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飞夺泸定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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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面不宽，百十来米，可水急，打着旋涡，浪头一个接一个砸在两岸的峭壁上，声音闷得像滚雷。铁索桥横在河面上，十三根黑沉沉的铁链，在风里微微晃动——桥板早被抽走了，只剩下光溜溜的铁索，悬在奔腾的河面上方，十四米半。1935年5月29日下午，大渡河峡谷的山风穿过铁索，发出呜呜的响声，像是某种古老的、无言的见证。桥板重新铺上了，游人走在上面，桥身微微晃动，脚下河水咆哮。桥头立着二十二根褚红色花岗岩石柱，代表二十二个名字——可其中十七根石柱上，只有部队番号和职务，名字那一栏是空的。这条河从川西高原奔涌而下，水流湍急，两岸峭壁如削。红军身后，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五十三师已到西昌北部，杨森的二十军和川康边防军的追击部队离红军也只有几天路程。5月25日，红军第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成功——用三条翘首木船，七天转运了七千人左右，可全部三万多人渡完，至少需要三十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北上，夺泸定桥。泸定桥是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建的，铁索悬桥，东西净跨一百米。东桥头连着泸定县城，守军是国民党第二十四军第四旅三十八团主力。“这座铁索桥，就是泸定桥，能否夺取，关乎着中央红军的生死存亡。”5月27日清晨，红四团从大渡河西岸的安顺场出发了。山是陡的，路是窄的，“有时，我们必须弯腰挪步，从仅容一人的绝壁间穿过”。对岸的敌人发现了他们，子弹飞过来，部队只好绕路爬山。5月28日清晨，军委又来了一道急电：限二十九日夺下泸定桥。“伸手不见五指，加上饥肠辘辘，又都是泥泞小道，”唐进新说，“我和战友们一个个被淋了个透，那次急行军，是我这辈子所有行军中最紧张、也是最艰难的一次。”杨成武想了个办法：点起火把，用刚消灭的川军番号迷惑敌人。“碰到敌人，就留下一部分人打仗，别的人继续跑步前进。”决定从二连挑选二十二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突击队。

时任红四团党总支书记的罗华生将军后来回忆，二十二名勇士是他亲自到二连挑选的。得知突击队名单里没有自己，他急了，找到领导要求参加。组织上考虑到他是党支部书记，又擅长近战，同意了——增补他为突击队指导员。他们是：二连连长廖大珠、二连政治指导员王海云、二连党支部书记李友林、三连党支部书记刘金山、二连四班副班长刘梓华。另有二连特等机枪手赵长发、战士杨田铭、战士“云贵川”、战士魏小三、战士刘大贵、战士王洪山、战士李富仁。所有武器一齐开火——轻重机枪、迫击炮，向对岸倾泻。

刘金山始终抓着铁链，手臂下的疤痕，正是匍匐在铁索上烫下的。他们把从桥上抽下来的木板堆在桥头，浇上煤油，点着了。他冲进火海，帽子烧着了，眉毛也烧没了，一把甩掉帽子，继续往前冲。那个从贵州入伍的苗族小战士——“云贵川”——紧跟在廖大珠身后。战斗结束后，刘金山才发现自己身上大片皮肤被烫焦，右手手心粘在刀把上，血肉模糊。二十二名勇士——包括牺牲的四个人——每人一套列宁服、一支钢笔、一个日记本、一个搪瓷碗、一双筷子。二十二个人，除了当场牺牲的四名勇士，其他人还没来得及留下姓名，就又投入了新的战斗。长征还在继续，前面还有腊子口，还有雪山草地，还有数不清的仗要打。有人说他后来牺牲了，但什么时候、在哪里、怎么牺牲的，没有人确切知道。

那一年他二十一岁，已经是有五年作战经历的“老红军”，是熟练使用双枪的神枪手。新中国成立后，他参与创办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核物理系，担任近代物理系第一任党总支书记。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多方救治无效，4月17日病逝于北京陆军总医院，终年三十五岁（一说三十九岁）。1930年除夕之夜，地主狗腿子闯进他家，抢走了全家仅有的几升米和半斤肉。杨成武将军晚年回忆，突击队里有一个在贵州入伍的小战士，只有十六七岁，中等身材，眉棱、颧骨很高，脸带褐黑色，眼大而有神。家里很穷，从小跟着父亲在深山密林采药、打柴，攀岩涉水很内行。入伍时没有名字，战友们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云贵川”。突击队队长廖大珠同志一跃而起，带头冲进火海……又一个突击队员冲过去了：这是个从贵州入伍的苗族小战士……”三个月后，1935年9月16日，红四团受命夺取腊子口。腊子口两边是峭壁，正面最窄处只有三十米宽，敌军据险扼守。部队打算正面强攻，同时派人迂回峭壁背后，前后夹击。他带上战士们用绑腿布带接起来的长绳，用一根带铁钩的竹竿勾住峭壁缝隙，一步步攀了上去。第二天清晨，总攻开始，红四团前后夹击，攻占了腊子口。只知道他是一名苗族小战士，十六七岁，眉棱很高，眼大而有神。

他叫王永模，泸定县的教育工作者，后来任泸定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他发现，“飞夺泸定桥”的二十二位勇士没有留下任何资料。1975年，泸定县委组成调查小组，王永模带着几个人出发了。他们八次进京，三下江南，在全国各地找当年参战的红军老战士和老首长。在刘伯承、肖华、杨成武、罗华生等老前辈的回忆录里找线索。后来通过函调，收到廊坊军分区的回复，证实刘梓华就是二十二勇士之一。在北京，他从杨成武那里得知了廖大珠、王海云、刘金山三位勇士的姓名。1985年1月，王永模到北京邀请杨成武参加飞夺泸定桥五十周年庆典。他找到李友林的子女——1987年，李友林的四个孩子在参观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时，偶遇了父亲的雕像。他找到杨田铭的女儿，通过江西省图书馆的资料和杨田铭上世纪六十年代写的回忆文章，确认了杨田铭的身份。到2019年，二十二位勇士中，完全可以确认身份的只有五位：廖大珠、王海云、李友林、刘金山、刘梓华。另有七名找到了姓名但未完全确认：赵长发、杨田铭、“云贵川”、魏小三、刘大贵、王洪山、李富仁。活下来的四个人——李友林、刘金山、刘梓华、杨田铭——两个人被授予了军衔。另外两个，一个病逝于1951年，一个逝于1963年。还有那个叫“云贵川”的苗族少年，十六七岁，攀上过泸定桥的铁索，又攀上过腊子口的峭壁，然后就再也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杨成武晚年说，打过这么多仗，最惨烈、最悲壮的，还是飞夺泸定桥。他们有家庭，有家乡，有父母，有十六七岁或二十一二岁的生命。他们攀上铁索的时候，脚下的河在咆哮，对面的子弹在飞，他们知道可能会掉下去——魏小三掉下去了，刘大贵也掉下去了。王永模找了四十多年，说“只要还有一口气，我都要继续找下去”。九十多年过去了，那些名字还没找回来…但找的人，还没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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