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无言的父爱 朴实的家风

傅万韶

第九章 无言的父爱 朴实的家风

（1984.3一2004.9）

离休之后，父亲没有留在孝义县城安享清闲，反而执意回到生养他的故土白家堡村。白家堡是明代移民形成的村落，历史上长期归属孝义县管辖，村址恰处孝义、介休、汾阳三县交界地带，村西有汾河支流磁窑河缓缓淌过。汾河谷地的肥田沃土，滋养出这片土地上世代坚韧厚重的乡民，经年累月积淀下“民风淳朴、诚实厚道、慈孝为先、崇文重德”的醇厚村风。1953年3月，孝义县调整县城边界，将白家堡与中堡村一同划归介休县，1956年行政建制划转正式完成，白家堡完全归属介休县，纳入万户堡公社管辖。1958年白家堡生产大队设立，1971年4月，汾阳、文水、平遥、介休几县边界迎来较大调整：介休县的万户堡公社及下辖12个自然村划归汾阳县，同期汾阳将苍儿会公社二、三道川区域的24个自然村，以及冀村公社的8个自然村划给文水县，平遥县的4个公社共47个自然村划归汾阳县。1977年10月，依照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相关文件，万户堡公社含下辖12个自然村重归介休县管辖。1984年白家堡村民委员会设立，2000年介休市推行乡镇合并，白家堡划归义安镇管辖，这一建制延续至今。

父亲这一生为生计奔波、为工作操劳，虽无惊天动地的业绩，也没有名垂青史的功勋，却在平凡岁月里为民族解放、国家建设尽了自己的绵薄之力，吃过不少苦，受过不少累，常年在外忙碌，很少能顾得上回家。此处便对他的婚姻与家庭情况做一番简要记述。父亲出生在普通农民家庭，祖父受祖辈影响常年在外做小本生意，家中由祖母主事，打理农田与日常家计，日子虽不宽裕，却也衣食无忧，父亲的童年过得还算安稳幸福。1937年冬，父亲经人介绍，与介休县降家寨的降桂香成婚，二人婚后对未来满是期许，感情和睦，奈何降桂香素来体弱，又因父亲常年在外聚少离多，直至1942年降桂香离世，二人也没能生下一儿半女，这段短暂的婚姻就此落幕。1945年晚秋，父亲经人介绍与我的母亲侯仟风结为伴侣，母亲生于1928年，比父亲小八岁，是孝义县东张庄人，侯姓是东张庄的老牌姓氏，算得上当地的大户人家。母亲是家中长女，幼时备受宠爱，她的姥爷家算得上小圪塔村的富裕人家，更是把她视作掌上明珠。优渥的幼年生活没有养成她娇生惯养的习性，反倒磨砺出她好胜要强的性子，一生从不主动惹事，却也从来不怕事。

在晋中大地上，无数普通家庭的烟火岁月，始终与时代脉搏紧紧交织。我的父母从1945年携手步入婚姻，到2015年走完整整七十年的相伴旅程，这段跨越新旧社会、历经风雨变迁的相守，恰似一块被岁月反复打磨的白金，没有耀眼的珠光宝气，却在每一个平凡日常里，沉淀出最坚韧也最温润的光泽。他们养育了二子四女，其中长女傅金玉，是父母婚后多年未有子嗣时，1950年收养的本村张有风的三女儿。这份超越血缘的善意，搭配父亲在外奔波履职、母亲在家守持烟火的分工，让这个普通的北方家庭，把“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的朴素道理，活成了代代相传的淳厚家风。

1945年的晋中大地，还浸在抗战胜利的欢呼声里，远处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尽，人们一边收拾战争留下的残垣断壁，一边小心翼翼地张罗起新生活的开端。那时父亲刚结束在榆次北关大生号食楼铺的学徒生涯，几年起早贪黑的历练，让他练出一手精细厨艺，也磨出了一副能扛事、肯担当的性子。经乡里长辈牵线，他和母亲在我家大院一间直门直窗的西厢房中成了婚，没有像样的彩礼，也没有热闹的喜宴，只有两床新弹的棉被、半袋粗粮，再加上亲友们凑在一起的几句道贺，便撑起了这个新家庭的起点。

母亲是典型的孝义女子，性子温和却骨子里带着韧劲，针线活和灶上的手艺在十里八乡都出了名。成亲没几个月，她就把这个简陋的小家打理得井井有条：土炕上铺着她亲手缝的粗布褥子，木桌上永远擦得一尘不染，窗台上摆着几株从野地里挖来的马莲草，缀着淡紫色的小花，把清苦的日子衬出了几分鲜活气。那时谁也没想到，这一屋一檐下的承诺，会被他们用整整七十年的时光，酿成一坛越陈越香的老酒。没过多久，解放战争的烽火燃到了晋中平原。1948年6月，父亲瞒着家里悄悄报名加入平介县第六区轮战队，也就是当时的民兵组织，跟着队伍在汾阳、介休一带的山路上辗转，抬担架、运物资、摸敌情，好几次深夜路过家门口，都只是隔着院墙往里面望一眼，生怕惊动了熟睡的家人，更怕给家里招来不必要的风险。母亲那时刚怀上第一个孩子，得知父亲参了军，半句抱怨都没有，连夜给他赶做了一双厚布鞋，纳鞋底的麻绳勒得手指上全是血印，第二天一早就托村里支前的队伍把鞋捎了过去。可惜那个男孩降生后，因为家里屋子漏风，不幸感染肺炎夭亡，母亲后来每每忆起此事，脸上总满是哀痛。后来父亲正式晋中军区独立第一旅，跟着大部队攻打榆次、围困太原，在枪林弹雨中入了党，火线被提拔为连队指导员。那些年他很少能往家里捎信，偶尔托路过的老乡带回来半张皱巴巴的纸条，上面只有寥寥几字“安好，勿念”，母亲就能把那张纸条揣在贴身衣兜里，摸得边角都起了毛，每天睡前都要拿出来看一眼。她一个人扛着锄头和妯娌们下地干活，回到家还要伺候公婆、打理家务，把家里老人照料得妥妥帖帖，从来没让远在部队的父亲有过半分后顾之忧。太原战役胜利后，部队原本要南下进军西南，父亲却因为被炮弹震伤，身体再也扛不住长途行军，最终服从组织安排，转业回到地方工作。

从部队转业后，父亲一直在孝义县各地不同岗位上工作，后来落脚在孝义县工商局，从1950年到1984年，整整34年里，他几乎把所有精力都扑在了工作上，很少回家，家里的大小事全由母亲一个人操持。家中六个孩子，基本都是母亲一手拉扯大的。母亲把大姐当成亲生女儿一般疼爱，供她上学，见她不爱念书偏喜欢劳动，也没硬逼着她早早辍学。后来我们几个弟弟妹妹陆续出生，母亲也从来没对这个养女有过半分偏心，吃的穿的先紧着她，遇上事也先护着她，直到她长大成人风风光光出嫁，都没让她受过一句闲言碎语。1955年二姐傅万英出生，1958年三姐傅有英出生，1962年哥哥傅万才出生，当时村里人跟父亲开玩笑说：“四十多岁才有了儿子，能有啥奔头？”父亲笑着回应：“好人有好报，经历磨难必有后福，走着瞧。”我1965年出生，妹妹傅伶英出生于1968年。那些年家里日子过得紧巴，父亲每个月往家里寄回的工资，要养活一大家子人，每一分钱都得掰成两半花。可母亲总能把穷日子打理出暖意：粗粮面掺上榆树皮磨的粉，能蒸出暄软的窝窝头；一小块粗布，她能裁剪成好几件孩子的新衣，老大穿完老二穿，补丁上都绣着小小的碎花；逢年过节，她还能攒下点鸡蛋换点红糖，给父亲留着，等他从单位回来，冲一碗热腾腾的糖水蛋。我们几个孩子从小到大，衣服永远干干净净，即便上面打着不少补丁。父亲在外工作那些年，从来没为家里的私事找单位提过要求，也从来没利用职务之便给家里谋过半分便利。由于父亲常年在外，母亲就担起了养育一大家子的沉重责任。母亲从小性格要强，心灵手巧，吃苦耐劳，有着东方女性贤淑而坚韧的品性。年轻时正赶上人民公社时期，村民吃粮全凭参加农业劳动挣工分领取，父亲不在家，他的工资除了赡养祖父母、抚养妻儿外，只留一小部分供自己开销。我们家常常入不敷出，为了多挣几个工分，母亲经常独自承包整块地的田间农活，比如打掐棉花、切谷穗这类适合妇女干的活，之后一家人不分大小起早贪黑忙活，就为多挣点工分填饱肚子。二姐1972年初中毕业后，回村参加农业劳动，先后当过普通社员、记工员、生产队妇女队长，瘦弱的身躯扛着帮母亲养育弟妹的重担，这份恩情我们做弟妹的终身难忘。三姐1978年高中毕业，也全身心投入农业生产第一线，其间还在白家堡学校当过短期代教，同样靠劳动挣工分。我哥和我虽然没赶上毕业后直接务农，上学期间每逢放夏秋假和周日，都在母亲的催促下到生产队的田间劳作。我们哥俩从十三四岁起就参加生产队劳动，做些力所能及的轻农活，比如割麦时抱堆打捆、上化肥、掰玉米、割谷子高粱等，这些活对十多岁的孩子来说并不轻松，每天也只能挣二分工，当时一个工分才几分钱，二分工连一毛钱都不值。因为家中缺男劳力，人口又多，我们只能拼全力积攒工分，尽量少挨饿。除了参加集体农业劳动，家里还常年养鸡、养兔、养猪来贴补家用。我们小时候下午两点多放学后，夏天先割野菜喂兔喂猪，冬天则先拾柴禾、磕高粱茬和玉米茬当烧火的燃料，之后才能吃饭。农村当时习惯一天吃两顿饭，早饭在上午九十点，晚饭在下午三四点。那时候冬天比现在冷得多，一出村口呼呼的西北风迎面扑来，吹得人满脸生疼，实在难以忍受。有两回八九岁的我忍不住冻得大哭，哥哥见状吓坏了，急忙捆好茬子，让我空手走在前面，他背着茬子捆跟在后面为我挡风。这样辛苦忙活半秋半冬，我家院子里的茬子堆得高到能踩着上房，有时还用茬子筑成简易的小院墙。我家院子比较宽敞，留出一大片空地种各种粮食蔬菜，正北留一小部分当走道供人出入，田间小道中间就是那道小小的茬子墙。在那片小园子里，我们先后种过玉米、小麦、绿豆、南瓜、西红柿、黄瓜、豆角、茄子、西葫芦、白菜、红薯、胡萝卜等各类作物，用来弥补生产队分的粮食不足。我哥作为家中长子，勤劳朴实，聪明能干，我总在他的带领下做各种家务活。记得我八岁那年，哥哥花一块钱向村里人买了一对种兔，开启了我们长达十几年的养兔生活，十一岁的他领着我垒兔窝，把兔窝分成里外两格，外边空间供兔子吃食活动，里边供兔子休息睡觉。哥哥当“大师傅”，我就打小工，一上午的功夫就把兔窝搭好了。兔子繁殖能力很强，一年下来满院都是活蹦乱跳的兔子，平时圈养，偶尔放出来让它们活动活动。单靠卖兔一项，一年就能收入七八十元，年景好时收入能超百元，这些钱我们全都交给母亲补贴日常开支。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慢慢长大，小小年纪手上就磨出了老茧，也养成了吃苦耐劳、不怕困难的品性。正是母亲这份深明大义的守候，让父亲在岗位上始终走得端正，干得踏实，连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他常跟人说：“我能把工作干好，一半的功劳都在我家里那位。”

父亲离休时，农村已经实行了农业生产责任制，农田全部分给了农户，每家每户都按照人口和劳力数量分到了相应的责任田。父亲工作上退了下来，便叶落归根，65岁的老人年年泡在我母亲、我哥和我家三户近十亩地的责任田里，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从来没有间断过。我们兄弟俩都有公职，没功夫常年在地里打理庄稼，只能农忙时请几天假回去搭把手。看着父亲一年四季忙碌的身影，我们心里总不是滋味，有时劝他别再干苦重的活，我们自己抽时间回来忙活就行，父亲总不肯答应，说：“我种了一辈子地，干活干惯了，让我坐在家里反而浑身不舒服。”他每天天不亮就往地里去，除草、施肥、浇水，把责任田里的庄稼打理得整整齐齐、长势喜人，种出的玉米、小麦、高粱产量比村里年轻人种的都高。父亲就这样把深沉的父爱，尽数融化在艰辛的劳作和满身的汗水里，无言的身教，远胜过千言万语的说教。

除了种地，父亲还热心当起了村里的义务调解员，谁家有了矛盾纠纷或是家长里短的琐事，都愿意找他倾诉。他曾在法院工作九年多，懂法律常识，有丰富的调解经验，处理民间纠纷对他来说游刃有余。他办事公允，说理透彻，经他调解的事，大家都心服口服。2000年，身为白家堡傅氏家族家长的父亲，组织傅家人重续本村傅氏家谱，整理上次修谱以来新增的傅家男丁，挨家挨户重新核实，编纂出傅氏家族世系图，把此前未曾入谱的傅氏男丁全部排入族谱，既让傅氏家族血脉得到传承延续，又重申了傅氏祖训族规，让傅氏家族文化得到了弘扬与发展。七十年岁月里的烟火深情，父母的七十年婚姻里，从来没说过一句浪漫的情话，也没有过任何贵重的信物，所有的深情都藏在日复一日的细碎烟火里。他们这一辈子几乎没红过脸，偶尔有意见不合的时候，也只是沉默一会儿，父亲点上一袋旱烟抽两口，母亲转身去灶台添一把柴，转头就又和和气气了。

后来我们几个孩子陆续成家立业，日子慢慢好起来，父母也终于熬到了能安享晚年的时候。父亲退休后，闲暇时拾起了年轻时就喜欢的书法，每天在案台前铺上毛边纸，临写行书字帖，母亲就坐在他旁边，戴着老花镜缝补旧衣裳，阳光从窗棂里照进来，落在他们花白的头发上，那画面成了我们几个子女心里最温暖的印记。父亲总说，自己这一辈子先是跟着部队打天下，再跟着国家搞建设，大半辈子都在外头，亏欠母亲太多。母亲每次听到这话，都笑着摆摆手：“什么亏欠不亏欠的，你为公家做事，我守好咱们的家，咱们俩凑在一起，就是完整的日子。”

父亲在田间劳作的二十年里，身子骨一直很硬朗，七十多岁时还能挑着一担水回家，能上房爬树，我们都以为他会一直健健康康地生活下去，没想到2004年的冬天，意外的灾难突然降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