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亡皆因“不仁义”——《过秦论》重读

远方不远

兴亡皆因“不仁义”——《过秦论》重读

（文/远方不远）

读《过秦论》（上），人们总爱盯住最后一句“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仿佛贾谊站在函谷关废墟上，向历代君王递上一碗“施行仁义”的鸡汤。可若真如此，贾谊便不是贾谊，而是腐儒了。贾谊提倡的，绝非一味施行仁义那么简单。

　　“仁义不施”是全篇枢纽，却常被误读为只是结尾处画龙点睛的结论。其实不然，文章从头到尾的材料、整个论证结构，都以这四个字为轴心。

理解“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关键在“而”字。把“而”解作“因而”，便不明就里。此处“而”表转折，意为“然而、却”。整句可还原为“攻守之势异也，然而仁义不施”，把“仁义不施”提前以强调；“仁义不施”本身又是“不施仁义”的倒装。归根到底，意思是：攻守之势已变，却不施仁义。

　　作者批评秦始皇守成天下时，“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废、焚”是愚民，“隳、杀”是弱民，“收、聚、销、铸”是防民，全是法家驭民术，皆属“不施仁义”。但由此并不能得出贾谊一味提倡仁义的结论，因为“攻守之势异也却不施仁义”的题中之义还有另一面：肯定攻取天下时不施仁义。

　　文章第一、二段，加上第三段“于是废先王之道”之前，用大量篇幅回顾秦“兴—强—盛”的逆袭史，乃至统一六国、开疆拓土、缔造大一统帝国，始终弃儒家王道而行法家霸道。商鞅的富国强兵、张仪的连横诈术、“流血漂橹”的血腥战争，无非富国贫民、强兵弱民、纵横捭阖、武力征伐，哪一样跟仁义沾边？可效果却实实在在，因为“不施仁义”恰是攻取天下的必由之路。

　　贾谊在《过秦论》中篇说得明白：“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兼并天下以诈谋武力为上，安定天下以顺时应变为贵。攻取天下可行霸道，守成天下须施仁义。秦亡不在笼统的“不施仁义”，而在攻势转为守势后仍“不施仁义”，是路径依赖下的刻舟求剑。这就引出贾谊真正的思想：诈谋武力和仁义归化，都不是万能药，而是各有适用条件；并且二者各有利弊，应相辅相成，礼法并用。

　　揆诸当下，仁义归化类似软实力，即人心向背、制度认同、文化凝聚力；诈谋武力类似硬实力。仁义软实力也有局限——光讲仁义不发展科技经济、不修武备，那是迂阔无用；但没有仁义，再强的硬实力也会崩塌。成败最终比的是软硬综合实力，这也符合贾谊“礼法并用”思想。

秦，成也“不仁义”，败也“不仁义”。这留给我们的，不是一碗“仁义”的心灵鸡汤，而是因时制宜、相辅相成的辩证法；不是空洞的道德说教，而是深刻的人生及政治智慧。

提问: 秦王朝为何未能在历史转弯处转弯？是因为路径依赖的历史惯性吗？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