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友华丨第一百六十七章　胶合板厂的来龙去脉――记三明市胶合板厂

邓友华

　　三明市胶合板厂在上海18家迁明企业中是第二批中的第三个厂，虽然不是近千人的大厂，但在城关乃至城东的土地变迁中，在我的命运与追求中，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

　　　上海泰昌胶合板厂迁明前后

2021年11月29日上午我给衬衫厂小潘约好还老照片的时间后，就再打余震岳余老的电话。他在电话里听到是我的声音很高兴，说：“最近你写迁明企业，几篇都看了，写得很好。”

我倒很意外：余老也看到了？我只有他电话，没加他的微信，他是九十多岁的老人了也好像没用微信，上次写他那篇还是发给他小儿子再去找家文印店打印出来才看到的。那可能是孩子看见几家迁明企业都有写到他，他那时任三明（地辖）市委副书记主管工业，他也是2009年市政协编辑出版的这本《崛起在沙溪河畔》里文章最多的作者，多到出书时他有些文章署名得化名，要不就嫌太多了。我说了情况，讲到：“胶合板厂的材料很少，也没有老照片，就一篇可能还是你爱人写的。”

他说：“是哦，那时叫谁写，那人退休后回江苏老家了，不肯写，就只好老太婆来写了。她是71年才去胶合板厂的。”

　　我说：“我看文章时就想到这应该是您爱人。”

　　历史是需要记录的，但因为愿意记录历史的人凤毛麟角，以至许多历史湮灭了。好在迁明企业的历史在上一代中有市政协的两次组稿和余震岳余老这样的历史老人愿意记录，才会有《崛起在沙溪河畔》这样的书传世；有王昌鸾这样迁明企业的后续领导干部愿意补记迁明历史，文化的接力才得以延续。在此，特向余震岳余老、王昌鸾伉俪表示后辈的致敬！

原三明胶合板厂副厂长王昌鸾在文章中写道：三明胶合板厂是1967年5月从上海迁来三明的。在上海时是上海市木材工业公司下属的泰昌胶合板厂，主要生产915×915两种规格的层压板。为“红双喜”牌乒兵球拍提供板料(“红双喜”牌乒兵乓球拍是出口产品)。全厂职工280多人，由于当时正值国家暂时困难时期，原木供应不能正常从东北运来，故生产不很正常。为了响应“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支援福建的“小三线”建设，上海市委决定搬迁一些工厂到福建，泰昌胶合板厂也在其列。木材工业公司党委找了厂党支部书记兼厂长董官林谈话，董表示服从组织决定，要努力做好工作。但因正值“文革”时期，思想工作很不容易做，经研究后，决定先派人去福建三明实地考察，当即由董官林书记带队，新提为副厂长的陈树心和老工人代表杨聘伊参加，先到三明。［1］
　　在上海18家迁明企业中，除了玻璃厂都在迁明前有来三明实地考察过，而前后两批的差别是，第一批完全就是“先筑坡，后筑窝”，第二批已经是“既筑坡，又筑窝”；而且经过了几年的建设，三明的城市建设已经不完全是一个大工地，而是初具规模了。因此，泰昌五金厂的职工人还在上海就能拿到三明新建宿舍的钥匙，立丰染织厂敢组织职工代表团先到三明实地考察，后面安排得细致到搬运工人和前期到达的单身职工一起把迁明各户行李都分户弄好，家属一到直接就能煮饭、睡觉。
　　他们到三明后，由市领导陪同去福州找了省计委、轻工业厅和省森林工业局等有关部门，受到这些部门领导的热情接待。因为福建那时还没有生产胶合板的企业，而茶叶箱及其他一些产品又十分需要胶合板，所以有关部门都表示希望及早把厂迁来三明。三明市也积极行动，决定把在城关的市建筑公司加工厂厂址让出来，作为胶合板厂的厂址。［2］
董官林等三人在回到上海后，立即着手做迁厂的准备工作，另外派出陈树心副厂长和庄起元、李厚生等三人到三明做筹建工作，在新厂址修建厂房和宿舍。当时不少职工对迁厂到三明不理解。经过反复动员，多数职工表示要响应号召服从大局，纷纷表示要举家搬迁。5月间，第一批168人，在董官林书记率领下，分乘两个硬座车厢，从上海北站起程迁来三明。随后，设备也陆续到厂，经过3个月奋战，用马尾松顺利生产出915×915三层和五层豆血胶的胶合板，填补了福建省胶合板的空白。为了便于供应原木和管理生产经营，企业向省里申请并得到批准，隶属森工系统，由三明黄沙森工局领导。［3］
　　为弥补这篇文章材料的不足，这天下午我特地去三明市档案馆，查出当时的部分历史档案。大体三类，一是三明市基本建设委员会《关于泰昌胶合板厂迁来三明的意见》，二是三明市人委《关于三明胶合板厂征用土地的批复》，三是省计委、经委《复三明胶合板厂产品归口问题》，以佐证该厂的迁明过程。

　　王昌鸾是1971年3月调到胶合板厂担任革委会副主任和副厂长的。随着生产的发展，1971年后，为适应市场的需求，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着手改小板为大板，从日本进口了旋切机，在上海木材一厂的大力支持下，配套形成了能生产大规格胶合板的生产线，经过近一年的努力，顺利生产出1830×915的胶合板，为开拓出口市场奠定了基础。产品质量连续五年获全国同行业评比第一名，胶合板和塑贴板均被评为省优和部优产品。“企鹅”牌胶合板畅销全国，每年还有出口任务，生产蒸蒸日上，企业年年盈利，不仅生产出了优质产品，还培养出了不少管理企业和精通技术的人才，为福建的木材加工行业做出了贡献。［4］

（60年代后期从白沙看胶合板厂，即河对岸的那一窝白房子）

那天，在给余震岳余老的电话中，我特地问他：“你爱人手上有没有胶合板厂的老照片？”
　　想不到余老的回答是：“她也没留下胶合板厂的老照片。”
　　挂了电话后，我便打邢保兴的电话，只有他这位也爱记录生活的老兄才有可能有，哪怕是九十年代的，也好过没有！
　　果然，他给我发来几张，以解无米之炊。

（以下6张老照片均为邢保兴拍摄并友情提供，如需要使用需征得作者同意）

　　三明市胶合板厂厂址的土地变迁

　　次日上午我如约去衬衫厂留守处将老照片还给小潘后，就告辞出来去找大我三岁的发小邓繁荣，要询问胶合板厂迁来前的地形。我走在一元路街道路口刚想打电话给他时，就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很像是他，抬眼一看，原来就是他和长美一起往公路边停着的汽车另一侧往下走。我叫住他，说正要上去找他问些事。我们就一起往前走，顺着凤岗里的街道走到大榕树下的广场，然后在步行街上找个中间的木凳坐下来忆旧。

　　在我这50后的记忆中，胶合板厂迁来前的那个位子是城东大队最大块、最肥沃的菜地，靠列东方向叫“大垅”，靠城关方向叫“平水洋”。那时的“大垅尾”在沙石公司这个位子上，是有条路沿着河边到城关的。在那条小路来来往往时，那两大片菜地阡陌纵横，是最抢眼球的。

　　繁荣说，是啊，那时沿河还有堵矮墙，墙外种着一丛丛的黄竹。60年代以前，老式的南永公路之前所存在的官道还存在，就是往“大垅尾”沿河边到城关的。

　　我想起来了，祖谱上写着当地的著名乡绅邓允铨（即陈景润历史老师邓新圆的父亲）1934年因保护乡梓自替下狱，是在彭德怀率红军攻进沙县后才出狱回乡的，那时城关的四坊八堡闻讯带着鸡鸭鱼肉去官道上迎接并宴请他，就是在那个地方。

　　繁荣再说胶合板厂靠南永公路这边的山势地形，说以前那边两面小山岗，一面是我们小时候砍柴火走的城墙下面有个叫石竹堡寨，一面是仙姑殿岭转过来这面山，两面山吐下去，一边是“大垅”一边是“平水洋”，中间有个高出来的一块地，两个地方的菜都挑上来放那里，蔬菜公司刚好做收菜的点。

　　我心想，那文章和档案上说的是将市建筑公司的加工厂厂址让出来，我没印象，他也没说，姑且存疑。

　　繁荣再说，那个地方原来是有城墙下来的，好些地方城墙都塌掉了，但公路上的城门洞在解放前夕“大队部”的时候都还在。胶合板厂厂门口那段公路那时是坡顶，两边下坡，无线电一厂的公路伸下来刚好就到公路上。是后面再降坡挖低下去的，无线电一厂的公路变成往侧边下更低的公路路面。

　　听他讲述时我想起我70年代拉板车时的感受，靠列东方向这侧更陡，重车一个人没本事拉上去，要多一个人在后面帮忙推。而这条公路挖低降坡之时，我已经在三标厂当装卸工了。那时城关大桥还没通车，送到火车站的货要往列东大桥绕行。我们厂车路过胶合板厂门口这段公路时，摇摇晃晃的，人像摇货郎锣似的。

　　繁荣再说，那时有条渠，从大垅头往下放水，“大垅”分三层高度，两个低的有水，靠河边的叫“船地”更高就没水。

　　我将包包里头天查的批地档案拿给繁荣看，上面写的“平水洋”的地名。我问他，那木器厂这边的呢？

　　繁荣说城关小学和木器厂这边叫“邦芋头”。现在的长安堡是1958年从火车站那边迁过来的。胶合板那个位子以前还有个防保站在那。

　　他这一说倒让我想起来了，我的小学同学马建勇父亲就是防保站的。他也很爱看书，我经常去他家借书看。凡尔纳的《八十一天环游地球》就是找他借来看的。

　　至于胶合板厂迁到此处后，那都是深刻影响城东这片民众的大事了。在60年代后期，还没有实行计划生育，50后60后们兄弟姐妹都是一连串、一大窝的，家家锅灶烧饭菜的燃料，有男孩的还会上山砍柴劈茅草，女孩上山就更累了，而胶合板厂堆放的大筒原木，家家小孩都会去那剥树皮，再挑回家。有了胶合板厂之后，家家都堆着一垛垛树皮堆，以证明各家孩子的勤劳程度。

　　到了70年代，因为胶合板厂不断扩大，需要征用土地，跟城东大队的关联就特别多了。国营的胶合板厂催生了两个厂：一个是国营带集体的，叫“综合厂”；一个是城东大队与胶合板厂联合办的，叫“联营厂”，从1975年开始，到1981年正式成立。约1991年－1992年，“综合厂”与“联营厂”合并，到2000年代再改制成股份制。城东大队的农民，后来是城东村的村民，其中的30后、40后、50后甚至60后、70后，好些人在“联营厂”完成从农（村）民到工人的转身。

　　至于胶合板厂自己，1989年改建为三明人造板总厂，1996年改制更名为福建省三明人造板有限公司，1997年由永林集团兼并。原来的厂址，如今变成楼盘了，工厂大概是“退城入园”了。

　　我约十点时跟繁荣告辞回家，一路上想着胶合板厂的土地变迁，走在已于2000年代就将石竹堡寨整座山挖掉后面变成了的山水御园楼盘的路边，看着公路对面的新景象，却没拍照，因我头天下午从档案馆出来，就按捺不住那种沧桑变迁带来的挥之不去的惆怅，直接坐车到城关，然后一路将对面胶合板厂旧址上的新街景给拍下来。　

　　　沪明之间文化交融的力量

　　我头天下午特地提早出去，在去档案馆查档前，先去新亭路拍照胶合板厂的那两幢宿舍。当时厂区公路边的宿舍位子不够多，就到几百米以外的烈士墓这小山头上也盖了两幢。记得原来跟那边一样是红砖房的，如今墙壁却是粉刷过的。教我写相声的胶合板厂职工于立身师傅以前就住在一上去头一幢头一个楼梯一楼最边上一家。我此去就是要把这房子拍下来，以此凭吊影响了我一生的恩师。
　　我在拍照这房子的时候，永远难忘的那些往事又浮现在眼前。
　　1985年1月初的一天晚上，我来到于师傅家门外，叫道：“于师傅！于师傅！”
　　过道旁边一家正在闹洞房，其新郎忙出来制止我，说：“你刚才是叫谁？”
　　我说：“我叫于师傅呀！”
　　那新郎说：“于师傅已经死了，你不知道呀？！”
　　我无比惊愕，如同听到晴天霹雳，当场愣在那里！好久才反映过来，结结巴巴地说：“我……我……不知道……他原来不是好好的吗？”
　　这时，师母已经来开门了，看到了是很久没来的我，进退两难的我也只好进屋去了。
　　我对师母解释说：“我最近忙着结婚的事，我一点也不知道于师傅的事，我这下还准备送请帖给于师傅呢！非常对不起，师母！”我还拿出请帖给师母看。
　　师母接过请帖看了看，然后伤心地说：“你于师傅死得太突然了，大家都没有想到。他生病去上海看病，在上海动手术，没想到手术失败了，他没能从手术台上起来，就那样去掉了！”
　　我听得非常伤心，在这再也找不到于师傅的时候，特别知道于师傅在我人生长路上的重要！
　　
　　1978年4月底，三明市总工会要办一台晚会，让各单位推荐有创作才能的人。三标厂工会和文化馆的陈学尧推荐了我。市总工会便借调我去搞创作。当时总工会要写一个部级表彰的先进商店，我把任务接下来了。在体验生活中，想用相声形式反映这个商店。我把想法告诉总工会。总工会同意了，并介绍一个业余相声演员给我当指导。他是文革前的专业相声演员，文革中下放到工厂，现在在胶合板厂当工人。他便是于立身师傅。我在于师傅手把手的指教下，写起相声来了。
　　我因是自学背景，在无比艰难的跋涉长路上，特别渴望有老师的指点！而于师傅就是老天爷派来帮我的恩师！于师傅总是能在指出我每一稿的缺点后还会说：假如是我来写，我会这样这样……是于师傅的指教让我在不能参加高考之后的1978年能够奋身一搏！这一搏，成了我一生命运的预演和寓言，改变了我此后的命运，使我看到了人生的希望，使我有勇气在此后更漫长的苦斗中能够咬紧牙关坚持下去。于师傅是改变了我命运的人。 　　我拍照好于师傅的住家房子要下台阶前，也拍下道路。
　　我最后一次见着于师傅，是他在一个夜晚送我出来时，师徒俩在烈士墓旁边的路段话别，他肯定和鼓励我自学奋斗的那番话语，温暖了我几十年……

　　因于师傅英年早逝，三四十年后的如今，文艺界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了。而我在于师傅家曾碰到过宋经文老师，知道他们两人关系很好，前一段找于师傅老照片时就打电话给他过，这下要写于师傅了，我当晚又打他的电话，两人聊着共同的师友于师傅。于师傅大宋老师两三岁，在上海滑稽剧团学习过还是在那待过，所以有专业成份。宋老师说，当时三明的曲艺是全省最好、最活跃的，市邮电局的老崔崔家兴是北京来的，于立身师傅是上海来的。麒麟山刚弄起来时他们还去各个亭子上演出，红杏商场开业后他们上街说街头段子。于师傅还会当导演，去化工厂排过话剧，马光杜写的。他点子很多，但很少动笔。他在胶合板厂也带了个相声演员，要出去演出时是两个人一起出去演的。他是福建省曲艺家协会会员和三明市曲艺家协会会员。于师傅在上海过世时宋经文老师还特地赶去上海以省市两级曲艺家协会的名义送花圈。

　　我心心念念着迁明企业的题目，直接原因是迁明企业影响了我的命运与追求，是银珍阿姨让我在困苦的时候能够进三标厂安身立命，是于立身师傅教我写相声，自学能够成才，我得还他们的恩情，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迁一代更鲜活地存在于迁明史上；还因为，我这个本土草根学人认为：上海企业迁明，不仅是给三明这座城市的工业体系配套完善，也不止是给三明这座城市增加就业人数；迁明企业的干部职工，不仅对三明这座城市有贡献和牺牲，也不止是对三明这座城市有收获与感情，还有更深层的意义――上海与三明两地文化的碰撞和融合，造就出了一种特别五湖四海的三明城市的新大陆文化，这种城市文化是有更长久的伟力的，她在告诉世人――上海可亲，三明可爱，人生可恋，奋斗可期……

　　　　　　二0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一日

注释

［1］［2］［3］王昌鸾：《三明胶合板厂迁厂前后》，市政协编辑出版《崛起在沙溪河畔――忆三明建市初期迁明企业》，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第145－1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