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游书海1： 中途退场，长江无语东流

陈振平

陈涛《新闻巨子范长江评传》 阅读笔记

　　今天是中国记者节。这个节日与范长江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

1937年11月8日，也就是国民党几十万守军经过两个多月的淞沪抗战后撤离上海的当天，范长江、夏衍、恽逸群等十五位记者在山西南路的南京饭店宣布“中国青年记者协会”成立。它是当今中国记协的前身。

在解放日报社的庭院里，矗立着老社长范长江的塑像。

可以说，中国记者没有不知道范长江的。但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心中的范长江只是一个符号。

　　四十多年前我还是一个新闻系学生时就读了他的成名作《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知道了他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杰出的新闻记者；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解放日报当编辑，知道了他是我们的第一任社长，是一位伟大的报人；还知道不久他就晋京担任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长，是我们国家最重要的“新闻官”之一。

但是，我不知道，这样一位中国新闻界的泰斗，为什么在1952年，当他正值43岁的黄金年龄时，新闻生涯竟戛然而止。

　　读了陈涛的《新闻巨子范长江评传》，我解开了这个谜，同时也产生了更多疑问：

当时他离开新闻界，竟然是主动要求的，为什么？

作为中国新闻界的领军人物，他的新闻理念、新闻理想是什么？

作为解放日报社长、人民日报社长，他为这两家报社、两张党报留下过什么“遗产”？

还有最揪心的，1970年10月22日究竟发生了什么，会逼使他以死抗争？

　　我又通读了由范长江夫人沈谱编辑的《范长江新闻文集》，厚厚的两大本，1200页，其中1949年以前的文章占了1114页，以后的文章还不到100页，其中还包括文革期间的一份“交代” 《我的自述》46页 。于是又产生疑问：

三十年代他作为《大公报》记者只身长途跋涉写出煌煌巨著《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得以传世，五十年代以后他为什么没有大作问世？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一本范长江纪念文集《不尽长江滚滚来》里，张震、张爱萍将军和新闻界老前辈胡愈之、夏衍、张友渔、陆诒等数十位权威人士撰文回忆、评述范长江，但对他转行一事多不涉及，只有夏衍在文中语焉不详地提问：“解放以后，范长江这个名记者不写文章了，文章很少。这是为什么？这个问题我曾经对他说过。……我说喉舌不能代表人民讲话，那还是什么喉舌。”范长江的回答更是含含糊糊，话中有话：“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国家啦！跟苏联一样嘛！”这段对话更令我感到好奇。

　　根据2014年出版的《新闻巨子范长江评传》一书，1952年范长江被匆匆调离人民日报，离开新闻界且一去不返，比较权威的说法是因为他耿直张扬近于粗暴，急功近利独断专行而犯了众怒。然而作者陈涛认为，除了性格原因，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新闻观不合拍，改革失败。

书中说，范长江调到《人民日报》的原因，即是他最终调离《人民日报》的原因。在范长江实施改革之前，毛泽东对《人民日报》的工作非常不满，指示《人民日报》多学学《大公报》，说“你们有点像《大公报》我就满意了。”当时调来范长江，就是因为范长江是《大公报》培养出来的报人，要范长江在《人民日报》建立像《大公报》一样的报社运行的正规体制与机制。

　　陈涛认为，范长江推行报社的“大转变”，其指导思想无疑就是他的“民本”新闻观。他的一系列改革，归纳起来，就是两个方面：其一、《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必须遵循“新闻使命”观，做好“党的喉舌”。其二、怎样完成“新闻使命”？那就要用“新闻本位”的理论来实施对党报的改革，充分发挥党报的舆论功能。

我查阅了《范长江新闻文集》中的几篇文章，梳理一下他的“民本”新闻观的一些要点。

《〈人民日报〉的任务》这篇文章是1951年写的，只有一千多字，但浓缩了范长江“民本”的新闻思想。

他说，《人民日报》的首要任务，即在于加强报纸的思想性；而只有加强了报纸的群众性，加强思想性才成为可能。为此，《人民日报》必须面向全国的群众，在某些形势下，要面向全世界的群众。我们所要联系的群众，不仅是党员和工人阶级，而且应当包括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一切阶级。必须使报纸成为党中央与群众之间最有效的纽带之一。

在1961年写的《记者工作随想》一文中，范长江进一步阐述了“民本”新闻思想：一张报纸，一个记者，其基础在群众，前途也在群众。报纸不能仅仅考虑地方党委的反映，也要考虑广大群众的反映。报纸办得好不好，要由群众来回答。领导糊涂的时候，群众是清楚的。如果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你就会心中有底，不至于像赌钱一样，跟着别人押宝，别人输了，你也跟着输了。

在1946年写的《人民报纸的基本问题》一文中，范长江说：“我们再三提出，报纸是人民的喉舌，党的喉舌。”注意，他把人民放在前面。在这篇文章中他还强调：没有言论自由，报纸就没有生命。但自由必须是真理的自由。在解放区是不是可以让国民党来办报纸呢？可以的，但必须遵守人民的基本真理，必须不反对民主，符合人民要求。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范长江在《记者工作随想》中还有这样一段表述：党报的作用和任务，在没有取得政权的时候和取得政权以后是不同的。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重庆《新华日报》，那时候党的一切言论都登在报纸上，传递消息，联系群众主要靠报纸。现在我们在全国取得了政权，和群众联系的路子很多，不是一切都靠报纸的。因此，报纸的作用有增加的一面，也有减少的一面。范长江这话是有针对性的。解放日报的老总编辑魏克明在《悼念范长江同志》一文中回忆，上海《解放日报》创刊初期，每天两大张八个版，其中四个版是文献，刊登的大都是老解放区公布过的各项党的政策，发行量直线下降。范长江当时主要精力在市文管会，只是深夜到报社看大样。他发现问题后对大家说：“报纸每期刊登大量历史文献，似倾盆大雨，群众消化不了啊！怎么会满意呢？”看到记者团团围坐在大办公室里，他很不高兴，批评采访部主任刘时平，叫大家快快下去采访。他亲自指挥了对军管会打击银元投机检查中枢证券大楼的采访报道，在《解放日报》上刊登独家新闻，引起轰动，发行量从此止跌回升。这个案例彰显了范长江的办报理念：“在一般情况下，以新闻为主，新闻是报纸的生命，是报纸的灵魂。”

那么，应该关注哪些新闻呢？他在《〈人民日报〉的任务》一文中说：发现新问题、新成就、新创造、新经验，并及时加以传播。看，他把发现问题放在第一位！

在《人民报纸的基本问题》一文中，范长江明确提出“报纸可以批评政府”。“延安《解放日报》曾经提出，我们人民报纸可以允许各种不同观点的争论，可以允许凡站在善意立场上对我党提出批评与建议。”“各地党组织与党员个人如果受到《解放日报》批评，均应于最短期内以实事求是态度在报上作负责的答复，如果批评属实，则应说明所指缺点与错误发生原因及应如何改正的办法，否则被批评的组织与个人将受到党纪的制裁。”

范长江的这些新闻理念并非说说而已。当他上任人民日报社长之后，就付诸实施。当时他打出三斧头：一是组织言论委员会——加强报纸的言论工作，代表与引导舆论；二是建立“党的生活”专栏——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发挥报纸的监督作用；三是派出记者到各地采访——深人人民群众生活，及时报道人民的要求与愿望。这三斧头打破了《人民日报》一些人的老习惯，以“新闻本位”取代“宣传本位”，旨在将《人民日报》办成全国性的“新闻机构”。

按照“新闻本位”的蓝图，范长江还对《人民日报》的新闻体制与运行机制实施各项改革：如建立编委会的会议制度，推行“飞行集会”（即简短集会），对编辑、记者提出专业化的考核；如重新建立通讯员制度，要求在通讯员中培养“社会活动家”，重新建立通讯联络制度，做好读者来信来稿工作；如改造报社人员消极的办报观念，转变工作作风，注重新闻的主动性和时效性；如打破报社传统的用人制度，不拘一格进人才，等等。“三反”运动中，报社群众将矛头指向范长江，固然是由于自身遭到范长江的“伤害”，但“伤害”的真正根源并不完全在范长江个人性格，还在于他的这些改革措施触犯了一些人。

　　1952年1月，一份集中表达报社各部门领导特别是革命老干部意见的报告，按照组织程序上交到中央，说范长江做一个中央报纸的社长，无论在修养或才能上都相差甚远。上级责成范长江向群众作检查。

范长江不知所措地公开作了检查，但他避而不谈办报的方针，避而不谈指导思想，对各项改革持保留的态度，拒绝检讨，不以为错。

《新闻巨子范长江评传》作者陈涛认为，在人民日报工作中遭受挫折，从表面上看是范长江的性格使然，实际上并非如此。范长江与报社一些群众的冲突，绝不仅仅是“工作作风”问题，实质上是“新闻本位”与“宣传本位”两种新闻观念的冲突。由于新闻观念的冲突，才最终引发来自农村的党报老干部集体反抗，从而转化为报社内部的一场权力斗争。

面对意想不到的压力，当时范长江曾表示，自己感到不能胜任人民日报的工作，曾两次向中央提出离开的请求。不久，胡乔木找范长江谈话说，中央准备调他去国务院一个机构担任副主任。范长江毫不犹豫答应了。 1952年6月，范长江被正式调离人民日报社。

作者陈涛认为，此事无疑是向中国新闻界宣告：解放后党报的第一次改革失败了。这不只是范长江个人的命运，也是中国新闻的命运。这可以视作是当代的“范长江现象”。

令我思考了很久的是，在经历举报、调查、批判、检讨之后，没有政治结论，连个说法也没有，一个曾经“愿意终身为新闻事业努力的人”，就这样草草地、早早地结束了新闻生涯。而他竟然也就认了。为什么？

思考这个问题时，不能不思考另一个相关的问题：1938年，作为大公报的著名记者，范长江为什么离开大公报？对于这个问题有多种说法：有的说是他的政治态度与张季鸾发生了矛盾主动辞职；有的说是他违背大公报“四不”主义，稿件被王芸生删改甚至拒登，积淀的不满集中爆发，以致二人水火不容，按报馆章程，只能让范长江走人；还有的说是因为他拒绝上夜班而被辞退……据说周恩来对范长江离开大公报深为惋惜。

看来，范长江个人性格之张扬和新闻理念之执著，是他出走的双重原因。离开大公报如此，离开人民日报亦如此。

“道不同，不相为谋”。长江前辈，是这样吗？

十多年后，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劫难中，一代新闻巨子，死在井里。离开这个世界，亦如此吗？

　　长江无语东流。

我退休的那一年初冬，登上南京栖霞山，望着滔滔东去的长江，想起匆匆离去的长江，百感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