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外高加索三国》连载（7）

书与远方

第四章 精神图腾：宗教发展与信仰遗产

4.1 外高加索宗教演化总脉络

外高加索的宗教版图，是一部层层叠叠的信仰沉积史。从史前的自然崇拜到琐罗亚斯德教的圣火，从基督教的早期传入到伊斯兰教的扩张，再到苏联时期的无神论压制与当代的信仰复兴，每一次宗教浪潮都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三种主要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拜火教——在外高加索交汇共存，形成了独特的宗教拼图，也塑造了三个民族截然不同的精神气质和文化身份。

图4-1 宗教传播路线图参考

上古底色：自然崇拜与拜火教

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前，外高加索的先民信奉的是原始的自然崇拜。高山、河流、火焰、太阳和月亮，都是他们崇拜的对象。大高加索山脉的雪峰被视为神灵的居所，里海的波涛被认为是海神的呼吸，火山和天然气喷发现象则被视为超自然力量的显现。这种自然崇拜的传统，在外高加索的民间信仰和民俗中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即使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传入之后，许多自然崇拜的元素仍然以民间信仰的形式保留了下来。

公元前6世纪左右，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从波斯传入外高加索，成为这一地区占主导地位的宗教。琐罗亚斯德教由古代波斯先知琐罗亚斯德创立，其核心教义是光明与黑暗的二元对立，火是光明和神圣的象征，是阿胡拉·马兹达（智慧之主）的儿子。拜火教徒在火神庙中供奉永恒的圣火，通过火来与神灵沟通。外高加索东部的阿塞拜疆地区，由于丰富的天然气资源形成了自然喷火的奇观，成为拜火教最重要的圣地之一。拜火教在外高加索兴盛了一千多年，直到公元7世纪阿拉伯帝国的扩张和伊斯兰教的传入才逐渐衰落，但拜火教的文化印记——尤其是“火”的象征意义——在阿塞拜疆文化中始终占据着核心地位。

基督教东传与信仰格局初成

公元1世纪，基督教诞生于巴勒斯坦地区后，很快开始向外传播。根据基督教传说，使徒巴多罗买和使徒达太（又称犹大·达太）是最早将基督教传入外高加索的传教士。相传巴多罗买在亚美尼亚传教时被剥皮殉道，达太则在亚美尼亚建立了最早的基督教社区。这些传说虽然难以完全考证，但表明基督教在外高加索的传播可以追溯到使徒时代。

公元4世纪初，基督教在外高加索取得了决定性的突破。公元301年，亚美尼亚国王梯里达底三世正式宣布基督教为亚美尼亚的国教，使亚美尼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将基督教定为国教的国家。大约在同一时期，公元330年代，格鲁吉亚（当时的伊比利亚王国）在圣尼诺的传教下也皈依了基督教，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基督教国家之一。这两个国家的基督教化，奠定了外高加索西部和北部的基督教信仰格局，也使得这一地区成为基督教世界的东方前哨。

基督教传入后，外高加索的基督教社区发展出了独特的神学传统和教会体系。亚美尼亚使徒教会和格鲁吉亚正教会虽然都属于基督教东方教会，但在神学立场、礼仪传统和教会组织上各有特色，与罗马天主教和拜占庭东正教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种独立性使得外高加索的基督教传统在漫长的历史中得以保持自身的特色，没有被其他更大的教会体系所同化。

伊斯兰扩张与信仰版图重构

公元7世纪，阿拉伯帝国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迅速崛起，开始了大规模的对外扩张。公元640年代，阿拉伯军队入侵外高加索，先后征服了波斯萨珊王朝在外高加索的领土，并与拜占庭帝国展开了长期的争夺。阿拉伯帝国的扩张给外高加索的宗教版图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伊斯兰教开始在这一地区传播，尤其是在外高加索东部的阿塞拜疆地区，伊斯兰教逐渐取代了拜火教和基督教，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宗教。

伊斯兰教在外高加索的传播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最初，阿拉伯征服者主要是建立政治统治和征收赋税，并没有强制当地居民改宗伊斯兰教。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伊斯兰教的宗教吸引力、阿拉伯帝国的政治优势以及伊斯兰文化的繁荣，使得越来越多的当地居民皈依了伊斯兰教。到公元11世纪塞尔柱突厥人入侵外高加索时，阿塞拜疆地区已经基本完成了伊斯兰化，突厥人的到来进一步巩固了伊斯兰教在这一地区的地位，并带来了突厥语和突厥文化，形成了今天阿塞拜疆民族的基础。

与阿塞拜疆不同，外高加索西部的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虽然也多次遭受阿拉伯帝国、塞尔柱突厥、蒙古和奥斯曼帝国的入侵和统治，但这两个民族始终坚守着基督教信仰，没有被伊斯兰化。这种坚守一方面是因为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的基督教传统已经深入人心，教会组织完善，能够在异族统治下维持信仰的传承；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两个民族将基督教信仰与民族认同紧密结合在一起，坚守基督教成为维护民族身份的重要方式。这种宗教与民族的紧密绑定，使得外高加索形成了东部伊斯兰、西部基督教的清晰信仰分野，这一分野一直延续到今天。

苏联时期的宗教蛰伏与当代复兴

二十世纪上半叶，苏联的建立给外高加索的宗教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苏联政府推行无神论政策，将宗教视为“人民的鸦片”和旧社会的残余，对各种宗教进行了系统性的压制和打击。大量的教堂、清真寺和修道院被关闭、拆毁或改作他用，神职人员被逮捕、流放或处决，宗教教育被禁止，宗教活动受到严格的限制。在苏联时期，外高加索三国的宗教活动几乎转入地下，宗教信仰成为私人领域的事情，不能在公共生活中表达。

然而，苏联的无神论政策并没有根除外高加索人民的宗教信仰。在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基督教信仰以家庭传承和民间信仰的形式在地下顽强地生存了下来，教堂虽然被关闭，但人们仍然在私下进行祈祷和宗教仪式。在阿塞拜疆，伊斯兰教同样以家庭和社区为单位得以延续，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伊斯兰的信仰和习俗仍然深深地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这种宗教的蛰伏状态，为苏联解体后的信仰复兴奠定了基础。

1991年苏联解体后，外高加索三国都出现了宗教复兴的浪潮。大量被关闭的教堂和清真寺重新开放，新建的宗教建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宗教教育得到恢复，神职人员的培训重新开始，宗教节日成为公共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亚美尼亚，亚美尼亚使徒教会重新成为国家文化和精神生活的核心，教会在社会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在格鲁吉亚，格鲁吉亚正教会的地位迅速提升，教会拥有大量的土地和财产，在教育、文化和社会福利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绝大多数格鲁吉亚人将东正教视为自己的信仰。在阿塞拜疆，伊斯兰教也经历了复兴，但阿塞拜疆政府坚持世俗化原则，对宗教活动进行了一定的规范和管理，防止宗教极端主义的渗透。外高加索的宗教复兴，不仅是信仰层面的回归，更是民族文化认同重建的重要组成部分。

4.2 亚美尼亚：基督教的活化石

在世界基督教的版图上，亚美尼亚是一个独特而珍贵的存在。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将基督教定为国教的国家，亚美尼亚的基督教传统已经延续了一千七百多年，经历了无数次的异族入侵、战争和流离，却始终没有中断。亚美尼亚使徒教会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基督教会之一，其神学传统、礼仪形式和教会组织都保留了早期基督教的许多特征，被誉为“基督教的活化石”。对于亚美尼亚人来说，基督教不仅仅是一种宗教信仰，更是民族身份的核心标志，是这个民族在漫长的苦难历史中得以生存和延续的精神支柱。

公元301年：世界首个基督教国家

公元301年，亚美尼亚国王梯里达底三世在圣格里高利的影响下，正式宣布基督教为亚美尼亚的国教。这一事件在基督教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亚美尼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以基督教为国教的国家，比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大帝颁布《米兰敕令》（公元313年）还要早十二年，比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公元380年）早了近八十年。

图4-2 埃奇米阿津大教堂（来自网络）

圣格里高利是亚美尼亚基督教化的关键人物，被尊为“启蒙者”。相传他出身于亚美尼亚贵族家庭，是波斯帕提亚王室的后裔。他的父亲阿纳克因参与谋杀亚美尼亚国王库思老二世而被处死，格里高利被秘密送往凯撒利亚（今土耳其境内）接受基督教教育。成年后，格里高利回到亚美尼亚，在国王梯里达底三世的宫廷中任职。由于他拒绝向异教女神阿娜希特献祭，被国王投入深坑（Khor Virap）中囚禁了13年。深坑位于今天亚美尼亚的阿尔沙特村附近，是一个深约60米的地下洞穴，据说格里高利在坑中靠一个妇女每天扔下的一块面包存活。

后来，梯里达底三世因迫害基督徒而患上了一种怪病，浑身长满疖子，无人能治。国王的妹妹在梦中得到启示，只有格里高利能够治愈国王。格里高利被从深坑中救出，为国王祈祷，国王果然痊愈。深受震撼的梯里达底三世皈依了基督教，并下令全国皈依基督教，将基督教定为国教。圣格里高利被任命为亚美尼亚的第一任大主教，他在埃奇米阿津建立了亚美尼亚的主教座堂，埃奇米阿津从此成为亚美尼亚使徒教会的总部和精神中心，至今仍是亚美尼亚最重要的宗教圣地。

图4-3 霍尔维拉布修道院（书与远方摄）

亚美尼亚的基督教化不是一个简单的自上而下的命令，而是一个深刻的社会文化变革。随着基督教的传播，亚美尼亚的异教神庙被拆毁或改建为教堂，异教的祭祀仪式被基督教的圣礼所取代，基督教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公元405年，圣梅斯罗布创制了亚美尼亚字母，使得亚美尼亚语得以用文字记录，圣经和宗教文献被翻译成亚美尼亚语，普通民众能够用自己的语言阅读和理解基督教教义，这大大促进了基督教在亚美尼亚的深入传播和文化融合。

亚美尼亚使徒教会：独立的东方教会体系

亚美尼亚使徒教会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基督教会之一，属于东方正统教会的一支，与罗马天主教、拜占庭东正教和新教都有着明显的区别。亚美尼亚使徒教会的最高领袖是全亚美尼亚的大主教（Catholicos of All Armenians），驻锡于埃奇米阿津的圣母大教堂，这一职位已经延续了一千七百多年，现任大主教是加雷金二世。

亚美尼亚使徒教会最显著的神学特征是其“基督一性论”立场。公元451年的迦克墩公会议定义了基督的“神人二性”教义，认为基督同时具有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二性不混合、不改变、不分割、不分离。但亚美尼亚使徒教会拒绝接受迦克墩公会议的决议，坚持认为基督的神性和人性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即“一性”。这一神学立场使得亚美尼亚使徒教会与罗马天主教和拜占庭东正教分道扬镳，成为一个独立的东方教会体系。需要指出的是，亚美尼亚的“基督一性论”与被视为异端的优迪克“一性论”并不相同，亚美尼亚教会强调的是基督神人二性的完美统一，而非否定基督的人性。

在礼仪传统方面，亚美尼亚使徒教会也保留了许多早期基督教的特征。亚美尼亚的礼拜仪式使用古典亚美尼亚语（Grabar），这种语言在日常生活中已经不再使用，但在宗教仪式中仍然保留，类似于天主教中的拉丁语和东正教中的教会斯拉夫语。亚美尼亚教堂的圣坛上使用的是无酵饼（类似于犹太教的逾越节饼），这与其他使用有酵饼的教会不同，反映了亚美尼亚基督教与犹太教传统之间的古老联系。亚美尼亚教会的斋戒制度非常严格，一年中有超过100天的斋戒期，斋戒期间禁止食用肉类、乳制品和蛋类，这种严格的斋戒传统在世界基督教中也是非常罕见的。

亚美尼亚使徒教会在亚美尼亚民族的历史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漫长的异族统治时期，当亚美尼亚失去了国家主权和政治独立时，教会成为了亚美尼亚民族身份的守护者和文化传承的核心机构。教会不仅负责宗教事务，还承担了教育、文化、慈善和社会福利的功能，教会学校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亚美尼亚知识分子，修道院成为了抄写和保存亚美尼亚文献的文化中心。即使在1915年至1917年的亚美尼亚大屠杀期间，教会也在保护幸存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记录历史真相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亚美尼亚使徒教会仍然是亚美尼亚社会中最受尊敬和最有影响力的机构之一，教会在教育、文化和社会福利领域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亚拉腊山：民族精神坐标

如果说埃奇米阿津是亚美尼亚的宗教中心，那么亚拉腊山就是亚美尼亚的精神坐标。亚拉腊山位于今天土耳其的东部，海拔5137米，是土耳其的最高峰，山顶终年积雪，在天气晴朗时从埃里温的许多地方都能远眺到它雄伟的身影。虽然亚拉腊山今天不在亚美尼亚的领土之内，但它在亚美尼亚文化和民族认同中的地位，是任何其他地理标志都无法替代的。

图4-5 亚拉腊山雪峰（图片来自网络）

亚拉腊山与亚美尼亚的联系，首先源于诺亚方舟的传说。根据《圣经·创世记》的记载，大洪水退去后，诺亚方舟停靠在“亚拉腊山”上，诺亚和他的家人走出方舟，在山上筑坛献祭，成为新世界的第一代人类。亚美尼亚人自认为是诺亚的后代，相传诺亚的儿子雅弗的后裔就是亚美尼亚人的祖先，亚拉腊山因此被视为亚美尼亚民族的发源地和精神家园。在亚美尼亚的传统文化中，亚拉腊山是一座圣山，是神灵与人类沟通的桥梁，是亚美尼亚民族永恒的守护者。

亚拉腊山在亚美尼亚艺术和文学中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从中世纪的手抄本插画到现代的绘画和摄影，从古老的民歌到当代的诗歌和小说，亚拉腊山的形象无处不在。亚美尼亚的国徽上，亚拉腊山占据了中心位置，诺亚方舟停靠在山顶，这个图案无声地诉说着这个民族与亚拉腊山之间的血脉联系。在埃里温的许多建筑和公共空间中，都能看到亚拉腊山的形象和图案，这座山已经成为亚美尼亚城市景观和文化符号的核心元素。

图4-6 宗教符号亚美尼亚十字

然而，亚拉腊山对亚美尼亚人来说，不仅是骄傲和荣耀的象征，也是伤痛和失落的记忆。历史上，亚拉腊山所在的地区曾是亚美尼亚王国的核心区域。但随着奥斯曼帝国的扩张和1915年的亚美尼亚大屠杀，这一地区的亚美尼亚人被驱逐和屠杀，亚拉腊山最终被纳入土耳其的领土，成为亚美尼亚人心中永远的“失土”。今天，当亚美尼亚人从埃里温远眺亚拉腊山的雪峰时，心中涌动的不仅是对民族起源的自豪，更是对失去故土的深切伤痛和对历史记忆的执着坚守。亚拉腊山因此成为了亚美尼亚民族精神的双重象征——既是文明起源的荣耀，也是历史创伤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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