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之有物】知青回忆中的历史痕迹（十二）“负”再教育钩沉（一）

白纬

　　知青之间的“青春无悔”或“蹉跎岁月”之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再教育”意义的评价。

　　这个题目太大，就连知青正史似乎也没能给出一个能够为大家所接受的结论。

　　很简单，如果彻底否定了“再教育”的意义，这就等于告诉二千万知青，你们这十年完全虚度了！

　　而且如果知青的这十年算是虚度，那么为知青回忆所经常忽略的数以亿万计的农民，包括回乡知青的那个十年，应该怎么算？因为他们就是“再教育”的参与者！

　　这么大的题目，个人当然更无力参与了。

　　但在阅读知青正史与大量知青回忆中，感觉即使从“再教育”的本意出发，当年知青的十年所经历的“再教育”，也还包含有不少负面因素，即所谓“负”再教育。

　　从历史的角度看上山下乡运动，兵团就相当于历史上的“军屯”，农场就相当于历史上的“民屯”，插队落户相当于历史上的“移民”。

　　不过与历史上的情况相比较，最大的不同之处有两个：第一个不同之处是，知青全都是未婚青年；第二个不同之处是，除短暂的所谓“城镇居民下乡”外，知青的家族均未随同上山下乡。

　　而“知青的家族均未随同上山下乡”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意味着知青的留城家族是他们的底气，以及这几千万留城家族更是知青的难以忽视的后盾，这个后盾在当年的知青大返城运动中确实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属于“可教育好子女”的知青在上山下乡运动中的处境，就相当于历史上的无家族支持的外来人员。唯一的区别是，历史上“军屯”、”民屯”与“移民”中的“无家族支持外来人员”的具体处境，缺少记载；而现在由于媒体尤其是自媒体的发达，属于“可教育好子女”知青的处境得到大量宣扬。

　　知青的回忆中的“负”再教育大致有：　

　　“泡病号”留城；被村民“洗劫”；知青出身档案被公社广而告之；女知青被公社直接安排与当地农民“相结合”；原女红卫兵知青被逼自杀；“黑五类子女”知青被视为另类知青；公开压低知青工分；公然加大知青劳动量；女知青的“屈辱”；羞辱式的“再教育”；以接受再教育的名义不准女生用痰盂罐方便；插队落户知青之间的“龌龊”；兵团知青之间的“龌龊”。

 

　　　　　一、“泡病号”留城，趁势获益

　　一九六六年冬天我去井冈山和韶山步行串联，回来住在冰窖似的四中十三斋，曾得过风湿热，恰好用来作借口。一个积水潭医院大夫给我开了三天风湿病假条，逃过一劫。这大夫后来成了我姐夫。史康成曾患肺门淋巴结核，吃中药短时间内转氨酶增高。他把化验单往学校一交，工宣队拿他没办法。 

　　“各村都有很多高招”，比如蹬腿攥拳头血压准上去。我们班杨晓云赶上体检，照此办理怎么也不灵验，溜出来在新街口力生药店买了麻黄素，这药管用，忽悠一下升得太高了，医生直安慰他别紧张，坐了一个钟头看没危险才让他走。

　　有人装肾炎，躲在厕所往尿里掺蛋清，这招我不看好，人体蛋白和鸡蛋白到底不一样。 

　　天不灭曹，我偶然获得重大发现：尿糖检验，各种医书化验书都讲比色法，用试纸、试剂，不同颜色对应着一到四个加号，到底这加号多少与糖的数量关系，没有哪个化验室的医生知道。全世界这核心机密被我探知！如果能对应着加号配制尿糖浓度，颜色已无意义。而配制尿糖浓度用的滴管，连婴儿用品的柜台也能买到，每十四滴是一毫升。药店卖的葡萄糖注射液有两种浓度：百分之二十五和百分之五十，你要再知道了加号对应的浓度，怎么干就不用我再多说了吧。装糖尿病的朋友们，欢迎带着试管和葡萄糖找我，本人乐于效劳：很简单，往试管的尿中滴葡萄糖，四个加号滴多少，一个加号滴多少。那年头儿医院设备少，一般只化验尿常规，够开假条就得了。

　　如果大医院验血糖，甚至做糖耐量试验，本人均有对策。至于这浓度到底是多少，血糖化验怎样应对？在此不便泄露。 

　　七十年代末有一回在北海公园聚会，有个同学的妹妹嚷嚷：“糖尿病的照一张！”呼啦啦，因糖尿病留京或返城的竟有七八个，我都傻了。我被“糖尿病患者”幸福地簇拥在中间，一起合影。

　　留在北京的压力越来越大，学校、街道、父母单位，甚至与公安部门相结合共同管理我们，批斗会、下厂劳动、政治学习都是必须参加的，再加上一波波的下乡动员。

　　四中安排我参加了三次下厂劳动。头一次是第三轧钢厂，分在仓库。

　　我告病躲到清华大学亲戚家，陪伴孤老太太，实在寂寞。

　　有一天被召进城，原来是我母亲的机关让她动员我上山下乡，办不成就别上班。

　　四中经常组织“老泡”们学习，没固定地点，有时在教研室，有时端小凳坐在院子里。交流病情，议论时事。

　　一九七一年七月，北京四中紧急召集我们开会，在大阶梯教室。果然出了大事：美国派基辛格秘密来华，为尼克松总统的访问做准备。首先要铲除所有社会不安定因素，其中一条就是安置我等闲杂人员。 

　　我们的命运和尼克松总统的访问连在一起。真快，一个月后，韦振邦、徐宝平、沈龙飞、王焱和我被分到西城碳素厂，史康成、张幼声去了拔丝厂。

——【曹一凡——老知青家园 2024年11月04日 】

　　（评论）“老泡”们的手艺虽然算不上“高科技”，但仍然是当年的“狠活”。

　　这也算是“负”再教育中的一股清流吧，因为他们并没有伤害他人，没有踩着别人往上爬，只是卑微地苟在城市里。

　　不过也就是当年信息流传慢，因此“老泡”的占比还是不高，否则早晚会引起上面的注意。

　　话又说回来，难道当年那么多医务工作者全都看不穿这点小伎俩？其实，哪一家医生家庭会没有亲朋好友的子女上山下乡？哪一位医生会不知道知青的真实处境？极大的可能是他们在装聋作哑罢了。

　　尼克松总统访华当然是个极大的契机，就连插队落户知青也受益匪浅，招工机会大增。当然兵团与农场知青的处境在这个时段反倒没有多大变动。

 

　　　　　　　　二、被村民“洗劫”

　　我年轻时插队的地方名为黑龙江省呼玛县金山公社察哈彦生产队，属于集体插队的性质。整个生产队共有200余名知青，历时整整十年。

　　知青来到察哈彦之前，生产队的土地总面积在3750亩左右。这些土地养育着当时村中36户100多口人，基本属于“平安无事”。还能按照要求上交公粮。

　　200多名知青的到来，自然是给生产队带来了很大的粮食压力。

　　于是开垦荒地，自给自足，成了我们知青的一部分生活，到了知青全部撤离察哈彦时，生产队的农用耕田已经由1969年的3750亩增加到了4500亩左右。

　　1969年日工分值0.6元。1970年起，随着不断有大量知青外出“打工”挣钱，生产队为之增加了大量的农用机械，到1975年底的工分值已达到了2.1元，

　　1973年知青袁伟平扣除了当年所有预先的支出外，竟然还获得666元的“纯收入”。女知青陈国琴那年身兼喂猪和担任出纳，年终分红时，居然也有500多元的纯收入。

　　从1972年开始，每年我队都有2至3人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推荐回上海上大学和去地区中专学习，

　　那时我们大家白天干活都很卖力和辛苦，但到了晚上，几乎每个宿舍都亮起了几盏用拖拉机柴油点的油灯，大家各自看书学习，

　　随着1971年初五十来人前往北疆农场后，察哈彦知青集体中开始有人在父母和亲戚朋友的安排下，迁往他处寻求新的生活，

　　至1971年，包括前往北疆的青年在内，已有七十余人告别了察哈彦，占知青全部人数的三分之一强。

　　自那以后至1976年，每年都有十余二十来人在重复着同样的举动。

　　1978年，队里仅剩七位知青。

　　1978年秋天封江前夕，送走了被同济大学录取的侯肖松后，队里仅留下两位知青。我便是其中的一位。

　　记得那天离开江边我怀着心中那空空的毫无着落的伤感，拖着沉重的步履回到宿舍时，眼见的情景令自己那无比伤痛的心灵几乎跌到冰点——宿舍门敞开着，里面一片狼藉，东西全部被翻乱，重要物品（包括钱财）自然是不翼而飞。

　　那番无比凄凉的情景，即使现今想起，依然令人心情无比沉重。

　　好在当时队里对此事是重视的，立即唤来公社派出所人员进行追查。

　　或许是迫于环境压力的缘故吧，被窃的钱款不久便在他处“出现了”，案子也就自然了结。

　　之后队里对此传出的“解释”是：老乡们认为知青已全部离开，便到宿舍来“拾荒”了。

　　——【新浪博客——老虎妈妈http://blog.sina.com.cn/u/2042550672】

　　（评论）有插队落户黑龙江的知青说，当地人对盲流进东北的人也很友善，只要上门求助，都愿意拿出自己的东西相帮。他们说，自己的祖辈有不少就是早年闯关东来的，得到当地人的帮助才平安落户的。现在看到这些求助的陌生人，就想到自己的祖辈。伸一把手不费多大劲，要不了多久，或许这些盲流就能够在咱们这儿生根发芽了。

　　因此，知青刚下来的时候，他们也是这样对待知青的。

　　但是，现在眼看着队里二百多知青，上学的、招工走的不算，他们是应该的。但是在大伙儿掏心掏肺对待知青的情况下，还有一多半知青自己联系调走了，而且去的地方，除了离老家近些外，收入比咱们这儿低多了。这么看来，知青就是养不活的白眼狼！

　　于是，村里一些二流子的恶念在知青点没人的时候爆发了，而其他人也采取了坐视不管的态度。

这些很可能就是察哈彦生产队老乡们当时的心态。

　　　　　三、知青档案被公社广而告之

　　一九六九年三月我们刚下乡不久，公社广播员正在轮番播读各队知青的档案材料。说是知青档案，其实就是一份表格，上面有知青姓名，杭州毕业学校，有家庭出生，父母的政治情况等。

　　广播员也许是照本宣读：如xxx， 学生，家庭出生地主，父母均为叛徒；还有的知青父母是：反动学术权威，国民党特务、未定性或已定性的走资派，等等，五花八门。

　　当时，造反起家的兴隆公社革委会主任有句话传到知青这里，说：“来兴隆插队的杭州知青，大多是六类人员（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和走资派）的子女，要加强教育和管理！”

　　——【吴卫平的专栏——美篇（3515441）https://www.meipian.cn/c/3515441

　　｛评论｝将知青的档案广而告之，也许是全国首例吧。

　　不过最令人惊奇的是，造反起家的兴隆公社革委会主任这番言论，好像也并未受到什么处分，即使有的知青家长职位并不低。县官不如现管，何况确实属于政治正确，口嗨一下怕什么。

　　其实知青的档案公社干部就能知道，大队干部即使不知详情，通过历次招工招生的动向，也可以知道知青的家庭成份。

　　这次公社广播知青档案，只不过将黑五类子女知青的这个“脓包”提前挑破而已。

　　反正与黑五类子女知青在务农的这十年中，遭受的多次打击相比，这只能算是一点开胃菜而已。

 

　　四、女知青被公社直接安排与当地农民“相结合”

　　1969年到达内蒙，紧接着是从公社到大队对这些女知青展开攻势！仅仅几天的时间，开始说媒提亲！

　　一个月过后，一名女知青与当地大她十几岁的农民结了婚。

　　大队干部也在会上发言说：＂毛主席说的上山下乡要与贫下中农相结合，就是要与当地农民结婚！＂

　　大队通知我到旗（县）里开会。三天回来后，好几个女知青与当地农民结婚。

　　有一个女知青走出校门仅一年以后，十六、七岁的花季，在家里难产死亡。因家里穷，没钱上医院，就连公社的卫生院也去不起，只是请了接生婆。

　　我同屋的一个女知青也结婚了！

　　公社书记给我一个名单：女知青和当地农民已经配好对的名单。所有的女知青都给找好了婆家。并说：“要做为政治任务火速完成。”

　　名单上唯独没有我，理由是：“知道你在这里呆不长！”

　　我当即说：“我要告诉毛主席！”

　　1969年我就是坐在这个山头，写的两封信。最后由天津市委报告给了党中央，由党中央报告给了毛主席。中央派出调查组在全国展开调查、并且已经处理。最后下来文件，记得是1972年26号文件。

　　这件事情惊动了天津市！惊动了中央！

　　最后公社书记撤职，只不过是到林场当场长去了。

——【心语素白的专栏——美篇（14367936）https://www.meipian.cn/c/14367936】

　　（评论）其实从历史的角度看，女性受迫属于跨地域移民中的常态，只不过历史典籍中极少记录下来而已。

　　但是，插队落户知青实际上是“伪移民”，因为他们的直系亲属仍留在原籍。

　　事实上，若没有留城直系亲属的存在，女知青的遭遇能否快速上达天听，并得到大规模的处理，只能存疑。

　　另外，猜想这个公社书记是退伍军人，他还以为女知青下乡是“八千湘女进疆”吧？因此，这起事件并非他个人品质问题。这可以从他被撤职后，调任林场场长就可见一斑了。

 

　　　　五、原女红卫兵知青被逼自杀　　

　　文革初期，家庭恶运未来之时，顾建东正和同学们拍照留念。

　　1973年6月间，正值知青回城招工前夕，我们青年点，三年级那个曾经教我，并与我共同学习过速记的顾建东同学自杀了。

　　并点到我们永兴八队以后，四队那个年轻光棍追求她的心不仅没死，反而更猖狂，竟托原四队队长，现被大队委派到我们队帮助打翻身仗的队长，三番五次地对她劝说、威协、利诱，促其成亲。

　　被纠缠不过，心高气傲的她对自己的未来前途感觉极度悲观失望。

　　四队那个曾经纠缠过顾建东的年轻光棍被公社公安带走传讯，我们的队长也难逃其咎，被同时带走了。过了些时日，案件调查结束后，又被双双放回。

　　不过因为此事，八队队长的职务被免除了。整个事件就这样的不了了之。但为了抚平因顾建东的死给其家庭带来的不满与愤慨，保送她的弟弟建中到“大连理工学院”去读书。

　　——【廣胜的专栏——美篇（32421985）https://www.meipian.cn/c/32421985】

　　（评论）从文革初当上红卫兵，到处去批斗别人；到父亲被打倒，自家挨批斗，这个反差不是一个娇娇女能承受的。

　　下乡后还是又心高气傲，自我封闭，不接近知青点同伴，不屑于去求助于上级组织设法调动到弟弟下乡的知青点，以便抱团取暖，而是选择了自我解脱这条绝路。

　　对比文革初被他们打倒批斗的人，似乎对这个轮回也没有太多可抱怨的。只不过压迫者所采用名义有所不同罢了。

　　而且最令人绝望的是，加害于她的那些农村人并未受到多大的惩罚，整个悲剧就这么悄无声息地完结了。

　　　六、“黑五类子女”知青被视为另类知青

　　七零年五月，集体户的同学们陆续抽调回吉林市。

　　剩下的我们二人因为出身不好，在社员眼里已是另类，没资格享受集体户知青得待遇了。

　　一九七一年正月，我们俩住在生产队给知青盖了一半似乎再也不准备继续盖下去的土坯房子里，房子无门无窗，寒冬腊月也只是用草帘子来遮挡风寒，无灶无锅，无法做饭，晚上睡在冰凉的炕上数星星，每天一天三顿都要在社员家蹭饭。

　　荆说他的哥哥荆瑞祥在城郊五道沟煤矿背煤，据说有吃有住还有工资，但劳动条件差，很艰苦，

　　五道沟小煤窑隶属城郊公社，归公社工业办公室管理，所谓保证书，其实就是一份“生死状”，大概意思是在小煤窑要遵守各项规章制度，更好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重点是最后一条：就是在小煤窑的劳动中，发生的一切工伤或者事故，完全由自己负责，与大队、公社、知靑办无关！

　　整个巷道高不过两米，宽不过两米五，平巷高度只有一米五左右，有的地方甚至只有一米高，巷道的防护再筒单不过了，两侧每隔一米二左右用沙杆作支柱，再用柳条和笤条作的沙棵子做防护，顶板很不平整并且时时漏着水，地面湿漉漉的。巷道里没有最基本的排风和排水设备，掌子面里只能用电石灯照明，而且电石灯无处可掛，两个人轮换着一个人提灯，另一个人刨煤。

　　——【原野的专栏——美篇（29103641）https://www.meipian.cn/c/29103641】

　　（评论）一般来说，“黑五类子女”知青插队落户的处境，比去兵团的要好些。理由很简单，当年兵团的政治氛围远比农村浓厚。以农民的话来说，就是“你们城里人‘抓革命’，我们乡下人‘促生产’！”

　　而农村更注重民生，因此对与他们生活没有直接关联的“黑五类子女”知青的情况关注有限。何况一般来说，“黑五类子女”知青更听话，更容易管理。

　　但随着招工招生的开展，剩下的“黑五类子女”知青就显眼了。尤其是家庭经济较困难的，更成为农村的负担，也成为村干部政绩的消极因素。

　　于是，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针对“黑五类子女”知青的粗暴措施。

　　不过美友原野所述应属特例，因为他们只要去找公社知青办反映一下，知青屋与吃饭的问题并不难解决。

　　至于小煤窑的危境，其实并非针对“黑五类子女”知青的特殊待遇，因此并不能算是虐待。

 

　　　　　　　　七、公开压低知青工分

　　我们第二天就以正式社员加入生产队行列，与他们一起拿工分，刚下去男知青和女社员一样按照半个劳力5个公分算，我俩女的只能拿3分。人家怎么算我们只能服从，不能讨价还价。

　　当时男社员全劳力每天十个工分，女社员和孩子是半劳力五个工分，男知青也就五个工分，而我俩女知青才三个工分，年底按工分分粮，知青挣的工分分的粮食都不够吃，只能靠各家寄粮票吃饭。

　　到1971年，安源村知青仅剩下奇平和我们俩。

　　秋天我另一个弟弟到三化机去工作，本来母亲是想让我走，可是考虑到他身体不好，我是坚信自己迟早会被抽调走，就让我弟先离开我以后再说。因他在生产队工分不夠，临走需上交口粮，没有上交口粮走不了，我替他交了口粮让他顺利离开了生产队。

　　——【樱滝的专栏——美篇（737679）https://www.meipian.cn/c/737679】

　　（评论）当年压低知青的工分其实是常态，而且确实符合“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理，有些知青文表露出来的委屈其实是有点无谓的。

　　只不过这样明目张胆地恶性压低知青工分的行为，还是比较少见的。因为对于农村基层干部来说，这样干得不偿失。 

　　毋庸讳言，当年真心欢迎知青来到自己村庄的，真的很少，政治任务，无奈而已。只是当时实行的是集体所有制，即使多几个来摊薄大家收入的知青，反正也不只是我一家人的损失，因此不会有人直接跳出来反对这项“政治正确”。

　　于是，有些地方的农村干部与群众，就以知青干活不行的名义，特意压低知青的工分，以便表露出自己的不满情绪。

 

　　　　八、公然加大知青劳动量

　　魏俊玲是我初中同学，我们一起插队到郊区的羊角山公社帽合大队，她在六队，我在五队。我们离得很近，不过三四十米的距离，

　　在村里不仅劳动积极，不怕脏不怕累，什么活都干。民兵训练也冲在前面，出操，练射击，样样出色，当上了民兵排长。

　　因她父亲在铁路上班，又住铁路家属区。1974年铁路抽调到地方铁路，柳州铁路局都匀分局普洛管理段电话所，

　　从不到十七岁下乡，到抽调到铁路工作，多年的超强体力劳动，损伤了她的身体。才四十多岁，她的腰椎间盘就严重到爬不起来了！

　　16、7岁下乡，从小没有挑过担子，没有适应期，突然就每天要挑百十斤的担子从早到晚！农民给我们购置的农具都是最大号的！我们挑的一担水可以顶他们的两担！他们从未怜昔过我们是从未做过工的半大孩子！若是挑不起来，他们只会冷朝热讽加扣工分。

　　所以我看到别人写的当地农民怎么照顾，善待知青的时候都是非常羡慕！我们是基本没有这么好的待遇的。

　　甚至第一年要我们在村里过年，也没有任何年货，连肉都没有，更没有村民请我们去一起吃饭，于是，过了三十晚上，初一一早，我们全部结伴跑回家了。

——【@老周760210的专栏——美篇（7602101）https://www.meipian.cn/c/7602101】

　　（评论）老周760210插队落户在城郊的生产队，那是个专业种植蔬菜、吃商品粮的的生产队。在七十年代的农村，这几乎可以说已经拿到半个城市户口了。

　　也许就是因为收入较高且稳定，因此对外来知青的分肥较为敏感，于是借用“再教育”的名义，对知青进行隐形的“虐待”。

　　若往人心险恶方向去想，则可以认为当地人打心底里就是不欢迎知青，就是打压，让你们家长自己掏钱养活自己。

　　　　十一、女知青的“屈辱”

　　这天，我们知青全都随大流起山药（挖土豆），老乡在前面挖，我们在后面捡。

　　这时，村里几个姑娘要上厕所。只见她们走了百十米远，就自顾自方便起来。后生们嘻嘻哈哈的看着，也不当回事。

　　我们也想方便一下了，走一截，回头看看，别人能看见；再走一截，还是能看见。还想再走远点儿，只听老贫农吆喝：“剋哪呀，就那那哇。”

　　我们只好硬着头皮方便了。

　　　　　——【王海军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u/2018199541】

　　我们农村的奇风异俗中最有意思的大概应该数“有礼的街道，无理的河道”了。我不知道这句话的准确出处究竟源何，反正绝对是贫下中农代代相习口口互应的祖传民俗。这句话的基本含义是：在大街小道上大家应该讲道理有礼貌，可是在水路河道上就不存在、不拘泥礼仪道理了。

　　这个风俗最直观的现象就是：人们可以在异性的有效视野内脱衣洗澡、脱裤过河；人们可以在异性天衣洗澡的身旁几步公然经过，大家都心安理得毫无尴尬。但是有一个规矩大家必须绝对遵守：即在当时现场，异性双方不得有任何丝毫交流。也就是说，双方都必须表现出没有对方。

　　从我们村庄过浍河去赶石弓集会或者去河西走亲戚，如果想从桥上过就要多绕十几里，从河里过就得脱裤子。

　　有一次我和老戴与小龚、大Y、夏羔一起赶石弓会，我和老戴先脱了衣裤过了河（水位齐胸），接着大Y、夏羔也脱了衣裤过来了，她们穿衣裤的时候，我们发现小龚穿着衣裤过来了，最后她感觉湿衣裤实在难受，就不得不脱下拧去水晒干后再赶路。散集回来没有人动员她就脱光衣裤过了河。

　　我公社的上海男女知青大部分在第一年（有早有晚）就光荣地加入了贫下中农“光腚帮”。

　　　——【奇谈怪论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lcyahzz789 】

　　（评论）我务农八年的地方其实离奇谈怪论插队落户的地方并不远，但从未听说存在“有礼的街道，无理的河道”这种习俗，也从未听说过有女性当“光腚帮”的。

　　而且这类风俗必然影响当地的民风。不要告诉大家这类风俗会使得民风淳厚。至少对于相当于陌生人社会的集镇居民，一定会产生某种刺激。

　　其实女知青下乡多年，农村的坏风气、“暗门子”之类的也知道不少，早就不是天真无知的小姑娘了，但是对农村一些陋习还是没法适应，并且还得防止一些坏家伙借着这些陋习使坏。

　　在十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女知青所承受“负”再教育对她们整个生涯的影响，远超男知青。

　　　　　　　九、羞辱式的“再教育”

　　 贫下中农代表用盆当铁锹，使劲地往粪堆上挖了一下，松软的粪土就这样被装进脸盆里了。她让我们也学着她的样子，用自己的洗脸盆当铁锹。

　　我们在想，这个活儿还不如锄地呢，这臭臭的。万一有的粪没有沤好，装到脸盆里就糟了。晚上，还得用这脸盆洗脸呢。

　　——【@LBY3598022的专栏——美篇（3598022）https://www.meipian.cn/c/3598022】

　　（评论）农村不缺柳条荆条，编个粪筐根本不难，因此，没有任何“贫下中农代表”会舍粪筐不用，非用自家脸盆去盛粪肥，而且干活的功效远不如粪筐的吧？

　　难道贫下中农代表（这个名词在兵团文中出现，又是第一次）也用自己家的脸盆盛粪肥干过施肥的农活？若不是，则这个家伙的“恶趣味”够重够恶的。若是，则这家“贫下中农代表”全家够恶心的。

　　实际上，这可以视为是“负”再教育的一个代表性象征。

　　十、以接受再教育的名义不准女生用痰盂罐方便

　　我们在云南兵团的时候，女同学都带了痰盂罐的。刚到连队的时候，女同学在屋子里用痰盂罐解手后，端着痰盂罐到厕所里去倒，在回宿舍的路上，被我们连队的一个女副指导员看见了。她好奇地问：“这是什么东西？”女同学说：“我去倒痰盂呀！”

　　连长下令:“不许用！你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哪能不放弃资产阶级的一套生活方式呢，上个厕所也这样难吗？统统用连队统一的厕所！”

　　但是男女厕所之间仅仅用竹篾笆作隔断，说句难听一点的话，在厕所里打个屁双方都听得见。

　　有时，你在上厕所的时候，那些种菜的人还在厕所后面挑大粪。最可气的是那个种菜的老头，专门在女厕所后面干活，还时不时地说上一些难以听懂的下流话。有时看见我们在用厕所，那个老头还故意将石块扔进粪池，溅起粪水。你的一声尖叫，会引来他们的傻笑。

　　——【进勇的专栏——美篇（442816）https://www.meipian.cn/c/442816】

　　（评论）这种连干部已经不止是少见识，而是恶毒到容不得别人好过的地步了。

　　看兵团女知青文，常疑惑怎么无人想到自己脱一些土坯，砌在男女厕所之间，将厕所外墙都改成土墙？隐秘不说，至少大家冬天也好受些吧？

　　想来这种累活，干出来既不能在连干部面前邀好，又可能有“资产阶级那一套”的嫌疑吧？因此只是看到兵团女知青在忍受难堪，并在回忆中叹苦经了。

　　　十一、插队落户知青之间的“龌龊”

　　1968年10月9号，我们全校集体下乡，去哪个县，哪个公社，学校统一安排。

　　我们小队共12名知青，男女生各6名，

　　我的家庭出身，使我不敢提笔练习，就连我平时的日记，都只能用暗语书写，人名都用代号，我的日记曾被别人翻过几次，她们也觉得古里怪气的不对劲，但就是看不明白，抓不到什么把柄，只得作罢。只有一次，我的日记被她们交到小队长那儿去了，我在文中写的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成功突围，我把自己比作红军，把她们比作国民党，（因为她们有人铁锹丢了，想抢我的铁锹，我把铁锹藏在了老农家，他们去要，没要来，我觉得自己胜利了，一高兴，就写了这篇日记，结果，让队长给批评了。好在，我们队长人很好，没有给我上纲上线，只是温和的劝我不要乱写东西。否则，我就惨了。）

——【竹韵（免私聊）的专栏——美篇（55036715）https://www.meipian.cn/c/55036715】

　　（评论）插队落户知青之间的这种“龌龊”确实有不少，尤其对于前期下乡的知青。因为下乡几年后就开始招工招生，知青之间发生“内斗”才是常态。

　　后期下乡的知青大多以“厂社挂钩”的形式进行的，大家都明白这种插队落户其实就是大型的“学农”，于是彼此之间就少了摩擦的起因。

　　只不过大多数知青的回忆是用真人名真地点讲述的故事，于是隐恶扬善是常态。

　　而且这些回忆多半是几十年后的追述，很多细节已经忘去。终究当年知青之间也没有到你死我活的程度。

　　尤其是几十年后大家还有联系，多少青少年时代的“小儿恩怨”，一笑就彼此释然了。

　　　　　十二、兵团知青之间的“龌龊”

　　1970年夏的“六·一八”是兵团组建的日子，按照惯例我连开始了评选兵团战士的活动，

　　当时我是沮丧到了极点，预料到自己会落选，因为不久之前有人偷偷看了我的日记，里面不仅有唐宋诗词，还有对上山下乡运动颇有争议的一些言论和知青歌曲摘抄，更无知的是还拆看了我给一位男同学的信，于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违反兵团三不准等大帽子铺天盖地而来。最可悲的是当时小小的懵懂的我哪里懂得男女之情啊，就稀里糊涂的被冠以思想肮脏这一令我百口莫辩的帽子。

　　虽然有思想准备，但是宣布我为兵团职工时，还是哭了，更为难过的是同学们都开始疏远自己，就像一个麻风病患者无人敢靠近，每天一个人郁郁而行，本来就体弱多病，这一下更是雪上加霜，夜晚常常失眠，那个小卫生员一定还记得每晚都到宿舍给我注射一支冬眠灵吧，那药是有副作用的，白天常常头晕，还不能跟别人讲，否则就是装病。

　　　　——【老知青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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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兵团与农场知青之间的“龌龊”，有点类似现代职场中的内斗，只不过前者基本上不会发生辞退的情况。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这也可以算是他们踏入社会所接受的“负”再教育之一部分，而且是相当重要的部分。

　　除了招生以外，兵团与农场知青很少有回城的机会，因此他们之间的“龌龊”，到后期已经开始淡化。这与插队落户知青有较大差别，后者的招工直到一九七七年还在进行。而且上山下乡运动前期插队落户的老知青，剩下的大多是“黑五类”子女，于是他们之间的“龌龊”甚至可能更坠落到不择手段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