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怎 样 读《 诗 经 》</p><p class="ql-block"> 沈 玉 成</p><p class="ql-block"> 从宏观的角度来探讨中国文学史甚至中国文化史,诗歌的常盛不衰早就是学者们感兴趣的一个重要现象。中国古诗覆盖之广和延伸之远,在世界上所有的文明古国中是一个特有的现象。从西周到宋朝两千年间的文学发展史,夸大一点说,几乎就是诗歌发展史。会做文章的人很少不会做诗,被戴上“唐宋八大家”桂冠的八位散文家,其实都同时兼而为诗人,而且还很难确定这两个头衔哪一个是本职,哪一个是兼职。近年来,文化界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叫做“寻根”。中国诗歌之根用不着费力气去寻找,因为它是众所周知的一部煌煌典籍,《诗经》。</p><p class="ql-block"> 《诗经》中存在的问题极多,从汉朝到今天,研究者从各个方面对它所作的探讨也同样多得不可胜数。如果要按照《颜氏家训》“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的要求,那就没有人敢写这篇“怎样读”了。所以,下面介绍的一些问题,只能是笔者对前人意见的不完全归纳加上个人的不成熟体会。</p><p class="ql-block"> 一、从诗到《诗》</p><p class="ql-block"> 在汉朝以前,并没有《诗经》这一名称,而是称为《诗》或《诗三百》。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被认为是孔子编订或和孔子有关的典籍才被称为经”。今天所见到的《诗经》,是汉初一位姓毛的经学家传下来的,所以也称《毛诗》。全书共三百零五篇,另有六篇有题无诗。这三百多篇诗,在时间上纵贯五百多年(从周初到春秋中期),在地域上横跨大半个中国(东起山东,西至陕西),它是什么时候、又是由什么人来编定的,也就成了历来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p><p class="ql-block"> 按照司马迁在《孔子世家》里的记载,古代本来有三千多首诗,孔子删除重复和内容上不合于礼义的诗篇,剩下了三百零五篇。所以,孔子是《诗经》这部书的编辑者。不过这一说法从唐朝开始就有学者怀疑,到近代,认为《诗经》并非孔子编定的意见,大体已成定论,理由是:一、《论语》中孔子两次提到“诗三百”,可见这是一个普遍承认的、通行的数字,如果出于孔子删定,他不能用这样的口气来表达。二、《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吴国公子季札到鲁国访问,鲁国乐工为他演奏《诗经》中的乐曲,没有超出于现存《诗经》的十五国风,而且次序也大体相同,而孔子在当时还只是一个小孩子。这样的论证是有说服力的。还可以补充一点,春秋时期诸侯使节互访,在朝会或宴会上常常要赋诗言志,《左传》中所记录的诗句,很少有现存《诗经》以外的诗。而且,作为在外交场合中交流思想的工具,它必然是士大夫们所共同熟悉的语言材料,换句话说,在当时已经应该有了一本定型的诗集,而这又无疑是孔子以前的事。</p><p class="ql-block"> 《诗经》既然不是孔子所编,编定者又是谁呢?看来只能是周朝的乐官。汉朝的一些典籍中记载周朝有“采诗”的制度,就是每年派人到各个诸侯国采集诗歌,“以观民风”,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通过民歌听听老百姓的反映。“以观民风”,恐怕是后人的美化;采集民歌乐曲以为娱乐,也许接近事实。采集既多,周王朝的乐官就要加以编辑整理,代代相传,到春秋中期就有了这部《诗经》。乐曲由于没有录音设备而失传,歌辞却因为著于简帛而得以保存。现存的《诗经》,是按照“风”、“雅”、“颂”三大部分编辑的。对于风、雅、颂的解释,历来也是意见纷纭,迄今尚无定论。为多数研究者所采用的一种意见是,风、雅、颂是按照音乐性质而作的分类:风是各诸侯国的民间音乐,雅是周天子直接控制的地区内的音乐,颂是祭祀的音乐。风分为十五《国风》,即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雅分为《大雅》、《小雅》,颂分为《周颂》、《鲁颂》、《商颂》。</p><p class="ql-block"> 二、三个问题</p><p class="ql-block"> 《诗经》从古以来一直被看作是最高层次的文学作品。不过古今的评价虽同,使用的尺子却不一样。古人因为它是“经”,所以不敢随便褒贬;又因为它的时代“古”,而根据上古胜于中古、中古胜于近古的原则,认为宋诗不如唐诗,唐诗不如汉魏诗,汉魏诗不如《三百篇》,清末的王闿运,就是这种意见的代表者。解放以后,由于《诗经》中有反剥削、反压迫的诗而使研究者依然可以理直气壮地大加肯定,《伐檀》、《硕鼠》一直选进中学语文教材。到了五十年代末,“民间文学主流说”和“现实主义红线论”突然出现,它又有幸而归进“红线”和“主流”里,对它的评价依旧“岿然不动”。其后虽然有同志研究出了《三百篇》大多不是民歌而是统治阶级的作品,可惜为时已晚,那种机械的划阶级、论成分的做法施之于今人身上已经失效,何况于古之作家?</p><p class="ql-block"> 不过,在这篇短文里毫无贬低《诗经》的企图,只是想简单提一下过去肯定《诗经》所使用的尺度不合适或者不完全合适。马克思说,神话是人类的童年,无妨套用一下说,《诗经》是中国诗歌的童年,而且这个孩子健康而漂亮。从局部来说,《诗经》中的大部分作品无论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技巧都不同程度地具有动人之处。而更重要的,从总体来看,它一出现,就给中国诗歌的发展预示了方向,如同在一个孩子身上看到了体型、性格乃至气质的苗头。比如说文学对现实的关心、诗歌的格律、结构形式中的重章叠句、表现技巧上的比兴等等,这些开始出现于《诗经》里的东西,和《楚辞》中的一些特点相汇合,从汉乐府以后就形成了中国古诗的一个传统,中间经过唐诗、宋诗一直到清诗,在大体上始终没有离开这个格局,尽管在深度、广度上不断有所发展。阅读《诗经》,这是一个首先值得注意的问题。</p><p class="ql-block"> 第二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由于《三百篇》成于不同的时代,来自不同的地区,出诸不同的作者,所以,在这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中容纳了极为丰富的社会生活。如果兼顾时代、内容、形式几个因素而作一个大体的分类,它们是:</p><p class="ql-block"> 一、关于历史传说和劳动生产的诗歌。这一部分诗主要集中在《周颂》和《大雅》里,产生的时代也最早。《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五篇可以看做一组周人历史的组诗,记述了从后稷出世到武王伐纣的许多传说。《周颂》中的《载芟》、《良耜》和《小雅·大田》、《豳风·七月》是描写农业劳动的代表作,不过前两首旨在歌颂而后两首则宣泄怨愤。</p><p class="ql-block"> 二、反映社会矛盾的诗歌。这一部分诗在《小雅》、《大雅》和《国风》中都可以看到。一般来说,雅诗的作者多属贵族、官吏,而风诗的作者多属下层人民,生活环境和思想感情都有不同,所以,即使同样是对社会矛盾的揭露,雅诗在风格上比较委宛含蓄,而风诗则在感情上显得强烈直率。比如《小雅》中的《采薇》、《正月》、《十月之交》、《小弁》、《大东》,《大雅》中的《板》、《荡》、《桑柔》,反映的现实矛盾不可谓不尖锐,但作品的基调却多是忧心忡忡,惟恐王室垮台,前人所谓“怨而不怒”,应当是根据这些作品所做的概括。至于风诗里的一些作品,风格要尖锐泼辣得多。《伐檀》、《硕鼠》自不必说,《南山》、《新台》指斥国君淫乱的丑行,没有点“舍得一身剐”的勇气也许很难办到。卫宣公强占儿媳,这和唐玄宗之纳杨贵妃其实没有什么差别,然而《新台》对卫宣公嬉笑怒骂,《长恨歌》却把李、杨的爱情写得那么缠绵悱恻,其中消息,是很值得玩味的。再比较同类性质的两首诗:</p><p class="ql-block"> 黄鸟黄鸟,无集于穀(树名),无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谷。言旋言归,复我邦族。(《小雅·黄鸟》第一章)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汝),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魏风·硕鼠》第一章)立意、章法、比喻手段几乎完全一样,然而却有怨、怒之分,这也是一个很有启发的现象。三、关于恋爱和婚姻的诗歌。这部分诗几乎全集中在《国风》里。《诗经》的第一首就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写一个男子对女子的爱慕相思,以至于失眠,辗转反侧。但从全诗来看,还能合于“温柔敦厚”的标准。然而,感情表白出之以热烈、真率、大胆的情诗,《三百篇》里还有的是,而且有许多诗写的是女子的心理和感情。在这些诗里,有的写幽期密约,比如《野有死麕》、《桑中》;有的写离别相思,比如《采葛》、《子矜》;有的写谈情说爱的欢乐,比如《蘀兮》、《溱洧》;有的写失恋被弃的痛苦,比如《氓》、《狡童》。从这些大量的情诗里,可以看到在那个时代中男女的爱情生活是比较自由的,有不少场面可以和今天少数民族地区的习俗互相印证。纯洁而健康的恋情为封建的伦理道德所禁锢,那是后代特别是宋朝以后的事。值得庆幸的是司马迁把《诗经》和孔子挂上了钩,加上孔子又说过“《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样的话,这些迸发出青春活力的情歌既然由圣人首肯,成为“经典”,卫道士们尽管皱眉头,但充其量也只能歪曲而不能禁止,从而使这一部分艺术瑰宝得以保存无缺。</p><p class="ql-block"> 第三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三百篇》在当时全部是入乐的歌曲,当时还没有出现“只有文学自身才是文学的唯一目的”这类主张,人们歌唱,无非是古人说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如果嫌不能概括,还可以加上两句:爱恋者歌其情,不平者歌其怨。弄清楚这一点,《诗经》中常常被人提到的赋、比、兴也就容易弄清楚。</p><p class="ql-block"> 赋、比、兴是三种不同的表现手法。赋是直陈其事,这一点历来没有纷歧意见。对于比、兴,说法就有多种多样。大多数研究者同意宋朝学者朱熹的话:“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比,就是比喻。喻体和主体之间必然有内在的某种联系。《硕鼠》是通篇的比,“手如柔荑,肤如凝脂”(《硕人》)是局部的比。兴,有开始、发动的意思,也就是一首诗或一章(段)诗的开端,用以引起下文。举例说:</p><p class="ql-block">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夭》)以桃花盛开兴起女子出家,无论意义上或是气氛上都有密切的联系。《诗经》中的兴,绝大部分是这种情形;但也有少数的例子,起兴的事物和下文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原因,就在于《三百篇》本来都是歌曲的歌辞,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民歌。民歌不是坐在书房里写出来的,而是在生活中唱出来的。读者中不乏看过电影《刘三姐》的观众,民歌创作就是这么即兴式地唱出来的。“山歌好唱起头难”,“触物起兴”是起头的一种方法,看到的、想到的、正在做的,都不妨随口歌唱,它可以和下文有联系,也可以没有什么联系。这种例子,在今天的民歌中还可以经常看到。同样的理由,重章叠句的现象也可以得到解释。《伐檀》和《硕鼠》各有三章,二、三两章和第一章基本相同,不过调换了几个字,原因就在于民歌是唱给人听的,而听和读不一样,阅读可以反复,听却常常是一次性的。要唱得听众听懂你唱的是什么,而且加深印象,引起共鸣,就出现了反复强调,即所谓重章叠句的现象。《颂》诗里极少重章叠句,因为是唱给神灵或者死人听的,用不着这样做。</p><p class="ql-block"> 三、怎样读</p><p class="ql-block"> 上面介绍的一些看法,其实都属于“怎样读”的范围,不过最后还有必要谈一点,究竟怎样去阅读这部《诗经》的意见。到目前为止,有关《诗经》的各种今注今译,总有几十种。我建议读者多读原诗,少读注译。少读,不等于不读。《诗经》中的好多词、句,不是从汉人到清人做了那么多解释,今人是无法读懂的。今人的今注、今译,也正是在前人基础上做出的新成果。读《诗经》原文如果不好理解,可以读今人的注释;读了注还是不好理解,再去读译文。我自己也译过古文,总觉得读者最好去读原文,因为今译如同嚼烂的食物,译得再好,味道也要差得多。各种今注中,余冠英先生的《诗经选选得比较精,注释也稳妥明快。如果读者具有一定水平,不能满足于今注、今译,就可以进而读朱熹的《诗集传》。朱熹这位道学先生对文学的理解倒不甚迂腐,他的《诗集传》和《楚辞集注》都平易通达,为过去研究《诗经》、《楚辞》的入门书。至于最早的《诗经》注释本,即毛传、郑笺,读者有兴趣也不妨翻一下,因为第一它是最早的字义训诂,第二也可以看一看汉朝的经学家采用什么办法把文艺变成政治,爱情诗《关雎》怎样变成了宣扬“后妃之德”的政治诗,并由此而懂得更多的道理。</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 一部《诗经》三百零五篇,保存了古代文化中的许多瑰宝,今天的研究者可以从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以至动植物学各个不同方位、不同角度对它作超越前人的深入探索。然而它首先是文学,所以从文学发展史和美学的角度去做研究还是最根本的目的。这篇小文章算是为这一目的而写的一个“引子”,挂一漏万或者错误不当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古代室主任,副研究员）</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