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上了伐木工

山柏

　　1969年11月的第一天、天色阴沉昏暗，气温骤降，看样子快要下雪了。为了应对气温变化，林场领导就工作任务进行了重新分配，我们几个又进入了砍伐队。

第二天我冒着鹅毛大雪从东寨来到林场，雪停了但皑皑白雪覆盖了公路、村庄和整个山体。林场院内的儿童有的打雪仗，有的堆雪人，有的滚雪球，玩的不亦乐乎。可突然又吹来一阵强风把美好的一切都毁了，紧接着又一场狂风暴雪来到了，狂风肆虐着毁坏着房屋，过了许久，狂风停了，满天飞舞的雪花又落下来了。

　　进入12月以后、林区的气温急骤下降，我也穿上了棉衣裳。第一场雪就有半尺多厚，我们每天在雪山上伐木。每到中午太阳当头、山上的雪就要融化一部分。雪水和泥土搅浑在一起、我们作业的地段一片泥泞。干上一整天、裤腿和鞋子都湿透了。初冬的温差特别大、下午天气就会变得特别冷。湿了的衣裤和棉鞋就会冻硬、走起路来就会发出嚓啦、嚓啦的响声。

　　工人们回到工棚在炉膛旁消上一会儿、才能把鞋袜脱下来。然后把这些臭袜子、臭鞋摆在炕头上或锅台上，等到第二天干了再穿。我在甲成家踅炕，也是同样办法，把人家搞的臭气熏天。好在他们只有三条光棍，都头不梳、脸不洗，不懂什么讲卫生和污染环境。他们并没有什么怨言，但我也总觉的对不起人家。

　　我们在山头上伐木，可以说是披荆斩棘、历尽艰辛，个数月砍下上百方木材。为了在大雪封山前把这些木材运到林道旁，场领导动员全体职工和民工、从山顶拉运木材。为了加快工作进度还雇用了一些家属临时工。

在这一堆人中、有一个30多岁的女人干得最为突出。她每天早晨要从二里多高的山顶、拉一根大檩条，来回跑上四遭。她的干劲比我这个十八、九岁的青年人要大的多。她就是林场革委会主任张文魁的老婆。

　　这个女人的名字我忘了，只知道她是张文魁在四川工作时娶回来的。四川女人身体都结实、并有吃苦耐劳的敬夫和敬业精神。她家有四个孩子、又要念书、又要吃饭，靠张文魁那70多块工资、也有些养活不过。临时工可执行计件工资，干的越多、挣的越多。今天有这个挣钱的机会，她怎能不舍死叛命呢？

　　自从我进入伐木队以来、工作强度加大、气候也开始变冷。为了多挣几个钱，一直也顾不上回家看望母亲和弟弟、妹妹。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要拿出父亲临终时交给我手中的那支他用了多年的英雄牌水笔，在手里茫无定见地玩弄着。

生死离别的场景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在父亲将离开我们的最后几天里，只要有一点响动、我就会在睡梦中被惊醒。这天夜里只听见父亲对母亲说：“我来日不多，以后家里的事要多依靠三白。他敢闯敢干和我年轻时候一样，将来一定是个当权派。”

　　母亲说：“三白拙手笨脚、甚也不会做，能成什么气侯！还是存虎、玉虎心细又会做营生。”父亲叹了一口气说：“人不得全、车不得圆，不信你看着！”听了父亲对我的评价，让我对自己有了一些自信。

两年过去了，为了当一个砍山工，我磨破了嘴、跑软了腿。生活的路原来是这么艰辛，我对自己的前途命运已完全丧失了信心。第二天，上山拉木料的时候，父亲在弥留之际交给我的英雄牌水笔、笔尾还带有他亲自雕刻的个人图章，因我低头拉货丢失在茫茫雪山之中。这支水笔包含了父亲对我的无限希望，他的想法是让我努力学习、立志成材。而我把他的希望在不经意间丢失在荒野之中。

水笔丢失、也就注定了我一生的命运！看来父亲对我的看法是带有片面性的，还是母亲最了解自己的儿女！

　　人的能量是无穷无尽的，只要把你逼到那里，什么奇迹都可能产生。在我刚到林场的时候，因身体单薄，担上一担水也摇摇晃晃。到林场只干了三个月、力量就增强了不少。有一次领导派我和刘海玉到烽火机械厂装水泥，人家把两袋子水泥200斤架到我的肩膀上，虽然吃力、但也还能坚持。我看见管水泥的女保管、眼中流露出怜惜的眼神，让我有些无地自容。

在初来林场的三个月里，场里把我当作最下等的人。有什么脏活、累活都是我们这些人完成，时间久了也就习以为常了。谁叫你是合同工、又是走资派子女呢？人贵有自知之明、有这样的待遇也应当烧高香了！

　　过了年天气渐渐暖和起来，来林场拉木材的卡车也多了起来。我又被分派到装卸队，可以说这是林场最苦重的工种。我们这个队共5个人，不管来多少车我们都必须把木头装满车箱。如果路滑车靠不到货场，我们就需要用肩膀把木头一根一根抬到车上。

有一天有俩个人有事请假，只留下王元仁、刘海玉和我。他俩个都四十大几，在单位也比较稀怂。我不满19岁、也没有多大力把，原以为不会来许多车。想不到这一天下了一些雨加雪，其它林场车都上不去了。不少车都跑到了我们装车的前南背。我数了一下整整13辆卡车。我们头顾不着头、脚顾不着脚，拚着命装了一辆又一辆。

　　本想歇一歇再干，有几个司机站在车头上大骂起来：“你们这些怂包蛋，还想在球头子上打能能，没球金钢钻，就不要揽这瓷器活！” 听了这话，我们又气又恨、又没有办法。满肚子委屈又能向谁诉说。

这些趾高气扬的司机们、就像对待犯人一样污辱我们，让我有一种生不如死的感觉。真想和他们打上一架出出恶气，又觉的自己人小帽子低，打了架也不会有人同情我们。

从早晨6点到下午7点、整整干了13个小时，水米未进。天色黑了下去、才把最后一辆卡车打发走。我们拖着疲惫的身体向林场走着，王元仁愤怒地说：“这些司机比当年的日本人也日得赖！想当初他们也是些砍棒子工人。”

我接着说：“我要当了司机，才不会欺负受苦人呢。”

王元仁笑着说：“你是当不了，要是当上司机，还不知认不认我们这些穷哥们呢？”

　　说到此我想起了古时候的一些故事。当年陈涉“与人佣耕”时，对穷哥们许下“苟富贵，勿相忘”的承诺，但陈涉当了临时“帝王”，就杀了他的那帮穷兄弟，他的那些许诺根本得不到应验。

朱元璋当年未得天下时，这类笼络人心的话想必也说得不少，结果，昔日与之出生入死的穷哥们，只有汤和一人幸免于难，没有作这位洪武皇帝的刀下之鬼，是因为汤全无一点与之“同富贵”的奢望，自己知趣的急流勇退，回家种自己的包产地，怕就怕人有“勿相忘”的念头。什么时候也不要指望别人成了气侯来帮助自己，而是要自己努力完成自己的事业，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那些在成事以前赌咒发誓、成事之后卸磨杀驴的事，多少年来都大有人在。

有些人原来是穷人，一但有了钱就会嘲笑穷人，这无异于嘲笑自己。

　　在这嘴角口水长流不断、唇边鼻涕横行无忌的年代，我在林场虽然委屈受气，但是比起在楼底受苦的二哥他们还要好的多。我每月能领到四、五十元工资，他们在农村干上一年也领不到这么多钱。二哥娶媳妇欠下了别人不少钱，我只用一年时间就帮他还上了200多元欠款，这也是我来林场的价值所在。

作者 周三白

山柏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