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院长下基层（纪实回忆）

山柏

题记

岁月浮沉，世事冷暖。一段下乡随行的平凡经历，让我在时代洪流里，见识学者风骨，读懂人情世相，也记下一段难以忘怀的旧日光阴。

　　1976年初夏，我借调到省农林局己有半年多的时间了。

这天晚上，李中立给我安排了任务：“今晚九点，中国林学院的书记罗院长从北京来山西，咱俩去太原火车站接人，明天跟着他去河曲下乡。”

到了火车站，我跟着李中立往里走。他顺利进去了，唯独我被工作人员拦住不让进。李中立只好回头，跟人家解释、交涉，最后才把我带了进去。

我当时心里挺纳闷，就问他：“为啥别人都能进，单单拦住我？”

李中立笑着说：“你看车站里来来往往的人，谁还穿带补丁的衣服？人家看你穿戴朴素老旧，以为你是外地来上访、或者准备在车站过夜的盲流。出门办事，衣裳穿得体面些，没人小瞧你。”

听了这话，我心里五味杂陈。

我这辈子，从小父母就教我，艰苦朴素是美德，勤俭最光荣。我一直照着做，踏踏实实、老老实实。可真走进社会才明白，嘴上说劳动光荣，实际上穷和朴素，往往被人看不起。

以前读书，课本里学过毛主席的话：劳动人民手黑、脚上有牛屎，也比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干净。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现实却不是这么回事。很多时候，照着书本道理做人，只会自己吃亏。

不一会儿，接人的时间到了。

罗院长一行人出站了。罗老是一位斯文温和的老人，待人客气、说话和气。同来的两位教授，也个个谦逊有礼，一点架子都没有。

　　路上闲谈，我才知道罗院长的经历不一般。他早年在美国留学，解放后，放弃国外的好条件，冲破各种阻力回国报效国家，一辈子搞教育、办学校，学生遍布全国各地。

他级别很高，行政九级，相当于副省级干部。文革以前，他就是北京林学院的院长。后来运动来了，他也受到冲击、挨过整。

一九六八年，北京林学院搬迁到云南，和当地学校合并成云南林业学院。大批教职工南迁，罗院长也跟着学校去了云南。直到“九一三事件”以后，形势缓和，他才被平反出来。一九七二年，他再次出任林学院院长，重新主持工作。

　　第二天一早，我特意换上我最好的一身涤卡衣服，跟着三位教授一起出发赶路。

三位老人都是五六十岁的年纪，精神很好，一路上有说有笑。我是基层出来的人，世面见得少，看着这些大学问家，心里很敬重，就大胆问了一句：

“罗院长，您以前一直在北京，条件那么好。后来去了云南，生活艰苦、水土不服，肯定很不适应吧？”

对于我提出的问题，罗院长脸上出现了不一样的表情，他只是嘿嘿一笑，欲言又止，我也不好意思再多问了。

因为罗院长是高级干部，路过宁武，县委政府出面接待了我们。县里一位李副书记、一位赵副县长，在招待所旁边的小饭店招待我们，四菜一汤，饭菜简单。

　　最让人不舒服的是，两位县领导只顾自己说话、聊县里的工作，对远道而来的三位老教授冷冷淡淡，基本不搭话，把几位学者晾在一边。

那个年代，就是这样，知识不吃香，读书人不受重视。“越读书越反动”的说法，在很多人心里根深蒂固。有文化，反而被人看不起。

既然人家不热情，我们也不想多停留。吃过饭，没多耽搁，继续赶路。车子跑了六七个小时，一路颠簸，天黑前总算到了黄河边上的河曲县城。

　　天色已晚，我们不想再麻烦县委政府，直接去了林学院学生实习驻村的村子。

在河曲的那几天，三位老教授一点官架子、学者架子都没有。他们天天走村入户，挨家走访，坐下来和老百姓拉家常、问情况，真心贴近群众。我在一旁看着，真切感受到这些老知识分子心里装着老百姓，和劳动人民感情很深。

白天下乡调研，晚上也不休息。每天夜里，三位教授都要和在校实习的师生开座谈会，了解学习、生活、下乡情况，常常忙到夜里十二点才结束。

　　第三天，我们启程返回太原。下午四点多，送几位教授到火车站。临上车，罗院长从包里掏出一盒中华烟，硬是塞到我兜里。

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见中华烟。那盒烟，我舍不得抽，保存了很长时间。

几天相处，一路同行，大家慢慢熟了。临别握手，心里真有点舍不得。人都是有感情的，短短几日相伴，也让人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这次跟着罗院长下基层跑一趟河曲，我收获很大，心里也开窍不少。

这些老读书人看问题，和普通人不一样。他们不只是听宣传、看表面，而是会从历史上、从根本上分析事情对错。

路上闲聊，他们聊过秦始皇焚书坑儒，聊过历朝历代的文字狱，也聊过法家、儒家的利弊。他们说，法家变法有进步的一面，但改革太急、太过火，就会给社会带来灾难。

当年舆论一边倒推崇法家、批判儒家。可这几位老教授心里看得很清楚、想得很明白：极左的搞法、过激的运动，都是暂时的，早晚要过去，社会终究会回归正常。

我听着他们的谈话，才隐隐懂得：那时候上层路线斗争很激烈，只是我们普通老百姓不懂世事，只会跟着口号乱跑。老百姓无知无觉，有时候随口说错一句话，都可能惹祸上身。

这一趟下基层，路途辛苦，却让我长了大见识、看清了许多世事人情，一辈子难忘。

作者 周三白

山柏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