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兵揽天下：再辨武汉行营那张摆拍照——向邓正兵教授学习求教

不唱歌的刀郎 许一兵

一兵揽天下：再辨武汉行营那张摆拍照——向邓正兵教授学习求教

上篇文章，我围绕日军在武昌旧行营门前欢呼的那张战地照片，做了一番史料辨析，提出三镇逐次陷落的时序思考。文章发出之后，得到江汉大学邓正兵教授悉心指正，三点意见切中要害，让我这个工科出身的文史爱好者深受教育。文史研究，贵在切磋求真，虚心受教，在此把邓教授的观点融入文中，重新梳理，以求更严谨、更贴合史实。

首先是行营名称的厘清，这是我之前最关键的一处疏漏。大众常常把武昌行营、武汉行营混为一谈，二者并不是同一个机构。武昌行营1935年3月设立，同年10月裁撤，原址在武昌旧督军署，也就是今天武昌造船厂一带。而日军拍照的这一处，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武汉行营1936年12月由驻鄂绥靖公署改组而来，最初设在汉口华商街汇通路，1937年4月搬迁至武昌平阅路，也就是今天彭刘杨路，这便是那张争议照片的拍摄地。武汉行营于1938年6月裁撤，到10月日军攻占武昌之时，这里早已是人去楼空，只剩一座保留着旧招牌的空院落。日军选中此地摆拍欢呼，目的就是借“行营”这个华中军政中枢的符号，对外宣传已经攻克武汉指挥核心，制造“大武汉已经全部占领”的舆论假象。照片的宣传属性没有变，但我们要分清，这是武汉行营旧址，不是武昌行营。

第二点，是武汉会战指挥体系的层级问题。我此前行文，把第九战区、武汉卫戍总司令部当成会战最高指挥机构，表述不够严谨。整场武汉会战的最高统帅机关，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由蒋介石统筹全局。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同时兼任武汉卫戍总司令，负责江南及武汉城区守备；江北则是第五战区，由李宗仁主持，各战区都直接听命于军委会。各战区互不隶属，不能理解成统一归陈诚指挥。第九战区、武汉卫戍总部，是武汉城防一线的指挥机构，而不是整场会战的最高顶层。这一层上下级关系，是专业史学者必须分清的地方。

第三，是纪念日惯例的辨析。邓教授点拨，通行说法以10月25日作为武汉沦陷日，有其约定俗成的道理，不必过度纠结。在这里我特别说明：我从来不是要否定10月25日作为武汉沦陷日。让我耿耿于怀、愤愤不平的是，10月25日之后，10月26日，仍然有武汉子弟兵在江岸停车场浴血奋战、壮烈牺牲。关于这场战斗的牺牲人数，目前学界尚有争论，但这场战斗真实发生，是无可否认的史实。这段被很多人忽略的战斗，我后续会在纪录片《英雄城之痛》当中，拿出更多一手史料，完整细致地去讲述。

从史实时序来说：10月25日日军进入汉口，26日占领武昌，27日汉阳失守，到27日三镇才全部陷落，这是地理层面客观的失守顺序。但纪念日的设定，自有它的历史惯例，类似武汉解放日，16日汉口解放，17日武昌、汉阳才解放，我们依然以16日作为解放纪念日；还有南京解放、辛亥革命相关纪念日，也都是选取标志性节点，遵循“取前不取后”的惯例。纪念日是全民记忆符号，和逐城失守的详细时序考证，属于两个层面。我做时序辨析，只是想打捞那些容易被淹没的战斗细节，铭记那些在标志性节点之后，依旧舍命抵抗的江城子弟。

作为一名工科生，我收藏抗战史料、研读这段历史，初衷只是想透过老照片、旧档案，看清历史背后的真相，不被当年日军的宣传材料牵着走。但是个人自学，很容易出现概念混淆、层级不清的硬伤，特别需要专业文史学者指正。邓正兵教授的点拨，帮我把行营建制、指挥链条、纪念日这几个问题打通，让我明白：史料考证既要细究时序，也要懂得历史纪念日的社会意义，二者并不矛盾。

文史探讨，无分高下，以史为据，互学互鉴。一张八十多年前的摆拍照片，背后藏着机构沿革、作战指挥、舆论宣传、纪念传统多重内容。求真之路漫长，我继续学习，也欢迎各位师友持续批评指正。

勘破虚图辨伪真，

沉埋史迹待重询。

吾辈肩担千秋责，

不负江城殉国魂。

一兵揽天下

西安人在武汉 一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