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又一季麦茬黄

激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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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过去了，村口那棵槐树还在。

树干比记忆里粗了一圈，皮皴裂得更深。树下那块青石板也还还在，边缘磨得圆钝，中间微微凹下去，多少代人坐出来的。

我从旁边走过去，没坐。坐下去就得拍裤子，拍裤子就得回家换，我妈准要问，坐石板上了？这句话本身没什么，可一问一答之间，你就得解释为什么要在村口坐一块石头。解释不清楚。你自己也说不清楚。

路还是那条路。往西走，过两户人家，拐弯，经过一片杨树林子，再直走就是老宅。路面铺过水泥了，从底下拱出来的树根，把路顶得一棱一棱的。小时候骑车经过这段总得站起来蹬，不然硌得屁股疼。现在我慢悠悠走着，不用赶什么。

沿途的墙根底下还留着些模糊的石灰字，雨淋了几十年，早看不出写的什么，可位置我记得，东头第二家山墙上原来写“计划生育人人有责”，第三个“计”字底下那横拖得特别长，是刷标语的人当时打了个喷嚏。这些细枝末节的东西，走得越近，冒出来的越多。

田在路南边。麦子已经收了，田里只剩齐刷刷的麦茬，黄白黄白的，戳在干裂的土面上。远处有人烧麦秸，烟柱歪歪斜斜往天上爬，到了半空就散了，跟几十年前一样散法。我记得有一年麦收，我负责抱麦个儿，抱到第三趟就蹲在田埂上看一只蚂蚱啃麦叶，看着看着忘了时间。我爸从田那头喊我，声音穿过整片麦地传过来，闷闷的，像从一口大缸里发出来的。

待到晚上，我的胳膊上全是麦芒划的口子，沾了汗，一道一道蜇得慌。现在田埂上没人喊我，我站了一会儿，蚂蚱倒是还有，蹦到脚面上又蹦走了。麦茬地里有几棵落生的麦苗，绿得扎眼，可再过几天上冻，它们也就活不成了。黄淮平原的冬天干冷干冷的，地冻得裂口子，风从北面刮过来，一路上没什么挡头，把麦秸屑和碎土面子卷得满地跑。

继续走。杨树林子还在，树比从前粗了，有些枝子已经伸到路面上来。风一吹，叶子哗啦啦响。从前觉得这声音好听，像有人在树梢上撒豆子。现在听着，觉得吵。杨树后面那户人家搬走了，门锁着，院子里一棵枣树高过了屋脊，枝头挂着几颗红透的枣，没人打。麻雀在树上啄，啄一口，枣晃一下。我站住看了一会儿，想起这家有个姑娘叫小萍，弹弓打得好，能打中十步外的酒瓶盖。后来嫁到县城去了，再没见过。她家院墙根底下原来有一口压水井，铁把手锈得通红，压起来吱嘎吱嘎响。现在井还在，井台上晒着一层干了的绿苔，没人用了。这一片人家前些年通了自来水，水龙头一拧，水就来了，方便是方便，可再也听不见吱嘎吱嘎的声响。

老宅在路尽头。院墙塌了一截，用碎砖头临时码着。我妈开的门，身上还系着围裙，手上有面糊。她说，回来了？我说嗯。她说饿不饿，先吃块饼。我说不饿。然后就进了屋。屋里还是那股味道：潮气混着樟脑丸，还有灶膛里柴火没烧透的烟味。我爸坐在堂屋看电视，见我进来，把烟掐了，说，路上好走？我说好走。他说，听说东头化堂家的儿子搞大棚发了。我说哦。他说，你还记得化堂家儿子不？我说记得，鼻涕邋遢的。我爸笑了，说现在人家开奥迪回来过年。

我在家住了三天。去东头看了化堂儿子家的大棚，没碰见人。棚里种的是反季节蔬菜，秧子爬了一人多高，湿热的空气里一股青草的生涩味。去村部转了一圈，换了新牌子，其他没变。去小时候常洗澡的坑塘看了看，水浅了，边上漂着几个农药瓶子，水色发浑，再没有孩子扎猛子了。还去了一趟村卫生院，原先的房子全拆了，原址上盖了个超市，喇叭在门口循环放“好消息好消息”。我站了一会儿，不知道该买点什么，最后买了瓶水。

离开那天我妈送我到村口。她说，下次回来多住几天。我说好。她说，你那些书还堆在楼上，有空拾掇拾掇。我说好。她说，路上慢点。我说好。车开了，我从后视镜里看她往回走，走到槐树底下停了一下，大概是想坐，又没坐，拍了拍裤子上的灰，接着往家去了。后视镜里的槐树越来越小，最后缩成一个黑点儿，混在一大片平展展的麦田里，分不清了。

路还在。田也还在。我从这条路回来，又沿着这条路走掉。路两边的东西一样不少，可我想碰见的那些日子，一个也没碰上。它们躲在这条路上的某个地方，我走一百遍也找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