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朗读的文本互涉 -- 电影《朗读者》观感之三

刘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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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简介】

2008年美德两国联合出品由英国导演和主要演员创作的电影《朗读者》讲述15岁中学生迈克尔与36岁电车售票员汉娜一场轰轰烈烈的忘年恋。汉娜热衷于在温馨亲密的气氛中聆听迈克尔为她朗读世界文学名著，却在某天突然消失。7年后，成为法学院学生的迈克尔随教授实习旁听审判纳粹战犯时，震惊地发现被告席上坐着汉娜、他昔日热恋至今依然不舍的那个女人，竟然曾是纳粹集中营的女看守。在法庭上，汉娜直言不讳自己在集中营的所作所为，认为那是尽忠职守于她的那份“工作”。但为了掩盖自己文盲的秘密，竟宁愿承认同僚伪造陷害的重罪而被判终身监禁。迈克尔意识到真相，却因复杂的原因内心苦苦挣扎：自己与安娜的关系在年龄上是社会道德禁忌的；自己与纳粹的情人关系对于反思一代的战后德国人是可耻甚至罪恶的；汉娜保守文盲私密的尊严又是值得他作为曾经的爱人所尊重和维护的。所以他选择沉默，却因此而终生郁郁寡欢而失去正常的家庭和爱情生活。汉娜入狱十年后，迈克尔决定自己用磁带录制名著朗读寄给狱中的汉娜。汉娜竟在狱中第二个十年通过艰难地比对书籍学会认字，并能勉强阅读那些名著和犹太幸存者的回忆录，最终学会写简单的书信。扫盲后的汉娜也因此认清了自己的罪孽和不可能被迈克尔再次接受的现实，出狱前自杀谢世。这段交织着爱、罪与时代历史原罪的纠葛，彻底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

电影《朗读者》由德国作家的同名小说改编，2009年获得81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改编剧本，最佳导演，最佳摄影提名；汉娜的扮演者凯特·温斯雷（电影《泰坦尼克号》中的罗斯）获得最佳女主角奖。《朗读者》是原片名 The Reader 的汉语直译，香港译作《读爱》，马来西亚、新加坡、台湾译作《为爱朗读》。

引言：作为叙事密码的文本互涉

本哈德·施林克的小说《朗读者》和斯蒂芬·戴德利导演的同名改编电影内涵丰富。支撑这部作品深层人性解构并且赋予作品广阔解读空间的是其庞大且精密的隐喻系统。

汉娜和迈克尔的隔代性爱关系，隐喻战后德意志民族两代人剪不断理还乱的灵与肉的纠葛。作品试图以汉娜和迈克尔两个独立的人物个体图解战后陷入历史和道德困境的整个德意志民族的矛盾统一体。作品别具匠心地用海德堡这个可爱的、充满古典、浪漫、哲学和科学交织的城市氛围反衬故事中汉娜为代表的纳粹反人类罪行以及汉娜的愚昧麻木无知下“平庸之恶”的残忍。汉娜的文盲，则象征由于不识字造成的文明缺失。另一个重要细节是汉娜的洁癖，作品中多次出现她洗澡的认真以及用力的程度，仿佛是在给年久失去维护的机器除锈，又像是要洗尽自己肌肉深处甚至骨子里的污垢和罪孽。

迈克尔与汉娜之间的“生死朗读”是作品的叙事主线。所以，在整个隐喻系统中，最具厚度的莫过于博学的作者对迈克尔朗读的世界文学名著的精心选择。作品中由迈克尔口头诵读并被汉娜闭目聆听的著作，并非作为“朗读”的道具随意挑选的几本书，而是作为“文本互涉”的高级形态存在。荷马史诗《奥德赛》、契诃夫《带小狗的女人》、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以及马克·吐温《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在《朗读者》中扮演了超越道具的叙事密码角色。它们既是男女主人性格发展命运变化的镜像，照见主人公自己，又是战后德国历史创伤、集体罪责、“平庸之恶”以及两代人精神分裂状态的反射。迈克尔和汉娜在阅读世界名著同时，引领读者和观众走进关于他们自己的故事，以独特的极具时代特色的故事演绎文学永久不朽的主题。

小说原著与电影在对待这些互涉名著的挑选、剪裁与呈现方式上有着深刻的细节差异。施林克的小说依赖德语文字的意识流，铺设了更广阔、带有强烈德意志启蒙反思色彩的经典书单，包括席勒、卡夫卡等；而戴德利导演的电影改编则发挥了视听优势，对书单进行了高度符号化的精简。这种差异不仅体现了文字叙事与视听语言的物理差异，更折射出作家与导演在看待纳粹罪责、文学功能以及救赎可能性等核心命题时不同的哲学思考。在文字与影像的互文里，这些名著不仅再现了作为情欲与道德、个体人性与社会规约的根本冲突的传统主题，还预言了人物命运的终局和根本无解的哲学悖论。

放逐与回归

荷马史诗《奥德赛》是迈克尔少年时代为汉娜朗读的第一部作品，也是在汉娜入狱后为狱中的汉娜寄去的第一部自己朗读的有声读物。

《奥德赛》的核心是放逐与回归，其实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不同视角。特洛伊战争结束后，英雄奥德修斯在海上放逐了十年，历经了独眼巨人、魔女喀耳刻、塞壬女妖等无数恐怖与诱惑，才得以返回故乡伊萨卡，重塑自己的君王身份与家庭归宿。从个体命运来看，汉娜的一生就是奥德修斯式漂流的悲剧变体。作为一个文化上的盲人，智识的缺失使汉娜失去了在现代社会锚定自身道德坐标的能力。她的一生是就是一场放逐：从西门子工厂的流水线“流亡”到纳粹集中营，战争结束后又在不同的城市隐匿流浪。她的生活没有根基，犹如她的灵魂没有寄托，只能在文明的边缘游走。最终，监狱是她躯体的住所，灵魂自赎的起点。

当然，被流放的不仅是汉娜。迈克尔的放逐是精神层面的。两代人都在漂泊，汉娜在罪恶与无知的深渊里飘泊，迈克尔在背叛、愧疚与伦理分裂的痛苦中漂泊。

在施林克的小说原著中，狱中朗读的书单远比电影丰富。迈克尔在寄送《奥德赛》的同时，还寄送了大量的德国本土经典，包括席勒的诗歌、歌德的哲学散文以及卡夫卡的短篇小说。施林克作为一个德国法学家和作家具有强烈的德意志文化寻根意味。原著中的书单是在向世人发问：为什么一个能够诞生席勒、歌德、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叔本华、尼采、马克思、海德格尔和本雅明，崇尚绝对理性的伟大民族，最终会孵化出奥斯威辛的集体疯狂？汉娜在狱中对照原著自学拼写，是对德国古典文化传统的极具讽刺意义的“招魂”。

戴德利导演在电影改编中，果断地裁撤了那些对非德语区观众具有文化壁垒的德国本土作家，将视觉与听觉的焦点纯粹凝聚在荷马的《奥德赛》上。电影通过剪辑，将中年迈克尔在麦克风前字正腔圆的朗读声，与老年汉娜在监狱冰冷微弱的灯光下、用干枯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划过拼音的画面进行交叉剪辑。电影的这种挑选策略，将原著中深奥的德意志民族历史文化反思，成功提炼为一个关于全人类文明启蒙的神话。《奥德赛》不仅衬托汉娜个人的早期的流放，而且直观地呈现了一个被现代文明抛弃的野蛮个体，如何在朗读的牵引下艰难地摸索着走向理性的回归。

奥德修斯在海上的受难是为了回家；汉娜在狱中长达十余年的自学，则是为了摆脱文盲这一践踏尊严的恶魔。这种救赎本身蕴含着巨大的悖论：因为文字不仅带来了启蒙，更带来了对历史罪责的清醒认识，这场漫长的回归最终以自杀的形式终结，完成了自我救赎的艰难历程。

情欲与道德的冲突

无论是小说的白纸黑字，还是电影的幽暗画面，《朗读者》前期的画面与情感基调都是潮湿阴暗的。15岁的少年迈克尔因患猩红热在街头呕吐，得到了36岁的电车检查员汉娜的帮助。这段最初由疾病与照料建立起的联系，迅速在汉娜那间充斥着煤烟味的公寓里，蜕变为一场惊心动魄的肉体与精神的双重越界。在这段不伦之恋的初识阶段，迈克尔在床榻边为汉娜朗读的另一部重要作品，便是俄国作家安东·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带小狗的女人》。

契诃夫的原著着墨于一场发生在雅尔塔度假期间的越界私通。小说主角古罗夫与安娜各自拥有名存实亡、庸俗沉闷的家庭。他们的偶合是对当时俄国资产阶级家庭秩序和道德的公然叛离。这种隐秘、忧郁、无法享受白日阳光的不道德情感轨迹，在《朗读者》中找到了完美的镜像。15岁的中学生与36岁的底层女工，无论在当时的西德法律还是传统伦理中，都是绝对越界的存在。他们为了躲避外界的目光，在汉娜那间宛如孤岛的幽暗公寓里，通过 “洗澡—朗读—性爱” 这一套近乎宗教仪式的行为模式，建立起一个隔绝外界喧嚣的私密伊甸园。

两位女性都涉足了当时社会边缘或不伦的恋情。安娜跨越了婚姻的背叛，与古罗夫在疗养地偷情；汉娜则跨越了年龄与道德的鸿沟，与15岁的少年迈克尔产生忘年恋。

电影《朗读者》充分利用了演员的身体语言，将契诃夫的文本具象化为声音与画面的对比蒙太奇。电影中，迈克尔诵读契诃夫关于雅尔塔海滩不忠的词句时，镜头展示的是汉娜赤裸、健壮却充满沧桑感的背影。小说中，是迈克尔用文字在心灵上观看、欣赏和解构汉娜；而电影里，导演通过让汉娜在穿丝袜、系电车售票员制服腰带等富有仪式感的身体动作中聆听契诃夫。

从互文性的角度分析，施林克在《朗读者》中让迈克尔为汉娜朗读《带小狗的女人》，正是用契诃夫笔下那段“看不到尽头、充满秘密却又真挚”的婚外情，来映照、解构并深化汉娜与迈克尔之间那段同样无法见光、充满宿命感的悲剧爱情。

二战后的德国社会为了迅速从战争废墟中重建，达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政治默契：对刚刚过去的纳粹暴行保持缄默。无数像汉娜一样曾经服务于纳粹国家机器、手上沾满鲜血的普通人，纷纷脱下制服，隐匿在平民的日常生活中，如同一颗颗洗净的螺丝钉重新嵌入战后社会的运转。汉娜对文盲身份的隐藏、对曾经担任集中营看守经历的密封，正如她与迈克尔的地下恋情一样，被严密地包裹在一层不可告人的羞耻与原罪之中。

平庸之恶与历史决定论

当《战争与和平》的文本进入《朗读者》时，它精准地触碰到了战后清算中最具争议的哲学命题——汉娜式的“平庸之恶”。

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探讨普通人在宏大历史车轮下的无力感以及历史的不可控性，表达了一种极端的历史决定论：历史的必然性是由无数普通人的意志和行动交织而成的合力推动的，没人有能力系统性地洞察全局。汉娜则完美地呼应了托尔斯泰笔下那些在战场上盲目射击、冲锋陷阵的普通士兵。她不知道什么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终极狂热，她只是在履行一个“看守”的职责。与《战争与和平》的互涉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哲学反讽：托尔斯泰试图在宏大战争中寻找个体的道德自省与灵魂开悟；而汉娜这个终身聆听这部伟大文本的女人，在现实的历史车轮前，却表现出了最为彻底的道德盲区。

这种历史观直接互文了汉娜和麦克身处的战后德国。《朗读者》借此探讨德国年轻一代如何面对父辈在纳粹时期的“集体罪责”，以及个体在残酷历史机器中沦为齿轮的悲剧性宿命。

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拒绝进行简单的非黑即白的道德评判，而是展现战争中人性的多面与灰色地带。它巧妙地映射了麦克对汉娜交织着爱意与谴责的复杂情感。正如读者无法轻易评判托尔斯泰笔下的历史人物，迈克尔以及读者也无法简单地将汉娜定义为一个纯粹的恶魔或无辜的受害者。

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强调“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是由无数无法自控的个体和必然性推动的，库图佐夫顺应了这种自然规律。汉娜在法庭上的经典辩护——“如果换作是你，你会怎么做？”——正好呼应托尔斯泰的历史观。她只是纳粹官僚机器上的一个齿轮，顺应了当时的“秩序”，缺乏对体制恶的理性反思。

汉娜是一个文盲，她通过听迈克尔朗读《战争与和平》来感知这个世界。在托尔斯泰的笔下，娜塔莎最初也是一个更接近自然、由本能和生命力驱动，而非由理性思辨或理性文本塑造的女性。战争对女性命运的重塑：两人都经历了战争对生活的彻底撕裂。娜塔莎在战争中经历了成长、痛苦与幻灭，最终走向了平静的家庭生活；而汉娜作为战争罪行的参与者与受害者，在集中营的罪恶中走向了无法逃脱的悲剧审判。

迈克尔和皮埃尔都是充满知识分子气质、在时代洪流中不断自我审视和迷茫的男性。皮埃尔在《战争与和平》中不断寻找生命的意义，经历了共济会、战争洗礼、被俘，最终实现精神救赎；迈克尔则一生都在战后德国的“第二代人”罪恶感、对汉娜难以割舍的爱以及法理道德的冲突中挣扎。皮埃尔以近乎局外人的视角审视着俄国贵族社会的虚伪与战争的残酷；迈克尔则作为法律学者，在法庭和录音带中，扮演了汉娜人生的“朗读者”与战后历史的记录者、旁观者。

哈克贝利与迈克尔的异同

在所有被挑选的世界名著中，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在作品中出现的时机最为微妙，其构成的互文关系也最具反讽力量。那是少年迈克尔与汉娜骑自行车去乡间旅行时朗读的作品。在宁静的旅馆房间里，阳光洒在床单上，迈克尔用轻快的语调读着哈克与黑奴吉姆在密西西比河上的流浪故事，汉娜坐在一旁，脸上露出了罕见的、属于少女般的纯真微笑。在教堂里静心聆听孩子们优美圣洁的唱诗，汉娜流泪了。然而，这段充满纯真与审美的温情时刻，却在后续的历史审判中演变为一场最残酷的反向互文。

马克·吐温探讨的核心命题，是哈克贝利的道德觉醒，以及个体的良知与当时美国南方社会奴隶制法律体系、伪善道德之间的冲突。小说中的白人哈克贝利从小接受的是奴隶制社会的教育。体制告诉他，帮助一个逃跑的黑奴是极大的罪恶，死后是要下地狱的。然而，在与黑奴吉姆朝夕相处的过程中，哈克贝利看到了吉姆身上的纯洁与善良。在经历了一场剧烈的内心道德挣扎后，哈克贝利毅然撕毁了那封告密信，说出了那句美国文学史上震撼人心的宣言：“好吧，那就让我下地狱吧！”哈克贝利的道德觉醒代表了朴素人性良知对伪善体制律法的绝对胜利。他宁愿背叛整个社会的文明秩序，宁愿在宗教意义上堕入地狱，也要守护作为个体的人的生命、自由和尊严。

相比之下，迈克尔在法庭上的沉默被合理化为尊重汉娜用谎言死守的自主权与尊严，但这种看似充满绅士风度和法理逻辑的克制，在本质上是一种不作为。

哈克贝利所对抗的，是一个具象且强大的外部体制。他身处美国内战前的南部，面对的是根深蒂固的奴隶制度、虚伪的基督教会以及整个白人社会的集体偏见。哈克贝利的敌人很明确，就在他的木筏之外。而迈克尔面对的，则是人类灵魂深处最痛苦的内部撕裂。作为战后德国的第二代年轻人，他的理智完全认同盟军和现代法治对纳粹罪行的绝对清算，但他的情感却无法割舍对汉娜这个曾是纳粹看守的女性的爱。他不是在和外部的恶魔作斗争，而是在心灵上被历史正义与私人情感反复撕扯，这导致了他的精神瘫痪。

哈克贝利展现的是一种基于本能的自然道德。哈克贝利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这恰恰保护了他没有受到文明社会伪善毒素的污染。他在密西西比河的木筏上，看到的是一个具体的人——一个会哭泣、会关心他、会想念家人的吉姆。哈克贝利的道德是赤裸裸的同理心，它超越了所有的意识形态和时代局限。迈克尔则是一个深受现代法治与启蒙教育熏陶的高级知识分子。他的道德是高度理性化、甚至流于程序正义的。当他向法学教授咨询并得到“应当尊重当事人隐瞒意愿“的答复时，现代文明的逻辑为他的退缩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借口。他用抽象的“尊严”和“自主权”，代替了对汉娜这个陷入绝境之人的直接救助。

哈克贝利下地狱和迈克尔保持沉默的抉择最终导向了完全相反的生命走向。哈克贝利虽然在认知里确定自己失去了上天堂的资格，但他的“下地狱宣言”让他的灵魂获得了彻底的解放。他看穿了文明社会的虚伪，在故事的最后选择“向西部边疆进发”，以一种流浪者的姿态保持了人格的独立与人性的纯洁。而迈克尔的沉默，则让他坠入了长达数十年的精神无期徒刑。法庭上的退缩成了他一生的转折点，在那之后，他的情感世界彻底向内萎缩，婚姻破裂，生活麻木。他后半生二十年如一日地为监狱里的汉娜寄去朗读磁带，这绝不是轻松的爱情表达，而是在用一种近乎苦役的方式，为当年自己在法庭上那场伪装成尊严承诺的懦弱沉默进行漫长的赎罪。

结语：文学作品的魅力

反映二战期间的电影层出不穷，不乏优秀作品。最近这些年有影响的大片包括本文讨论的《朗读者》，还有《利益区域》、《辛德勒的名单》、《拯救大兵瑞恩》、《钢琴家》等。如果把视野打开，还有很多优秀影片，包括《卡萨布兰卡》、《布达佩斯之恋》、《英国病人》、《一个士兵的故事》、《法国组曲》、《黑皮书》、《余战》、《沉静如海》、《禁猎期》、《大限将至》、《永别了，霍夫曼先生》等等。这些电影优秀的原因之一是，战争的残酷性并非以血腥来图解，恰恰是以不见刀光剑影的人性的复杂性充分展示。

而且，文学作品的魅力不仅在于通过一个动人的故事和故事中的人物唤起读者观众的共鸣共情，而且在于提供一个可以拓展的空间任由读者展开想象的翅膀。一部内涵丰富的作品，其丰富性的一部分实际上是由读者观众在阅读欣赏中进一步补充完善的，作品实际上提供读者观众再创作的园地。

一部内涵丰富的作品，把人性的某一个方面表现得透彻，就非常不容易，比如上文提到的《沉静如海》将德法对战的宏大叙事浓缩为一间屋子里的寂静交锋，用德军军官克制的独白与法国少女尊严的沉默，将致命的敌我对立淬炼成极度纯粹、灵魂共振的隐秘之爱，试图用人性和音乐艺术跨越仇恨却无法抗拒“再见”的结局。

《法兰西组曲》将战争废墟聚焦为一座压抑的法兰西小镇，通过一段在刺刀与耻辱夹缝中滋长的、以音乐为唯一语言的克制之爱，用充满张力的视听语言撕开占领区下人性的伪善、自私与高贵，成为反战电影中用个体情感的觉醒来控诉战争残酷、用艺术超越国家仇恨的缩影，结局同样是有情人不能成为眷属。

《余战》将二战末期的双方冲突退化为一间偏远山中小屋的封闭对峙，通过党卫军逃兵与藏匿的犹太女性这两个原本互为加害与受害者在生死边缘的相互救赎，用极具反思性的台词和克制的人性微光，揭示了在战火止息、秩序崩塌时，个体战胜仇恨、克服内疚、重建人道主义的精神力量，结局依然是悲剧性的。

如果一部作品能够通过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同时表现几个相关的人性主题，我以为就是难能可贵的上乘之作。像《朗读者》那样同时解剖极权体制下的“平庸之恶”、“文盲”的畸形愚昧、爱情与道德的冲突、战后德国两代人罪孽反思对人物命运的支配，在思想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上都非常出众。这就是我推崇《朗读者》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