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远，魏阙深 ——读《大司寇华阳徐公奉温纶予告还里序》

江城散宜人（谢绝私聊）

这篇序文的题目读来虽有些拗口，意思却很清楚。“大司寇”是刑部尚书的别称，“华阳”是徐元太的号，“温纶”是对皇帝温旨的美称，“予告”则是古代官员告归的雅称。寻绎题意：刑部尚书华阳徐公蒙皇上温旨准许，告老还乡，同僚们作序为他送行。

序文作者王樵，字明逸，号方麓，直隶金坛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官至南京刑部右侍郎。他与徐元太一同在南京刑部供职，徐元太是他的上司。金坛与宣城同属南直隶，相距不远，自有乡邦之缘；又同署共事，兼有僚属之交。

万历二十二年（1594）九月，南京城外秋意渐浓。都门之外，一众同僚前来为南京刑部尚书徐元太饯行。徐元太已经获准致仕，即将启程返回宣城老家。送行人群里，有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便是南京刑部右侍郎王樵。

在徐元太到南京赴任之前，刑部尚书一职空缺许久，是皇帝特意下旨，命他前来补任，他才南下莅事。王樵曾说：“徐公之来南，实自此始。”

徐元太到任没多久，便上书称病，请求辞官还乡。皇上体恤他，下温和的谕旨应允，还嘱咐他病愈之后，可再上奏听候召用，同时命沿途地方官府妥善照料他一路行程。一召一辞，一留一放，朝廷对老臣的体恤眷顾，还有士大夫进退之间的持重分寸，都藏在这一番去留之中。

王樵和属下同僚们在城门外摆酒为徐元太送行，古人把这种送别叫作“祖道”。举杯之时，大家互道珍重。王樵心想：徐公这次回乡，不是一般的告老还乡，总该写一篇送别序文，记下这个日子，也记下大家的心意。

序文开篇没有急着夸徐元太的功业，而是先讲了一个大话题——南京。

留都南京是太祖高皇帝开创天下的基业之地。在周朝，它好比丰镐；在汉朝，它好比丰沛。到成祖定都北平之后，南京又好比周朝的洛邑了。周成王想营建洛邑而没有建成，周公、君陈、毕公相继治理那片东郊之地，留下三代辅政的佳话。此后唐朝都长安，以洛阳为东都；宋朝都汴梁，以洛阳为西都。历代名公宿望留守其地，裴晋公、文潞公、富郑公、温国司马公，是其中最著名的几位。

明朝的南京虽称“陪京”，却与前代陪都不同，六部诸司并设，一与京师相同，并不是闲置养老之所。所以累朝名公宿望，显赫于朝堂者，也往往出自南中。换句话说，徐元太守的这座南京，分量不比京师轻。他掌的南京刑部，也不是挂名的闲差。王樵为全篇定下了调子：徐公之归，是从一个极重的位置上退下来，不是从冷板凳上退下来。

徐元太出身吏部郎官，历任藩伯，入朝为顺天府尹，这便是序中所说的“大京兆”。京兆尹是畿辅之首，责任繁重，能在此任上站得住，可见其才。不久擢升都察院右都御史，这便是“中丞”；随后受命巡抚四川，开府一方。四川一省，北连秦陇，西接番夷，南控滇黔，号为难治。徐元太抚蜀数年，筹边御寇，恩威并施，这是他在朝野最著的名声之一。以军功升户部左侍郎、兵部左侍郎，这便是序中的“少司马”，而开府如故。因劳绩召入京师，加“御史大夫”衔，兼“少司马”，赞理京营戎政。京营为天子禁军，文臣赞理戎政，是要职。朝廷委以此任，足证其才干早已为朝堂所知，功绩绝非虚声。

万历二十二年（1594 年），徐元太年近六十，以南京刑部尚书的身份获准致仕。年未老，头发未白，官已至“八座”，这就是序文所说的“黑头官八座还”。

古时官员致仕，大多是年高体弱、难任公务之时。像徐元太这样年未六十、位极“八座”而主动求去的人，少之又少。八座自汉以来，便是尚书重臣的泛称。未至六十而登此高位，又主动抽身引退，在仕途之中本就不多。“八座”是汉代以来对尚书一级高官的统称，一个未满六十的人坐上去又退下来，在仕途中并不多见。旁人看是急流勇退，王樵看，却另有说法。

王樵的比喻，落在了洛阳。徐公是宣城人，离南京很近，如今虽居家里，其实正像文潞公、富郑公、司马温公当年在洛阳一样。

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都，富韩公以司徒致仕，两人召集洛阳公卿大夫中年高德劭者，开了一个耆英会，一共十三人。这个会的规矩是尚齿不尚官，比年纪，不比官位。唯独司马温公年未七十，不够资格，文潞公素来敬重他，援引唐代狄兼谟的先例，坚持请他入会。

洛中衣冠之盛，是北宋士大夫最引以为傲的一段往事，后世人谈起，追慕不已。王樵选这个典故，选得极巧。其一，徐元太归乡，比的是文、富、司马三位，这是极高的推许。其二，尚齿不尚官是耆英会的规矩，司马光破例入会，凭的不是官位，是人望。徐元太黑头官八座还，年纪最轻而官位最高，正像司马光之入耆英会，靠的是德望而非年资。其三，也是王樵不便明说的一层，司马光入会后并没有终老洛阳，他后来出山修《资治通鉴》。再后来主持朝政，成为一代名臣。耆英会的雅集，于他是中场休息，不是终场谢幕。

徐元太归乡后的日子，王樵写得很具体。他与伯兄大银台陵阳翁朝夕相处。大银台是“通政使”的雅称，这位兄长官至通政。兄弟二人，一为尚书，一为通政，俱是宣城望族中的头面人物。兄友弟恭，晨昏相对，这份晚景清福，很像司马光。何况他的弟弟和子侄一辈，也都是当世的英才，这又是当年洛阳耆英会诸公未必有的福分。

宣城古称宛陵，自六朝以来便是人文渊薮，谢朓曾守此郡，李白数游其地，山川形胜，代有才人。今日尤其兴盛，衣冠文物，有过洛阳，无不及焉。王樵于是发问：昔人所说的洛阳盛事，难道不能在宛陵再见吗？

宋代的洛阳，元老离开朝廷后，天下人仍仰慕他的风采；明代的宣城，徐氏一门兄弟相继而出，名门望族的兴盛，转移到了宛陵。江南的文气本来就不比中原逊色，宣城又得山水之助，徐氏一门的兴盛，正可以说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

序文写到此，王樵继续铺垫，他援引范仲淹的话：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处廊庙之上，则忧其民。必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北宋庆历年间（1041 至 1048 年），范公以天下为己任，这两句话自此成为士大夫立身行事的标尺，数百年间，无人能出其右。徐元太如今身在江湖，心里却没有忘记魏阙。王樵说，他所以计安天下的方略，一 一都有定画，早晚还会出山，以慰九重之望。

读到这里，我们才明白这篇序的深意。王樵写洛阳故事，写耆英会，写司马光，写黑头归里，都不是为了唱一曲归隐的赞歌。他是在说：徐公的归乡，不是退场，是蓄势；不是闲居，是待时。他年未六十，朝廷还等他痊愈之日奏起；他胸有定画，天下还等他再出。江湖与庙堂，在徐元太身上，从来不是两处。

这也正是明代士大夫的出处之道。致仕还乡，不是一别两宽。老成谋国之人，身在家园，心在天下；朝廷留着一个痊愈即起的允诺，士大夫留着一副不忘魏阙的心肠。王樵写这些话，一半是送人，一半也是自道。王樵一生秉公执法，屡忤权贵，宦途多有起伏，序里的话，说是祝徐公，其实也是他自己奉行的准则。

回看那个秋天的都门饯席，一切都有了照应。王樵留不住徐元太，正如朝廷也留不住他。但他知道，宣城的山水养得住他的身，养不住他的志。徐元太在宛陵，杜门著述，辑《喻林》以广见闻，编《抚蜀奏议》以存政迹，也不会只是含饴弄孙。

王樵序文的结尾，落在“士大夫之所同以为徐公祝者”。这个“祝”字，说得极好。不是惜别，不是叹老，是祝愿，是期待。祝愿他早愈，祝愿他早出，祝愿他再以老成之身，安天下，慰九重。送别之文，情与理俱到，古与今打通。

黑头归里，宛陵山水逢耆英；

白首忧时，留都饯席寄深期。

江湖之远，不忘魏阙之思；

廊庙之高，常怀生民之念。

万历二十二年（1594 年）九月，徐元太上马南归，回望城阙，身后是饯行的酒，是一座城与一个王朝对他的惦记。而王樵这篇序文，也将随他的归途，从南京传到宛陵，又传到后世。

2026年10月敬书于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