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赫爷

<p class="ql-block">我的父亲</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父亲走的时候,八十出头,一晃,也快十年了。可每当夜深人静,或是逢年过节,总是常常不由想起。想得多了,心头便涌起许多话,却又不知从何说起。父亲出生在旧时代的尾声,生长在百废待兴的年月里,像一棵扎根在贫瘠石缝中的小树,风里雨里,硬是撑出了一片荫凉。他顺应着时代的潮起潮落,做人厚道,做事诚实,肩上是单位的工作,背后是十口之家的重担,就这么一步一步,稳稳当当地走完了一生。</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父亲幼年丧父,孤儿寡母,日子过得艰苦。奶奶一人拉扯他,小时饥一顿饱一顿,熬过了最艰难的岁月。直到1960年,全村土地连同人口划拨入国营农场,村民转为农场职工,生活才渐渐有了着落。也就在入农场前两年,父亲成了家,娶了母亲。那时候的家,不过是两间破旧瓦房,墙体年久失修变形,好几处裂缝大得能钻进老鼠,夜里常听见墙缝里窸窸窣窣的响动。屋顶的瓦片铺得稀薄,不少已经碎裂,可家里没钱及时修补,每逢下雨,屋外大雨,屋里小雨。我至今仍记得,母亲一边接着雨水,一边小声叹气,父亲却总是沉默着,心想“日子会好起来的”。当年家里最值钱的家当,是一张的结婚木床,一个老式柜子和二张座椅,那还是借钱置办的。就在这样的屋檐下,父母勤俭持家,养育了我们七个孩子。加上奶奶,十口人挤在方寸之地,却从未听过父亲抱怨一句。在父母和奶奶的悉心照料下,我们一个个健康长大,到了上学的年纪,全都进了学校。四个初中毕业,三个高中毕业。这在当时的农村多子户,已算不易。后来我们陆续走上社会,成家立业,自食其力,正直立身。</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span class="ql-cursor"><br></span></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span class="ql-cursor">父亲高小毕业,在那时的农村算是个“文化人”。加入农场后,他被安排在生产队食堂当管理员,管着一两百人的吃喝,账目清楚,从不差一分一毫。后来调到商业代销点做售货员,也是童叟无欺,再后来转到中心卫生所当卫生员,也就是基层医生,直到退休。这些工作听起来体面,可收入微薄,加班加点是常事。尤其是当卫生员那些年,半夜有人敲门求医,父亲披上衣服就走,从不推辞。有时下雨天,山路湿滑,他照样背着药箱赶去。母亲心疼他,他却说:“人家信得过我,辛苦一点也值得。”在这些岗位上,他工作认真、肯干、不计较,得到大家的称赞。</span></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七十年代初,我们家已是十口人的大家庭,两间老瓦房实在转不开身。父亲咬咬牙,决定盖一套农村传统木结构的瓦房。那套房子工费约1000元,包吃还需三百斤大米、200元肉菜款。在今天看来不算什么,可在当年,那几乎是一个家庭十年的积蓄。为了凑齐这笔钱和材料,父亲用工余时间做了近十年的筹备。那十年里,他几乎没有歇过一个完整的星期天。盖房用的木料,要到十里外的深山老林去砍伐,然后一根一根抬出山来;垒墙的片石,是父亲带着母亲到附近山上,一锤一锤开采,一担一担挑回来的;砖瓦要到远处的砖瓦窑去购买,照样靠肩膀一担担挑回家。最让我难忘的是平整地基,那是一片高低不平的坡地,父亲一锄一铲地挖,母亲一筐一筐地挑土,多余的石块和泥土,硬是用肩膀一担担运走。我那时只记得傍晚时分,总能看到父母满身尘土,坐在门槛上歇气,汗水和泥土混在一起。那个过程,几乎耗尽了他们所有的工余时间和体力,对今天的人来说,简直不可想象,可父亲就这么做到了。房子落成那天,他站在新屋中间,环顾四周,心想,“这十年的艰辛,值了!”</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span class="ql-cursor"><br></span></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span class="ql-cursor">七十年代末,政策慢慢松动了,允许发展家庭种养业。父亲又盯上了养猪。起初每年出栏五六头,后来增加到十几头,连续养了十多年。农村散养猪,最贵的是猪苗钱,饲料全靠自家地里种的番薯、番薯叶、木薯、玉米、菜叶。母亲负责煮猪食,父亲负责挑水、清理圈舍,我们大点的孩子也帮着打猪草喂猪。每头猪的毛利从最初的两三百元,到后来物价上涨时达到六七百元。这笔收入,让家里的经济明显改观,我们过年能穿上新衣,学费和住校生活费也不用愁了。</span></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到了八十年代初,社会上还普遍觉得“经商”是不得已才走的路,有点不体面。父亲却提出在村里办个小卖部。我和家人都觉得没必要,家里日子已过得去,何必多添事端。可父亲很坚持,他有自己的道理:“我做过售货员,熟门熟路,方便大家,也能贴补家用。”就这样,小卖部开起来了。起初只摆着十几种小商品:盐、酱油、烟酒、火柴、针线、糖果。父亲凭着他当年在代销点的经验,进货精打细算,货架摆得齐齐整整,从不卖过期的东西,赊账也从不催得太紧。村里人都信他,说“老王家的店,秤平斗满”。慢慢地,品种越来越多,日用百货渐渐齐全。这个小卖部,从开业到停业,经营了近四十年。它像一只不停产蛋的老母鸡,默默地供养着我们一家从温饱走向小康。后来我回想,父亲这一生,凡事都比较有主见,不轻易受他人影响,并亲力亲为把事办好。</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span class="ql-cursor"><br></span></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span class="ql-cursor">父亲这一生,像一条静静流淌的河,没有惊涛骇浪,却润泽了我们整个生命的原野。如今,父亲已经远去,他留给我们的是一种无声的浸润,他为人厚道,从不占人半分便宜;他做事认真,哪怕钉一颗钉子也要钉正;他与人为善,遇见比自己更难的,总会悄悄帮一把;他明事理,处事公平,七个孩子从没觉得他偏袒过谁。他从不讲大道理说教,可他每一个行动,每一次沉默的付出,都在为我们树立了榜样。</span></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span class="ql-cursor"><br></span></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span class="ql-cursor">从此已后,我们七个兄弟姐妹,能过好自己的小日子,便是对父亲最好的告慰。</span></spa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