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生命融入年画

寻找逝去的年画（谢绝送花）

系列：朱仙镇年画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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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文中年画皆为作者收藏的年画原作藏品，未标明产地的皆为朱仙镇年画。图片皆为作者摄。

姚敬堂印的年画《钟馗》。

到朱仙镇，我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见到姚敬堂。在潍坊寻访时，年画大师张殿英还专门为我找到姚敬堂的名片，我抄下了他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但此次到朱仙镇，已来不及找他了。

后来回到深圳，我给他打了几次电话联系，畅谈朱仙镇木版年画。为支持他的年画事业，我将他的全部年画品种每样买了10张。因此，我收藏的朱仙镇年画来自三处年画作坊。

姚敬堂是何许人也?姚敬堂是朱仙镇木版年画研究会会长、中国民间木版年画出版研究会副理事长。如果说朱仙镇木版年画是中国木版年画的鼻祖，那么，姚敬堂就是现在朱仙镇木版年画的龙头老大。如果说“年画像一张精美的艺术名片，把朱仙镇和世界联系在了一起”，那么，姚敬堂就是朱仙镇的名片。

朱仙镇木版年画社印的年画《钟馗》。

将生命融入年画中的人

此次我去朱仙镇没有见到姚敬堂，但后来我给他打电话，听到电话里面一个浑厚的声音，充满内在的热情，他对我说∶“我一直很忙，要找老年画的画样，要刻版，还要印制年画，朱仙镇年画再不抢救就要断流了，一分钟都不敢耽误啊！”

有位记者说得有趣∶当冯骥才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扯着大嗓门宣读他的“抢救中国民间文化遗产工程的庄严声明”时，姚敬堂在赵庄的年画作坊忙着赶活。

曾任朱仙镇木版年画社社长的姚敬堂１９９３年从年画社退休，便和张廷旭一家办了朱仙镇木版年画研究会。他只能找张廷旭，老艺人都相继去了。

姚敬堂印的年画《钟馗镇宅》。

始终关注朱仙镇年画的劫后重生的记者李红军说，他每次去朱仙镇采访年画的事，必得先去镇上岳飞庙、关帝庙、年画社门市部扫一眼那里的新货，或直奔赵庄。 　

“只有在赵庄张廷旭家的西屋里，你才可身临其境感受那古老木版年画的工艺流程，领悟民间艺人那份淳朴。”李红军说。

都说姚敬堂老人是朱仙镇木版年画盛衰发展起死回生过程的见证人，确实名不虚传。每次我给他打电话，他开口就是朱仙镇木版年画的艺术价值和风格特征，还有历史源流。

朱仙镇木版年画社印的年画《钟馗镇宅》。四个字中有三个字笔误。从古至今民间艺人的年画中经常出现笔误，不足为怪，但像此幅中有75%的字是错的，还是很少见的。不过，错版对于收藏家来说正是梦寐以求的。

姚敬堂说∶“我就是这个镇上长大的人，从小就接触年画。我哥就是印、卖年画的。我11岁起跟舅父读私塾，一读就是5年，读书的时候，冬季一放假，我就跟我哥去卖年画了。从进腊月开始，一直卖到阴历二十八九。那时候，连开封都是来这儿批发。附近的县城，还有更远的省外的人，都来这儿批发。生意红火得很。另外，我从小喜欢画画，也经常画年画。卖年画你可以不知道画上印的是谁，讲的是啥，画年画就得知道了。讲的是啥故事，画的是谁，怎么画法，都要知道，画、刻、印，我一生的生命就和年画联系在一起。”

姚敬堂家里有一份“解放前夕朱仙镇年画作坊”清单，上面扼要地记录着商号、东家、东家原籍以及用工人数等。“我小时候，西大街年画店的号幡还满街飘扬哩。”姚敬堂说，咱别的不说，光看那时候商号的用人数，随便挑出一个字号，都是几十号人马。

姚敬堂印的年画《和合二仙》。

年画社的创社社长

已经70多岁的姚敬堂老人是朱仙镇木版年画社第一任社长。姚敬堂在当地年画艺人中，因读过5年私塾，算是文化较高的，解放后扫盲时，定为高中文化。他1951年参加工作，一直在银行系统。

20世纪80年代初，经过文革批斗后的年画，在改革开放的春风沐浴下又萌芽开花了。那时候，附近的赵庄、徐砦有人在偷偷地印。开封市旅游局有个科长来朱仙镇驻队，他看到了年画，觉得这做个旅游品挺不错。他回去跟领导说了想法，领导也觉得好，就开始去组织一些老艺人，搞起来了朱仙镇年画社。

姚敬堂印的年画《沈万三》。

１９８６年３月２５日，是姚敬堂老人记忆犹新的日子，那一天，朱仙镇木版年画社挂牌，因他懂木板年画，被政府委派到年画社担任了社长。

朱仙镇木版年画社是在开封市社会科学联合会支持下成立的，后被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接纳为会员单位，从此，朱仙镇木版年画走上了振兴之路，国家领导人还多次把朱仙镇木版年画作为礼品赠送外宾。

“当年，我算了算，镇上６０岁以上的老艺人还有１１个，请到年画社的４个，一个刻版的，三位印刷的。就这么先干了起来。”姚敬堂气闲语缓地对记者追述着。

姚敬堂印的年画《风筝误》。

找到了５３块老版

作为社长，姚敬堂开始了抢救年画的工作，因此，从他担任年画社长的这一天，就是他重拾朱仙镇年画文化遗产的起点。经他挖掘整理，朱仙镇木版年画在最初短短3年就发展到124种。

姚敬堂把老艺人汇集起来后，想的第二件事情便是淘老版子，因他本人解放前就跟着哥哥在镇上做年画卖年画，大致了解底细：解放前夕，镇上还有门神作坊２３家，各家的版子少说也有一二百块。一解放就不让印年画了，东家们眼见大势已去，连版子也无心存留，任伙计们谁想要就拿去，有的批斗时被烧了，但还有一些老版子散落在民间。

回忆起当年的年画雕版的厄运，姚敬堂对我说∶“１９５５年，开封供销社突然愣过神似的，开始印制年画，地点就在开封东大街，但没多久又不做了，版子也就留下，朱仙镇的艺人又怏怏回家了。从此，很多镇上的艺人再也没有摸过这活计，连提这场事的勇气都没了。那年月谁藏版子，是要游街的。”

古版年画。

到了１９８６年，姚敬堂跟老艺人说起谁家的版子，他们还吓得直哆嗦。没法子，他只能连哄带骗，先把版子抓到手再说。

姚敬堂说∶“我多方打听，从老艺人那里知道谁家有，想法也得摸过来。年画社第一块版子是从张义家买到的，张义即张廷旭的父亲。他起初不想献，也死活不卖。我只得另想一招。我给老张说，版子还是你的，拿到社里展览中不中，一天给你三毛钱。就这样把版子拿来了。后来，他又找到我说，版子我横竖从这拿不走了，你给点钱吧！记得给了他１５０元。”

随后艺人张治安来“报告”，说龙王庙村的张治来有好几块版子。张治来怕收拾他，愣是不敢承认有。“啥年头了，别怕，出了错我老姚担着还不成。”话到这份儿上，张治来心一横，“给你扒出来，就扒出来。”

姚敬堂说，没有料到那些版子竟埋在张治来家的豆地里几十年。给张治来的钱不多，就７０元，他不来领，最后还是张治安送去的。

姚敬堂说∶“朱仙镇木版年画的挖掘整理工作费了很大劲。先是就近找散失的版子。村里只有张义、詹同贵两家有几个版还在印着年画，其它的艺人都藏起来了，很不好找。找到以后，人家也不肯给你。我就想出了一个租赁的办法∶他拿来一块版，搁到我这儿一天，我给他钱。农民觉着把版搁我这儿比搁家强，能挣钱，就愿意搁到我这儿。我们用这个办法挖掘出了一些。”

古版年画。

到底是有文化的人，在银行工作过，有经济头脑，知道人性的优点和弱点。姚敬堂的这一超前的商品经济意识还真管用。当年，姚敬堂就找到了５３块老版，有重复的，不重样的有２３块。旧版子中明代的有２块，清代的有２３块，多数都不管用了，现在都保存在开封县文化局。姚敬堂说，当年，年画社的作坊就设在赵庄。

再一个大问题，就是人的问题。1988年6月16号，姚敬堂统计的人数，超过六十岁的老艺人有十一个，几年后已经有七个去世了，还剩四个。从老艺人家里能接班的后人来看，只有张义的儿子张廷旭把年画的刻版和印刷手艺继承下来了。

姚敬堂印的年画《二进宫》。这幅年画取材于戏剧故事《二进宫》，说的是明朝隆庆年间，穆宗驾崩，太子年幼，太师李良囚禁太子，定国公徐彦昭、兵部侍郎杨波二进昭阳宫，救出被困太子，扫平太师之乱。

在木版和胶印中徘徊

姚敬堂对朱仙镇的每一个年画艺人了如指掌。他知道张治安做年画是跟罗同周学的，后来，张治安又手把手地教了张廷旭。

一天，姚敬堂领了电视台的记者去找张治安，到了他家，才知道张治安已过世了。

现在，一镇之中，能刻板的艺人屈指可数。说起后继无人的事，姚敬堂也是一脸的无奈。是不是朱仙镇木版年画就只有等待自行消亡呢？姚敬堂说∶“从发展眼光看，作为家庭用的消费品木版年画市场有可能消亡，但其作为收藏品、艺术品和旅游产品，还有保存和发展的价值。”

姚敬堂说∶“目前朱仙镇木版年画的保护工作还捉襟见肘，根本谈不上任何一个方面的发展。工艺美术家倪宝诚也曾说过，朱仙镇木版年画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停滞不前，没有突破，也很少反映现代生活，它的价值只在其独特的艺术和研究上。”

姚敬堂印的年画《九龙山岳云战杨再兴》。

仅仅是因为保护和研究，姚敬堂常常忧心如焚，试着对木版年画进行了一些必要的包装，比如给年画装框，比如将年画融入汴绣，比如编着木版年画故事集。但包装后的年画已不再进入民宅，远离了大众，只能供研究、供收藏。

从1994年至1996年，朱仙镇木版年画社尝试胶印技术，一度打开市场，但由于抛开了传统工艺，自1998年以后，年画再度陷入困境，并成为濒危文化遗产。

姚敬堂不断地上下求索，奔波呼吁。他建议，有关部门应争取成立朱仙镇木版年画出版社，使其有出版权、发行权；他设想，建立一个股份制企业，引入现代企业制度，进行规模经营；他真诚地希望，有专业知识的年轻人到朱仙镇创业。

姚敬堂编印的《朱仙镇木版年画故事集》。

为年画出版社奔波

姚敬堂说，如今经营印制木版年画的单位只有朱仙镇木版年画研究会和朱仙镇木版年画社，另有2家个体户。什么原因？他说，没有出版权，想搞胶印而无门，虽然省里很重视，曾几次动议成立朱仙镇木版年画出版社，但由于当地一些部门的扯皮，都想当主管单位，最终被搁置了下来。如今，由于手工印制本小利薄，好多艺人都洗手不干了。

为何直到我到朱仙镇，年画出版社都迟迟未能成立呢?，姚敬堂说∶“1986年年画社成立以后，我就开始组织人员，先开展挖掘整理工作。省、市旅游局为推动工作正常开展，都拨了款。从成立到1990年这一段，年画社办得很红火，做出了一些成绩，引起了省里的重视，这就提出来办一个年画出版机构的问题。”

这样一来，感兴趣的人更多了。市里边也过问，镇里边也插手，都想来主办。姚敬堂说∶“市里问我的意见，我的意见是，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发祥地在朱仙镇，出版机构应该设在朱仙镇，编辑部、发行部设在镇里也可以，设在市里也可以，不矛盾。镇里的艺人们也是这个意见。发扬光大朱仙镇年画，你把年画出版机构放到镇里多好！放到外面终归是离开老家了。一方水土，出一方文化，不一样。你在朱仙镇搞，那就是朱仙镇的年画。你弄到别的地方去搞，那就不是朱仙镇的东西了。不过，上面的想法往往跟底下的想法不一样，最后弄得不了了之。”

姚敬堂编印的《朱仙镇木版年画故事集》内封。

后来，姚敬堂接到通知说，年龄到了，该退二线了，当个顾问吧。于是姚敬堂就离开了他创建的年画社，搞起研究会了。

姚敬堂说∶“朱仙镇年画是一门古老的民间艺术，是我们民族的一份重要的文化遗产，已经受过大的损失，甚至有失传的危险。现在这个事情刚刚开了个头，总要有人用心做下去，我既然已经参与到其中了，就准备继续搞下去。至于在哪儿搞，自己是个什么名义，那不重要。”

姚敬堂说∶“我离开年画社后，很快有些人就把它当成一块肥肉，都想吃上一口。实际上那个事并不好做，得吃苦，得耐得住寂寞、清贫。结果，后来连着换了几任社长，还亏了钱。”

姚敬堂策划创作的新年画《香港回归》。

创办朱仙镇年画研究会

年画研究会的院，是姚敬堂私人建的。一开始，只有这房子，其它什么也没有。姚敬堂就去找省旅游局，说准备继续搞下去，希望省里帮个忙。省里问怎么个帮法，他就说，想设计个朱仙镇年画挂历。

姚敬堂设计出来，拿过去一看，觉得可以，就由省旅游局拿了四万多块钱，印了一两千本，送了几十个国家。剩了几百本拿回来，很多人喜欢。

姚敬堂由此受到启发∶挂历受欢迎，说明这个事如果有比较好的条件做下去，还是很有前途的。他逐渐和同行建立了联系。外地各年画社的人时常过这边来看看，见见面。关心朱仙镇年画的艺人也经常走动，交流。其中和他的年龄接近的潍坊年画大师张殿英也成了他的朋友，经常联系，互相激励。

姚敬堂复制的年画画样。

挖掘画样圆梦想

流散到民间的版子毕竟有限，于是，姚敬堂就开始挖掘画样，到处寻找老年画。这些老年画有的散得很远，姚敬堂就去远处挖掘。他跑到北京，还跑到上海的鲁迅博物馆。鲁迅生前收藏了不少朱仙镇木版年画，有的现在都成绝版了。姚敬堂把样子复制回来，算是个品种，再找老艺人照样子刻版。

为了多挖掘品种，不光跑国内，也把目光投向国外。日本、德国都有朱仙镇木版年画，姚敬堂也想法把样子弄回来。有一个德国学者，曾经来中国留学，在中央工艺美院专攻中国的木版年画。他到朱仙镇来过两次。回国后，他把西柏林博物馆保存的不少朱仙镇木版年画拍成了彩色照片，寄给姚敬堂一二十张。

姚敬堂印制的年画《罗章跪堂》。

经过挖掘整理，姚敬堂搜集到了124幅朱仙镇木版年画。他把这些画都刻成版，用版子把画印出来，彩色的墨线的都有，然后把全部年画装订成册。他不光印年画，还印上文字说明。他说，给人讲讲画上的故事，有利于扩大宣传。这文字也用木版刻字的方法印，而且是正宗的宋体木刻字。

姚敬堂印制的特大年画《马上鞭》。

姚敬堂还有个比较大的想法，是想筹建一个民俗博物馆，从朱仙镇年画开始，扩展到整个中原地区的东西。中原地区的民俗内容很丰富，但是还没有一个像样的民俗博物馆。洛阳有一个，他认为搞得不太成功。要是能在朱仙镇搞起来，会是个比较好的基地。他说，总之，要通过各种途径来传播朱仙镇木版年画，让全世界的人都来关注它。

姚敬堂印制的特大年画《马上锏》。

姚敬堂的努力没有白费。笔者修改此稿的10月初，和姚敬堂电话联系，他已不在。据说他和副会长张廷旭、马文婷于10月1日到日本东京，参加东京日中友好会馆举办的文化交流活动。

这是开封市民间文化团体首次应邀远赴日本与国外民间文化团体进行交流。此次中日友好交流活动从10月1日开始，朱仙镇木版年画展示10天。姚敬堂一行3人携带98幅年画及年画印刷工具参加交流会。通过这次交流，姚敬堂实现了把朱仙镇木版年画艺术奇葩传播到海外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