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玉皇楼到四烈乡（连载十五）

长江

第十五章　四烈乡 1951年2月，批复从川南行署转来，再送到庆符县、送到高县。公文封套上盖着红印，内页只有短短几行字，却重逾千钧——批准玉皇乡更名为四烈乡，为纪念征粮剿匪中牺牲的四位革命烈士。贾昌接到批文那天，把文件从头到尾念了三遍。不是不认字，是怕看错一个字。念完第三遍，他把文件平平整整折好，放进抽屉，锁上。然后拿起那支湘妃竹狼毫笔，在县务日志上写下一行字：“玉皇更名四烈，获批。天意人心，俱在此中。”玉皇乡这名字，用了多少年？老一辈也说不清。打从有了玉皇楼，便有了这名号，少说百八十年。百八十年里，这名字底下压着泥菩萨的香火、赶场日的喧闹、乡绅的算盘、穷人的叹息。如今换一个名——用四条命换来的名。消息传回玉皇场，场坝上的人没有欢呼，没有议论，甚至没太多表情。他们默默听着，各自散去。可第二天天没亮，场口黄桷树下多了几束野花，不知谁放的，可每个人都知道是给谁的。更名不是换块牌子。乡公所木牌重刻，公文抬头改，田赋册上地名改，邮路站名改。一件一件改，改了整整一个春天。改到后来，卖干菜的婆婆去赶场，跟人招呼：“走，到四烈乡去。”说完自己愣一下，嘴角却软了。贾昌在高县那边，还惦着另一笔账：四个年轻人埋在向阳坡上，只有四座土坟，连块像样碑都没有。他跟徐更贵商量，跟驻军老兵商量，跟玉皇场周围乡亲商量。大家意思出奇一致：要立碑，要修纪念亭，要让后人晓得这坡上埋着谁。1951年春天起，筹料请匠。新中国刚立，百废待兴，县里每分钱都掰成两半花。可修亭立碑这件事，没人说不该。乡亲凑米、凑大洋，战士从津贴里抠，贾昌也从工资里拿出一部分。数目不大，够买杉木、烧青瓦、请石匠干上一个月。石匠姓周，五十多岁，手上全是锤錾磨出的茧。他看了烈士名单和生卒年月，没多话，只把烟杆在鞋底磕了磕：“我晓得了。”石料用本地青石，硬，色沉，錾子打上去火星四溅。周石匠带徒弟就地开凿，先打毛坯，再一笔一画凿名字。凿名最费工——深浅要一致，转折要干净，不能崩口。山坡上整天响着“叮叮当当”，声浪一路传进场坝。碑上最后刻下四个名字：雍永怀，江苏江浦人，1932年生，高县人民政府第二区区公所工作员；李胜多，河北人，征粮工作队指导员；伍庆忠，也写作武庆中，河南人，工作队队员；刘天顺，机枪手，工作队队员。四人行至玉皇乡征粮剿匪，1950年2月7日遭匪霸突袭，壮烈牺牲。名字后头，跟着籍贯、年龄、牺牲经过。周石匠收最后一錾时，锤子停了停，轻轻补了一锤，把笔画尾巴收圆。他点袋烟，坐碑边抽完，才起身收工具。亭子修在烈士埋骨的山坡上。四角，青瓦白灰，不高，但端正。杉木柱刷了桐油，日光一照泛着温润的光；四角飞檐微微上翘，像四只手伸向天。青瓦一块块手工烧出来，灰里透青，雨不漏、雪不渗。墙面白灰抹平，没有多余雕饰——庄严、朴素，是本分样子。亭子落成是1951年11月。川南初冬，草色泛黄，天却蓝，风也干。玉皇场本地、周围村寨、庆符县城来的人都到了。贾昌穿着洗白了的干部服，胸前口袋里插着那支湘妃竹狼毫笔。亭心立着石碑。四名烈士，笔画深峻。碑文不长，却把事说清：一九五〇年二月七日，征粮剿匪工作队李胜多、雍永怀、伍庆忠、刘天顺四位同志，为保卫新生政权、保护征粮册籍与乡亲，于玉皇场遭匪霸袭击，壮烈牺牲。葬于本坡。一九五一年，玉皇乡改名四烈乡。立亭刻石，以志不朽。四烈乡全体人民敬立　公元一九五一年十一月贾昌伸手摸“雍永怀”三字，指腹顺着錾痕划过去，像认一张熟面孔。卖干菜的婆婆也来了。她不识字，却认得哪一行是雍永怀。她没进亭子，只站在坡上远远看，末了走到四座坟前，每座坟边放一把自家晒的萝卜干——咸的、硬的、经放。她心想：后生们走得急，没顾上带干粮，放把萝卜干，算娘姨辈最后的惦记。徐更贵来了，站亭外看那四个名字，嘴唇动了动，像跟谁说话。驻军老兵来的几个，站得笔直，像还在队列里。风从坡下灌上来，穿过四角亭檐，青瓦上的灰被吹散些。黄桷树落了几片叶，可这回没人怕——亭立了，碑立了，名字刻进石头里。风能吹落叶子，吹不掉石上字。贾昌走出亭子，站坡边往下看。四烈乡——他一时还叫顺嘴“玉皇场”——青石板街在底下铺开，场口黄桷树远远立着，像把撑开的伞。场坝上有人走动、摆摊、吆喝。日子还过，且一天比一天像样子。他想起一年多前那个傍晚，自己坐在县政府屋里，握着狼毫笔想：怎么让后人记住？这会儿他明白了——记住他们的，不只是一份公文、一张登记表。是一座亭，一块碑，一个把名字刻进石头的乡。是婆婆每年冬天晒的萝卜干，是赶场人路过山坡抬起的头，是每个从这儿走出去的娃娃都会听到的故事。那支湘妃竹狼毫笔隔着布料硌着他胸口。他摸了摸笔杆上血色斑点，转身走下山坡。四角亭立在向阳坡上，青瓦白灰，安静端正。亭里石碑上，四个名字在初冬阳光里，一笔一画，清清楚楚。风吹过来，瓦不响，石不语，但名字在。只要名字在，人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