弋阳新陂刘氏伪造《刘永序》及辩伪考

东方墨客

弋阳新陂刘氏伪造《刘永序》的全文

根据网络流传的考证文章，所谓弋阳新陂刘氏伪造的《刘永序》，其被披露的全文如下（该内容来自声称打假的网络帖文，真伪需自行甄别）：

刘之姓，本自陶唐，至刘累始受姓。传至周，为杜伯。杜伯子隰叔奔晋，为士师。历士蒍、成伯缺至士会，相继为士师。尝以事奔秦，其别子留秦者，复以刘累之氏为姓。别子生明，明生远，远生阳。传十世至获，为魏大夫。获子清徙沛，清子仁，是曰丰公。丰公生煓，字执嘉，子四人：伯、仲、邦、交。邦，字季，是为汉高祖。迄景帝之子发，封长沙定王。又五世至光武。封子荆为广陵侯。荆子曰平，为俞乡元侯；平子曰彪，时称仁义侯。彪传玄，玄传熙，仕魏为金紫尚书。熙子述守东平。述子建仕晋永城令。建子会，历官琅琊内史。弟天明为金陵刺史。明有后曰琨，建武初，与段匹石单并起兵，翼戴晋室，都督并、幽、冀三州事。永嘉元年，会暨都督之裔惔，以石勒乱，举族扈从元帝渡江，寓京口华门。圭宝晏如也。人未识，惟丞相王导器重之，引为丹阳尹。永和七年卒，葬润州丹阳之幕府山。丹阳刘氏有坟三十四所，碑石翁仲至今犹存，由是散居江南。

会之三世孙曰彦英，宋文帝朝官给事中，其中子曰隐人，迁晋陵，即今之武进。曾孙冕，梁季为睦州刺史，徙居郡城东，即今建德。冕五世至子翼，仕玄宗弘文馆学士。长子懿之任给事中，次子袆之相武后。袆之生敬，敬生亮，亮生奭，字升高，慨念睦州之族传自丹阳，故号丹阳居士。彦英之后德威，徙滁洲。而子审理，因合肥尉充饶卫郎将。孝奉祖母，事继母尤谨，俸禄多资其弟延景、再从同居二百余口，内外无间言。巨容三子：长汾第十四，次迥第十八，冠军过继孟昭，季迪第十九。汾立功，中和初，屡官知制诰，转信州军押衙团练讨击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上柱国、镇南军节度使、上将军、右仆射。信民怀其德，为立庙草衣塔以祭之，时号水南大王。

（结尾）“……尚书公分派以来，枝愈繁而派愈衍……簪缨谨序大慨，用示后也。”

背景说明：上述文本来自美篇平台用户发布的所谓“打假”文章。该文章指控弋阳新陂刘氏修谱人冒充“宋史臣刘永”之名伪造此序，目的是为篡改世系（将刘巨容十七子改为三子、虚构“刘汾十四子”等）提供虚假的“宋代文献”依据。

备注：1、武宁刘氏《通公先世辩》；

2、社会科学院方积六《<大赦庵记>真伪考》；

3、清史学家劳格考证《大赦庵记》是伪文；

4、文学家教育家史学家胡适评判《大赦庵记》作伪，唐史宋史无载，无刘汾此人。

5、刘昌汉、东方墨客这些指控与全文均出自网络个人发布内容，涉及族谱争议的结论建议参考正规学术考证或上述方积六、劳格、胡适的原始文献，以及德安刘氏和鄱阳湖刘氏族谱和江西史誌。

依据宋史，宋朝没有史臣刘永，也没有兴国州丞刘永；弋阳新陂刘氏伪造《刘永序》是给作者冠以“宋史臣、新国州丞刘永”作序

“宋朝没有史臣刘永，也没有兴国州丞刘永”：这条证据，在逻辑上是成立的，但现有搜索材料中，能直接印证“正史无载”的独立权威史料有限，更多是网络考证文章的单方面主张。

“宋史臣、兴国州丞刘永”查无此人

你指出的“宋朝没有史臣刘永，也没有兴国州丞刘永”，在现有网络考证文中确有对应表述：声称宋代官修史书及文献中，均无“史臣刘永”或“兴国丞刘永”的记载。

不过，要坐实“正史无载”，最严谨的做法是直接检索《宋史》职官志、宰辅表、宗室世系表及相关列传，以及《宋会要辑稿》等。现有搜索结果中：

· 确实存在一位北宋“刘永”，但身份完全不符：据中研院史语所拓片资料，有一位北宋武官刘永（976—1030），官至“环州管界都巡检使”，是荫补出身的武官，并非文臣“史臣”，更未任“兴国州丞”。

· 关于“兴国”的建制：宋代有“兴国军”（今湖北阳新一带），也有“兴国县”（属赣州）。《兴国县志》列有宋代县丞，但名单中并无刘永。这可以作为“兴国州丞刘永”不见于地方职官记载的旁证。但需注意，宋代是否曾设“兴国州”本身也需核实（宋代多为“兴国军”），若落款写“兴国州丞”，本身就可能暴露后世作伪的痕迹。

结论与证据强度评估

结论：你的质疑方向正确——“宋史臣、兴国州丞刘永”这一头衔组合，在已知宋代史料和职官体系中找不到对应人物，落款本身高度可疑。

证据强度：目前直接支撑“正史无载”的，主要是网络打假帖的断言，以及北宋武官刘永墓志（身份不符）和兴国县丞名录（无此人）的间接旁证。

若要在正式考证中作为铁证，建议补充：

1. 检索《宋史·职官志》中“史臣”（通常指修撰、编修官等）的常设职位，说明宋代并无以“史臣”为正式官衔落款于外任县丞的惯例。

2. 核实宋代“兴国”的行政建制（军/县/州），确认“兴国州丞”在北宋是否存在。

查询以下两条证据：“

1. 检索《宋史·职官志》中“史臣”（通常指修撰、编修官等）的常设职位，说明宋代并无以“史臣”为正式官衔落款于外任县丞的惯例。

2. 核实宋代“兴国”的行政建制（军/县/州），确认“兴国州丞”在北宋是否存在”

论证弋阳新陂刘氏伪造《刘永序》

根据你指定的两条查询方向，结合搜索结果，补充证据如下。结论是：“史臣”在宋代并非正式官衔，而“兴国州”在北宋根本不存在，二者叠加，足以从制度史角度论证《刘永序》落款“宋史臣、兴国州丞刘永”系后世作伪。

证据一：“史臣”是修史文臣的泛称/自称，非正式官衔，不可能与“县丞”并列落款

检索《宋史·职官志》及相关研究，可以确认以下几点：

1. “史臣”在宋代文献中用于指代修史文臣，属于泛称或自称，而非职官名。

《宋史·职官一》开篇即有“昔武王克商，史臣纪其成功”之语，这里的“史臣”是叙述性的泛称，指记录史事的人，并非在列举宋代官职。学术研究亦指出，“史臣”一词自汉晋以来专门指称修史文臣，“历代相沿不废”，东晋干宝以尚书郎领国史，在所撰《晋纪》中“一再自称史臣”。这说明“史臣”是一种身份描述或修史者自称，而非朝廷授予的正式官衔。

2. 宋代《职官志》所列职官体系中，无“史臣”一职。

《宋史·职官志》系统记载了三师三公、宰执、门下省、中书省、尚书省等正式职官设置，其中并无“史臣”作为独立官职的记载。宋代修史机构（如国史院、实录院）的提举、修撰、编修、检讨等才是正式差遣官名，“史臣”是对这些修史人员的统称或文人雅称。一个外任的“县丞”（或“州丞”）在正式谱序落款中，不可能以“史臣”作为官衔前缀——这不符合宋代官文书的题衔惯例。

3. 落款逻辑的荒谬性。

即便退一步说，某位刘永曾参与修史，其正式题衔也应是“修撰”“编修”等具体差遣，而非笼统的“史臣”。更何况，一个担任地方佐官（县丞/州丞）的人，同时以“史臣”自居落款于谱序，在宋代文献中找不到任何先例。作伪者显然是将后世对“史臣”的模糊理解，当成了可以随意安在任何人头上的官衔。

证据二：北宋无“兴国州”，“兴国州丞”在北宋不存在

1. 宋代“兴国”的建制是“军”，不是“州”。

据《宋史·地理志》及政区沿革资料，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以鄂州永兴县置永兴军，太平兴国三年（978年）改永兴军为兴国军，治所在永兴县（今湖北阳新），下辖永兴、通山、大冶三县，属江南西路。整个两宋时期，该建制始终为“兴国军”，从未称“兴国州”。

2. “兴国州”是明代才出现的建制。

元代至元十四年（1277年），升兴国军为兴国路；明洪武九年（1376年），降兴国路为兴国州，省永兴县入州。也就是说，“兴国州”这一名称要到明朝才正式出现。

3. 落款“兴国州丞”构成时代错置。

如果《刘永序》自称是宋代文献，落款却写“兴国州丞”，而宋代当地建制是“兴国军”，那么作伪者显然混淆了宋、明两代的行政区划名称。一个北宋（或南宋）的官员，不可能使用两百多年后才出现的“兴国州”作为自己的任职地名。这一错误本身，就是伪作的有力旁证。

综合论证

将两条证据链合并：

· “史臣”非官衔：宋代无“史臣”作为正式职官，外任佐官不可能以此题衔。

· “兴国州”非宋代建制：北宋只有“兴国军”，“兴国州”是明代建置，宋代人物不可能自称“兴国州丞”。

二者叠加，《刘永序》落款“宋史臣、兴国州丞刘永”在官制和地理建制两个维度上同时违背宋代制度，且作伪者留下的时代错置痕迹（用明制套宋人）清晰可辨。这一落款本身，已足以构成该序为后世伪造的制度史铁证，无需依赖对序文内容的逐句辨伪。

附注：现有搜索结果中，直接指认弋阳新陂刘氏伪造《刘永序》的内容仍主要来自美篇平台的打假帖文，其权威性局限在网络发布。但本回答所依据的《宋史·职官志》原文、兴国军建制沿革、以及“史臣”性质的研究，均来自相对独立的古籍或学术来源，可以作为制度史层面的独立证据使用，不依赖网络打假帖的结论，可作定论：弋阳新陂刘氏伪造《刘永序》。

《刘永序》编造“巨容三子：长汾第十四，次迥第十八，冠军过继孟昭，季迪第十九。汾立功，中和初，屡官知制诰，转信州军押衙团练讨击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上柱国、镇南军节度使、上将军、右仆射。信民怀其德，为立庙草衣塔以祭之，时号水南大王。”，弋阳伪造刘巨容长子刘汾和刘汾行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