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恋

沂河银鱼

贺兰娜抱着那只军绿色帆布包走出顺德府火车站时，晨雾还没散尽。站前广场上拉客的面包车挤成一团，她正低头掏手机，一辆深蓝色面包车忽然贴着她急刹下来，侧门哗地拉开，一只手伸出来抓住她怀里的包带猛地一扯。

她没松手。整个人被拖得膝盖磕在马路牙子上，嘴里只知道喊：“抢东西——！”声音又尖又哑，不像自己的。车里又伸出一只手，两只手一起拽，帆布包的带子在她掌心里勒得发烫。

然后那两只手忽然松了。

她听到一声闷响，像沙袋砸在土墙上。一个人影已经站在面包车车头前面了，不高，不壮，穿一件洗得发白的靛蓝布衫。司机往左打方向，他往左移一步；往右打，他往右移一步。车里跳下来三个人，领头的攥着一把弹簧刀，刀尖在晨光里闪了一闪。蓝布衫侧身让过第一下捅刺，左手在疤脸手腕上一搭一翻，弹簧刀当啷掉在地上。第二个人从侧面扑上来，他身子往下一矮，肩膀顶在那人肋下。第三个人转身想爬回驾驶座，他伸脚在车门框上一勾，那人整张脸拍在门槛上。

前后不到两分钟。

他转过身来，贺兰娜才看清他的脸——眉骨平直，鼻梁挺秀，嘴唇抿得很紧。他蹲下来看她膝盖上的伤，从裤兜里摸出一方叠得方正的手帕递过来：“能站起来吗？”

贺兰娜点点头，攥着包带子的手还松不开。他看了一眼她死死抱在胸前的包，没问里面是什么，只说：“先别动，等警察来。”

“不能等。”她嗓子干得发疼，“我十点之前要到开元寺展区，这个包里的东西，一刻都不能离手。”

他看了她两秒钟，站起来把广场边一辆二八大杠推过来，后座上绑着竹筐，筐里几包中药。他把药包塞进车把布袋里：“上车。我送你。”

“你的药——”

“药是给我阿婆抓的，晚一个钟头煎不碍事。你这包东西晚一个钟头，我看你命都要搭进去。”

贺兰娜侧坐在后座上，一只手搂住他的腰，一只手把帆布包夹在两人中间。晨风灌进领口，她这才觉出膝盖上的疼来。

“我叫尉迟德。”他的声音从前头传过来，“顺德府本地人。练拳的。”

“贺兰娜。虔州来的。做砚的。”

开元寺前的展区设在寺院东侧老广场上，柏树森森。贺兰娜把五方砚台一方一方摆在棉布上，晨光穿过柏树叶落在石面上，那方父亲留下的“回望”被照得暖了一些——淡赭色的人形站在鹅黄的水纹上，回头望着什么。尉迟德在旁边看了一会儿，指着那道淡赭色的人形说：“这个人，在等什么人吧。”

贺兰娜一愣。父亲当年说“像一个人站在江边，回头看”。她一直以为那个“回头”是留恋。尉迟德说“在等”——一字之差，意思翻了个面。

展览那三天，他每天下午都来展位坐一会儿，有时候带两块街口买的枣泥糕，有时候什么都不带，就坐在柏树底下听她给参观的人讲石城砚的工序。有一回一个老先生问她石城砚的石色为什么这么杂，她解释了半天“花蕊石”的天然纹理，老先生还是半懂不懂。尉迟德在旁边忽然说了一句：“就跟人一样，花纹是天生的，但磨久了，光就出来了。”老先生一下子明白了。

贺兰娜当时没说什么，但心里动了一下。这个练拳的人，好像总能把她说不清楚的事情用几句大白话给说清楚。

送站那天早上，他骑了拳馆里一辆旧三轮来，车斗里铺着干净棉垫。到了进站口，他从坐垫底下摸出一个报纸包的小包递给她。拆开一看，是一方砚台，不大，单手就能托住，石料是普通的灰石，砚堂挖得不算精细，边上还留着一道没磨平的錾痕。砚额上刻着两个字，笔画有深有浅，一看就是生手刻的——

“且住”。

“我刻的。”他摸了一下后颈，那个地方微微红了，“刻得不好。石头是从河边捡的，老先生说不是砚石，养不了墨。你回去摆在工台上，当个镇纸也行。‘且住’就是——先别急着走的意思。”

贺兰娜捧着那方粗拙的石头砚，鼻子忽然发酸。她见过太多精美的砚台，没有一方像手里这块一样，让她觉得石头是热的。

回到虔州之后，她把“且住”摆在工台左上角，父亲以前放茶缸的位置。每天晚上八点，拳馆旁边小卖部的老板娘会朝里头喊一嗓子：“尉迟——电话——”他就从拳馆里跑出来，手上还带着拳套，用肩膀夹着听筒喘匀了气才开始说话。说来说去也没什么要紧事，他说今天教一个六岁的娃娃打拳，娃娃把他阿婆养的芦花鸡追得满院子飞；她说今天锯石锯偏了一道，一方料废了半截，心疼得晚饭都没吃好。这些话写在纸上大概一句也留不下来，但她每天八点之前会把工台收拾干净，把座机旁边的杂物挪开，等着那一声铃响。

入秋之后，彭城做磁州窑的冯见山找上门来，想签三十方砚的订单。贺兰娜拿不定主意，打电话问尉迟德。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说：“你阿爸那方‘回望’，你舍得把拓片给他做包装吗？拳馆里有一句话——宁丢一亩地，不丢一趟拳。地丢了还能再挣，拳丢了，人就空了。”

贺兰娜最终只接了三方砚。冯见山在电话里笑了半天：“你比你阿爸还倔。”

那年冬天，尉迟德来虔州看她。贺兰娜带他去琴江边上看那棵冻伤后又发了新芽的老樟树，带他去通天寨看赭红色的丹霞石壁。他对着石壁看了很久，说：“这个颜色，你砚台上的淡赭和羊肝红，是不是就是从这种山上来的？”贺兰娜说石色是石头里长出来的。他说那也一样，石头长在什么山里，就带什么山的颜色。

临走前一晚，他在砚坊天井里吃着她做的客家酿豆腐，忽然放下筷子：“娜娜，我阿婆身体不太好了。她想见你。”

贺兰娜低头把碗里最后一块豆腐吃完，想起父亲走之前拉着她的手说的最后一句话：“娜娜，砚坊的门别关。人走了，门关了就再也开不了了。”她当时以为父亲说的是生意。后来才慢慢明白，那扇门不只是木门。

“我去。”她说。

顺德府的冬天比虔州冷得多，但尉迟德家的炕烧得很热。阿婆半靠在北屋炕上，头发全白了，在脑后绾成一个小髻。她伸出一只枯瘦的手在空中摸索了一下，贺兰娜握住，手很轻，像一把干透了的柴。

“做砚台的姑娘。”阿婆的声音很细，“德儿说，你刻的砚台里有人。”

贺兰娜在顺德府住了下来。开春之后阿婆身体见好，能拄拐棍走到巷口老槐树底下坐着了。贺兰娜用虔州带来的老坑料刻了一方“府前街”，刻的是清风楼和楼底下挑担的、推车的、站着的小人。尉迟德看了很久，指着街面上一个站着的小人说：“这个是我。我在等阿婆叫我回家吃饭。”

“你怎么知道是你？”

“因为你把我刻得比别人都高一点。”

后来冯见山从彭城打来电话，说陶匣烧好了。两人坐长途汽车去彭城看窑开匣，匣子是深赭色粗陶，匣盖上刻着“琴江在水”，边沿上剔出“回望”那道淡赭人形的轮廓，很小，不细看会以为是陶土上的旧痕。冯见山在匣盖内侧刻了一行浅字：“石不能言，匣能守之。”

从彭城回来之后，贺兰娜在顺德府又住了两个月。陈主任从虔州打来电话，说县里要建石城砚传承基地，想请她回去当驻场师傅，一年至少八个月在石城。

那天晚上尉迟德问她：“你阿爸守石城砚，守到后来，守的是砚台本身，还是砚台里那个‘等人’的东西？”

贺兰娜在堂屋里坐了很久。她想起父亲说的“门别关”——那扇门是手艺的门，是砚台里那个“人”的门。门不关，不是说她非得站在门里边，是说不管她在哪里，门都得开着。

她给陈主任回了电话：驻场师傅不当，但一年回去四个月带两个学徒。剩下的时间，她在顺德府，在彭城，刻她在虔州刻不出来的砚。

尉迟德把巷子深处一间空铺面盘了下来，前面摆砚台和陶匣，后面隔出一间小工坊。门楣上钉了一块木匾，是他自己刻的四个字：“琴江在水”。匾挂上去那天，阿婆拄拐棍走到巷口来看，仰头看了半天，说：“德儿，你刻字还是丑。”走了两步又停下来，没有回头：“娜娜，过年包饺子，你包南边的，我包北边的。德儿吃两样。”

贺兰娜在铺面门口坐下来，府前街上的风带着煤烟味和枣泥糕的甜香。尉迟德搬了张条凳放在她旁边，说：“以后刻砚刻累了，就出来坐这儿。”

第二年开春之前，贺兰娜用尉迟德从滏阳河捡回来的卵石刻了一方新砚。砚额上刻了一道弯弯的线，像琴江的水，又像滏阳河的水，分不太清。砚背刻了两个字，是尉迟德帮她錾的，笔画还是笨笨的，但比“且住”齐整了些——

“且在”。

匾换上去那天是正月十六。阿婆站在巷口看了一会儿，说：“‘琴江在水’太远。‘且在’近。人就在跟前，还念着远地方做什么。”

贺兰娜把父亲那方“回望”从樟木匣里取出来，放在铺面货架最高一层，背后衬了一块深灰粗布。尉迟德站在她旁边一起看那方砚。

“他还是回头。”他说。

“嗯。他还是回头。”贺兰娜说，“但他等的那个东西，已经来了。”

尉迟德没有问“什么东西”。他只是把货架上那只冯见山烧的陶匣挪了挪，让它和砚台靠得更近些。

巷口的老槐树又发了新芽。顺德府的春天来得慢，但来了就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