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文学趣味·古典文学】</p><p class="ql-block">蒲松龄与汪曾祺:一只蟋蟀两样“异化”</p><p class="ql-block">（文/远方不远）</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促织》是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文言短篇小说，作品以明宣德年间宫中尚斗促织（蟋蟀）为背景，写主人公“成名”一家因征促织而家破人亡又因促织而骤富的荒诞故事。</p><p class="ql-block"> 成名因交不出促织遭杖责，后得巫卜指引捕得佳虫，却被九岁幼子误毙。子惧而投井，魂化促织，轻捷善斗，连败“蟹壳青”与雄鸡。促织层层进献入宫，大悦龙颜，成名因此一夜暴富。</p><p class="ql-block"> 《促织》强烈的艺术震撼力，源自成名九岁幼子魂化促织的超现实荒诞情节:人在走投无路时，为了躲避灭亡命运而活下去，只得献出“人”的尊严身份，去做那只小小的蟋蟀。这就涉及人的“异化”问题，有观点认为，《促织》悲剧的顶点不是幼子投井自尽，而是“身化促织”:人变形为蟋蟀，人的生命被否定，人的尊严、价值也一同被否定，人“异化”为“非人”。</p> <p class="ql-block"> “异化”是西方哲学概念，是以西方文化中的传统理性、人文主义为背景的。人的权利、人的价值、人的尊严的全面异化，现代人十分敏感。但是蒲松龄的时代，“神”字是大写的，“人”是微不足道的，人的一切都要遵循那套专制主义意识形态。</p><p class="ql-block"> 因此，我们不禁要问:《促织》真的涉及“异化”吗？蒲松龄把异化表现到何种深度？《促织》的主题就是异化吗？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这里提供一个比较辨析的角度，就是把《促织》与汪曾祺小说《蛐蛐》放在一起，进行比较阅读。</p> <p class="ql-block"> 《蛐蛐》是当代著名作家汪曾祺的短篇小说，是对蒲松龄的《促织》进行再创作改写而成。小说前大半部分，汪曾祺以其纯熟的白话文功夫，基本按照《促织》原文一路意译下来，只在一处略有增添。增添在原文第一次写到主人公“成名”的九岁幼子处，汪曾祺给取了个名叫“黑子”，并且说黑子非常淘气，性子倔，爱打架。</p><p class="ql-block"> 汪曾祺改写匠心独运处在小说结尾。我们先看《促织》的结尾。</p><p class="ql-block"> <span style="font-size:15px;">后岁余，成子精神复旧，自言:“身化促织，轻捷善斗，今始苏耳。”抚军亦厚赏成名，不数岁，成名田万顷，楼阁万椽……</span></p><p class="ql-block"> 总之，儿子活过来了，家庭、人生从此开挂:这是一个大团圆结局。</p> <p class="ql-block">再看《蛐蛐》的结尾。</p><p class="ql-block"> <span style="font-size:15px;">只是他们的儿子一直是昏昏沉沉地躺着，不言不语，不吃不喝，不死不活，这可怎么了呢？</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树叶黄了，树叶落了，秋深了。一天夜里，成名夫妻做了一个同样的梦，梦见他们的儿子黑子。黑子说：</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我是黑子，就是那只黑蛐蛐。蛐蛐就是我。我变的。”</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我拍死了‘青麻头’，闯了祸。我就想：不如我变一只蛐蛐吧。我就变成了一只蛐蛐。”</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我爱打架。”</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打架总要打赢。打赢了，爹就可以不当里正，不挨板子了。我九岁了，懂事了。”</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我跟别的蛐蛐打，我想：我一定要赢，为了我爹，我妈。我拼命。蛐蛐也怕蛐蛐拼命。它们就都怕。”</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我打败了所有的蛐蛐！我很厉害。”</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我想变回来。变不回来了。”</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那也好，我活了一秋。我赢了。”</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明天就是霜降，我的时候到了。”</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我走了，你们不要想我。——没用。”</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第二天一早，黑子死了。</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一个消息从宫里传到省里，省里传到县里，那只黑蛐蛐死了。</span></p> <p class="ql-block"> 通过两个结尾的比较，不难看出，就人的“异化”的悲剧震撼而言，《蛐蛐》显然比《促织》更强烈。</p><p class="ql-block"> 汪曾祺以敏感的艺术神经和独特的表现手法，用反复到近乎啰嗦的语言，真切动人地表现了黑子“异化”为“非人”前后深刻的内心体验。拍死一只小小蟋蟀，就是闯了祸，就要由自己变一只出来，无辜感与负罪感兼而有之；想变回来，却变不回来了，其中包含了深深的无助感恐惧感；明天就是霜降，我的时候到了，其中又有怎样的绝望感灾难感啊！黑子的这些体验，正反映了人“异化”为非人之后的普遍情绪。更令人不忍卒读的是，作品反复写到“一定要打赢，为了爹，为了妈，九岁了，懂事了”:稚嫩的身心过早过度地肩负其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正是典型而撼人心魄的异化——儿童“异化”为“非童”。因此，《蛐蛐》中的“非人”是一个典型而深刻的“非人”形象，《蛐蛐》的主题无疑是“异化”主题。</p><p class="ql-block"> 而《促织》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一只痛苦、无助、孤寂、绝望的带有深深精神创伤的蟋蟀，而是一只机灵、驯顺、善于讨好的蟋蟀，它在皇帝面前“每闻琴瑟之音，则应节而舞”。它也许以为自己的任务就是扮演一个大救星的角色，一个给原先那个凄凄切切的家庭带来喜剧性圆满结局的大救星。因此，《促织》中的“非人”是一个有很大局限性、不充分的“非人”形象。</p> <p class="ql-block">结语</p><p class="ql-block"> 一个没有充分觉醒的时代，一个没有充分觉醒的作家，对于人的异化问题，只能是一种朦胧认识，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朦胧的人文关怀，使得蒲松龄不自觉地涉及“异化”现象。我们只能说蒲松龄在《促织》中涉及“异化”这一现象，而现当代作家汪曾祺在《蛐蛐》中，则能更自觉、更充分、更深刻地表现异化这一主题。</p><p class="ql-block"> 时代不同，对“人”的觉醒的认识程度不同，对“人”的悲悯程度不同，导致《促织》与《蛐蛐》在异化问题上的差异。这真是一只蟋蟀两样“异化”。</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提问:</p><p class="ql-block"> 1、你对“异化”有怎样的认识？</p><p class="ql-block"> 2、《蛐蛐》比《促织》在异化问题上更深刻，你认可吗？</p><p class="ql-block">（完）</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