他家的牛通人性，不用人赶，冬天傍晚，自己认得回家的路，到点就慢悠悠顺着山道回来。每一头牛，在孩子们口中都有独一份的本事，各有各的传奇。

少年人心性，争强好胜，说着说着就争红了脸，谁也不肯服气。道理讲不通，嘴皮子辩不过，就挽起袖子动手，用小孩子的方式分出输赢，逼着旁人认下自己的牛才是最好的。现在回想，孩子们这股执拗好斗的模样，倒也像极了世界上那些蛮横霸道、总想压过别人的强权。

那时候的小学，功课没有现在繁重。白天上学，放学铃一响，书包往肩上一甩，第一件要紧事，就是放牛。父亲心里有数，哪一块地头、哪一处荒圪埌荒草长得茂密，适合放牛，都会提前交代清楚。每次出门前，总要反复叮嘱我，千万看好牛，不能让它踏进庄稼地，啃食生产队的庄稼。庄稼是全队人的口粮，糟蹋了，是天大的过错，不仅要挨大人责骂，在队里也不好交代。

遇上星期天、假期，我便是专职的放牛娃。约上村里一众小伙伴，赶着一群牛，一同往山坡上去。牛散开，低头啃食野草，尾巴来回甩动，驱赶蚊虫。我们这群孩子，就放开了玩耍。山野就是我们的乐园，酸枣、野果、土坡、崖边，到处都是乐趣。

有一年秋天，玉米快要成熟，棒子鼓胀，裹着青绿的外皮，看着诱人。我们一群孩子，在村子上边的窑脑坡放牛。不知是谁先起了念头，提议就地拢一堆柴火，掰几穗玉米烤着吃。山里的孩子，都馋这一口焦香。大家悄悄捡来干柴，刚刚点上火，青烟顺着山坡往上飘，远远就被村口的村民看见了。那人站在村口大声吆喝，喊声顺着山梁传上来，我们心里一惊，慌忙踩灭柴火，这个念头就此作罢。现在想来，亏得那一声呼喊，若是真的烧起来，荒坡干燥，极易引发山火，后果不堪设想。

放牛的地方，常常离村子很远，深山里没有钟表，我们不知道几点，分不清什么时候该赶着牛回家。山里的孩子，自有一套从老一辈那里学来的法子，靠太阳辨别时辰。

我们脱下两双鞋子，在平整的土地上摆成一个四方框，模仿老家四合院子的形状。太阳慢慢移动，我们就盯着太阳落在这个“院子”的哪个方位。等到太阳走到方框正中心，就是正午，该赶牛回家了。有时候鞋子不方便，就捡来四块石头，围着摆成方形，一样用来参照日影。没有钟表，没有手表，靠着太阳、石头、鞋子，丈量着山野里的时光，简单，却又十分灵验。

一年四季放牛，光景各不相同。春天草嫩，要留心牛踩坏刚出苗的庄稼；夏天草木繁茂，蚊虫多，牛也容易燥热；秋天庄稼陆续成熟，看管要格外上心；等到冬季，地里的庄稼全都收割完毕，光秃秃的田地，就不必再担心牛偷吃庄稼。

冬天放牛，父亲有他的老办法。早上，他让我把牛赶到碑后那片开阔的地方，还要特意把牛吃草的方向，调得朝南。冬日的太阳偏南，向阳暖和，牛吃着草，慢慢往东边游走。等到下午我放学，再去寻牛，它已经一路吃着草，走到靠近村子的东坡，离村庄很近了，很少走远，不用满山费力寻找。

放牛，只是白天的差事。到了夜里，添草喂牛的活，大多就交给我。牛舍在村高楼底院的西屋，是一座上下两层的老房子。之所以叫高楼底，是因为古时候这里建有高高的望月楼，院子便跟着这个古楼得名。楼上一层，专门堆放铡好的谷草、干草，是牛的草料仓；下层，就是圈养耕牛的地方。

过年的时候，这座草料楼要贴春联。横幅写着“草堆如山”。那时候我识字不多，不认识“堆”字，指着横幅问父亲，父亲一字一句教给我。这个字，连同这一幅横幅，我牢牢记住，记了一辈子。

村里还有一个特别的老习俗，正月十五元宵节，要在牛圈的门板上写字。那二行字很短，就六个字：“过新年，打新村。”年年这个时候，这门板，就成了我练字的地方。山里没有现成的颜料，因为那二行字得用红颜料来写，我就跑到山上，挖回红油泥，回来兑上水，搅成红泥浆，拿毛笔蘸着，一笔一画写在门板上。

我年年写，写了一年又一年。直到今天，我也说不清这六个字原本的寓意，是寄托对村庄新面貌的期盼，还是那一个特殊年代里，独有的口号。只记得，红泥写在粗糙的木门板上，风一吹，慢慢风干，颜色暗下去，等到下一个正月十五，再重新写一遍。牛圈的门板，年年留着我的笔迹，牛在圈里静静反刍，呼噜呼噜，伴着我年少的笔墨。

在生产队，耕牛是集体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不能随便放养，也不能好坏不分，村里有一套很严格的办法，就是“评牛”。

谁家接手饲养一头牛，这头牛一开始就定好等级，几等几级，清清楚楚，有档案记录在生产队。那时候我年纪太小，记不清多久组织一次评牛。只记得评牛的场面，就在村子中心的街道，街道下方一片空旷的场地。队长或者管事的人，喊到谁家的名字，养牛的人就牵着自家负责的牛，走到场地中间，慢慢走上一圈。几位懂牲口的评委站在一旁，看牛的骨架、膘情、腿脚、力气，当场评定等级。

一等牛健壮有力，犁地拉车顶用；二等、三等的牛，体力依次递减。耕牛的等级，直接关联着农活的安排，也和饲养人的工分挂钩。牛养得好，膘肥体壮，等级往上调；若是照料不周，日渐消瘦，等级就要往下落。那时候，养好一头牛，不是简单的喂草放牧，是一份责任，是生产队交给一户人家的任务。我只亲眼看过评牛的场面，至于后续等级升降之后，工分怎么增减、如何核算，当年没有细细打听，如今也无从去细细考证了。

一头耕牛，在生产队的日子，就是这样被记着、管着、照料着。它不只是一头牲口，是全队人的指望，春耕要靠它犁开冻土，秋收要靠它拉回粮食。所以，那时候村里的人，对耕牛，都存着一份敬重。

回想那一段放牛的岁月，苦是真的苦。风里来雨里去，夏天顶着大太阳，晒得脊背发烫；秋天山风凉，漫山跑着找牛；冬天山风刺骨，手冻得通红，还要去山上割草、给牛添料。可那份苦里，裹着独属于童年的自在。

那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视，山野就是我们的天地。牛在前面慢慢走，我们跟在后面，听鸟叫，看云影，辨认山间的花草，捡好看的石头。伙伴之间，有争执，有打闹，转头又和好，一起赶着牛上山。人和牛，人和山，人和土地，贴得很近。

后来我参军离开家乡，告别了放牛的山坡，告别了望月楼下的牛圈。再往后，时代慢慢往前走，农业机械化一点点走进山村，犁地有拖拉机，拉运有农用车，耕牛慢慢不再是种地必不可少的依靠。当年生产队里的评牛制度，也随着集体生产的模式一同消散。

很多年过去，村里的老房子拆了不少，望月楼早已只剩名字，高楼底院的西屋牛舍，也早就变了模样。正月十五，再没有人去山上挖红油泥，在牛圈门板上写那六个字；村中的空地，再也不会定期响起评牛的吆喝声，一队队耕牛牵着走过街道的景象，再也见不到了。

可记忆不会消散。

我到如今，依旧记得那头瘦牛低头吃草的模样，记得牛脖子上偶尔响起的铃铛声，记得夕阳落在山坡上，牛群长长的影子，记得我们用鞋子、石头对着太阳，估算回家的时辰。记得烤玉米的烟火，记得父亲一句句叮嘱，记得“草堆如山”那四个字，记得门板上红泥写下的一行短句。

年岁越长，越容易怀念旧时光。现在走在路边，偶然看见一群牛走过，就像照片里这样，牛蹄踩在湿润的路面，慢慢往前走，我就会停下脚步，静静看上一会儿。眼前的牛，不是当年我放的那一头，可看见它们，心里就泛起一阵温热。

放牛，放的哪里只是牛。是一个山村少年的童年，是生产队岁月里，农耕时代最后的余温。是黄土坡上，一代代农人靠着耕牛耕耘土地的日子。

那些山坡、荒圪埌，那些野草、日影，那些和伙伴一起放牛的下午，都安安稳稳留在记忆深处。岁月走远了，耕牛渐渐退出了农田，可刻在骨子里的放牛娃印记，只要看见青草，看见牛群，就会清晰地浮上来。

世间很多东西，都会跟着时代慢慢消失。老的制度、老的习俗、老的农活，一点点淡出生活。但藏在里面的乡情、山野的自在、少年时简单的欢喜，会一直留在心底。

往后再看见青草遍地，看见牛慢悠悠走过，我依旧会想起：很久很久以前，在我们的小山村里，有一个九岁的孩子，每天赶着一头瘦牛，上山，下坡，伴着太阳，度过一段清贫又充实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