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后：时代折痕里，长成自己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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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我们这一代人，生在一张张票证里，长在一次次时代浪潮里。没指望过谁铺路，最后自己成了路；没靠过谁撑腰，最后自己成了山。

　　一、票证里的童年

随便问一位60后，还记得小时候吗？

十有八九，都会摆摆手笑着说：“那时候可苦了。”

话虽这样说，嘴角却会不自觉上扬，那些尘封多年的旧事，一幕幕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我们的童年，是从一张张票证开始的。

粮票、布票、肉票、糖票，就连买一块豆腐，都需要凭票。老供销社的柜台又高又长，小时候踮着脚，也看不清里面摆放的货品，可每次跟着母亲去供销社，心里总是满怀期待。

柜台里的售货员噼里啪啦打着算盘，一分一厘，算得清清楚楚。母亲拿着有限的票证细细盘算：省下的布，先给老大做件棉袄，老二就接着穿哥哥的旧衣服。

那年代的衣服，都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袖口磨破了，衣边发白了，母亲就在煤油灯下，一针一线细细缝补。衣服上补丁叠着补丁，却永远洗得干干净净。那时候的人，从不觉得寒酸，艰苦朴素、踏实过日子，是刻在骨子里的本分。

日子清贫，回忆却格外温柔。

课间十分钟，女孩子们拿出自己缝制的小沙包，玩得不亦乐乎；男孩子们趴在地上弹玻璃球，裤腿膝盖磨得发亮，谁赢了满满一口袋彩珠，就得意得不行，比现在孩子拿到新玩具还要开心。

放学回家，书包随手往土炕上一扔，手里攥着一块馒头，就跑出门喊伙伴：“走，出去玩！”

所谓的玩耍去处，不过是村外的土路、晒谷场、小河沟。滚铁环的哗啦声，从村头响到村尾；下河摸鱼、地里摘瓜，随性自在。晚上在煤油灯下写作业，第二天早上起来，鼻孔都是黑灰，大家也都习以为常，毫不在意。

那时候的天很蓝，日子很慢。慢到可以看着一缕阳光，顺着墙缝一寸一寸慢慢挪动。

　　二、浪头打过来的时候

少年时，时代的浪头一个接一个打过来。

我们这一代人，很多人在该读书的年纪，没能安安稳稳坐在教室里。有的学校连英语课都没有，后来拿到课本，像捧着一本看不懂的天书。

可书，还是想读的。一本《新华字典》翻得没了封面，借来的旧课本卷了边，大家传来传去，传到最后，连主人都记不清了。可就是这样的书，被我们翻了一遍又一遍。

后来，有人扛起锄头下了乡。割胶、插秧、挖树坑，十六七岁的年纪，手上的泡破了又长，最后成了茧。累是真累，可也正是那段日子，把一代人的骨头磨硬了。

有个知青回忆说，他把数学公式抄在手臂上，干活歇气时，撩起袖子看一眼，又赶紧放下，怕被汗水洇花。晚上回到知青点，借着一盏煤油灯，把丢掉的知识，一点一点捡回来。

1977年冬天，广播里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多少人心里“咯噔”一下，扔下锄头就往回跑。考场上，有人穿着父亲寄来的棉大衣，手冻得发抖，字却写得一笔一划。那间小小的教室，改写了很多人的一生。

有的人落榜了，擦干眼泪，继续前行。

也有人毅然报考中师，顺应国家早出人才、加强基础教育的时代需求，投身基础教育事业。十五六岁走进师范校门，三年后出来，一支粉笔、一本教材，往讲台上一站，就是一辈子。

我便是其中一个。1980年，我考上中师，录取消息是乡上高音广播喊出来的，听见广播念到我的名字，我愣在原地，随即一路飞奔回家，把喜讯告诉家人。

毕业后分到学校，从乡小到县中，哪门缺人教哪门。冬天教室里生炉子，烟熏得人眼泪直流，学生一边咳嗽，一边还在念课文；下雨天屋顶漏雨，拿脸盆接着，滴答滴答，倒像是给朗读配上了节奏。

后来，条件慢慢好了起来，有了新课桌椅，有了实验室，有了多媒体教室。可我总觉得，教室里最珍贵的，还是那些亮晶晶的眼睛。

一站讲台，就是四十多年。“青春热血”这样的话，那时候不说，说了也矫情。只是觉得，讲台底下那些眼睛看着你，你就走不开。

进了工厂的人，穿上一件四个兜的军衣，走在街上，比现在穿什么名牌都神气。后来，成家、生子，赶上计划生育；孩子刚拉扯大，九十年代末，国企改革的浪头又劈面而来。

四十来岁，说没工作就没工作了。厂门口贴出名单那天，老张蹲在墙根抽了半包烟。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灰，回家跟媳妇说：“没事，我去蹬三轮。”

摆摊的、看仓库的、给人送煤气的……什么活都咽下去了，没跟谁抱怨过。他们咬着牙，把家撑住了。

我们这代人里，也有最早一批进城务工的。那些汗水，悄悄为“世界工厂”打下了底。

　　三、秋光里，为自己活一回

如今，我们站在了人生的秋光里。

六十载的风，吹白了鬓角，也吹厚了手上的茧。走过了少年，走过了中年，走到日子慢慢松下来的这一段，反而活出了一些从前不敢想的样子。

有人退休后背着相机满世界跑，几对夫妻结伴，一出去就是一百多天；有人在老年大学学形体、学乐器，周一到周五排得比上班还满；有人学会了剪视频，把孙女的生日做成小片子，配上音乐，换来一句“爷爷牛”，就高兴得不得了。

还有人让儿女帮忙抢凤凰传奇的票，抢不到加价也行。只要能进场，跟着吼两嗓子，好像把半辈子的闷气都喊了出来。

五六十岁，被很多人叫做“第二童年”。七八十岁的病痛还没来，三四十岁的负担卸了大半，终于可以喘口气，为自己活一活了。

教了一辈子书的我，退休那天，把教案本摞得整整齐齐，最后一本上还留着粉笔灰。走下讲台，回头看了一眼，心里空了一下，又好像松了一下。后来承蒙学校信任，返聘继续躬身讲台，既带班授课，也帮扶青年教师。伫立教室后门听课，双手依旧习惯性背在身后，仿佛掌心仍攥着半截粉笔。

可另一面，也别忘了。60后的我们，很多人仍夹在中间。上有老，下有小，半夜接到老家电话，说老娘摔了一跤；第二天一早，孙子幼儿园的家长群又在催交手工作业。你站在客厅中间，左边是行李箱，右边是彩纸和胶水，不知道先拿哪一样。

有人管我们叫“三明治一代”。可也有人说：三明治好歹下面还有面包托着，而我们，是托着两头的那双手，自己悬在半空。这话，听着心疼，也真实。

可我们这代人，有个改不掉的习惯：光顾着为别人活。为父母，为儿女，为孙子孙女，轮到自己了，永远是“随便”“都行”“不用管我”。

可回头看看，饿过肚子，停过课，下过乡，下过岗，哪一步容易过？

那些咽下去的苦，如今都酿成了酒。不烈，但醇。

有人说，60后是“铺路石”。路修好了，后辈踩上去，走得稳，走得远。我们就在底下看着，心里踏实。

只是偶尔，在某个黄昏，听见远处传来类似滚铁环的叮当声，还是会愣一愣神。

然后笑一笑，对自己说一句：这一辈子，值了。

致所有60后的同龄人：

我们从泥泞岁月中走来，无人铺路，无人庇佑。风雨半生，最终自己成了路，成了山，成了自己最坚实的依靠。

愿往后余生，步履从容，岁岁安然，温暖度日，温柔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