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错之间聊军装

红藏视界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视连续剧《伟大的长征》应运而生。全剧共60集，全景展现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及红二十五军长征的全部历程，2026年10月9日20时在CCTV-1黄金档首播。一段段峥嵘岁月在银幕上徐徐展开，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湘江战役、强渡乌江、遵义会议、四渡赤水、翻越雪山、走过草地——一个个惊心动魄的历史场景，把我重新带回了那段艰苦卓绝的年代。

2026年10月17日晚，吃过饭，我像往常一样打开电视。本想收看《新闻联播》，可时间未到，便顺手转到了CCTV-6，那里正播黑白电影《突破乌江》。这部影片由八一电影制片厂于1961年拍摄，剧中张团长的原型，正是能文能武的耿飚同志。影片取材于发生在1935年1月初，红一方面军强渡乌江一役，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的经典战役，也是长征以来取得的第一次较大胜利。

看片时，除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更引起我注意的是红军身上那套军装的式样。这与我这些年专门收藏、研究中央苏区文物有关，红军军装研究正是其中重要的一项。

图1 电视连续剧《伟大的长征》1934年1月阅兵式上

红四军穿“中山装式样”军装通过主席台时的情景

关于红军军装，现在不少红色影视剧、主题雕塑、文旅景点的道具服装，大多沿用电视剧《伟大的长征》里呈现的式样（见图 1）。好像大家对此已经习以为常，普遍认为红军军装就是这一种。

殊不知，老电影《突破乌江》里红一方面军的军装式样却不一样（见图 2）：片中红军衣服仅上部有两个明口袋，下摆处并无口袋。这与当下大众对红军军服的固有认知形成了明显矛盾。

图2 《突破乌江》电影里红军穿的军装

红军军装问题，翻阅史料可以发现，大多数教科书只提到红四军在长汀统一了军装。至于这套军装究竟是何式样、红军军装后来又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却没有具体描述。正是这段空白，让后人对红军军装的式样生出种种不同的理解，认知也就渐渐混乱起来。

那么，究竟哪一种认知才是对的？红军当年穿的军装到底是什么样子？如今在银幕上、纪念馆里随处可见的“中山装式样”红军军装，准确吗？老电影《突破乌江》里红军穿的服装，是不是搞错了？一连串的问题像一头雾水。莫说普通老百姓，就是电影编剧、顾问、导演，乃至史料研究专家，也未必个个都能弄得清楚。

有一次，单位组织老党员参观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旧址和长汀县博物馆，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在长汀县博物馆，我头一回见到了据称是红四军第一套军装的式样（见图3）：上衣与《突破乌江》中红军所穿的如出一辙，只有两个上口袋，下摆处不见口袋。展出的虽是复制品，但据馆里工作人员介绍，这一式样是有依据的，是可信的。

图3 长汀县博物馆展览橱窗里的红四军军装

为探究红军军装式样，我长期以来都比较留意史料中的实物图片。2018年，我在参观福建省武平县刘亚楼纪念馆时，特意拍下了一张展品照片（见图4），按照片下方的标注，那是刘亚楼将军1929年所穿的红军军装。他与长汀县博物馆展出的红军第一套军装、老电影《突破乌江》中红一方面军所穿的军装，式样如出一辙：上衣下摆处见不到贴袋，可看上去里面却有暗袋，而且像是装着东西，左右两侧微微鼓起。

图4

其后，笔者又检索到朱德身着军装的单人照片（见图5），从图像细节可见，其上装下摆同样未设明袋。据有关资料记载，该照片系第十八集团军驻沪办事处赠送给何香凝的纪念品；何香凝长期珍藏此件，1959年将其捐赠给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前身）。照片配有原装衬板，规格为204mm×170mm。衬板右侧题字：“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会上海分会纪念”，左侧落款为“第十八集团军驻沪办事处敬赠”并加盖印章，衬板下方题识“朱德同志”，是中共一大纪念馆馆藏的国家一级文物。

值得留意的是，虽然衬板落款为第十八集团军驻沪办事处，但从军装式样判断，朱德身上这套军装属于1929年长汀定型的式样，拍摄时间当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也就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之前。

图5 朱德在苏区时期穿军装的照片（来源网络）

2017年9月，我与收藏界的朋友同往中央苏区（闽西）历史博物馆参观，有幸见到了由古田会议纪念馆送展的馆藏第一套红军军装原件（见图6）。据古田会议纪念馆文物登记表记载，这套军装1965年在永定虎岗征集，征集人为黄超忠、谢耀承等，征集后交由闽西革命纪念馆（筹）保管；“文化大革命”期间，为避免文物遭到破坏、保障革命文物安全，曾送交龙岩地区公安处代为保管；20世纪70年代初，经批复拨交古田会议纪念馆，收藏至今。

图6

这套军装有四个十分鲜明的特点：一是帽子为八角形，俗称“八角帽”；二是领章为红色，四周镶黑边（见图7）；三是裤子腰围特别宽大，达1010毫米，裤腿却很短，只有640毫米；四是上衣下摆处设有一个隐蔽的斜插式口袋，从外表可以看到一条明显的半圆形线条（见图8）。

图7

这套军装之所以有这样的设计，有其历史缘由。

其一，早期中国以苏联革命的成功经验为师。1929年3月在福建长汀定型、赶制的这套军装，是工农红军历史上第一套统一制式军装，并无现成的样本可循。其时正值列宁逝世5周年，为纪念这位世界革命领袖、中国革命的导师，特别设计了八角帽。其原型是列宁常戴的八角工人帽（也叫“列宁帽”），取自苏俄革命时期工人和革命者的帽式，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标志性装束，寓意追随列宁、走工农革命的道路。衣领两侧缀红色长方形领章，象征工农革命的红旗；为寄托对列宁的哀思，领章四周镶以黑边。

其二，上衣口袋的布局近似中山装，下摆处的口袋则延续中国传统服装的做法，做成斜插式暗袋。为节省布料，口袋只用一块布缝成，外侧以半圆形线脚加固。这样行军时不易被树枝勾挂，又便于存放小件物品；弧形袋口还能分散受力，防止粗布开裂。

其三，裤型以超大腰围配偏短裤腿，贴合赣南闽西湿热多林的环境。宽大裤腰不必精细分码，靠布带（相当于现在使用皮带）即可调节，适应红军指战员各不相同的体型，行军蹲伏不受束缚；短裤腿配绑腿使用，既能防荆棘划伤、蚊虫侵扰，又节约紧缺的布匹，也避免裤脚拖在泥水草丛中过早磨损。

整套军装朴素简约，别无装饰，在物资匮乏、转战游击的艰苦条件下，把政治象征、行军作战与生产实际兼顾到一处，生动体现了早期人民军队军装“一切为了打仗”的鲜明特质。

图8 上衣的下口袋

看到这里，可能有读者会得出一个结论：老电影《突破乌江》里红军的穿着是对的，电视剧《伟大的长征》里的军装是错的。

其实不然。历史是渐进向前的，红军军装的式样也随着历史进程而演变。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部队穿的是国民革命军青灰色制式服装，上衣为中山装，官兵均戴大檐帽，军官穿长筒靴，士兵打绑腿。为与旧军队区别每人系一条红领巾。同年九月湖南秋收起义部队穿各式服装，参加者大部分是农民自卫军、工农义勇队，穿的是农民、工人自己的便服。参加秋收起义的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仍穿着原军装，只是在臂上佩带了红布袖章，以示区别。

1928年5月，红军缴获永新县官僚资本家邱西美的300多匹白漂布。组织红军战士和根据地的群众30多人，毛泽东亲自指派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余贲民，在宁冈县桃寮村张家祠，利用极其简陋的工具，建立起桃寮被服厂。缝衣的布料都是白漂布，白衣服打起仗来易暴露目标，他们便用墨烟染成黑色，并取名为井冈山墨黑。被服厂做的都是便衣，上衣钉４个不带盖的口袋，５个布结纽扣；裤子前面没有扣子，为不开前口的桶形裤，战士都叫“桶子裤”；军帽为列宁式八角帽。此外，还有米袋、绑腿和子弹袋等。

红军军装的第一次定型出现在1929年3月。红四军攻克福建长汀，依托当地缝纫、印染手工业的基础，利用缴获的物资和设备，赶制军装约四千套。这批军服由杨至成统筹组织生产，式样经毛泽东、朱德审定，是红军历史上第一套统一制式的军装。

可是，随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苏区建设稳步推进，情况发生了变化。1931年冬，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成立，校长兼政委的刘伯承看到，来自各个根据地的学员装束各异，既影响形象，也不利于正规化教学与队列训练，便想统一学员的着装，以整军纪。于是，刘伯承把统一学员着装的事，交给了校俱乐部主任赵品三。

赵品三又名赵振鑫，山西榆次人，1925年在山西铭贤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组织参加大冶起义，随后加入红军。此后他主要从事文化与教育工作，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部艺术局局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东北军区工兵学校政治委员，为解放战争培养军工人才。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公安部政治保卫局副局长，北京航空工业学校校长，中国革命博物馆副馆长。

接受任务后，赵品三最初考虑参照苏联红军的装束，可南方气候湿热、多山地丛林，套头紧袖的衣服并不适配行军作战，这一思路随即放弃。他保留了八角帽这一富有革命象征的元素，把原先轮廓舒展、帽幅宽大的大八角帽加以改良，收窄帽型，成为贴合中国人头型的小八角帽；上衣改为标准中山装样式，开前襟，设四个带盖明袋，取消了早期的斜插暗袋，袖口改成敞口，以利透气；裤子为现代西裤式样，结皮带，缩小了裤腰，加长了裤腿；领章改为纯红，不再保留纪念列宁的黑边，寓意红旗普照四方；面料选用灰色土布，在山林环境中具有一定的隐蔽效果。样衣做成后，经学员试穿调整，由刘伯承审定批准，最先作为红校校服配发。

红校新军装样式很快引起了总部首长和各部队的注意。大家都认为比第一次制作的军装好看，简洁庄重、适合实战。于是各部队纷纷仿制。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受国民党反动派持续军事“围剿”与严密经济封锁的双重制约，中央苏区的物资供给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军装难以实现规模化统一生产与集中配发，也就不具备后世军队那样集中换装的条件。正因如此，在中央苏区阶段，1929年长汀式样军装与赵品三设计的新式军装长期并行使用；俘虏的国民党兵有愿意参加红军的，除摘下帽徽领章，继续穿着；每逢部队扩编，补充进来的新兵仍大量穿着民间便装。

如图9。该照片取自2026年军事博物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展览，图片下方说明为“1933年红军部分领导人在福建建宁的合影，左起：叶剑英、杨尚昆、彭德怀、刘伯坚、张纯清、李克农、周恩来、腾代远、袁国平”。细看照片可见，袁国平与张纯清身穿的是赵品三设计的新式军装，上衣前襟为四个带盖明袋；其余人等，包括周恩来在内，穿的均是1929年长汀式样军装，衣服下摆处为斜插暗袋。看周恩来的裤子又不像长汀式样，比较长，像赵品三设计的长裤腿。两款式样在合影中同时出现，正是混杂并行穿用状况的直接见证。

图9

再看图10。这张照片同样来自2026年军事博物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展览，图片下方说明为“1935年5月6日，红九军团在云南东川西北、蒙姑以南地区渡过金沙江。图为红九军团部分干部合影。后排左五为军团长罗炳辉，前排左三为政治委员何长工。”照片中的军团长、政治委员及其他五位干部穿的是黑色军装，其余干部则穿灰色军装。红九军团隶属红一方面军，同样是从中央苏区走出来的部队。一支队伍、一批干部，颜色与式样尚且如此参差，可见所谓“标准军装”在当时并无统一依据可循。

图10

由此可见，红军军装问题并不是“对”或“错”两个字就能概括的。多种式样混杂穿着，本就是红军时期的常态。观察这段历史，应当回到当时的具体条件，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去看，而不能以今天的常规逻辑去推定当年的情形。

1937年8月，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依照国共协议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同年10月，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改编部队一律更换军装，佩戴新的帽徽与臂章，红军八角帽军装就此退出历史舞台。但八角帽、红五星、红领章这些镌刻着红色记忆的符号并未随之湮没，尤其是红五星和红领章，在解放战争时期乃至新中国成立之后仍然是人民解放军的标志（见图11），长久留存于党史与民族记忆之中。

图11 笔者在1970年代当兵时佩戴的帽徽和领章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上述只是红一方面军军装的演变情况。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以及其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军装，尚待今后另行考证。

厘清红军军装式样的沿革，绝非细枝末节。它事关革命历史原貌的还原，也关乎红色基因的准确传承。史料是根基，真实是底线。我们研究、辨析红军军装式样，目的就是拨开流传已久的视觉误区，让红色历史不被刻板印象遮蔽，让后人看见更贴近史实的长征岁月。期待更多研究者、收藏爱好者一起发掘一手史料，正本清源，共同守护这段厚重的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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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洪荣昌，笔名红歌，1952年8月出生于福建省武平县，大学文化。在解放军出版社、立信会计出版社、鹭江出版社、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等出版了《红色票证》《红色货币》《红色收藏》《红色粮票》《红色传家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五分铜币研究》《苏区票据考证》《苏区文献收藏撷珍》《红军粮票研究》《红色财会与金融票据》等专著，其中两部为国家档案局专题研究项目，三部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五次上中央电视台解读苏区文物。曾在北京、福州、遵义、厦门等地举办苏区红色文物展览。已出版的著作被中国国家图书馆、全国各大图书馆以及美国哈佛大学等海外知名图书馆收藏。大量学术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人民日报》《中国钱币》《中国收藏》《俄罗斯人文瞭望》以及英国剑桥大学等国内外著名报刊杂志、网站刊登转载。其红色收藏事迹曾被2020年11月7日《人民日报》作过长篇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