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画作坊印画忙

寻找逝去的年画（谢绝送花）

系列：朱仙镇年画之旅昵称：寻找逝去的年画美篇号：216266488探秘地点：河南朱仙镇、朱仙镇木版年画社年画作坊图片：文中年画皆为作者收藏的年画原作藏品，未标明产地的皆为朱仙镇年画。图片皆为作者摄。 朱仙镇年画艺人张连生正在印年画。 在朱仙镇木版年画社买完画，已经是下午四点钟。我卷起画，到对面年画作坊看了一下，只见里面三个老艺人在印年画。工作台不过是几张破旧的木制长凳，老艺人们坐着印，有时立着，或躬着腰身工作。里面还有一间房子，有一个碳火炉在烧，热气通过炭火的暖气管道，传到屋子每一个角落，因此很暖和。下面摆着几盆燃着的炭火，冒着浓烟。这是一间烤画房，长长的竹竿或横或斜密密地搭在一起，印出来的年画一排排密密麻麻地挂在屋中间的绳子和杆子上，在烤干。遇上潮湿天气或雨雪天气，年画印一次就要烘干一次，这样才能使宣纸吸足颜料，色泽鲜润。 朱仙镇木版年画社年画作坊中的老艺人在印年画。 3个老艺人并排坐着印年画对于朱仙镇木版年画和年画艺人，很多参观游览者写了一些游记和见闻感慨。一位旅游者这样写道∶“在朱仙镇木版年画社，我所感叹的并不是木版年画的刻板，不在于年画本身，而在于年画的制作工艺。它所代表是一种文明，那是古代印刷术的活化石。套色印刷，14世纪末叶至17世纪中叶，这是印刷术的最高境界。当欧洲人还在用羽毛在羊皮纸上写下一个拉丁字母的时候。东方，已经在大规模的进行文化的传播了。我感叹祖先那天才的创造力，我不禁汗颜于当代中国人的创造力……”在朱仙镇木版年画社作坊内，我观看了一会3个老艺人从容而淡定地印年画的过程。他们的身后是一排排码起来的黑色雕版。据说，“文革”期间，大批的木刻版被烧毁，现在只剩了2块明版，8块清版，23块民国版。那两块明版已被定为国家二级保护文物，八块清版也因为线条模糊不能再用。显然，这10块文物级的雕版是不可能在其中的。码在他们身后的都是现在用着雕版，共有397块木版，除23块是民国版外，其余的全是新刻的。刻制木版的材料是梨木，梨木纹理较细，横刻、竖刻均不掉块，再加上木质坚硬，较为耐磨。3个民间老艺人并排坐着，他们的脸是黑色的，手更黑，埋头反反复复地手工印刷。也许是经常有参观者来参观，他们看到我进来观看，并没有表现出异常，只是偶尔看我一眼，脸上流露出淡淡的会意的微笑。印年画的工具十分简单，只有两把棕刷，一把刷子是刷颜料在雕版上的，一把刷子是将宣纸覆盖在雕版上后从纸上刷过的。就这样两次刷过，一副年画就印出来了。他们印年画机械而平和的动作，使得我想到了黑格尔所说的∶“毕歇尔 (BlICher) 指出：‘原始人对于他制造了也许整整一年并付出了极大劳动的石斧是特别喜爱的，而且这个石斧在他看来仿佛是他自己存在的一部分。’因此，他很可能会要求用自己制作的石斧殉葬。这不仅因为他爱那工具，念念不忘，割舍不下，还因为这工具和他对工具的爱，是他人之为人的确证。”由此，我想到别小看这两把棕刷，这是他们终生爱恋所在，是他们生命存在的确证啊！ 刘金禄正在印年画。 12岁学刻版的刘金禄3个老人中，最年轻一位也约模60岁了。我问他∶“您什么时候开始做年画的?”他说∶“我从小就开始印年画了。从12岁就开始学刻版和印刷，这活儿已经干了40多年”“您是年画世家吗?父亲也做年画吗?”据说，现在留存下来的仍在做年画的老艺人，大多是年画世家。他说∶“我家祖祖辈辈都是做年画的，上几辈人都是印年画的，我的年画印制技术也是四世祖传的。现在我一家三代都从事木版年画。”他叫刘金禄，是省里命名的“民间艺术家”，据他说，从年画社成立他就来到这里，在这间作坊已经印了约20个年头的年画。据介绍，如今年画社就数他技艺较为全面。我说∶“你印的年画卖得好吗，今天我来了一天也没有一个人来买啊，看来木版年画显得很萧条，你如何看?”刘金禄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他只是苦笑，不停地印着年画，一张又一张。我看到他的背有些驼了，显得有些木讷和迟钝，手上结了厚厚一层黄茧。 刘金禄等老艺人印的年画《福禄寿三星》。 我又换了个角度问这个问题，我问道∶“我找遍朱仙镇，也没有找到几个印制年画的艺人，为何年画基地竟然找不到几个年画艺人了呢？”刘金禄才无奈地对我说：“传统的年画印制工艺复杂，全靠手工，成本高。过去刻版要用价格很贵的梨木，刻一块版要用一个多月，成本约千元，而印刷一张木版年画，利润不到5分钱。相比之下，用机器胶印年画效率高、品种多、式样好，价格也便宜。以前农村人还迷信地认为买木版年画比买机器胶印的年画更能带来好运气，现在也不迷信了。由于木版年画销路不好，这样一来，很多木版年画艺人就放弃手工印制木版年画，改做别的事情了。”朱仙镇年画的魅力在于它是手工印制的，正如刘金禄所说，纯粹手工印制的年画成本高，产量低，利润小，印刷过程又较为复杂，定版、立位、套色全靠眼观手摸，难度较大，而收入还不足以谋生。 朱仙镇木版年画研究会印制的《福禄寿三星》。 3个民间老艺人脸上都明显地印刻着民间老艺人的痕迹。他们都曾带过徒弟，但徒弟现在不在身边。后来我了解到是因为年画业萧条，画印多了也卖不出去，所以徒弟只在春节前2个月或赶急活时才来，而且徒弟只能做些简单的手工活。也许老艺人心里还有手艺不传外的老观念，因此，染料的配方刘金禄还悄悄地保留着。曾有一位记者提出看看刘金禄配制染料的大锅时，他犹豫了一下，然后带记者一行在荒草中走了很远，来到了一大堆树丛中，掀开树丛，一口蒙着灰尘的大锅就出现在记者面前。他很快又用树枝盖住了大锅，然后对着记者连连摇头说，现在还不能配制，你们改天再来吧。也许，他是怕别人学到了手艺。我只到了其中一个老艺人家中，但没有到刘金禄的家中。一位曾去过刘金禄家中的记者有这样的描述∶“我们着实有些吃惊。他的大女儿在一家饭店打工，小女儿正在门前写作业，房子又破又旧，也许是为了防止漏雨，房顶张着塑料布，这样的状况在朱仙镇并不多见。从事木版年画艺术这么多年，证书获了不少，他的收入却始终未能维持基本的家庭开支，他有些伤心地告诉记者，作为一个民间手艺人，他是靠手艺吃饭的，可现在木版年画业不景气……” 刘金禄等老艺人印的年画《福禄寿三星》另一版本。 由于年画市场萎缩，销量减少，刘金禄只在农闲时印刷，每年的印数只不过十来万张，对刘金禄来说，印年画是传统，也是养家的生计。刘金禄家里还有几亩耕地，种麦子、玉米、棉花和花生。孩子的学费、买种地用的化肥、翻修房子有时也要用印年画赚的钱来支付。刘金禄的技术是祖传的，当我问他会不会把他的技术传给孩子时，他说：“不会了，如今靠年画谋生已经成问题。”现在，朱仙镇能自配颜料、手工印刷年画的只有年过半百的老艺人刘金禄先生一人了，由于年画市场萎缩，销量减少，刘金禄只在农闲时印刷，每年的印数只不过十来万张。 在朱仙镇木版年画社的展销厅宣传栏中，有一个“朱仙镇木版年画继承人”的栏目，上面介绍的第二个老艺人就是尹国民。 “超级快手”尹国民年画社的老艺人中，还有一个叫尹国民的，我看到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尽管我不能断定他是否是尹国民，但我在心里把他当成了尹国民。我对这位老年画艺人问道∶“您印年画印了多少年?”老人说∶“印了一辈子，从小就印年画。”“您家是年画世家吗?”看到他对世家似乎不理解，我又说∶“就是说您的年画手艺是不是祖上传下来的?”老人说∶“是的。”“这些版也是您祖上传下来的吗？”“很多已经不是了。”老人忧愁地说∶“大多数版在文革期间已经被烧毁了，那时批判这是封建迷信啊！”“现在您这里都是老人，有没有年轻人印年画?”“没有，年轻人都不愿做这行。再说，他们也没有我们做得好。”老人说。“那，如果您们不在了，这门艺术谁来接班呢?”“如果我们不在了，这门手艺可也就消失罗。”老人虽面戴微笑，但声音里不无悲寂之音。 令旗门神。 老人朴素的话语打动了我的心弦。我想到曾专门深入年画基地考察调研的年画研究者张宝萍说过的一段话∶他们并不是一群卑微的人, 他们生活着, 生活在信念之中, 甚至为了信念甘于献身。他们在黯淡的命数中, 无言。但他们的心中自有一座天平的存在。他们注视着那轰轰烈烈的运动, 看着自己最钟爱的木版被扔进猪圈, 被焚之一炬, 心也曾一起被焚烧。他们在开放的大潮中, 又重新找回到生机和渴望。他们也不是闪耀一时的群星, 他们在浮世中挣扎求生, 一旦历史造就了他们的命数, 他们默认, 但就在这种黯淡中，他们的命运却又因自己的努力而显现出神奇的光芒，那是什么样的努力，那是十几年如一日的求索。望着那一张张沧桑的脸，我的确感到震惊。我终可体会到考古工作者面对文物出土时的那份激动了。 令旗门神。 正如艺人们对待自己的艺术品一样，那是我们民族的根和宝啊！但这些根和宝是怎样被发现的呢？不正是在今天城市的大规模扩展中，在它已面临消亡危机时才被发现和加以重视的吗？而“这些根和宝终将会在城市的发展中再度消亡！”这样充满深情、怜悯和忧虑的话语，只有在面对当今的民间年画艺人们，才有强烈的撞击力量。我一边和他聊着，一边和另外两个老艺人聊。据说，尹国民从年轻时候就印木版年画，每天能印五百多张，被当地人称为“超级快手”。但我还没有来得及问他是不是尹国民时，一个衣装整洁的高个子中年男子走了进来。 民间木版年画《天地全神》。 匆匆见到张继忠这位外貌俊朗的中年人对我客气地打招呼，对我问道∶“喜欢朱仙镇年画吗?”我说∶“喜欢，你瞧，我买了这么多呢。”我示意我手上抱着的一大捆年画。一看他就是一个负责人的模样，我们谈到年画社，我向他了解了一些有关年画社的情况。他对我说∶“朱仙镇木版年画社是1986年成立的，我们通过多年努力，共搜集、发掘397块木版，其中有明代2块，清代8块，民国版23块，新刻版300余块，世界各地专家学者4000多人次到朱仙镇考察木版年画，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及台湾、香港媒体都报道过呢。”从他的谈话中，我已经能确切断定他就是这里的负责人或地方官员。我对他问道∶“目前朱仙镇还有多少人做年画?”他对我说∶“在朱仙镇，现在有两家专门从事木版年画研究开发工作的民间团体，朱仙镇木版年画社和朱仙镇木版年画研究会，都是惨淡经营，面临生存困境。虽然许多国外博物馆都珍藏有朱仙镇木版年画，仅前苏联某博物馆就保存清光绪年间的作品120多幅，但朱仙镇自身木版年画的保存现状却令人担忧，传统制作工艺几近失传。目前，在朱仙镇从事手工木版年画制作的不足20人，全面掌握雕刻印刷年画的艺人已寥寥无几，像大多数传统手工艺样式一样，朱仙镇年画同样面临着后继无人的问题。” 文王拉牵。 他问我从哪里来?买年画主要做什么用途?等等。看到我是一个年画爱好者和收藏者，他对我介绍说∶“传统的朱仙镇木版年画用的纸是本地产的草纸、粉连纸、平边纸、油光纸和宣纸，使用木版，水印套色印刷。用传统工艺印制的年画才有收藏价值。”谈到整个朱仙镇木板年画的现状，他忧虑地说∶“你都看到，目前印制规模很小，基本上停留家庭作坊式模式上，能从事木版年画制作者仅有十几人。在朱仙镇，现有两家专门从事木版年画制作和研究的团体，朱仙镇木版年画社和朱仙镇木版年画研究会。因为没有固定场所，你看，朱仙镇木版年画社只好暂居在这残破不堪的关帝庙里，房屋长年失修，冬不避风夏不遮雨，今日搬这屋明天挪那房，常常导致制作和研究的中断。”我已经感受到了在展销室挑选年画的刺骨寒冷，可以说是感同身受了。他继续对我说∶“年画销售收入微薄、入不敷出，缺乏相应的工资和福利保障，老艺人们生存状态堪忧。而且，朱仙镇能配置印制年画颜料的只有刘金禄老先生一人了。后继乏人，尽管我们在全力抢救，但仍然面临失传的尴尬境地。”我已经看了了，三个印年画的老艺人和一个烤画的师傅在简陋昏暗的房屋内，在用旧椅子、砖块和破木板搭起的台案上，使用破旧不堪的简单工具，冒着严寒艰难地维持着生产。百十块珍贵的木版，散乱地摆放在阴暗潮湿的房屋内，部分已经开裂变形。中年人对我低沉地说∶“朱仙镇木版年画的研究发掘与开发缺乏必要的资金支持，我们完全是凭责任感在苦苦地挣扎和支撑着。这个在中国文化历史长河中蜚声海外的民间文化遗产，现状令人担忧，需要更多像你这样的热心人关注年画艺术。”我们简单聊了一会，我想到还要到此前为我带路的年画艺人赵静波那里买民间年画，还要邮寄，而再晚了，邮局就下班了。于是，我找他要了一张名片，匆匆告辞，朝赵静波家里奔去。路上，我一边走一边看他的名片。只见名片上写着∶“河南省民间工艺美术大师、河南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社社长张继忠”。 年画艺人将我送出院门，热情对我道别，我给他们拍了一张照片作为纪念。 买到民间年画寄回家赵静波正在家张罗着。我问找到我要的年画没有?他说找到了。我走进左边的屋子，看了看他为我找到的民间年画，只有三种，一种是灶神，一种是天地全神，一种是协天大帝，我每样都买了一些。赵静波和一个50多岁的老太太给我打包包装好，赵静波还说要送我到邮局，我不想再麻烦他，谢绝了。年画艺人将我送出院门，热情对我道别，我给他们拍了一张照片作为纪念。 《带子上朝》古版。 已经快5点了，我背上年画，匆匆向他们指引的道路往邮局走去。邮局在一条小街上，是一间小小的店面，也没有窗口，只有一张桌子，有几个人正在邮寄包裹或汇款。谢天谢地，总算赶在邮局关门前找到了邮局，我心里暗自庆幸。不过，这里效率实在低，两三个人邮寄包裹就办理了十多分钟，我是最后一个，等前面的几个人办理完邮寄，我的倒是很顺利。我最怕邮局说我的包装不合乎要求，这里也说我的包装不合乎要求，要求我另外包装，但邮局也没有包装箱出售。我焦急地说∶“我是游客，我没有可能在这里再找到包装纸，还是给我邮寄了吧，不会坏的，就是坏了也不找你们。”邮局工作人员是一个小伙子，他递回给我包裹单，说∶“你在这里写上损坏自负。”我遵照他的意见，在包裹单上写了“损坏自负。”他没有为难我，很快就为我办理完毕。 《带子上朝》古版。 我购买和邮寄的这批年画出自两个年画作坊。据说，朱仙镇存有4家挂牌的木版年画作坊，可开发的作坊约有20家。但我没有找到另外两家年画作坊。另外两家年画作坊其中有一家是朱仙镇木版年画研究会姚敬堂开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