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真实的人还给历史

言和意顺

一个人的一生很长，哪能一段就说完？可以往有些影视作品里，偏偏把人物一段定住了。《伟大的长征》没这么写。它写人，实事求是，该怎样就怎样。

就说博古。

博古（朱刚日尧饰）

过去很多影视作品提到他，大多只讲第五次反“围剿”的惨痛教训，很少有人交代遵义会议之后他怎么样了。不少人以为，交出领导权，他这个人也就退场了。可这部剧告诉我们，事实不是这样。

遵义会议上，他作报告，把失败原因推给敌人太强、白区和各苏区配合不够，不肯认自己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这一点，剧里没替他遮掩。可接下来那一幕，我记住了：会场气氛那么紧，批评一句接着一句，他坐在那儿，一句一句听下来了。会议最后通过决议，他服从。会后他说过一句话：“今后有事，尽管分派我秦博古干。”

一九三五年二月，周恩来找他谈，说中央考虑由张闻天接替他负总责。他听完，当场交出印章，还主动提出，让他和王明约定的联络员潘汉年去共产国际报告，争取国际批准。一个刚被拿掉最高职务的人，交出印章，还替党想着下一步怎么让这件事合法、稳妥。

再往后，懋功会师，张国焘和陈昌浩找上门来，跟他说：遵义会议决议不合法，四方面军不同意，你博古才是共产国际批准的合法总书记。这话的分量，谁都听得出来。可他没接。他站在中央这边，维护党的统一。毛泽东后来评价他：“博古是一个很有原则、很有组织观念的人。”

他后来做宣传工作。长征路上办报，条件差到什么地步？《红星》报全部家当，一台油印机、几筒油墨、几块钢板、几支铅笔、一些毛边纸，装在铁皮箱里，用扁担挑着，跟着部队走。毛边纸用完了，到了藏区，就用印过藏文佛经的纸，翻过来在背面印。就这样一期一期地印，印七八百份，发到各个连队。

一个人犯了错，认了，交了权，还接着干，干得实实在在。这份表现，比一句“知错能改”要重得多。

　　张闻天（吴健饰）

再说张闻天。

过去在许多作品里，他都是“背景板”，就是个站在旁边的人。可遵义会议这场大转折，他是绕不过去的一个人。

会前，他和毛泽东、王稼祥反复商量；会上由他出面，作了一个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这个报告，实际上冲着博古的报告去的。他讲得系统，讲得有条理，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一条一条摆开。后来会议指定起草决议的，也是他。

遵义会议之后，他接替博古，负中央总责。那时候红军只剩三万多人，后头几十万追兵，前面是雪山草地。稳住这个摊子，协调各方，不是件轻松事。

一九四三年他在延安写整风笔记，回顾遵义会议时，写了一句：“这个会议的功绩，当然属于毛泽东同志，我个人不过是一个配角而已。”这话不是客套。他清楚自己在这个转折里做了什么，也清楚这个转折的根本在哪里。

王稼祥（李泓良饰）

王稼祥的戏，多半在一副担架上。

一九三三年四月，他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被敌机炸伤，弹片取不出来，伤口一直不好。长征出发时，他腹部通着管子，被人抬上担架走。一个重伤员，本来打算留在老乡家养伤，是毛泽东他们力争，才让他跟着队伍走。

湘江一战，红军将士伤亡惨重。他和毛泽东都病着，都坐担架。路宽时，两副担架一左一右；路窄时，一前一后；上了大路，并排躺着谈。走一路，谈一路，宿营了住在一处接着谈。

有一晚在一个山村，他躺在一间没门的柴草屋里，毛泽东来了，摸出两支烟，递给他一支。他摆手说，这草屋里不能抽，一旦失火，要成嫌疑犯的。毛泽东笑，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那就都忍着。忍了一会儿，毛泽东说了一句：“烟瘾好过，生病也能挺，可打败仗的心病难治啊。”这话一出口，王稼祥坐起来了。他说，再让李德他们这样指挥下去，可不得了。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部队走到贵州黄平，他和张闻天在一片橘林里休息。他问张闻天：“博古、李德这样指挥下去，能行吗？”张闻天说，考虑再三，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他接了一句：“只有请毛泽东出山，才能挽救红军危局。”后来他对毛泽东说：“到了遵义要开会，要把他们‘轰’下来。”

遵义会议上，他带着伤站起来发言，第一个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还提出把毛泽东增补进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后来多次讲，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说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

一副担架，走了两万五千里。担架上的人，想的是红军的活路。

凯丰（刘岳饰）

凯丰也没被一笔带过。

遵义会议上，他是第一个跳出来反驳毛泽东的：“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毛泽东反问他《孙子兵法》一共几章，他答不上来。会开到最后，他还坚持不肯撤博古、李德的指挥权。

可这个人，转得也快。他后来回忆，经过中央批评，“在很短的时期内就了解了自己的错误”。两个月后，部队在扎西开会，有人点名批评他在遵义会议上的态度，他当场站起来说：批评得对，我接受。

从那以后，长征路上几个紧要关头，他都站在正确路线一边。后来张国焘闹分裂，他的立场也是清楚的。毛泽东评价他，知错改错，不搞阴谋。

写这几个人，我想说的其实是一件事：历史不是非黑即白的剧本。一个人犯了错误，不等于这一辈子就只剩下那个错；一个人有功劳，也不等于他做过的错事就可以不提。评价一个人，不能只截取一段就盖棺定论。

《伟大的长征》最难得的地方，就是把这个分寸守住了。它让我们看见，长征的胜利不是少数几个人的独角戏，是无数人在曲折里反思，在争论里靠近，最后一起把队伍带出了绝境。

回望这段历史，这份公道的史观，对今天也有用。看人看事，少贴几个标签，多问几句为什么，多看看后来怎么样了。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