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运：我们热爱和平

胡山

我们这代人在童年时，都见过这样一幅招贴画，画中一个男孩与一个女孩各自手捧一只和平鸽，沐浴着明媚的春光，绽放着幸福的笑容。招贴画的标题是《我们热爱和平》。 当年刊登照片的《人民日报》1952年“六一”儿童节，这张照片刊登在《人民日报》上。那时抗美援朝前线战事正紧，志愿军总部将这张照片洗印了约20万张送到了朝鲜前线。 1952年12月12日至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任团长，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任副团长，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 1952年12月，宋庆龄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上讲话会议期间，宋庆龄、郭沫若、张澜、沈钧儒、贺绿汀、梅兰芳、常香玉等手捧《我们热爱和平》的宣传画，在异国广场向民众广泛散发。欧洲一家杂志社还用这幅画作为一期杂志的封面，据报载这份杂志的发行量达20万份。 《愤怒的丘吉尔》是加拿大摄影师优素福·卡什于1941年12月30日为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拍摄的经典肖像摄影作品，亦被称作“咆哮的雄狮”。照片捕捉了丘吉尔被摄影师夺下雪茄后展现的愤怒神情，其坚毅气质成为二战时期英国反法西斯精神的象征，并被广泛用于战时宣传海报，被《生活》杂志列为“摄影史上采用率最高作品之一”，并被用于英国5英镑纸币。《我们热爱和平》这幅经典宣传画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当时的需求量相当大，不得不多次加印发行。从1952年到1959年，这幅画共印刷了11版，达几千万张。它传遍了全世界，成为二战以来世界上与《愤怒的丘吉尔》一样发行量最大的两张招贴画之一。 除此之外，还有数以千万计的以此画为背景制作的纪念品，如明信片、搪瓷缸、茶叶盒、火柴盒等。 当年这幅画极大地鼓舞了志愿军将士们的斗志，对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一张小小的照片，不仅感动着中国，也感动着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们！本文作者孟运就是画中的小女孩，当年她只有4岁......一一编者胡山 刘伯承元帅之子刘蒙将军致敬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一一 征师断刀罢戈舞血沃三千魂梦还 孟运: 我们热爱和平今年是抗美援朝战争70周年，1952年，我四岁的时候曾参与拍摄了一张名为《我们热爱和平》的照片。 母亲（北京北海托儿所所长）与幼年时期的我后来这张照片被改成招贴画，成为当时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两张招贴画之一。拍照的摄影师名叫阙文。 《人民日报》社记者、美术编辑阙文阙文叔叔给我们拍了那张照片，从此我们就出了名。 不断地有叔叔阿姨们来抱我，说这就是那个抱鸽子的小女孩。 孟运，北海幼儿园园长于陆琳女儿我那时还在幼儿园，年龄太小，也没法理解一张照片所起的作用。 1949年9月21日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母亲（左二，毛主席身边）与同事和孩子们向大会献花（前排左三为我童年时的表哥陈元，陈云之子）1954年，我六岁时，母亲于陆琳被派往苏联留学。她是位老革命，在那一批留学生中算是岁数比较大的，她在列宁格勒担任了留学生的党支部书记。她后来告诉我，当时在苏联，很多大街上都可以看到《我们热爱和平》这张招贴画。每次看到街上的画，母亲都会走上前去,出神地凝视很久，然后很自豪地告诉她的留苏同学和苏联朋友：这是我的女儿，我很想她！ 1941年10月父亲（右二）与15名清华公费生赴美留学而我是在1953年，即拍完照片的第二年，就随父亲孟少农去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刚刚破土动工。 父亲（后立者）与同学福特汽车厂实习父亲早年作为清华留学生，在美国系统学习过汽车制造的专业知识。 1947年清华大学机械系教师合影，站在前排的是系里的教授（左起）：郭世康、嵇鉌、强明伦、钱伟长、孟少农、褚士荃、李辑祥、庄前鼎、刘德幕、黄树屏、王遵明、何水清、郑可煌先生等。前排左三为曹荫之（父亲的同乡、同事，著名科学家，本张照片的提供者）父亲参与一汽的筹建工作，是中国著名的汽车专家，曾任一汽总工程师、二汽的总工程师和副厂长，是中国汽车界的第一个学部委员(院士)。 毛主席1958年2月13日视察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看到中国工人阶级能自己制造汽车非常兴奋！”（右二父亲孟少农）李岚清副总理这样评价父亲：“在汽车工业界，孟少农是杰出的代表人物，他把自己汽车科技知识和毕生精力，无私奉献给了我国的汽车工业，而从不计较名誉地位，直到晚年才获得湖北省特等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光荣称号。但在人们的心目中，由抗日学生、进步青年、红色教授、工程师，到汽车工业的巨星、名家、创业人、拓荒者、军师、泰斗……他的各种美名不计其数……而统称他为同志或老师，我觉得是合适的。” 清华留学生（后都成为大科学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影（后右一为父亲）原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汽车工业领军人物陈清泰回忆父亲时说:“孟少农同志是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造诣很深的知名学者，中国科学院院士，是我国汽车技术领域的权威和奠基人，也是我国汽车工业最早的创始人之一。我们汽车技术界的老一辈都很尊敬他、敬仰他，都亲切地称他为‘孟老总’。” 经过短短31天的试制，1958年8月1日，我国第一辆高级轿车在第一汽车制造厂成功诞生，次日正式命名为“红旗”。图为父亲在仔细检查“红旗”发动机的运转女儿《我们热爱和平》的照片轰动全国，对父亲来说，当然算得上是一件很让他得意的喜事。我在长春汽车厂住了多年，当时厂里人人都知道孟厂长的女儿就是那个抱鸽子的小女孩，父亲也一直以此为荣。大家对我挺好，我一直生活在幸福中。 北平和平解放后，父亲（一介书生难得一见的戎装照）和当年清华的朋友们出游（身边宋镜赢，后排左三曹荫之）记得在父亲晚年时，我去二汽（现在的东风汽车）看他，在路上遇到老一些的同事，当得知我就是他的大女儿后，他们就会立刻说：“噢，就是那个抱鸽子的小女孩吧？”每次父亲听后，总会欣慰地连连点头，满脸灿烂，笑得合不拢嘴：“是啊！是啊！” 拍完《我们热爱和平》后，阙文叔叔又为母亲于陆琳和我留下了这张珍贵合影一一母女版的《我们热爱和平》母亲从苏联留学毕业后，我才回到北京。上初中的时候，母亲给了我一张从《新观察》上剪下来的题为《一张招贴画》的文章，署名肖琦，是当年朝鲜战场上的战地记者。那上面讲这张画在朝鲜战场上如何鼓舞战士们去浴血奋战的事。我不知读了多少遍，每次都觉得胸中有热血冲击着我，热泪总是夺眶而出。 文章《一张招贴画》（1954年6月）中写道：有一天，我走进最前沿的七班坑道里时，战士们正在团团围着看一封祖国小朋友的来信，他们都被那信里的天真情感打动了。年纪稍大些的杨景春正念得起劲时，忽然从信封里掉出一张纸片，哈，原来是张照片，两个抱着和平鸽的孩子歪着头在笑。来信的孩子在背面写着：“在你们保卫下的祖国儿童真幸福啊，叔叔！”战士们对照片爱不释手，大家纷纷议论着：祖国的孩子真像鲜花一样，长得多好！这俩孩子是哪里的呢？叫什么名字？杨景春听着，眼里闪出了泪花。因为杨景春的两个儿子一个被伪保长摔死了，一个被美国人给炸死了。他英勇地作战，立了两次三等功。他和朝鲜孩子都搞得很熟，敌机轰炸时他就奋不顾身地去救孩子。 四五个敌人朝战士谭林富冲来，当谭林富刺死最后一个敌人时，他自己也不行了，他从怀里掏出那张照片递给杨景春说：“我不行了，给你，别忘了保卫孩子们！” 杨景春二话没说，把照片往兜里一揣就冲上去了，一口气打死、刺死了十几个鬼子，在敌人群中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他也奄奄一息了。他抓住我的手费劲地说出了最后的话：“可惜不知道那两个孩子在哪儿，要不把我那没地方寄的立功喜报寄给他们有多好……” 我轻轻地掏出那张照片，我贪婪地看着这两个孩子，他们把和平鸽抱得多紧，笑得多幸福！你们知道吗，孩子，杨叔叔和谭叔叔为了你们，已经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第四次战役的修理山阻击战，弹药打光的志愿军战士用石头与敌人血战看完这篇通讯后，深受震撼的我把文章仔仔细细地抄在一个日记本上。在日记本的扉页上，请妈妈写了“接班人”三个字，至今保存完好。 1955年与父亲在长春市郊种有玉米的小院临时居住（当时汽车厂宿舍还没盖好）从那以后，我觉得自己一下子长大了，明白了好多事。烈士们前仆后继是为了“对得起”我们这些孩子！我想说的不是这个故事本身。今年是我的本命年。从四岁拍了这个照片到现在整整68年了，相当于我的一生都是和抗美援朝、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结缘。初中二年级的暑假我是随三姨家在青岛度过的。那次我和母亲等人参观了海军舰队的港口，印象十分深刻。当时港口上有几个海军叔叔看见我，有一个过来问我：你是那个抱鸽子的女孩吗？我挺吃惊，他告诉我，他们就是当年的志愿军。他笑笑对我说：“来当海军吧，热爱和平的姑娘要为和平做贡献！”我记住了这句话，心里更加有了一种归属感：我也要成为我们这支英雄军队中的一员。 第二年，1964年，报考高中的时候，正好有一个海军学校招生，我几乎没犹豫，满怀一腔报国热情报考了“青岛海军学校”。《录取通知书》漂亮的像一张奖状，上面有军徽和快艇，文字内容更是让我热血沸腾一一孟运同志：我们高兴地通知你，你已被录取参加祖国海防建设。仅向你和你的家属表示热烈的祝贺。望你接到通知后，前往海军接收青年学生委员会报道，接受祖国交给你的重要而光荣的任务。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接受青年学生委员会一九六四年八月 为了这个“重要而光荣的任务”，在报到的前一天我兴奋得彻夜未眠。害得表姐陈伟华也陪我天南海北地聊了一夜。 长大后的我与表姐陈伟华（左）从我坐上了去青岛的那趟运兵列车的那一刻起，我就走上了一条和父母为我设计的人生道路有很大不同的路。也许这一切都很难说，因为我们那个年代本身就充满了变数。我当上了十六岁的小兵，成了自己一生的光荣。 我在青岛度过了一年的军旅生活，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也最无忧无虑的时光。我很怀念那段时光。我们有入伍教育、入校教育，然后上一两个月的课又去下乡劳动。我们打着背包，四十里行军到了崂山区的李家下庄。在农村，我可以和农村的小伙子比着挑水；紧跟着我们的敬队长割麦子，然后躺在麦垛上让快断了的腰能舒展一下；学会了插地瓜苗，每天耪完地还会给老乡家捎一捆猪草；田间休息时，蹲在敬队长旁边听他给妇女主任掰扯他们队里的家常里短。我们在河里洗头、洗床单。然后河边的灌木丛上搭满了我们的衣服。那时候水井里的水很浅，用个扁担就可以打起一桶水，那个本事我们也练过。春天种大葱，社员们每人抓着一把小葱象吃黄瓜一样的吃葱，我也学会了。我们爬到村南边的山上种花生，然后望着远处的大海，大海能给人无尽的联想。我们吃了一个多月的地瓜面窝头，当队长说要给我们改善一次伙食，全区队就像是过节，我们五十来号人——除了队长文书之外全部是女性，吃光了五十多斤白面馒头和一大锅红烧肉；我还和老炊事班长学会了烧茄子，只用一点油，不削皮，不用刀，用手掰，连茄子把一起吃。 崂山李家下庄劳动留影（我在前排右三）几十年后我又来到青岛，试图找到那个叫“李家下庄”的村子，但早已不见了影迹。我入伍教育的潜校周围也没了庄稼，成了繁华的市中心。我们上学的《海军政干校》现在是北海舰队司令部，我也只能隔着大门看一眼我们住过的营房。入役海军后，我又去了张家口某军校学外语。不久，史无前例的“文革”开始了。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的母亲早年就认识江青，被江青点了名，说这个人很坏。十七岁的我因说了些同情母亲的话，也受到株连，遭到造反派的批斗，被关进了“牛棚”。1969年，我被部队按“犯了严重政治错误”做退伍处理，离开了自己热爱的部队。 明信片右图文字：我志愿军卫生防疫人员，深入群众调查美帝细菌战情况。这是朝鲜铁原郡马场面大田一里槐树洞居民，愤怒地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卫生防疫人员控诉美帝侵略军撒布细菌毒虫的滔天罪行。父亲给了我一张从朝鲜通过父亲寄给我的明信片，写的是：“寄祖国长春六五二厂孟少农同志收转孟运小朋友收”，落款是“志愿军第9520号信箱直属二中队邓寄”——亲爱的小运:你爸爸把你的相片给我寄一张来哪，我很爱你，你愿意吗？乖孩子，好好的学习呀，叔叔愿意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来打死美国鬼子，不让他欺负小朋友，愿你长得像花朵；像星星一样的美丽，不论谁都说，咱们的小运真可爱，只要你听爸爸的话，听保姆的话，做一个乖孩子，叔叔就更爱你，胜利回国的时候，来带你去军队上骑马玩儿，盼你画张画来送我。祝你快乐志愿军叔叔邓政纲 1953年12月21日 这封信是我成年后才看到的，我想当时我有好多充满童趣的画，爸爸应该给邓叔叔寄去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不知道邓叔叔还在不在。 回到北京，我进厂当了工人，努力工作、学习，和工人师傅们和睦相处，亲如一家。1978年12月26日，我获得了平反，政治结论上写明是错把孟运同志“反对江青的议论作为反动言论”。这一天，是毛泽东主席的诞辰纪念日。 朝鲜前线志愿军指战员与《我们热爱和平》宣传画同框我考上清华大学，又报考研究生，父亲的挚友钱伟长伯伯还专门给我找来辅导老师。经过两年时间的努力，我考上美国亚特兰大学，取得了硕士学位。 《我们热爱和平》的两位主人公70年后再同框(2022年)在美国硅谷工作、生活了八年，我把这些都视为是一种历练，作为对美国社会的一种尽可能深入了解的社会科学实践。这些阅历极大地丰富了我的社会知识。 有一次，我独自一人驾车横穿美洲，中途车坏了，不得不停下等待救援，这时，一位美国老人驾车从后面赶上来停在了路边帮我修车，问我：“你是朝鲜人吗？”我说：“我是中国人！”那位美国老人一听说是中国人，立刻兴奋起来说：“中国人好！”说着话从车里拿出一个搪瓷缸子，在那个搪瓷缸子上有一幅《我们热爱和平》的画，可那位老人并不知道眼前的我这位中国女青年就是画中的小女孩，他扬了扬手中的瓷缸说：“我喜爱中国！” 阙文叔叔在文革中也因为那张照片吃了苦，被批判，甚至被关过，后来写了篇文章《往事并不如烟》。他在电视里看到关于我父亲孟少农的报道，立刻反应过来：这就是孟运的爸爸，在二汽工作。他给我父亲写了封信，打听我的下落。父亲告诉他，我已经从部队复员，现在工厂工作。于是他联系上了我。 1997年母亲和刚回国的我在家中与老朋友阙文一起回首抗美援朝岁月时光那之后，一位名叫俞珉的记者把我们当年的几个当事人，相片中的两个孩子——我和马越，摄影师阙文，还有朝鲜战场战地记者肖琦聚拢到一起，写了一篇《寻找抱鸽的孩子：一张老照片的故事》发表在1998年12月27日的《羊城晚报》上。她把我们几个的经历、成长过程都详细做了介绍。那之后，上海东方电视台根据俞珉的文章把我们几个都找到北京，拍了一期《星期五档案》第七十四期，把当时的事情都说得很清楚了。 2005年中国抗战胜利60周年，伫立在王府井大街上的《我们热爱和平》雕塑1999年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他是个志愿军老战士，希望我去他家。于是我和先生一起去了他北京的家，在金沟河干休所。他家里只有他自己，老人叫张登魁，他1947年参军，先后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解放大西北、抗美援朝战争，在朝鲜任铁道兵团一师三团桥梁连代理指导员。 2009年5月23日是母亲创办北海托儿所60周年纪念日。《我们热爱和平》照片是在北海拍的，找的都是北海托儿所的孩子。当年托儿所在大门口按照那张画立了一对雕塑（照片中的小女孩是托儿所宣传片小主角萌萌）他一直致力于儿童文学的创作，在看到中国老年报上登载的《和平鸽的故事》后，写了一篇文章，参加建国五十周年征文活动，还得了奖，题目叫《志愿军老战士怀念你们——写给“和平天使”马越和孟运》。他说那个奖不是给他的，是给文章里的两个孩子的，于是想办法联系到我。我们在他家里聊了一下午。 与世界反法西斯和平文化中心倡建发起人胡山留念（2020.10.4）我遇到过不少志愿军叔叔，他们都是告诉我：我们在战场上就是为了你们去杀敌的，为了你们，为了祖国的下一代，我们什么都不怕！ 全国闻名的海军空战英雄高翔老人张登魁当年的老团长、政委李万华在一次为争取抗美援朝最后胜利而奋斗的动员会上，手举着《我们热爱和平》的宣传画说：我们要为这两个孩子而战，这两个娃子不仅代表着祖国千千万万孩子的心愿，也是全世界热爱和平的孩子们的化身！ 丹东鸭绿江大桥畔，矗立着《我们热爱和平》雕像张老说，在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常常是热泪纵横，数度哽咽，激动地拿不住手中仿佛千钧力重的那支钢笔。烈士们拼劲一腔热血的呐喊声在他的耳边排山倒海般一遍又一遍地响起：同志们，为了两个娃子们，为了祖国的明天，前进啊！前进！前进！ 这样的故事真的还有好多，每次听到总能让人热血沸腾。 我们必须对得起那些在朝鲜战场上英勇牺牲的志愿军将士，对得起那些怀揣招贴画、为祖国为人民慷慨赴死的革命英雄。 他们是天地间“最可爱的人”，绝不辜负他们，是我们一生的信念。 孟运，1948年出生，1964年入伍，转业后于1987年考入美国亚特兰大大学攻读MBA，1996年放弃美国绿卡和工作回到祖国。退休前，系北京华联汽车公司副总经理兼任北京职业商贸学院秘书长。 缅怀人民志愿军英烈，致敬《上甘岭》主题曲《我的祖国》曲作者刘炽前辈。与刘云云大姐留影于2025年7月16日，北京。 编者：胡山（右，与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朱宏佑于长征天险腊子口。罗解难摄）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会员，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首任青年部部长。原国家外经贸部干部、外交官，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企业协会·中国货主协会执行秘书长。苏联飞鹰寻访团、美国飞虎寻访团副团长。世界反法西斯和平文化中心倡建发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