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外高加索三国》连载（8）

书与远方

【导读】如果说格鲁吉亚的葡萄酒与东正教的双重圣地，格鲁吉亚是一个被葡萄酒和东正教双重浸润的国度。那么阿塞拜疆的宗教史，是一部从圣火到新月的信仰更迭史，并且在千年信仰更迭和多元文化融合中还坚守着自己的独特的世俗化和宽容性特征。

4.3 格鲁吉亚：葡萄酒与东正教的双重圣地

格鲁吉亚是一个被葡萄酒和东正教双重浸润的国度。在这里，宗教信仰与日常生活的融合达到了令人惊叹的程度——葡萄酒不仅是一种饮品，更是宗教仪式中不可或缺的圣物；东正教不仅是一种信仰，更是融入了每一个格鲁吉亚人血脉的文化基因。格鲁吉亚正教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4世纪，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基督教会之一，而格鲁吉亚的葡萄酒酿造传统更是可以追溯到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是世界葡萄酒的发源地。这两种古老的传统在格鲁吉亚的土地上交织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宗教文化景观。

圣尼诺传教与全民皈依

格鲁吉亚的基督教化，与一位名叫圣尼诺的女传教士密不可分。圣尼诺大约于公元280年出生于小亚细亚的卡帕多西亚地区（今土耳其境内），相传她是耶路撒冷牧首的侄女，从小受到了良好的基督教教育。在一次异象中，圣母玛利亚向她显现，交给她一个用葡萄藤和头发制作的十字架，命令她前往格鲁吉亚传教。圣尼诺于是沿着商路来到了格鲁吉亚的伊比利亚王国（今格鲁吉亚东部），开始了她的传教生涯。

图4-7 季瓦里修道院（图片来自网络）

当时的伊比利亚王国信奉的是琐罗亚斯德教和自然崇拜，国王米里安三世对基督教持排斥态度。圣尼诺在格鲁吉亚传教初期，主要是通过治病和祈祷来展示基督教的力量。相传她治愈了许多病人，包括王后娜娜的重病，使得王后和许多宫廷贵族皈依了基督教。但国王米里安三世仍然不信，直到有一次他在森林中打猎时迷失了方向，天空突然变得漆黑一片，国王在恐惧中向基督祈祷，天空立刻恢复了光明。深受震撼的米里安三世皈依了基督教，并于公元330年代左右宣布基督教为伊比利亚王国的国教，使格鲁吉亚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基督教国家之一。

圣尼诺在格鲁吉亚传教期间，建造了格鲁吉亚最早的教堂，其中最著名的是姆茨赫塔的斯维特茨霍维利大教堂的前身。相传圣尼诺在姆茨赫塔竖立了一个木制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后来被称为“生命之柱”，据说具有神奇的治愈力量。斯维特茨霍维利大教堂因此成为格鲁吉亚最神圣的教堂之一，是格鲁吉亚正教会的精神中心，也是格鲁吉亚历代国王的加冕和安葬之地。圣尼诺于公元358年左右在格鲁吉亚的卡赫季地区去世，她的墓地位于博德贝修道院，至今仍是格鲁吉亚重要的朝圣地。圣尼诺被尊为格鲁吉亚的守护圣徒，她的葡萄藤十字架成为格鲁吉亚最神圣的圣物，至今保存在姆茨赫塔的斯维特茨霍维利大教堂中。

格鲁吉亚正教会的发展脉络

格鲁吉亚正教会的正式名称是“全格鲁吉亚至圣至公使徒自治正教会”，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自主正教会之一。格鲁吉亚正教会的最高领袖是全格鲁吉亚的大主教和牧首（Catholicos-Patriarch of All Georgia），驻锡于第比利斯的圣三一大教堂，现任牧首是伊利亚二世，他自1977年担任牧首以来，在格鲁吉亚社会中享有极高的威望和影响力。

图4-8 第比利斯圣三一大教堂（书与远方摄）

格鲁吉亚正教会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重要的阶段。公元4世纪皈依基督教后，格鲁吉亚教会最初隶属于安提阿牧首区，由安提阿牧首任命主教。公元484年，格鲁吉亚教会获得了自治权，开始自主选举大主教。公元1010年，格鲁吉亚教会正式获得了自主地位，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正教会，不再隶属于任何其他牧首区。这一地位在巴格拉特王朝的黄金时代得到了巩固和发展，格鲁吉亚正教会在这一时期建立了完善的教会组织体系，创办了大量的修道院和神学院，发展出了独特的格鲁吉亚基督教神学和礼仪传统。

然而，格鲁吉亚正教会的自主地位在历史上曾多次被中断。十三世纪蒙古西征后，格鲁吉亚陷入了长期的分裂和战乱，教会的影响力有所下降。十九世纪初，沙俄吞并格鲁吉亚后，俄罗斯正教会于1811年废除了格鲁吉亚正教会的自主地位，将其纳入俄罗斯正教会的管辖之下，格鲁吉亚的大主教由俄罗斯圣主教公会任命，教会的财产和土地被大量没收。这一时期被格鲁吉亚正教会视为“被奴役时期”，但教会仍然在格鲁吉亚的民族文化传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格鲁吉亚语的宗教仪式和教育得以保留。

1917年俄国革命后，格鲁吉亚正教会于1917年三月二十五日宣布恢复自主地位，重新选举了自己的牧首。但苏联时期，教会再次遭受了严重的压制，大量教堂和修道院被关闭或拆毁，神职人员被逮捕和处决，宗教活动受到严格限制。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随着苏联的开放政策，格鲁吉亚正教会才逐渐恢复了活力。1991年格鲁吉亚独立后，格鲁吉亚正教会的地位迅速提升，1990年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正式承认了格鲁吉亚正教会的自主地位。今天，格鲁吉亚正教会是格鲁吉亚社会中最受尊敬和最有影响力的机构之一，拥有超过350万信徒（约占格鲁吉亚人口的83%），管理着数千座教堂和修道院，在教育、文化、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民间信仰与宗教民俗融合

格鲁吉亚的宗教生活最显著的特征，是东正教信仰与民间信仰和民俗传统的深度融合。在格鲁吉亚，宗教不仅仅是教堂里的礼拜和仪式，更是融入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出生、婚礼到葬礼，从节日庆典到日常饮食，东正教的信仰和符号无处不在，与格鲁吉亚古老的民间传统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宗教民俗文化。

图4-9 克韦夫里陶瓮（图片来自网络）

葡萄酒与宗教的融合是格鲁吉亚最具特色的文化现象。格鲁吉亚是世界葡萄酒的发源地，考古发现证明这里的葡萄酒酿造历史可以追溯到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在格鲁吉亚的传统文化中，葡萄酒不仅是一种饮品，更是一种神圣的物质，与东正教的圣体圣事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格鲁吉亚的教堂仪式中，葡萄酒是圣血的象征，牧师在弥撒中使用葡萄酒来代表基督的血。在民间，葡萄酒是宴会和庆典中不可或缺的饮品，格鲁吉亚人在宴会上有“敬酒”（Tamada）的传统，宴会主持人会依次为各种主题敬酒，每一杯酒都伴随着一段祝酒词，其中许多祝酒词都带有宗教色彩——为上帝、为圣徒、为祖先、为和平而敬酒。这种敬酒传统被视为格鲁吉亚文化的精髓，而葡萄酒则是连接人与神、人与祖先、人与人之间的神圣媒介。

格鲁吉亚的宗教节日也是民间信仰与东正教传统融合的重要场域。格鲁吉亚正教会的历法中有许多圣徒纪念日和宗教节日，其中最重要的是复活节和圣诞节（格鲁吉亚正教会使用儒略历，圣诞节在1月7日）。在这些节日里，格鲁吉亚人会前往教堂参加弥撒，然后与家人和朋友团聚，享用传统的节日美食。除了正式的宗教节日外，格鲁吉亚还有许多地方性的“圣徒节”，每个地区和每个教堂都有自己的守护圣徒，在圣徒纪念日这一天，当地会举办盛大的庆典活动，包括宗教仪式、民间音乐和舞蹈、传统美食和集市。这些庆典活动往往融合了基督教和前基督教的元素，如在圣徒节上祭祀祖先、向自然神灵祈福等，反映了格鲁吉亚宗教信仰的多层性和包容性。

在格鲁吉亚的民间信仰中，还保留着许多前基督教时代的自然崇拜元素。高山、森林、河流和泉水在格鲁吉亚的民间信仰中仍然具有神圣的意义，许多教堂和修道院建在古代异教神庙的遗址上，将基督教的神圣性与古老的自然崇拜传统结合在一起。格鲁吉亚人相信某些泉水和树木具有治愈和祝福的力量，会在这些地方留下小布条或小十字架作为许愿的标记。这种民间信仰与东正教的融合，使得格鲁吉亚的宗教生活呈现出一种生动而多元的面貌——既有庄严的教堂仪式，也有朴素的民间信仰；既有神学的深邃，也有生活的温度。

4.4 阿塞拜疆：从圣火到新月的信仰更迭

阿塞拜疆的宗教史，是一部从圣火到新月的信仰更迭史。在这片土地上，琐罗亚斯德教的圣火曾经燃烧了一千多年，基督教的教堂曾经矗立在山间，而最终，伊斯兰教的新月成为了占据主导地位的宗教符号。今天的阿塞拜疆是一个以伊斯兰教为主的世俗国家，97%的人口信仰伊斯兰教，其中大多数属于什叶派。但阿塞拜疆的伊斯兰信仰呈现出独特的世俗化和宽容性特征，与中东其他伊斯兰国家有着明显的区别。这种独特性，正是阿塞拜疆千年信仰更迭和多元文化融合的历史产物。

拜火教的千年遗存

在伊斯兰教传入之前，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是阿塞拜疆地区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左右。琐罗亚斯德教由古代波斯先知琐罗亚斯德创立，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神教之一，对后来的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琐罗亚斯德教的核心教义是光明与黑暗的二元对立，阿胡拉·马兹达（智慧之主）代表光明和善良，安格拉·曼纽（破坏之神）代表黑暗和邪恶，两者之间进行着永恒的斗争。火是阿胡拉·马兹达的儿子，是光明和神圣的最直接体现，因此拜火教徒将火视为最神圣的元素，在火神庙中供奉永恒的圣火，通过火来与神灵沟通。

图4-10 阿特什加火神庙（图片来自网络）

阿塞拜疆之所以成为拜火教最重要的圣地之一，与其独特的地质现象密切相关。阿塞拜疆境内蕴藏着世界上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之一，天然气从地表裂缝中自然喷出，遇到火源就会持续燃烧，形成了“永恒之火”的奇观。在古代，这种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被视为神迹，吸引了众多拜火教徒从波斯和中亚远道而来朝拜。阿塞拜疆的“火之国”称号，正是源于这种古老的拜火教传统和独特的地质现象。在阿塞拜疆语中，“阿塞拜疆”一词的词源就与“火”有关，可能来源于古波斯语的“火之地”。

阿塞拜疆最著名的拜火教遗址是巴库附近的火神庙，位于巴库半岛的苏拉哈尼村，距离巴库市区约30公里。这座火神庙建于17世纪，是来自印度的拜火教徒（帕西人）在古代圣火遗址上修建的朝拜场所。火神庙的建筑呈四边形，中央是一个八角形的圣坛，圣坛上方的天然气口喷出永恒的火焰，周围是供朝拜者居住和修行的房间。火神庙的建筑风格融合了波斯、印度和高加索的元素，墙壁上刻有梵文和旁遮普文的铭文，记录了朝拜者的名字和祈祷文。在十九世纪，由于附近的天然气被开发利用，火神庙的自然火焰逐渐熄灭，后来通过管道引入天然气恢复了火焰。今天，火神庙是阿塞拜疆最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址之一，也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保存完好的拜火教火神庙之一。

除了火神庙外，阿塞拜疆还有著名的“火焰山”，位于巴库半岛的阿希尔村，是一座天然气持续燃烧的山坡。火焰山的火焰从山坡的裂缝中喷出，高达数米，终年不熄，即使在雨天也不会熄灭。这种自然喷火现象在古代被视为神迹，吸引了无数朝拜者。今天，火焰山是阿塞拜疆著名的旅游景点，也是拜火教文化的重要象征。阿塞拜疆的首都巴库在2015年举办了第一届欧洲运动会，其吉祥物就是一个名为“火焰”的卡通形象，而巴库的三座摩天大楼被设计成火焰的形状，被称为“火焰塔”，夜晚会被灯光照亮，呈现出跳动的火焰效果。这些现代的设计和符号，无不体现了拜火教文化在阿塞拜疆身份认同中的核心地位。

伊斯兰化进程与教派分布

公元7世纪，阿拉伯帝国的军队入侵外高加索，伊斯兰教开始在阿塞拜疆地区传播。最初，阿拉伯征服者主要是建立政治统治和征收赋税，并没有强制当地居民改宗伊斯兰教。但随着阿拉伯帝国的政治稳定和伊斯兰文化的繁荣，越来越多的当地居民开始皈依伊斯兰教。到公元9世纪，阿塞拜疆地区已经出现了大量的穆斯林社区，清真寺和伊斯兰学校开始建立。公元11世纪，塞尔柱突厥人从中亚向西迁徙，进入阿塞拜疆地区，带来了突厥语和突厥文化，进一步巩固了伊斯兰教在这一地区的地位。到公元13世纪，阿塞拜疆地区已经基本完成了伊斯兰化，伊斯兰教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宗教。

图4-11 沙马基聚马清真寺（书与远方摄）

阿塞拜疆的伊斯兰教派分布呈现出以什叶派为主、逊尼派为辅的格局。今天，阿塞拜疆的穆斯林中约65%-75%属于什叶派，约25%-35%属于逊尼派。什叶派主要分布在阿塞拜疆的南部和中部地区，包括巴库、占贾和大不里士（今伊朗境内）等历史文化中心；逊尼派主要分布在阿塞拜疆的北部和西部地区，尤其是与格鲁吉亚和达吉斯坦接壤的地区。这种教派分布的形成，与阿塞拜疆的历史发展密切相关。

什叶派在阿塞拜疆的传播主要始于16世纪波斯萨法维王朝的建立。萨法维王朝以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为国教，通过国家力量在其统治范围内大力推行什叶派信仰。阿塞拜疆地区是萨法维王朝的核心领土之一，什叶派信仰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深化。萨法维王朝的建立者伊斯玛仪一世本身就有阿塞拜疆突厥人的血统，他的军队主要由阿塞拜疆的突厥部落组成，阿塞拜疆语是萨法维王朝的宫廷语言之一。这种政治和文化上的紧密联系，使得什叶派信仰在阿塞拜疆深入人心，成为阿塞拜疆穆斯林的主流教派。

逊尼派在阿塞拜疆的存在则主要与北部地区的部落传统和地理环境有关。阿塞拜疆北部的山区和丘陵地区，历史上是突厥和高加索部落的聚居地，这些地区与逊尼派占主导的达吉斯坦和车臣地区接壤，受到了逊尼派苏菲教团的深刻影响。在这些地区，伊斯兰教往往与部落传统和苏菲神秘主义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民间信仰形态。需要指出的是，阿塞拜疆的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关系总体上是和谐的，两派之间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宗教冲突，这与阿塞拜疆长期的世俗化传统和宽容的宗教文化密切相关。

世俗化伊斯兰的当代形态

当代阿塞拜疆最显著的宗教特征，是其高度世俗化的伊斯兰信仰。虽然97%的阿塞拜疆人信仰伊斯兰教，但阿塞拜疆是一个严格的世俗国家，宪法规定政教分离，宗教不得干预国家政治和公共生活。阿塞拜疆的世俗化传统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初的阿塞拜疆民主共和国时期（1918至1920年），当时的阿塞拜疆是伊斯兰世界中第一个建立世俗民主共和国的国家，赋予了妇女选举权，实行了世俗教育和法律制度。苏联时期，无神论政策进一步强化了阿塞拜疆的世俗化特征，宗教活动受到严格限制，伊斯兰教在公共生活中的影响被大大削弱。1991年独立后，阿塞拜疆政府坚持世俗化原则，将世俗主义写入宪法，对宗教活动进行了规范和管理。

图4-12 巴库老城清真寺穹顶（图片来自网络）

阿塞拜疆的世俗化伊斯兰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为一种“私人化”的信仰形态。对大多数阿塞拜疆人来说，伊斯兰教更多是一种文化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象征，而不是严格的宗教戒律和日常实践。许多阿塞拜疆人并不每天进行五次礼拜，也不在斋月期间严格斋戒，酒精饮料在阿塞拜疆的餐厅和酒吧中随处可见，妇女的着装也非常自由和西化，戴头巾的妇女在城市中属于少数。阿塞拜疆的穆斯林往往将伊斯兰教视为一种道德伦理和文化传统，强调的是善良、宽容、好客和家庭价值，而不是严格的宗教仪式和教法实践。这种世俗化的信仰形态，使得阿塞拜疆成为伊斯兰世界中最世俗、最开放的国家之一。

阿塞拜疆政府对宗教事务的管理也体现了世俗化的原则。阿塞拜疆的宗教事务由国家宗教事务委员会负责管理，所有宗教团体必须在政府注册，宗教活动必须在经过批准的宗教场所进行，未经批准的宗教传教活动被禁止。阿塞拜疆政府对宗教极端主义和原教旨主义保持高度警惕，采取了严格的措施防止境外宗教极端势力的渗透。在阿塞拜疆，瓦哈比派和萨拉菲派等极端宗教思潮被视为国家安全的威胁，受到政府的严格管控。这种对宗教极端主义的警惕和防范，与阿塞拜疆的世俗化传统和国家安全考量密切相关。

然而，阿塞拜疆的世俗化也面临着一些挑战。1991年独立后，阿塞拜疆经历了一定程度的宗教复兴，新建的清真寺数量大幅增加，参加宗教活动的人数也有所上升，尤其是在年轻一代中，对伊斯兰教的兴趣和认同有所增强。同时，来自伊朗和土耳其的宗教影响力也在阿塞拜疆有所渗透，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宗教网络都在试图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这些变化引发了阿塞拜疆政府对宗教极端主义和外部势力渗透的担忧，政府因此加强了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和控制。如何在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时维护世俗化原则和国家安全，是阿塞拜疆政府面临的长期挑战。但总体而言，阿塞拜疆的世俗化伊斯兰传统已经深入人心，成为这个国家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太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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